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一、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会职业道德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李辉^[1]（2020）在《新时代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研究》文中认为职业理想是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想在职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职业理想是职业实践的方向盘和指南针,任何职业生活都需要职业理想。教师职业肩负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特殊使命,更需要树立崇高的教师职业理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崇尚师德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历代教育家也均执着追求着“师范端严,学明德尊”的个人修养和教育境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和教师职业理想问题,并将教师职业理想教育置于教师培养的核心地位。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也激励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简洁概括激励着广大人民教师实现从世俗生活到精神自由、从个人价值到使命担当的发展跨越,为我国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及师范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为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主力军,他们只有拥有崇高教师职业理想,才能形成可贵的师范气质和深厚教师情怀,才能调动起奉献教育事业的职业热情和奋斗意志。职业理想教育是高校师范生理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范生职业理想培育的坚实保障。因此,对标“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整体要求,积极关注并研究新时代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问题对师范生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以“新时代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的内涵及功能进行了阐释,明确了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及马克思主义职业观为理论指导,并借鉴了西方职业发展理论相关研究测量工具。同时,对新时代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的意义和要求进行了分析: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关乎新时代我国教育强国战略及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关乎新时代师范院校立德树人工作以及师范专业改革工作的成效;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整体要求成为新时代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的目标指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借鉴心理学研究方法编制了《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问卷》及《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并使用上述两个自编问卷进行了相关测量和调查,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的主体差异、积极方面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剖析了当前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存在的“实施原则存在偏差”“内容体系有待完善”“路径依赖问题凸显”“合力结构尚未形成”等问题,并从学校、学生、国家及社会四方面分析了上述问题的成因。结合前期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对新时代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的思路与举措进行了重点研究:一是在实施原则的调试方面,提出要遵循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协调、理论指导与实践熏陶相结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融合、专业教育与全方位教育相统一等原则;二是在内容体系建构方面,建议内容体系应涵盖政治信仰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教师职业认知教育、教师职业认同教育、教师职业情感教育以及教师从教信念教育等五个方面;三是在实践举措探索方面,梳理了以讲授、体验、榜样、环境和自我为核心的“五维”培育路径以及探索了构建“向师型”师范生课程体系、发挥以“实习支教”为核心的实践教育优势、发挥“榜样力量”的启迪与激励影响、彰显“师范教育”特质文化环境的熏陶作用、激发高校师范生主体意识及自我教育积极性等对策。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完善高校师范生的“录取与退出机制”“效果评价机制”“国家支持机制”“社会引导机制”以及“家庭干预机制”等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支持机制的思路。其中,第一章“理论概述”是研究起点和基础;第二章“意义与要求”是研究的方向和指引;第三章“现状实证分析”和第四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是研究难点和切入点;第五章“思路与举措”是研究重点和落脚点。

汪莙霞^[2]（2020）在《敬业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培育敬业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深入研究敬业价值观及其培育问题既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职业思想,深化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爱岗敬业的良好氛围,促进个体自身全面发展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早日实现。文章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理路,运用文献梳理、理论联系实际和系统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梳理敬业价值观的理论资源,明确其在当代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吸收和借鉴中西方优秀敬业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个体对敬业的内涵、实质、培育过程和培育途径等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实质是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对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期望、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敬业价值观的培育过程可以分为敬业认知的形成、从敬业认知到敬业行为转化动力的增强、敬业行为的落实三个阶段。以上内容从整体上回答了敬业价值观培育“是什么”的问题。其次,从敬业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切入,认为多元文化冲击导致劳动价值贬低、宣传方式偏差导致宣传效果不佳、敬业认知错位导致工作态度消极,由此造成敬业认知的缺失;国家法制体系综合性偏差、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公正性偏差、国民教育体系平衡性偏差导致从敬业认知到敬业行为转化动力的缺失;主体素质与社会需求不一致、敬业认知与敬业行为不一致、示范效应不明显导致敬业行为的缺失,即全面分析了“为什么”培育敬业价值观的问题。最后,探究了敬业价值观培育的路径,即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其一,应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道德软约束与法律硬规范相统一、精神激励与物质驱动相统一、外部培育与内部自觉相统一等培育原则。其二,应通过坚持正确价值引领、加强敬业文化培育、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等方式促进敬业认知提升;通过完善法规体系、优化分配制度、健全激励机制、转变管理模式等途径健全转化动力机制;通过坚持忠于职守、追求精益求精、勇于改革创新、争当先进典型等措施确保敬业行为落实。培育敬业价值观,使其真正深入人心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深刻把握敬业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形成过程和培育原则,分析其在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知、情、意、行多个角度,层层深入,使其最终从认知转变为行为,在社会上形成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

高晓霞^[3]（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周颜玲^[4]（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刘旭^[5]（20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单一的物质满足到文化、安全、居住、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成为指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理想、目标和准则。话语是人的实践过程中,为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而产生的物质载体,充当信息交流的媒介,话语在价值观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核心价值观话语主体所掌握的话语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环境问题、贫富不均等,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图推行话语霸权,鼓吹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传播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正确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形象,构筑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其次,价值观话语是人的精神需要的表达方式。新时代人民不再局限于物质生活的富足,更需要追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符合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与国家的奋斗目标、社会的价值旨归与个人的价值准则相映成趣。此外丰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话语内容,还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从生产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与核心价值观指向一致的新词汇、新表达、新故事。再次,全媒体时代,多种传播媒介融合深度发展,共同创新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载体。灵活运用传统媒体、电子媒体、新兴媒体,发挥深度、准度、广度、速度的话语特点,搭建传媒平台,培养传媒人才。自媒体、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也应当成为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全新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多领域的有机整体,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方法等构成要素,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角度和学科背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并运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话语体系。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为内容,在全媒体上采用话语释义、转化、认同等话语方法,向话语受众交流、传播、教育,以扩大影响力、传播力、意识形态领导力为效果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处事准则,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话语体系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方法、话语效果六个构成要素。第二,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和思想宣传方法论奠定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成为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话语体系的文化积淀。第三,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首先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方面建设话语主体;其次培养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党员干部受众、学生受众和群众受众;再次,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学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阐发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复次,全媒体时代,运用传统媒体、电子媒体、新兴媒体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载体,扬长避短相得益彰。最后创新核心价值观话语方法。话语释义方法,运用解释方法、修辞方法、叙事方法,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得通俗易懂;话语转化方法,将宣教话语与传播话语、理论与实践话语、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相互转化,实现话语主体间相互交融、多向参与;话语践行方法,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真正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目标。第四,从实践出发,以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设现状为课题,总结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针对既存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直面挑战,为构建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探寻机遇。第五,确立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策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夯实人民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扣新时代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价值观话语表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价值观共识;加深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学术话语体系;加强党对话语体系建设的领导地位,确保话语体系的政治方向。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全面、系统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人的价值理论和话语生产传播规律;既有利于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树立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又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与精神信仰,传播中国价值,践行中国价值。

徐晓滢^[6]（2019）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文化软实力之魂”、“寻求最大公约数”等词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做出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的战略要求。青年兴则国家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出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要求。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是培育和践行的实效结果,认知度则是培育和践行的逻辑起点。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跨学科相关理论资源作为理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的概念,明确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的本质内涵,用四大认知深度、四大认知广度构建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的内在机理,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路径方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研究和实践培育提供指导和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为培养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奠定基础、提供助力。本研究遵循“学理依据——内在机理——提升策略”的逻辑理路,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着眼学理依据。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和跨学科相关理论资源等方面探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提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奠定整个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归本质内容。通过理清认知度与认识、认同、内化,及其与价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的基本内涵和内在规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把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本质特征归纳为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的相互转化、理论认知与实践认知的相互转化、个体需要与社会要求的相互转化、实在性价值与规范性价值的相互转化等;从内在动力和支撑手段等两方面入手,构建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的三维架构模型。第三部分,进行纵向延伸。以认知深度为切入点,通过基于感知运动的经验认知深度、基于个体层面的自我认知深度、基于集体层面的社会认知深度和基于整体层面的国家认知深度的阐释和解析,展现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的纵向脉络,力求全面而准确地把认知度的纵向深化与培育和践行的总体目标相融合,完成认知度的纵向坐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论证。第四部分,完成横向扩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为指导,以认知广度为切入点,沿着理论探索、实践深化、目标追寻和个性衍生的脉络,勾勒出基于理论发展层面的认知广度、基于社会发展层面的认知广度、基于国家发展层面的认知广度和基于人类发展层面的认知广度为点位的横向坐标。第五部分,提供实践参考。以提升认知度的建构能力为切入点,从提升实质、提升目标、提升策略等方面加以论述,提出自我体悟、共识深化和认知运用等有效策略,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形成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打下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理论基础。总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对于正处于价值形成和发展阶段的大学生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时代特征,遵循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遵循教育规律,密切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准确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不断深化本质内涵,注重机制完善,为切实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李彤彤^[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历史演进与现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高校本科会计教育是会计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长期为我国经济发展输送许多优秀的会计行业精英,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光辉成就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本科会计专业培养计划在本科会计教育中的作用是基础性、核心性的,它对高校会计本科会计教育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会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本论文选题因此具有了较为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分为导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导论部分概述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正文部分,首先,界定了会计本科教育以及培养计划等基本概念,阐述了基础理论。其次回顾了改革开放后我国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的变化历程,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探索发展时期、市场深化发展时期以及大众化国际化发展时期,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在会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方面的不同特征。从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会计理论、全球化浪潮及社会供求等五个角度总结了我国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的规律。再次论文详细分析了我国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培养目标方面存在定位高且同质化明显、强调技术忽略职业导向及职业道德、培养“现成的”而非“未来的”会计人才以及培养目标与社会脱节等问题;课程体系建设存在通识教育课程结构的不合理,任意选修课的设置比例过低,“互联网+”时代下信息化课程的滞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课程设置缺陷,以及会计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实践课程与职业道德培养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与职业需要等问题。最后为我国高校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的改革提供政策指导性参考建议。针对我国高校会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优化,提出五大原则:突出自身特点与层次性的差异化目标定位、强化社会主义职业导向与道德观念、塑造“互联网+”时代“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全球化时代国际视野与“本位主义”结合以及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前瞻性原则。针对我国高校会计本科课程体系的优化,提出了重塑通识教育课程结构,整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课程内容,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构建信息化课程体系,结合高校特色融入国际化课程,基于社会需求与职业导向性开展实践教学等建议。最后一个部分是论文的总结,阐述研究创新,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本文采用以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文献中本科会计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稀缺、系统性不突出的这一不足。

徐辉^[8]（2019）在《基于绩效导向的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之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务员是施政的主体,是保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中坚力量,其职业价值取向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作为公务员队伍的主要生力军,青年公务员的职业价值取向对于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现代化绩效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加强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的研究与培育,增进青年公务员与组织间的心理契约契合度,强化敬业精神和敬业价值观,对新时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青年干部队伍、深入推进治理现代化、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职业价值取向是绩效水平的重要影响作用因素之一。研究表明,青年公务员的职业价值取向对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组织绩效、个体绩效都有着交互影响作用。青年公务员存在职业价值取向4维度与绩效3维度理论结构模型,对两者关系有明显调节作用的两大主要因素为心理契约（2维度）与敬业度（3维度）,在心理契约和敬业度调节作用下的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与绩效呈多向回归与双向调节关系特点。在分析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与绩效影响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比对考量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绩效、心理契约、敬业度间的问题特征,发现当前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培育存在组织引导“五化”严重、个体发展“五观”弱化、环境培育“六隅”销蚀等原因。文章在对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对绩效的影响作用关系、问题特征、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根据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接受机理与培育原则,从思想路径、教育路径、管理路径、环境路径等四个方面全面引导和加强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培育与引导,提升青年公务员工作绩效,以有效提升政府整体绩效水平。文章以青年公务员绩效导向为研究视角,围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设想并验证了在心理契约与敬业度调节作用下的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与绩效的理论关系模型,以绩效提升方向为优化引导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的养成路径提出对策性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当前职业价值取向与绩效关系研究的不足,填补绩效视域下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的研究空白,并为组织从职业价值取向角度提升工作绩效提供新的借鉴参考,有助于促进青年公务员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职业价值取向与绩效的内在辩证统一,推动青年公务员更好地为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贡献。

王艳杰^[9]（201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价值观作为一定历史发展时期的主客体关系的反映,为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社会自发或自觉的拥有。人的主体性存在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作为人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总是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价值观的多元更加凸显,然而,在多元化价值观的格局中,总有一种价值观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从社会发展实践来说,人类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在每一个社会形态,或者每一个特定社会制度下,主体总是持续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而在这种实践活动下,主体也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价值的角度对实践活动下的客体进行评价。因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从而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是多元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客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作为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主体的实践行为。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愈演愈烈,成为国家、民族之间竞争的重要策略,因而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观,其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党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已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层面,这一发展过程,说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真理层面而发展到价值层面,真正实现了真理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的统一。科学认知是正确实践的前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层面的科学认识必然要求积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必然要坚持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以及理性思考和评判当今社会存在的多元价值观。只有建立在这种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思维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才能真正适应并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本论文共分为五部分:引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框架（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功能定位（第二章）;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认知的历史脉络（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问题（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第五章）。引言:本章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是问题的提出,介绍了选题的由来和研究的意义;第二节是国内外关于价值观研究的综述;第三节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节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框架。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介绍价值、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价值观建设的相关范畴的内涵;第二节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特点的论述;第三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规律的归纳。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功能定位。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改革开放的软实力;第二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器;第三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国梦的源动力。第三章: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认知的历史脉络。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价值观的初步探索;第二节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第三节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问题。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不同社会形态价值观的挑战;第二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认知挑战;第三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指导思想;第二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理论路径;第三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践行的实践路径。

祝叶飞^[10]（2015）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演进、经验和改革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整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然而,在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看到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突出问题。一些领域诚信缺失、丧失道德底线,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以权谋私、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当代社会正处于深刻地转型中,人们不禁发问,难道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道德的“滑坡”为代价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否还应该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我们党的道德教育哪些地方存在问题?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改革发展的对策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这一课题,分为三个部分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是如何演进的、这种演进带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什么、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发展的改革对策是什么。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围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是如何演进的问题。论文在研究和综述了学术界目前关于道德教育与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等主要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道德、思想及思想道德等相关概念,概括了道德教育的概念及过程方法等,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功能作用及其历史必然性等基本问题。论文以改革开放为起点,通过纵向的角度,将我们党道德教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全面分析了这三个时期的主要历史背景,概括了三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总结出了三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道德教育演进发展的主要特点。论文回应了人们对新时期道德教育成效的现实关切,指出了人们关于道德教育成效评价争议的实质是道德评价标准不同问题,提出了正确认识道德教育成效的方法。论文的第二部分是第四章,主要围绕新时期我们党道德教育演进的经验启示是什么的问题。在深刻把握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我们党道德教育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我们党道德教育演进发展中坚持道德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辩证统一的三条基本经验,初步概括出了我们党在道德教育发展中坚持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相结合、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相结合、个体修养与制度规范相结合的三大理论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发展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价值导向、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接地气与重实效的三条基本原则。论文的第三部分是第五章,主要围绕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发展的改革对策是什么这一问题。探讨当前提升我们党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改革对策问题,这是本论文的重要实践使命。论文在分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道德教育面临新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道德教育上要坚持在道德批判的基础上重点加强道德建设。论文指出,在一元与多元并存、价值观念多样多变的当代中国,我们党应当注重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新风有机结合,注重法律和道德的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的相得益彰,发挥“大数据”和新媒体的支撑作用,以便更好提升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论文最后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引领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改革发展。通过选取上海三个典型社区为对象,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提出了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对策思考。

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会职业道德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会职业道德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敬业价值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历史演进与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绩效导向的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演进、经验和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会职业道德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我国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研究[D]. 李辉.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敬业价值观培育研究[D]. 汪莙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研究[D]. 刘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研究[D]. 徐晓滢.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本科会计教育培养计划历史演进与现状研究[D]. 李彤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8]基于绩效导向的青年公务员职业价值取向研究[D]. 徐辉.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D]. 王艳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演进、经验和改革研究[D]. 祝叶飞.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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