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

一、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毛亚群^[1]（2021）在《陶渊明诗文民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古宏韬^[2]（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王千平^[3]（2020）在《周履靖唱和诗词集研究》文中指出周履靖（1542-1625）是晚明着名的山人隐士。嘉靖四十年（1561）放弃科举后,他隐居在浙江嘉兴鸳鸯湖畔的白苎村,直至去世。周履靖善书法,喜交游,一生着述颇丰,在隆万年间名声亦广。通过对主要目录学着作及方志文献的挖掘,可知周履靖创作的唱和诗词集有二十余种,现今可看到的有《古今宫闺诗》《狂夫酒语》《青莲觞咏》《五柳赓歌》《毛公坛倡和诗》《千片雪》《鸳湖倡和稿》《香山酒颂》《唐宋元明酒词》《群仙降乩语》凡十种。周履靖创作的追和诗词集有《古今宫闺诗》《狂夫酒语》《青莲觞咏》《五柳赓歌》《毛公坛倡和诗》《千片雪》《鸳湖倡和稿》《香山酒颂》《唐宋元明酒词》九种,在整个文学史中无出其右者。周履靖热衷追和的行为背后,一方面深受明代文学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晚明山人热衷以诗文进行社交、标榜自我的体现。同时,追和隐士前贤是周履靖表达隐逸心性、塑造隐士形象的需要,也是他在诗学宗尚的指引下自觉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周履靖的追和作品多为亦步亦趋之作,追求形与意的高度契合,但他善于将原作的典故、句型等要素进行变换,同时自我痕迹的融入以及比喻手法的使用,使得和作在模拟承袭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别出心裁的意味。周履靖在和作中亦尝试通过代言体的运用,来达到惟妙惟肖的追和效果。但周履靖没有将自己完全视为古人的附庸,他在追和作品中也时常表现自己不慕富贵、热衷山林、耽于诗酒的隐逸品格。周履靖的和作与原作相比主要体现在气度的狭小以及缺乏社会现实的支撑,但亦有一些融情于物、形神兼备的佳作。《群仙降乩语》是由周履靖举行的两场扶乩活动引发唱和而形成的一部诗集,其中对乩仙下凡降诗的描写为此集增添了灵异玄幻色彩。从晚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此集反映出明代道教的世俗化倾向以及人们对凭借文学造诣可成仙这一成仙标准的想象,也反映出晚明时期文人逃避现实、以文相娱的心态。从诗集内容来看,此集无论从具体文本形成,还是文本的传播,抑或是文本的主题内容都显示出周履靖试图以此集来扬名的功利心态。周履靖创作的唱和诗词集首先为后世读者展现了一幅完整的隐逸生活图景,也体现出与周履靖的其他作品互通融合的特点;其次对于被和者来说,周履靖的追和行为也是他们在后世被接受和传播的过程;最后通过这些唱和作品可以得见晚明文学以及晚明士人风气之一角。

苏丽霞^[4]（2020）在《唐诗中的壶意象研究》文中指出意象研究历来是唐诗研究的热点,虽然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意象已经得到学术界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仍有一些颇具意涵的意象尚未受到关注,比如壶意象。壶是古代先民创造的重要生活器具,一直延续至今使用,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制、材质以及功能意义都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在经济极为繁盛的唐代,壶迎来了新的变革。壶本是一种生活器具,但在唐诗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唐代不同类型壶器物的风貌特征,唐代文人也借壶吐露内心情感,同时壶与道教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唐诗中的壶意象,通过对诗中壶意象的深入分析,探讨其丰富的文学文化意蕴。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整体把握唐诗中壶意象的书写情况并对其进行类别划分,根据诗中所涉及到的壶的种类,可以将壶意象分为三大类:一是表示基本的盛器意义的壶意象,二是作为计时器的壶意象,即漏壶,三是作为娱乐器具的壶意象,即投壶,然后结合唐诗分别展现诗人笔下不同壶意象的书写内容,其中重点表现了壶的盛饮功用、漏壶的使用以及漏壶中的文人情思、唐代投壶的功能特点等内容,由此可以反映出唐诗中壶意象书写内容的丰富。第二章选取唐诗中书写最多的酒壶意象进行个案研究。首先是通过唐诗中的酒壶描写展现唐代酒壶的功能、形制以及质地;然后从诗歌艺术角度出发,通过“壶觞”与“壶浆”意象突显酒壶的独特意义以及它的普世性和实用性。此外,诗中其他艺术形式的酒壶意象也寄托了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或是离愁别绪,或是闲情逸趣,都倾注于一壶之中;最后再结合文人活动,展现酒壶中散发的文人气息。第三章主要分析唐诗中“玉壶”意象,“玉壶”是壶意象中较为独特的一类,它有着多种意涵,而本章主要是围绕其中的“玉壶冰”内容展开分析:一是追溯诗歌中“玉壶冰”意象,它发端于鲍照的“清如玉壶冰”,用来比喻高洁的人品,这在唐人笔下开始频繁使用;二是解读唐诗中“玉壶冰”的喻义,“玉壶冰”在唐人笔下已得到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其意涵也由最初对人品的评价引申到对他人政治活动、诗才、人才、家世等的评价,情感色彩也由褒义到贬义。第四章重点探讨唐诗“壶中”意象的文化意蕴,主要围绕道教文化内涵和宇宙空间意蕴这两方面展开论述,道教文化内涵具体由“壶中”的道教仙境意识和长生观念来体现;而宇宙空间意蕴具体又通过唐代园林艺术展开,“壶中”蕴含的空间观对唐代及之后园林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壶中天地”成为中唐以来园林构造的基本空间原则,“壶中天地”境界也成为士人园林最普遍的艺术追求。

王长松^[5]（2020）在《南齐逸士顾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顾欢是南朝着名隐士,跨宋齐两朝,着作丰富。本文通过分析顾欢存世着作研究其思想,并以此反映南朝社会发展状况。第一章论述顾欢生平和身份。顾欢是兼综儒道、精通玄理的隐士,交往之人也多崇道。本文考证,顾欢生于420-427年间,卒于483-490年间。正史关于顾欢记载较少,与撰史者沈约、萧子显的政治献媚不无关联。顾欢所作《三名论》,弥补了钟会《四本论》的缺陷,创新了才性论题的辩论形式。分析顾欢临终赋诗,他的隐逸之志及文学风格或受陶渊明影响,契合渊明之“新自然说”,是对南朝士人自然与名教并重的反映。第二章阐释《夷夏论》创作背景、主要思想及性质。《夷夏论》的核心思想是卫儒排佛,排佛是手段,卫护儒道才是实质。顾欢反佛,以儒家伦理为阵地,以道教的宗教形态为辅助。他承认佛教义理优势,反对佛教教规教俗,反映了时人对文化冲突的思考,也折射出南朝社会多种思想文化融合的特色。影响顾欢写作《夷夏论》的,除三教论衡的时代背景,还包括葛洪《抱朴子内篇》、社会清谈风尚、刘宋白黑之争等诸多因素。《夷夏论》之争实质是一场文化论辩。南朝反佛护佛之辩的性质非中外文化对峙,而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分歧。第三章解析顾欢注解《老子》的思想。今存《老子》顾注非顾欢《治纲》文,可能为顾欢《老子义疏》文。《道德真经注疏》、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和敦煌残本中的顾注都是研究顾欢解老的重要材料,这三种顾注体现的思想呈高度一致,互有连通。顾欢解老遵循《老子》本旨,但冲破了哲学局限,与社会实际结合,最重要的就是将儒家伦理与道家哲学融汇,诠释《老子》哲学的现实性,富有实践意义。他的解老思想还受佛道两教影响,对佛、道理论皆有运用,但影响并不深,仅是零星体现。一言以蔽,顾欢依儒论道、以道辅儒,把老庄哲学注入社会教化。第四章探究顾欢所撰《真迹经》的相关问题,并作辑佚与辨疑。顾欢在世时《真迹经》即已成书,辑佚发现,其佚文几乎没有超出今本《无上秘要》引文,据此推测《真迹经》在唐以前就已亡佚。经考辨,《道迹灵仙记》《上清源统经目注序》皆非顾欢《真迹经》文,《道迹灵仙记》晚于《真诰》且可能取自《真诘》。本文考证,今存《道迹经》非顾欢《真迹》文,其出世早于《真迹》,亦属早期上清经,当为晋宋之际道教造经热潮的产物。《真迹》是对早期上清经的整理和创新,《真诰》与《真迹》是部分继承、大量改造的关系,这反映出陶弘景与顾欢的道教思想分歧,揭示了早期上清派造经理念矛盾重重的现实。顾欢道教思想可能受葛洪影响,他的造经风格,以及他和陶弘景的访经行动可能受到《抱朴子内篇》启发。顾欢虽为隐士,却非消极避世者,无论从其给齐高帝的上表,还是他的存世着作,都能看到其思想受南朝社会现实影响的痕迹。顾欢的着作体现了南朝儒释道交融的思想特色,是三教合流的预兆。

黄玉^[6]（2020）在《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典园林与生活密不可分,使历代书籍都对园林有着丰富的记载。而六朝时期士人园林的出现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史的重要转折点,是后代园林审美范式的基础。本篇论文正是抓住六朝园林这一特征,从六朝士人园林诗切入,系统地梳理出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过程。笔者不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分析,而是将视线扩大到整个六朝园林诗中,从更宏观的角度评析诗歌全貌。论文主体共四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是对六朝时间段和士人园林、园林诗概念的界定;整理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探讨论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从六朝时期文化背景切入。首先以客观的社会思想基础开头,分析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思想土壤,即阐述玄与儒、佛与道在六朝的发展过程,并同时分析其对园林诗创作的影响;接着从主观的六朝士人“文化园林观”着眼,论述在士人园林中,关于家国观、雅俗观和地域观三个矛盾性思维的体现和解决过程。这不仅解释了六朝士人产生“园林情结”原因,也呈现出六朝园林诗人的思想渊薮。第二章主要从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入手。第一节探讨六朝士人园林对园林诗创作的影响,士人园林的筑造、园景四要素、宴席观览和园林的荒废成为园林诗的诗歌内容主题;六朝以闲散为主调的园居心态造就了清朗的诗风,士人的玩物审美又使园林诗带有游戏性的语言和娱乐性体式;并且园林诗在园林中反映出记录生活、唱和交际和娱乐三个功能。第二节以园林诗与六朝士人园林的互动出发,论述士人将园林景观入诗成为寄托诗人情感的诗歌意象,而这些意象又成为典型的园林景观并与园林诗形成并存关系;意象的有机组合形成意境,六朝的诗歌创作热潮使士人们有意识地进行诗歌意境的营造,并实践于构园活动中,在六朝“尚清”意识的主导下,诗境与园境在营造手法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之处,这推动了写意园林的诞生。第三章主要从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着眼,以此总结士人园林诗的文本地位。首先在园林诗的文学价值上,介绍了园林诗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和体式风格的丰富。接着在园林诗的文献价值上,除了对构园历史的记载,诗歌中还反映出士人的生活状态、乐园心态、仕宦生涯乃至性别观念。最后以士人园林诗的影响结尾,通过唐及以后的代表园林诗人的举例和诗中“中隐”思想的延续,展现出六朝士人园林诗对后世的渗透性作用。通过本篇论文,可以从六朝诗歌中了解到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之间的互通互融关系,士人园林由此逐渐抽象成为一个蕴含文人文化艺术体系的象征。通过六朝士人园林诗,不仅能了解六朝士人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隐逸文化,也能认识到园林诗本身的文学价值,从而表明园林文学研究的必要性。

武晨明^[7]（2020）在《仇英《桃花源图》研究》文中认为仇英的《桃花源图》中,图像与技法的巧妙结合所营造出的效果十分独特,耐人寻味;其中所体现出的桃源幻境,可分为仙凡交界之处和隐匿之处两种。笔者通过考据仇英《桃花源图》的蓝本来源,分析仇英借用了赵伯驹《桃花源图》的布局方式并运用晋、唐和宋代的绘画技法完成此图,此图与仇英本人所作另外几幅名称、内容和形式类似的画作亦有联系。笔者通过对“桃花源图”发展脉络的梳理,将此画置于“桃花源图”的发展历史中,由明前至清纵观之,发现此图竟于其间起到承上启下之作用——仇氏“桃花源图”不仅在明代引发“桃花源图”的热潮,清代的宫廷画家、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所创作的“桃花源图”也多受仇英之作的影响。观明代画家的生存环境,皇权之专制、苛政之残酷,致文人无意入仕,转而寻求“归隐”之所,是为“桃花源图”产生的根本原因;文人创作的隐逸倾向是“桃花源图”流行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桃花源”文本的传播,使世人熟识“桃花源”并不断丰富对“桃花源”的理解,是“桃花源图”得以被推崇、大量涌现的必要条件;最终,在繁荣的社会经济下,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物质生活的充盈伴随着精神文化需求的上涨,“桃花源图”蔚然成风。艺术市场对“桃花源图”的需要,加上仇英和吴地文人画家、富商的交往,直接影响了仇英对“桃花源图”的创作。观主观因素,仇英的宗教信仰对其创作影响极大。明代当权者对道教的推崇,使道教的影响范围从朝廷扩展到民间,人民不可避免地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道教仙境世界中描绘的不老不死之人、仙山楼阁、奇珍异兽不止让皇帝、士大夫们着迷,也深深地吸引着下层人民,仇英就在其中。他绘制了大量关于仙境的画卷,仙境影响着他心中“桃花源”的构建。“桃花源”本身就是一个保护归隐或逃难之人的亦真亦幻的保护所,道教的仙道思想与“桃花源”有交融之处,能够加深仇英对“桃花源”的情感;仇英擅长青绿山水技法,表现复杂场面的功力深厚,对“桃花源”这一亦真亦幻的题材的表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仇英本一介漆工,受多位文人大家提携,以刻苦努力获得画名,进入文人圈之上层。然而,他不仅仍然因身份问题为文人排挤、轻视,亦无文人画家之潇洒,后半生处于被富商馆饩,寄居他人篱下之境况——“桃花源图”予与仇英描摹心中梦想的机会。笔者通过对画面形式内容的分析,从景物、用笔、设色、布局四个方面入手,以图像学的方法层层加以诠释;对仇氏《桃花源图》生成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进行梳理,探究仇英《桃花源图》中所包含的“桃源意象”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意蕴,即仇英内心中的物化之像;根据仇英生平经历与所处客观环境,结合其画作进行分析,将仇英表达的理想生活分为“仙界胜景”、“富贵生活”和“雅士之境”,由此探寻仇英心中之“桃花源”。

孙国良^[8]（2020）在《“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美术史上仙道题材的人物画研究较多,而对以仙山、仙境、求仙、寻仙、仙话、仙会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山水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较为单薄。通过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所藏历代山水画作品的梳理,发现以仙山、仙境、求仙、寻仙、仙话、仙会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山水画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美术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因此,文章依据此类山水画的母题、题材及主题等的特征,将之命名为“游仙山水画”,并从“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角度对之展开研究。本文依据“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展开研究,主要探讨了游仙山水画概念的内涵;游仙山水画发生的文化根源;历代游仙山水画作品的搜集与整理;游仙山水画的母题及母题意象;作为游仙山水画主题的游仙思想及其与山水画艺术的关系;游仙山水画主题类型;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的关系;以历代《仙山楼阁图》为例探究游仙山水画主题变迁的路径及原因等方面内容。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试图对历代游仙山水画艺术发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游仙山水画主题的变迁与母题、意象、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范畴的相互关系,以此作为反观山水画史发展与演变规律的一种视角。绪论部分从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选题缘起;与本文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创新点与方法及可行性等问题。第一章首先从中国山水画艺术门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游仙题材山水画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将此类题材的山水画命名为“游仙山水画”,对其概念内涵作了基本的规范,并探讨了游仙山水画发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继而对历代传世的游仙山水画作品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讨论了游仙山水画的母题图与母题意象。母题构成了游仙山水画作品的基本单位,是作品最小的图像结构。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母题图像并非对客观物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客观与主观交融的结果,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通常又以“母题意象”来指代作品中的母题图像及其内涵。多个母题意象组成母题意象群,作品的主题便在母题图像的不同组合中而展现出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从主题学的角度研究游仙山水画艺术,探讨母题、母题意象及其与作品主题的关系是文章重点之一。本节分析了游仙山水画母题图像的构成,探讨了“松”“灵芝”“海”“云”等游仙山水画母题意象的生成过程,并以此为例探讨游仙山水画作品母题图像的特征。通过此章的论述,从而达到对游仙山水画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的目的。第二章对游仙山水画的主题——游仙思想的内涵及对中国山水画家生活模式、思维方式及艺术创造行为的影响;从艺术作品本体的角度分析了游仙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等问题。继而通过对历代游仙山水画作品的整理和归类,将游仙山水画的主题分为对理想世界和心灵家园的期盼、对长生富贵与及时行乐的向往、对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追求等三大类型。并对每一类型作品母题图像特征、母题意象等方面结合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主题类型游仙山水画发生与演变的脉络。第三章主要针对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艺术风格、意境主题、形式语言等问题展开讨论。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认为,作品的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也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围。关于题材,文章从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的叙事性、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及与隐逸山水画题材的比较等方面展开了探讨。文章认为游仙思想这一主题决定着游仙山水画作品在整体上偏向于浪漫主义风格,但主题的多样性又让具体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丰富性。主题学方法论认为,意境是主题的呈现,而不同意境有不同的意境主题。文章认为游仙山水画可以划分神秘奇幻意境主题、幽深玄远意境主题及无意境主题三大类型,并分析了不同意境主题发生的原因及其特征等问题。从主题学的角度看,游仙山水画的形式语言如笔墨、色彩、空间、构图、图式处理等方面,都和游仙主题密切相关。作品的形式语言往往随着游仙主题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作品游仙主题的表现也受到形式语言的制约,形式语言的更新又成为推动主题变迁的重要因素。第四章则聚焦于典型性个案研究,由点及面,探讨游仙山水画主题的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很多主题和题材被历代画家反复表现,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自唐代开始“仙山楼阁”成为历代山水画家钟情的题材之一,历代都有《仙山楼阁图》存世或为文献资料所记述。因此研究游仙山水画中这一典型样式,以此为视角探讨母题演化与主题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以之作为审视山水画史发展变迁路径的一个视角,便是文章第四章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章第一节对历代传世的《仙山楼阁图》作品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其发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基本脉络。接着对《仙山楼阁图》中“仙山”和“楼阁”两大母题图像及其母题意象的生成渊源和内涵展开了分析。继而,从仙山与楼阁两大母题图像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仙山楼阁图》主题发生的过程。再次,对历代《仙山楼阁图》作品中“仙山”和“楼阁”两大母题图像的演化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仙山楼阁图》母题的演化和主题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母题的演化既是主题发生变迁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着作品主题的变迁,主题与母题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了山水画史发生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为建构美术史知识谱系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思路。

陈方^[9]（2019）在《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庐山自东晋慧远法师起,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僧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慧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外部层次上具有佛经科文三分结构的特点,还运用了汉译佛典的“格义”之法进行诗文创作,并在诗文的意境上展现出“象境—神境—化境”的三个阶段。教团成员的佛教文学作品,也在导师的影响下呈现出对“象”“神”的重视、对三教的融通。除慧远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庐山僧人,以竺道生最有代表性,他的佛性理论使文学创作加深了对心性的思考、促进了南朝文学灵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语言观也促使文学理论对语言的讨论主题从工具论转变至本体论。至隋唐五代,庐山僧人数量激增,庐山佛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与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文人的加入也使庐山的文学活动兴盛起来。中唐至五代的庐山出现了大量诗僧,他们在作品中运用了黯然衰残的景物意象,表达孤独飘零的情思意绪,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有深刻的阐说。从教外文人的佛教文学创作来看。陶渊明、谢灵运与白居易是晋唐庐山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陶渊明作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期的深受儒道思想浸染的文人,他对佛教的运用主要是在词汇层面,对佛教的接纳主要还是在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谢灵运倾心佛教,他的山水诗具有与佛经近似的体制模式;其佛学思想深受慧远、竺道生影响,他不仅将庐山净土文学中的净土图景搬入诗中,还将竺道生的佛学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白居易与庐山的因缘从他被贬江州开始,洪州禅成为对白居易影响最大的禅学思想之一。洪州禅不仅使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注重心性的阐发、在创作上形成平俗浅近之美,也在生活心态上使其形成了体宁心恬的审美境界。在僧传、传说等文献建构起庐山的神圣空间后,诗僧与文人对其展开了热情的歌颂:僧人通过运用显圣意象,延展了神圣空间的书写范围,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圣哲先贤的崇敬之情与招隐世俗的希冀之情;世俗文人赞叹佛法的神秘灵异,向往清幽静谧的方外世界,心念世俗却高喊归隐,将神圣空间作为洗涤心灵的净化场所,于其间参悟真谛。总体来看,晋唐阶段的庐山佛教文学,其审美主体的总体创作水平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佛教文学作品具有佛学思想与时俱进、写作内容日益丰富、创作手法逐渐精进三个方面的特点。

陈燕婷^[10]（2019）在《器物的制名 ——以杖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杖,时常以“搀扶物”的名义出现在人类的视线中,它的原初之“名”具有的内涵逐渐模糊。杖在“用”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出的“新名”所具有的功能与象征意义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各种思想的融合更是让杖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态势。本文从儒家“名”论思想的背景出发,结合用杖礼仪、墓葬出土实物、执杖者等,对杖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第一章,以孔子的“六尺之杖”引入杖与“名”、“礼”关系的思考。通过梳理荀子的“名”论思想,明确杖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所指涉的范围:对礼制秩序的维护、约定俗成的认知、对人（志）的关注。第二章,以杖为研究重点,探究其对儒家礼制秩序的维护。包括三个方面:一,“扶老”之杖的“尊老”体现出长幼有序;二,丧礼仪式中“扶病”之杖的“饰哀”体现出事亲之道;三,丧服制度中“杖期、不杖期”等严格的用杖规定,体现出对血缘亲疏、父系家长、男尊女卑等社会秩序的维护。第三章,探究墓室陪葬与民间信仰中用杖。第四章,以文人执杖为切入点,结合其生平履历等阐述杖与人之间的关系。文人归隐、畅游甚至是审美、雅趣等无疑为杖注入更多文人情怀,从而使杖最终成为构建文人身份的标榜之物。总之,本文通过“名”（文化内涵、象征意义等）、实（杖）、用（外部因素）三者之间的互动考察,确证杖在礼仪、信仰、文人生活等不同文化活动中产生艺术功用与艺术意蕴的过程。杖从载礼、升仙的致用之物到言志、咏怀的雅趣清玩,已经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在文人执杖的推动下,杖成为需要工艺刻画、审美注视和艺术解读的艺术造物。而这无疑丰富和发展了“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获得的原初之“名”,为其增添了艺术纬度。

二、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周履靖唱和诗词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诗中的壶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南齐逸士顾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仇英《桃花源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器物的制名 ——以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陶渊明诗文民俗研究[D]. 毛亚群. 青岛大学, 2021
• [2]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3]周履靖唱和诗词集研究[D]. 王千平. 上海大学, 2020(03)
• [4]唐诗中的壶意象研究[D]. 苏丽霞. 西北大学, 2020(07)
• [5]南齐逸士顾欢研究[D]. 王长松. 山东大学, 2020(11)
• [6]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研究[D]. 黄玉. 西南大学, 2020(01)
• [7]仇英《桃花源图》研究[D]. 武晨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8]“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D]. 孙国良.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9]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D]. 陈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器物的制名 ——以杖为例[D]. 陈燕婷. 东南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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