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只眼看腐败——一个《南方周末》编辑的观察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1]（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黄菲蒂[2]（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研究说明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周莹[3]（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认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逯兴鑫[4]（2020）在《《凤凰周刊》人物专栏报道的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物报道是以描写人物言行、讲述人物故事、勾勒人物性格为主要描写方式的新闻报道形式。近年来,人物报道与人们喜欢阅读到有趣的故事、看到有趣的人物需求相契合,日益成为人们喜爱的新闻报道形式。现阶段,国内（此处特指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新闻叙事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自有期刊、栏目等,对港澳台地区的新闻叙事学研究则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栏目设置与解读等非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凤凰周刊》是港澳台地区的代表刊物,本文以《凤凰周刊》“人物专栏”为研究对象进行叙事研究,力图展现其选择“中间位置”,“用第三只眼看中国”,以“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的写作视角和手法为读者提供的不一样见解和观点。从理论的实践意义上讲,《凤凰周刊》“人物专栏”的报道也是在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范本。本文从宏观处将《凤凰周刊》“人物专栏”报道文本置于叙事学及新闻叙事学等理论框架下,首先对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的产生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整体把握新闻叙事学概念的发展变化,国内外新闻叙事学和人物报道叙事的研究现状,并对《凤凰周刊》进行文献综述。其次,介绍“人物专栏”叙事声音的研究框架,叙事声音是叙事人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进而对“人物专栏”中选择的人物进行归属界定,研究分析“人物专栏”中的叙事者、叙事者的叙事视角与聚焦;指出新闻从本质上说就是发出声音,传播声音,通过声音的传播唤起更多的声音,进而形成舆论和引导舆论。再次,对“人物专栏”叙事话语的分析论述,指出新闻叙事话语亦即是对新闻叙事技术的探讨;通过分析“人物专栏”叙事话语中的叙事时间、叙事修辞手段的运用,总结出“人物专栏”中的故事模式类型。文章最后研究并揭示出《凤凰周刊》“人物专栏”报道的叙事立场和意义建构,展示出《凤凰周刊》及“人物专栏”一个权威且负责任的媒介形象,以及在“传播事实真相,增强公众认知”和“提供独立意见,推动社会变革”道路上所付诸的努力。
张露[5]（2019）在《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文中认为近代报刊业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具有了多重身份,编辑与作家不再是毫无联系的职业,有些文人甚至集二重身份于一身,这种现象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常见。不同文化身份不仅为不同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多重身份的融合与映照,也有利于全面审视他们的文学思想、编辑理念以及精神思想的变迁。本文从编辑角度梳理徐訏办刊与出版活动,探究其编辑理念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中,考察徐訏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思想嬗变过程。徐訏虽曾师从林语堂并协助其编辑《论语》和《人间世》,但当他创办第一个刊物《天地人》时,却一改《人间世》的“闲适”格调,将社会现实与救亡作为刊物的着眼点。自《天地人》始,徐訏确立了现实主义办刊理念,这与其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关。徐訏不仅关注现实,关注战争,而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批判性的增强,令徐訏办刊风格具有了浓重的现实意味。虽然《读物》《人世间》与《作风》等刊物将文化启蒙作为主题,但刊物内容都以抗战为背景,且其目的也是为抗战服务的。在徐訏看来,救亡并未中断启蒙,从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角度来说,启蒙也应是救亡的一部分。此时,徐訏的办刊理念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开始成为他办刊的聚焦点。徐訏创办夜窗书屋时,由于“三思楼月书”计划需要,其对旧作的改写势在必行。改写或续写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故事情节基本未变,只是在原有情节基础上进行删减或增添,但改作中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现实的怀疑以及自由意识的增强。徐訏为摆脱多方政治势力的干扰,以“幽默”为挡箭牌,摆出一副“中立”态度。尽管其欲与政治隔绝,但他关注现实的姿态仍未改变。虽不像上海时期那样强烈,但也表现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倾向,并与其同时期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趋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徐訏一改前期隐忍的态度,自由主义完全占据其思想内核,对国际局势以及大陆和港台的政治生态进行批评或批判,成为其办刊与文学创作的重心,他对自由的理解与感悟,已由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干预现实的姿态也愈加明显。本文从编辑角度将徐訏办刊理念与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在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中,考察徐訏思想以及精神的发展变化轨迹,探究以徐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与政治浪潮中的思想变化,从而浓缩出一类知识分子的时代缩影。徐訏所办刊物的主张、办刊理念与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存在一致性,因此,通过研究其编辑事业,可以将他的编辑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思想嬗变历程结合起来。尽管前人业已提及现实主义在徐訏创作以及思想中的重要性,但大家却依旧认为徐訏是浪漫主义作家,并将浪漫主义作为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代名词。本文从编辑与文学互动的角度发现,现实主义不仅在徐訏思想以及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贯穿于其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始终。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徐訏创作风格的基础,他的目光始终是直面现实的,他干预现实的姿态和力度,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与之相比的。在现实与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则成了徐訏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现实无法满足其理想需要时,在现实的困境中,徐訏也会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而自由主义则成了其苦痛困境中的一剂良药。徐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其编辑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徐訏一直关注现实,但又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现实、政治以及自由等思想交织在一起。从编辑角度入手,将徐訏的编辑思想、文学主张以及思想变化呈现出来,在对“现实主义”、“雅俗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探究与辩证中,呈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过程和心路历程。
原婕菲[6]（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冯佳[7]（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段勃[8]（2017）在《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调查性报道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在中国,调查性报道被视作最能够彰显新闻品质的报道方式之一;在美国,它和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三足鼎立。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性报道的个案分析、源流梳理、实务探究方面,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以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获奖调查性报道作品为样本,从概念、历史、采访、写作等方面全景扫描中美调查性报道异同,并从传播观念、新闻体制、调控规制等方面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求寻找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个性和不足,并尝试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都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以外商中文报刊出现为契机,美国则以黑幕揭发运动为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调查性报道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郁郁勃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3年进入黄金十年。美国调查性报道在黑幕揭发运动结束后也归为平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第二个高峰期,从90年代开始式微,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在采访实务上,中美调查性报道都关注被掩盖的新闻价值含量较大且具有冲突性的负面选题,采访难度高、危险大、相对独立。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题材中含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中性选题,采访对象相对单纯,调查记者面对较大的法律风险;美国调查记者更富有挑战性,大量报道敏感和富有争议的国际选题,调查过程更加复杂,面临较大的人身风险。就作品文本而言,中美调查性报道都趋向于精确、平衡、大篇幅、碎片化、富有逻辑、凸显调查的写作特点。热衷于“寻宝”叙事母题,偏爱线性结构、悬念制造手法以及外焦点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语言简洁、准确又富有张力,平实、自然又生动鲜明,客观、公正且表达主题。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作品以独立式报道为主,文体多元,经常采用记者加政府调查的模式,叙事结构更加朴直,语言感情色彩相对浓厚,较多运用间接引语。而美国调查性报道以组合式报道为主,文体单一,调查作品由记者单独完成,叙事结构更加曲折,文体互渗现象相对突出,更多运用直接引语。研究发现,中美调查性报道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完全是调查性报道自身造成的,中美新闻传播观念、体制和调控规制等不同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对比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既要看到同一又要看到差异,既要看到中国在重视程度、人才支撑、调查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同时更要拥有自信,遵循扬弃原则,保持独立个性,尤其要摒弃美国调查性报道单纯揭丑、制造噱头、过分依赖工商业资本等缺陷。
顾磊[9]（2017）在《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 ——以兰州市和成都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中国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呈现出了一系列变化:如信息流动的加速、新兴产业的出现、文化的融合、城市空间的重构、地域之间的联系多样化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与水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巨大的转折,这种转变发生在各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为了探索城市与水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基于“整体论”视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并遵循“概念建构-理论梳理与构架-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的研究脉络,采用长时间的参与观察法与实地访谈法所获得的大量原始资料与文献所获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明确了城市涉水景观的概念与分类;第二章首先在对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按阶段分析了中国城市涉水景观转型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城市政体,探析了转型中资本的循环与累积,以及行动者网络中多元化的参与角色及其联盟,最后尝试构建了转型的“水-社会之循环网”模式。第三到第四章,以兰州与成都为案例,综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通过多案例研究法分别研究了各自城市水体及其水岸景观转型、城市水设施景观转型、城市水文化景观转型。第五章在对兰州与成都案例深度透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模式。第六章是结论和展望部分。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对“水景观”一词的深度梳理和剖析,提出了对城市涉水景观内涵的新认识,即这个概念兼具“视觉性”、“地方性”、“实体性”、“文化性”、“政治性”等综合特质。在此基础上,将城市涉水景观分为三个层次:城市水体及其水岸景观、城市水设施景观和城市水文化景观。（2）中国城市水景转型过程具有复杂性特征,呈现出合作性与冲突性、全球化与地方性、路径依赖与不确定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混合特质。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在受到宏观结构力量驱动的同时,近几年一些个体与组织的微观行动在某些领域也能发挥显着的作用,同时一些偶然性、地方性与冲突性事件亦间接推进了城市水景的转型。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如兰州市城市涉水景观中的商业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成都市除了商业性以外,还同时趋于公益性。（3）水体及其水岸景观、水设施景观、水文化景观这三类城市水景的转型过程不尽相同,在构成了自身“水-社会之循环网”同时,这几类景观网络彼此也互有交叉融为整体的网络。水体及其水岸景观转型与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关系紧密,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投资建设与管理由单一的行政逻辑逐渐转为政企合作逻辑。城市设施景观大多为公益性工程,随科技进步和政府投入的驱动而增长,政企合作逐渐开展,部分设施也会间接促进房地产的发展。城市水文化景观从以前政府主导走向了多种形式并存,其中部分因地产或旅游开发趋于商业化,也有因民间社团的加入走向公益化道路。（4）中国城市水景转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工业化和初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设施建设保障工业与城市的安全与繁荣,却疏远了人水关系,水体遭到填埋或污染,水文化开始没落;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发展,水体污染与填埋加剧。另外,一些河流整治工程开始修复河流与河岸,逐渐改变了城市水景的面貌。三是改革开放深化期——1990年代末期至今,城市化发展加速,水设施建设加快,水域填埋与人工湿地建设并存,部分设施与复兴的水文化景观促进了房地产的兴起、绅士化进程以及新经济的转型。此外,部分城市涉水景观还出现了公益化的趋势,以及2012年开始在国家生态文明政策倡导下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新发展态势。（5）中国城市涉水景观治理的特征发生了转变,即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府为主的动员、投资与管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引领下的政企合作、官民合作、乃至多层级合作的新模式。目前,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处于传统“指令式”和“协作式”治理模式之间的混合状态。此外,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策略上应更要注重地方性、偶然性、可持续性、冲突性与兼容性,以促进多方共赢的局面,迈向多元目标与多元价值包容发展。
刘莹[10]（2015）在《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文中提出本文以新世纪文学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将新世纪文学期刊置于新世纪文学场域中,通过对重要的期刊行为、期刊事件和期刊现象的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体制的分析,以达到对新世纪文学整体面貌和走向的把握。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期刊格局逐渐发生重大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综合类文学杂志的兴起;通俗文学期刊的复兴以及青春杂志的遍地开花。而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泛文学”路径的实践,文学期刊的类型化生产,青春作家办刊现象以及文学期刊的跨媒介互动,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趋向对文学生产和审美风尚形成反制作用,推动了文学审美的泛化、类型文学的盛行、青春文学的崛起。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则意味着对新世纪文学期刊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文学期刊研究方法,在把握文学本体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期刊多种因素进行综合鉴别和考量。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阐释了文学期刊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关键意义,对论文将要涉及的“新世纪文学”这一关键概念的来源、特质以及时间范围进行梳理并予以界定。此外,整理了学术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现状。第一章着重描述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三个方面把握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展示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并以此观察新世纪文学环境、格局、潮流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新世纪的大部分文学期刊放弃了激进的形式实验,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摹,现实主义成为创作主潮。消费市场的沉重压力致使部分文学期刊丧失审美自主性,造成创作的萎缩和重复。与此同时,一些文体意识鲜明的文学期刊定位准确,迅速崛起,促进多种文体发展,平衡了文学创作力量。第三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面对严峻危机,新世纪部分期刊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板块的限制,通过日记、书信、采访、调查、回忆录等多种文本形式,向综合化文学杂志发展。同时,文化类杂志书、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的悄然兴起都意味着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和新变。文学创作群体随之扩张,文学审美则从精英化转向民间化,单一性转向多元性。第四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和类型文学之间的关系。类型文学的盛行对于文学期刊的内容、定位、格局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文学期刊的类型写作倾向愈加明显,通俗文学期刊和青春文学期刊则借此迅速抢占新世纪期刊市场份额。新世纪文学从中汲取创作养分,弥补自身缺陷,却又极易陷入类型化生产的泥沼中。第五章主要考察新世纪青春文学的发展和青春写手办刊现象。以《萌芽》《最小说》两本青春文学刊物为中心,通过对期刊作者群、文学赛事、经营方针等不同内容的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青春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式,它们孕育了青春作家,推动了青春文学创作,改写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化产业的消费形态、产品构成及衍生途径。第六章主要考察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跨媒介行为。一方面,文学期刊呈现出图像化趋势,注重视觉包装,增加图像类栏目,促进文字和影像艺术的融合。同时,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视化、动漫化趋势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期刊和网络媒介互动频繁。文学期刊借助新媒体挖掘文学资源、扩大刊物影响。新世纪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传播也由此发生变化。结语部分从三个方面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即新世纪文学期刊格局的变动,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向。纯文学期刊、通俗文学期刊、青春文学期刊在文学题材、文学类型、文学资源上逐步走向分享和共生。介入文学生产的元素愈来愈多,政治、市场、资本、媒介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致使新世纪文学生产关系愈加复杂,这必将深刻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和走向。
二、第三只眼看腐败——一个《南方周末》编辑的观察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三只眼看腐败——一个《南方周末》编辑的观察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报告文学研究综述 |
| 二、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脉络 |
| 三、以主题话语嬗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意义 |
| 第一章 醒世和觉民: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旨 |
| 第一节 近现代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的发生 |
| 一、在新闻和报刊业中萌芽 |
| 二、在无产阶级运动中获得阶级属性 |
| 三、近现代民族危机对特殊文体的需要 |
| 四、适应启蒙主旨的文体选择 |
| 第二节 以实录、写实为宗旨的文学观 |
| 一、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精神 |
| 二、写实:秉笔直书,揭示真相的文体品格 |
| 第三节 发生期报告文学:以醒世与觉民为启蒙话语中心 |
| 一、时代的在场记录与重大题材的即时书写 |
| 二、残酷的真实性与震撼人心的文学表达 |
| 三、严肃的社会批判性和鲜明的政论色彩 |
| 第二章 民族救亡的集结号: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时代使命 |
| 第一节 “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 |
| 一、时代的文体:“左联”对报告文学的选择 |
| 二、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的多维呈现 |
| 三、《包身工》等经典文本:痛与怒的殖民控诉 |
| 第二节 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之声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
| 一、严峻的救亡形势与报告文学的价值选择 |
| 二、血与火的印记:解放区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 |
| 三、悲壮的怒吼:国统区、沦陷区报告文学的民族悲歌 |
| 四、文艺大众化运动:群众性写作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 |
| 第三章 新中国与抗美援朝战争的颂歌:建国后30年报告文学的史诗性追求 |
| 第一节 以新中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书写中心 |
| 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图景 |
| 二、新中国的时代英雄图谱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记录 |
| 一、从抗战到抗美援朝:战争主题的精神延续 |
| 二、《谁是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精神的文学呈现 |
| 第三节 时代起伏中的主题变奏 |
| 一、政治浪潮中的主题异化 |
| 二、短暂宽松氛围下“干预生活”的写作 |
| 第四章 现实诘问与历史沉思:1980—1990年代报告文学的启蒙话语 |
| 第一节 新启蒙语境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觉 |
| 一、启蒙思潮与“文学主体性”观念的确立 |
| 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复兴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
| 三、《哥德巴赫猜想》:新时期到来的文学先声 |
| 第二节 现实诘问:新时期启蒙主题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上的宏观呈现 |
| 一、在新启蒙语境中成为时代文学主潮 |
| 二、以启蒙为问题意识核心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 |
| 三、赵瑜:“危险的文学样式”的践行者 |
| 第三节 历史沉思: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书写 |
| 一、启蒙落潮与1990年代报告文学现象 |
| 二、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兴起 |
| 三、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指归 |
| 第五章 担当国是与守护苍生:新世纪“中国故事”的报告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壮阔的时代回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书写 |
| 一、时代新语境与报告文学的机遇 |
| 二、以国是主题为话语中心的新世纪报告文学 |
| 三、国是书写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
| 四、何建明:国是书写的典型范例 |
| 第二节 以民生主题为话语中心的时代书写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与积极的报告文学创作环境. |
| 二、守护苍生:报告文学民生主题的集中表达 |
| 三、黄传会:守望民生的“反贫困作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读博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凤凰周刊》人物专栏报道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点与重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人物专栏”的叙事声音 |
| 第一节 “人物专栏”与人物选择倾向 |
| 第二节 “人物专栏”的三种叙事者类型与元叙事 |
| 第三节 “人物专栏”的四种叙事视角与叙事聚焦 |
| 第三章 “人物专栏”的叙事话语 |
| 第一节 “人物专栏”的叙事时间 |
| 第二节 “人物专栏”叙事修辞的目的与手段 |
| 第三节 “故事模式”为主导的叙事模式 |
| 第四章 “人物专栏”的叙事立场与意义建构 |
| 第一节 叙事立场: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体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意义建构:传播事实真相与推动社会变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5）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立足社会:现实、救亡与启蒙 |
| 2.1 “帮厨”编辑,缺乏主体地位 |
| 2.1.1 系缘《论语》,初涉编辑 |
| 2.1.2《人间世》——编辑生涯的开端 |
| 2.1.3《论语》和《人间世》之于徐訏办刊的影响 |
| 2.2 突破“闲适”与批判现实 |
| 2.2.1 “比较少年”:突破“闲适”与直面现实 |
| 2.2.2 匕首与投枪:救亡时代的揭露与批判 |
| 2.2.3 透视现实:民间文艺隐含的世俗人生 |
| 2.3 启救亡之蒙与自由理性 |
| 2.3.1 “孤岛”期刊文学态势 |
| 2.3.2 《读物》:启蒙与抗战的“教科书” |
| 2.3.3《人世间》:救亡——自由与理性的新归宿 |
| 2.3.4 《作风》:文化启蒙与“作风” |
| 第三章 上海夜窗书屋与自由意识萌芽 |
| 3.1 “只出自己的书”——独特个性与自由体验 |
| 3.2 “三思楼月书”版本改写——现实迷惘与乌托邦设想 |
| 3.2.1 改写缘由——个体生命的执着追寻 |
| 3.2.2 突破现实禁锢,追求自由人生 |
| 第四章 批判意识与自由价值立场 |
| 4.1 曲折回归现实人生——现实性、文艺性与娱乐性的矛盾选择 |
| 4.1.1 《幽默》的创刊缘由与时代坚守 |
| 4.1.2 “中年人读物”的“幽默”与“个性” |
| 4.1.3 “小品”中的人生:讽刺与“幽默” |
| 4.2 个人意识与现实的策略化呈现 |
| 4.2.1 “幽默”的个人性与现实人生结合 |
| 4.2.2 拓展公共文化空间——通俗性、娱乐性的策略化趋向 |
| 4.3 徐訏晚年办刊风格转向:时政批评与自由意识 |
| 4.3.1 社会批判与个人意识觉醒 |
| 4.3.2 《七艺》的自由意识:时代的荒诞与批评 |
| 第五章 徐訏编辑思想与编辑理念 |
| 5.1 徐訏的编辑理念与原则 |
| 5.1.1 有益于抗战、文化与社会 |
| 5.1.2 启蒙精神:树立健全的社会意识、文学风格与价值观 |
| 5.1.3 传记文学:真实的“人”与人性 |
| 5.1.4 装帧精美:唯美自然 |
| 5.2 徐訏编辑思想 |
| 5.2.1 “自由主义”办刊理念 |
| 5.2.2 立足现实、时代与社会 |
| 5.2.3 编辑:综合的人才 |
| 第六章 结语徐訏编辑思想渊源:现实关怀与自由主义辩正 |
| 6.1 突破浪漫藩篱,关注现实人生 |
| 6.2 “雅”与“俗”的游离融合 |
| 6.2.1 雅俗:文学观念和办刊理念的同步 |
| 6.2.2 不一样的“俗”:“世俗”而不“媚俗” |
| 6.3 个人与时代自由的困境与思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二、新概念引入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 一、材料选择 |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7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 中美调查性报道源流梳理 |
| 2.1 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2.2 美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3 中美调查性报道采访实务观照 |
| 3.1 调查性报道题材选择比较 |
| 3.2 调查性报道采访对象比较 |
| 3.3 调查性报道采访特点比较 |
| 4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实务辨析 |
| 4.1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特点比较 |
| 4.2 中美调查性报道叙事比较 |
| 4.3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语言比较 |
| 5 中美调查性报道的差异归因 |
| 5.1 中美新闻传播观念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 |
| 5.2 中美新闻体制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作用 |
| 5.3 中美新闻调控规制对调查性报道的制约和保障 |
| 6 结语 |
| 6.1 中国调查性报道要有独立个性 |
| 6.2 中国调查性报道相对不成熟 |
| 6.3 网络时代的中美调查性报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 ——以兰州市和成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选题背景 |
| 1.2.1 水与城市的复杂关系 |
| 1.2.2 中国城市转型与城市涉水景观 |
| 1.2.3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碰撞的城市涉水景观 |
| 1.3 选题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进展与科学问题 |
| 1.4.1 研究进展 |
| 1.4.2 科学问题的提出 |
| 1.5 研究思路与组织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案例地选择及资料来源 |
| 1.6.1 案例地选择 |
| 1.6.2 资料与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涉水景观转型的理论构架 |
| 2.1 理论梳理 |
| 2.1.1 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 |
| 2.1.2 城市政体理论与增长机器理论 |
| 2.1.3 尺度政治理论 |
| 2.1.4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网络理论 |
| 2.1.5 从科层制到治理理论 |
| 2.1.6 现代性理论 |
| 2.1.7 后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城市 |
| 2.1.8 空间的生产与第三空间理论 |
| 2.2 中国城市涉水景观转型的理论模式建构 |
| 2.2.1 转型中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城市政体 |
| 2.2.2 转型的资本视角:循环与累积 |
| 2.2.3 转型的行动者网络视角:角色多元化与结盟网络化 |
| 2.2.4 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水-社会之循环网”模式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兰州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 |
| 3.1 城市水体及其水岸景观的变迁 |
| 3.1.1 穿城而过:城市与水的历史回顾 |
| 3.1.2 与河争地:人与洪水的游击战 |
| 3.1.3 政府主导下的水岸开发:黄河风情线及沿岸域的变迁 |
| 3.1.4 市政府控制下的中小型河道:填埋、利用与整治 |
| 3.1.5 被遗忘的水景观:滩滩相连的候鸟天堂 |
| 3.1.6 河谷型城市特殊的水景观:排洪沟、山洪、泥石流与滑坡 |
| 3.1.7 美中不足:公众感知的兰州城市河流及其沿岸景观 |
| 3.2 城市水设施景观的变迁 |
| 3.2.1 兰州供水历史回顾:从溥惠渠到刘家峡 |
| 3.2.2 政府失职与企业失责:兰州城市供水事故的频发 |
| 3.2.3 城市水源地的隐患与监督:水电业的霸权与NGO的努力 |
| 3.2.4 黄土山上造青山:自上而下的南北两山绿化上水工程 |
| 3.2.5 理不清的污水、雨水与洪水:城市排水曲折的现代化进程 |
| 3.2.6 迈向公私合伙:滨河交通设施的跨越发展 |
| 3.3 城市水文化景观的变迁 |
| 3.3.1 传统的水文化景观 |
| 3.3.2 当代的水文化景观 |
| 3.3.3 艺术作品与媒介表征的城市水景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 |
| 4.1 城市水体及其水岸景观的变迁 |
| 4.1.1 溯流而上:城市与水的历史回顾 |
| 4.1.2 政府主导下的治河工程:里程碑式的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 |
| 4.1.3 政企合作的进阶与退二进三的开端:沙河综合整治工程与东调工程 |
| 4.1.4 NGO发起的反河流填埋运动:西郊河事件 |
| 4.1.5 社区发起的城市湿地保留运动:大观堰事件 |
| 4.1.6 企业插手下的市政郊野公园:城市绿化水系网络的非均衡发展 |
| 4.1.7 新时代的绿色治理体制:环城生态圈以及人工湿地打造 |
| 4.1.8 豪华的“腐烂河”:公众感知的成都城市河流及其水岸景观 |
| 4.2 城市水设施景观的变迁 |
| 4.2.1 供水历史的转折:从都江堰到李家岩 |
| 4.2.2 公众反坝运动的第一次胜利:杨柳湖水电站事件 |
| 4.2.3 城市生命线上广泛的反水电联盟:柏条河事件 |
| 4.2.4 国家的回归与地方的失落:城市排污设施的演进过程 |
| 4.2.5 雨洪管理专家话语的转变:从灰色设施到绿色设施 |
| 4.2.6 被各种设施阻碍的水路交通:撑不起的城市航运 |
| 4.3 城市水文化景观的变迁 |
| 4.3.1 传统的水文化景观 |
| 4.3.2 当代的水文化景观 |
| 4.3.3 艺术作品与媒介表征的城市水景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模式 |
| 5.1 科层制的固守与超越:兰州城市涉水景观的深度透视 |
| 5.1.1 中国涉水事务的科层制 |
| 5.1.2 涉水事务的地方层级 |
| 5.2 网络、冲突与尺度政治:成都城市涉水景观的深度透视 |
| 5.2.1 水景行动者网络及其冲突 |
| 5.2.2 成都城市涉水景观的尺度政治视角 |
| 5.3 中国城市涉水景观治理模式 |
| 5.3.1 协作式治理:能力与局限 |
| 5.3.2 治理的谱系:从兰州到成都 |
| 5.3.3 治理的拓展:治理术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 |
|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 |
| 一、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勃兴 |
| 二、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产业化改革 |
| 三、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新变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 |
| 一、走向市场:作家心态和代群的裂变 |
| 二、掌握主动:编者角色的强化 |
| 三、趋于中心:读者位置的转移 |
|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 |
| 一、文学期刊经营策略的调整 |
| 二、文学期刊与文学潮流的嬗变 |
| 第二章 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 |
| 第一节 “现实”兴盛与“先锋”式微 |
| 一、现实书写的“全面胜利” |
| 二、审美困境 |
| 第二节 文体风尚 |
| 一、选刊趣味的倾斜 |
| 二、创作的重复与萎缩——长篇小说的繁荣和短篇小说的衰落 |
| 第三节 文体细分——市场和读者的双重认可 |
| 一、新世纪小小说类文学期刊的繁荣 |
| 二、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 |
| 第一节 新世纪纯文学突围 |
| 一、世纪末的生存焦虑——“跨文体写作” |
| 二、填补市场空白——“大文学”策略的确立 |
| 第二节 “泛文学”路径的探索 |
| 一、《天涯》:一种文学期刊新模式 |
| 二、文化类杂志书的悄然兴起 |
| 三、报告文学的衰落和纪实文学的崛起 |
| 四、成长之中的“非虚构写作” |
| 第三节 从“泛文学”期刊看新世纪文学的演进 |
| 一、纯文学审美经验的泛化 |
| 二、文学创作力量的多元化 |
| 第四章 文学期刊与类型写作的盛行 |
| 第一节 日益消弭的距离——纯文学与类型文学 |
| 一、消费语境中的传统文学和类型文学 |
| 二、《当代》与类型小说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的精神传播策略 |
| 一、一刊多版的通俗文学期刊 |
| 二、年龄细分的类型优势 |
| 第三节 从文学期刊类型化生产看新世纪文学 |
| 一、丰富整体文学布局 |
| 二、市场主导的文本复制 |
| 第五章 青春路线的文化狂欢 |
| 第一节 青春文学刊物的自救之路——以《萌芽》为中心 |
| 一、“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春文学”的流水线 |
| 二、产业化经营的初步尝试 |
| 第二节 青春偶像办刊热潮——以《最小说》为中心 |
| 一、以偶像引领市场 |
| 二、打造专属作者群 |
| 三、跨界经营:培育完整的产业链条 |
| 第三节 从青春文学观察新世纪文学动向 |
| 一、作家明星化和读者粉丝化 |
| 二、分化与融合 |
| 第六章 媒介互动中的新世纪文学期刊 |
|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像化趋势 |
| 一、文学期刊的视觉形象设计 |
| 二、文学文本的影视化书写 |
| 三、文学文本的动漫化书写 |
| 第二节 网络资源的开辟与整合 |
| 一、传统文学期刊的网络试水 |
| 二、媒介激活——以文学期刊的新媒体平台为中心 |
| 第三节 从文学期刊媒介交融现象看新世纪文学走势 |
| 一、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美学 |
| 二、孕育文学新兴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第三只眼看腐败——一个《南方周末》编辑的观察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凤凰周刊》人物专栏报道的叙事研究[D]. 逯兴鑫.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D]. 张露. 河北大学, 2019(04)
- [6]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D]. 段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9]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 ——以兰州市和成都市为例[D]. 顾磊. 兰州大学, 2017(03)
- [10]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D]. 刘莹.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