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论文文献综述）
常建华[1]（2021）在《明清南方宗族研究的新探索（2015—2019）》文中研究说明近五年明清宗族研究空间上更加平衡,以往宗族研究很少的地区如湖南、贵州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一些新的研究路径在尝试中,主要表现在宗族研究的实践论、建构论、建设论。比较而言,建设论出现较早,学者将宗族修谱建祠、置田设学作为宗族建设,摆脱制度研究的僵化。宗族建设具有能动性与过程性,建构论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宗族的非实体性研究,注重认识宗族解决当时需求的目的。宗族解决当下所需而从事宗族建设、宗族建构,重在当下,更是一种实践。
张银行[2]（2020）在《天地会与福建武术发展研究——区域社会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科研方法,以区域社会为考察视角,对天地会的形成、衍变,及其对福建武术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福建历史沉积的能动治理、尚武抗争、会盟结社等传统,奠定了天地会萌发于闽南地区的思想和现实基础。（2）闽南宗族社会实施区域治理的"异姓合一"组织是天地会的早期雏形,宗族竞胜（械斗）武力（术）成为治理的重要手段。（3）天地会在参与本土区域社会及其外延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营构"类宗族"组织认同和"南少林"符号认同发挥作用,而在跨文化语境中则主要通过闽籍商团凝聚力量,从而推动包括武术在内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研究旨在为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注脚,为讲好天地会这一典型"武术故事"提供更为翔实的素材。
邓弟蛟[3]（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表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陶侕民[4]（2020）在《丝竹声中的血光：乐平的宗族械斗与社会变迁（1573-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拟以官府档案和地方官员的个人着述为主体分析文本,辅以方志、族谱和报刊杂志等史料,在长时段梳理乐平宗族械斗的演变过程和全面揭示晚清民国时期乐平宗族械斗不同面相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乐平宗族械斗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长期存在的成因,并就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作初步讨论。乐平的宗族械斗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历程,其总体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大,结果越来越惨烈。乐平的宗族械斗的发生和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在时间上高度吻合,其大致萌发明于万历朝,清道光朝也零星可见。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乐平经历了地方军事化的过程,宗族械斗由此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民国时期,乐平地方社会持续动荡,乐平的宗族械斗发展为乡族械斗,械斗的结果更为惨烈。与闽粤等地的械斗相比,江西乐平的宗族械斗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乐平的宗族械斗多系大族之间的对抗;其二,民国时期乐平的宗族械斗沦为地方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与地方政治联系紧密;其三,乐平宗族械斗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械斗文化。乐平宗族械斗发生、发展并长期存在,除了有学者们业已指出的宗族竞争与资源争夺、无良官绅推波助澜和乡风民俗等原因外,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是最大的外因,传统时期乐平乡村纠纷调节机制的失效和政府对宗族械斗式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有关乡村社会宗族械斗的研究,对于当下乡村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资治意义。首先,对于乡村纠纷的调解必须依法行事,解决纠纷必须责权明晰,使民众逐渐形成法律信仰。其次,应完善乡村纠纷的调解机制,乡村纠纷调解模式的设计应注意其时效性和有效性。最后,应当坚决打击乡村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彻底根除衍生乡村群体性暴力的土壤。
刘琦[5]（2020）在《清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确立了以死亡人数和聚集人数为标准的量刑规则,开始明确从寻常斗殴中划分具有明确的故意和预谋行为的械斗案件。本文在清代律例体系下,分析斗殴及故杀人律中的械斗条例,摸索在该条例制定以前,乾隆和嘉庆时期的法律规定和行政措施,以及相关章程、司法程序等法律表达。本文以档案材料入手,从实录、奏折和题本等史料记载中统计乾隆、嘉庆时期械斗案件,更宏观地观察道光二年之前械斗案件的法律概念、法律适用,并综合分析其典型模式。通过档案材料梳理道光二年刑部与各省的公文奏折,观其立法制定的过程,以此理解械斗定例中形成更具有对象指向和地域范围的法律内容,更具精细化、实用性、具体化的立法特点,以此发挥刑罚的预防、惩治和维护公正的功能。理论方面,本文尝试使用行动者与结构等模型进行阐释和原因分析。械斗包含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形形色色的冲突,也包含法律规制之外的复杂社会生态——民众对社会公义的追求,联合体组织的行动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困局。在这个法律概念的细化和立法过程中,保存着具有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与传统中国政治相互发展和依存的法律性。
王雨岚[6]（2019）在《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文中指出驿传是中国古代交通及通信体系,驿站系统和急递铺系统是驿传的组成部分之一。驿站和急递铺作为明清时期主要的交通及通信机构,共同构成整个明清帝国驿传体系的主要框架,支撑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政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其统治范围内的疆域及人民。在回顾和梳理明清驿站与急递铺（以下简称驿铺）的相关研究后,本文发现针对福建驿铺时空分布及变化的研究较少,关于福建急递铺研究的成果更是少有,而且大部分学者偏向于进行驿铺的断代史研究。根据明清驿铺研究现状的不足,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利用ArcGIS10.2软件对明清福建驿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展开研究,研究目标有三个:一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二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影响因素和驿铺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三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相互影响,这部分内容和结论是本文创新点之一。研究表明:福建驿站在明清时期的分布及变化主要集中在福建西北部山区、东南部沿海和中心部地区。由于明清福建急递铺数量较多,所以本文选取驿铺变化较活跃且地理位置较重要的浦城县作为急递铺研究的样本区,研究发现浦城急递铺在明清时期的分布及变化主要集中在县域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另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人口经济及稳定情况、驿铺规章制度、政府需求、军事历史等五类主要因素的影响,明清福建驿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处于整体相对静止,而局部动态变化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地方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最后,在探究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地方影响时,本文进一步发现,明清地方驿站的分布及走向会影响到急递铺的分布及变化。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发展而由强变弱,地方急递铺的分布及变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反向影响到驿站的分布和设置。当然,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本文对明清福建驿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有所改进。
沈真如[7]（2019）在《论现代浙东乡土小说的“乡村社会”书写》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写作史上,“浙东作家”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乡土小说详实地展现了浙东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王西彦、柔石笔下的乡村政治、经济、伦理在历史流变中呈现出一幅具有共性的“乡村社会”图景,他们塑造的“乡村社会”,作为同一文化群体书写而成的地域记忆,见证了吴越文化沿袭千年的人文传统,更亲历近现代中国之沧桑巨变,浙东乡土小说因而呈现出独特的社会风貌。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浙东乡土小说相关研究,发觉从乡村社会形态层面切入该领域的研究有所不足。第一章研究浙东乡村社会中的权力斗争,从权力与暴力的角度,能够明显地看出南方强盛的宗族统治、国民政府地方政策,以及民主革命思想对浙东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宗族械斗”、“保甲制”、“乡村革命”在浙东现代历史中具有代表性,展现出权力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三十年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浙东作家随着时代变化对暴力反抗做出的不同理解。第二章探讨资本主义入侵对浙东乡村经济的影响。浙江因其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缘,受到资本主义的强势冲击,经济问题因此成为浙东乡土小说的重要主题。随着现代交通兴起,农村劳动力开始输出城市,但对乡村内部而言资本经济给小生产者造成困境,农村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浙东乡土小说呈现了资本主义入侵致使城乡脱序、迫使乡村经济破产的社会境况。此外,小说作家们不仅书写经济图景的变化,更致力于揭露资本经济对乡村人性的异化。第三章研究浙东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变迁,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变革的状况下,乡绅地位、人情社会、女性生存环境均发生变化。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以及变动着的社会现实作用下,乡绅阶层在新兴势力的威胁下自发更新,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封建文化、拜金主义让乡村社会日趋冷酷;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农村家庭关系也出现变化,女性一方面受到更为严酷的礼教压迫,一方面获得了新的出路,但前途不容乐观。结语部分总结出浙东乡村社会具有封建/现代二元性,乡村人固守传统伦理,却或被动或自觉地接受了工业文明与民主革命思想。浙东乡村包含的多重矛盾给了乡土小说作者们检视国民性的可能,他们通过构建内心的“故乡世界”见证浙东乡土历史中旧习俗与新世界不断交融,而这正是现代浙东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美学意义所在。
许瑞霞[8]（2018）在《从明清福建宗族研究视角谈福建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文中研究指明宗族问题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宋以后明清时期庶民化宗族的发展和兴盛,使得这方面的研究长盛不衰。福建地区围绕宗族发展所产生并保留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成为明清时期福建宗族问题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特色地方文献资料不仅是当时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见证,也是当前地方文献资料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领域。
黄源成[9]（2018）在《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重要组成部分,漳州拥有基于多样性自然与人文环境下的多元传统村落文化,并以此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形态体系。基于文化学与建筑史学的综合视角,借鉴文化地理学、社会学、形态学等学科相关理论,本文以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成逻辑、外部形态表征和内在演化机制为主体的研究框架,揭示出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交汇逻辑,阐释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探索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化的机制与规律,进一步推动了闽南地区传统村落形态的理论研究,促进闽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实践,拓展了建筑史学、文化学与建筑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首先,以文化认知的多维性为视角,从自然与文化、空间与时间、静态与动态、单一与复合等不同维度上,解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生成的地域性、构成的多样性、发展的动态性与交汇的综合性,系统阐释了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交汇逻辑。从漳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出发,诠释了其对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地域性建构的参与。从空间维度的共时性视角出发,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是在地理约束、国籍背景、民族差异与民系分支不同尺度下的四种静态复合组成结构。从时间维度的历时性性视角出发,阐释了在不同历史阶段过程中,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前后之间承传延续的动态历程,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清末至民国时期。从复合性的视角出发,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一体与多元”、“内生到外溢”、“化外到化内”的四种交汇性特征。其次,以多元文化交汇的宏观整体性视角,将漳州各类典型的传统村落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从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三方面入手,探索建立区域性村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体系,全面解析了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区域性整体外部表征。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类型划分,既可从非物质层面的民系差异与经济形态入手,也可以物质层面的规模尺度与历史风貌为依据。从不同地貌环境下村落选址的多样性、不同结构组织下村落格局的差异性、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构成以及相互关系、村落街巷与重要节点下的公共空间四个层级,阐述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构成体系。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地域特征,在整体上表现为顺应自然与因地制宜的环境介入方式、聚族而居与内向防御的空间组织模式、形态多样与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特色。再次,从多元文化交汇的动态性视角切入,以延续机制、转变机制和适应机制三个向度为坐标,剖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机制,并进一步诠释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聚族而居与祖先崇拜的宗族社会形态、漳州区域地理特色下的村落经济形态、风水礼制与宗教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延续机制。族群械斗与倭寇匪患的民间社会动乱、沿海海禁迁界与卫所屯田国家政策、唐初陈元光平定漳州与明清海外移民,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转变机制。月港海外贸易与九龙江内陆贸易联动、政策“王化”与“儒化”的共同推动、不同族群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适应机制。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村落整体布局演化的性质与路径、村落安全防御体系的空间与精神构建、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与形态强化。最后,从文化的时代性与可持续性视角出发,对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保护发展适应进行初步探索。以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漳州传统村落的文化变迁的历程、因素与机制为视角,阐释了村落形态变化的时代背景;从存续现状、保护困境与发展机遇三方面入手,剖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发展基础;以价值、对象、原则、策略与案例为步骤,探索了漳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多元路径。
周新年[10]（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二、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南方宗族研究的新探索（2015—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华中宗族 |
| 二西南宗族 |
| 三华南地区 |
| (一)福建宗族 |
| (二)广东宗族 |
| (三)广西宗族 |
| (四)海南宗族 |
| 四余论 |
（2）天地会与福建武术发展研究——区域社会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天地会萌发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区域传统的延承 |
| 1.闽人团结互助、武力抗暴的性格为天地会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
| 2.漳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为天地会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
| 二、闽南宗族竞胜(械斗)推动天地会发展:区域社会治理需要 |
| 1.宗族为单位的“异姓合一”组织为天地会的最初雏形 |
| 2.宗族武力成为天地会发展的助推器 |
| 三、天地会推动福建武术跨区域跨文化传播:区域社会发展需要 |
| 1.浓郁了福建尚武之风,形成福建武术文化符号 |
| 2.天地会推动福建武术对台湾地区的传播 |
| 3.天地会推动福建乃至中国武术的海外传播 |
| 五、结语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丝竹声中的血光：乐平的宗族械斗与社会变迁（157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简介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戏曲之乡:乐平的区域历史与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乐平的历史演变 |
| 第二节 乐平的乡风民俗 |
| 第二章 明万历至清道光乐平的宗族竞争与械斗的偶现 |
| 第一节 移民入境与乐平宗族格局 |
| 第二节 明万历朝乐平的宗族械斗 |
| 第三节 清道光朝乐平的宗族械斗 |
| 第三章 同光时期乐平的地方军事化与宗族械斗的爆发 |
| 第一节 同光时期乐平的团练与宗族 |
| 第二节 同光时期乐平宗族械斗概况 |
| 第三节 官府、乐平士绅与宗族械斗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乐平乡村秩序失范与宗族械斗的恶化 |
| 第一节 民国乐平社会匪化和士绅劣化 |
| 第二节 民国张、胡两族的大规模械斗 |
| 第三节 民国乐平宗族械斗与地方政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清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
| 第一章 清代械斗法律概念的确定化及其类型性分析 |
| 第一节 械斗的现象类型 |
| 一、械斗案件的行动主体分析 |
| 二、械斗案件发生的动因与空间度分析 |
| 第二节 “械”与“斗”的法律概念分析 |
| 第三节 道光二年定例之前械斗案件的典型类型 |
| 一、由合理权利抗争转向的械斗案件 |
| 二、带有群体性符码的联合体械斗案件 |
| 三、涉及边境地区稳定的械斗案件 |
| 第二章 乾隆、嘉庆时期关于械斗案件的惩治与防控 |
| 第一节 乾隆、嘉庆时期关于械斗的法律规定 |
| 一、纠众互殴案件的法律规制 |
| 二、嘉庆十五年刑部章程 |
| 三、械斗有关条例 |
| 四、司法程序:秋审复核与即行正法 |
| 第二节 械斗治理的预防与控制方式 |
| 一、施行劝谕 |
| 二、严饬吏治 |
| 三、族长与族产管理 |
| 四、私家兵器与社会治理 |
| 五、整治职业犯罪 |
| 第三节 乾隆、嘉庆时期的械斗案件特点与量刑分析 |
| 一、作为“寻常共殴”械斗案件的量刑规定 |
| 二、乾隆、嘉庆时期的械斗案件统计与特点分析 |
| 第三章 道光二年六省械斗定例 |
| 第一节 法律体系上的立法缘由 |
| 一、道光之前并未特设械斗条例溯因 |
| 二、清代“例”的产生形式 |
| 三、行政文书中的定例程序 |
| 第二节 械斗定例的立法过程 |
| 一、械斗定例时间线 |
| 二、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六省立法建议 |
| 第三节 立法思想与量刑原则 |
| 一、立法原则与法律思想 |
| 二、量刑原则 |
| 三、立法技术分析 |
| 第四章 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的法律实践效果与反思 |
| 第一节 道光二年之后械斗案件的法律实践 |
| 一、道光时期的械斗案件 |
| 二、道光十七年与道光二十年械斗章程 |
| 三、清末械斗案件的司法实践 |
| 第二节 对械斗定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分析 |
| 第三节 械斗问题的结构性困局 |
| 一、制度与人事 |
| 二、联合体的目的、手段和意义 |
| 三、从犯罪的传染性分析法律控制的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乾隆时期械斗案件记录的统计 |
| 附录 B 嘉庆时期械斗案件记录的统计 |
| 附录 C 条例与表格索引 |
| 致谢 |
（6）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概况 |
| 1.2.1.1 明清驿站研究概况 |
| 1.2.1.2 明清急递铺研究概况 |
| 1.2.1.3 国外明清驿站及急递铺研究概况 |
| 1.2.1.4 福建明清驿站及急递铺研究概况 |
| 1.2.2 研究评价 |
| 1.2.2.1 .明清驿站研究评价 |
| 1.2.2.2 明清急递铺研究评价 |
| 1.2.2.3 福建明清驿站及急递铺研究评价 |
| 1.3 研究对象、区域和时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区域 |
| 1.3.3 研究时间 |
| 1.4 研究数据、内容和目标、思路和方法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4.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3.1 研究思路 |
| 1.4.3.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理论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理论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明清驿铺规章制度对其时空特征的影响 |
| 2.1 驿铺职能及设置制度影响 |
| 2.2 驿铺夫役选取及工具配置制度影响 |
| 2.3 驿铺管理制度影响 |
| 2.4 驿铺法律制度影响 |
| 第三章 明清福建驿站时空分布及变化 |
| 3.1 明清福建驿站整体概况 |
| 3.2 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信息 |
| 3.2.1 位置与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2.2 位置改变而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2.3 明王朝创设和裁撤的驿站 |
| 3.2.3.1 明王朝创立的驿站 |
| 3.2.3.2 明王朝裁革的驿站 |
| 3.2.4 清王朝创设的驿站 |
| 3.2.5 以上四类驿站整体特征 |
| 3.3 明清福建驿站现今位置 |
| 3.3.1 位置与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3.2 位置改变而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3.3 明王朝创设和裁革的驿站 |
| 3.3.3.1 明王朝创立的驿站 |
| 3.3.3.2 明王朝裁革的驿站 |
| 3.3.4 清王朝创设的驿站 |
| 3.4 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 |
| 3.4.1 空间特征 |
| 3.4.2 时间特征 |
| 3.5 影响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的因素 |
| 3.6 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 |
| 第四章 明清福建急递铺时空分布及变化 |
| 4.1 明清福建急递铺整体概况 |
| 4.1.1 明代福建急递铺 |
| 4.1.2 清代福建急递铺 |
| 4.1.3 分析与小结 |
| 4.2 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信息 |
| 4.3 明清浦城急递铺现今位置 |
| 4.3.1 浦城县县总铺 |
| 4.3.2 正南道急递铺 |
| 4.3.3 北道急递铺 |
| 4.3.4 偏南道急递铺 |
| 4.3.5 已废弃急递铺 |
| 4.4 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 |
| 4.5 影响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因素 |
| 4.6 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 |
| 第五章 总结、创新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研究创新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论现代浙东乡土小说的“乡村社会”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乡村社会的权力斗争 |
| 第一节 宗法制下的暴力政治 |
| 第二节 宗族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博弈 |
| 第三节 乡村革命的萌芽与发展 |
| 第二章 资本主义入侵下乡村经济的危机 |
| 第一节 经济图景的变化 |
| 第二节 小生产者的生存困境 |
| 第三节 乡村环境的恶化与破坏 |
| 第三章 传统乡村伦理的式微 |
| 第一节 乡绅的地位与变异 |
| 第二节 冷漠势利的人情世态 |
| 第三节 封建家庭的崩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从明清福建宗族研究视角谈福建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明清福建宗族问题研究关注的几个重点 |
| 2.1 宗族经济方面 |
| 2.2 闽台移民与宗族问题方面 |
| 2.3 宗族械斗方面 |
| 2.4 祭祀问题方面 |
| 2.5 宗族组织制度、结构层面 |
| 2.6 宗族与国家关系方面 |
| 2.7 宗族与文化方面 |
| 3 明清福建宗族问题研究主要利用的福建地方文献 |
| 3.1 族谱家乘资料 |
| 3.2 契约文书资料 |
| 3.3 碑刻资料 |
| 3.4 地方志 |
| 4 进一步开发利用福建地方文献的思考 |
| 4.1 二次文献开发 |
| 4.2 建设专题数据库 |
| 4.3 三次文献开发 |
| 4.4 特色延伸服务 |
（9）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课题缘起 |
| 1.1.1 激变的中国作为多元国家需回顾历史以拓展精神容量 |
| 1.1.2 实证的历史史实需要借助文化的诠释获得理论参照系 |
| 1.1.3 闽南地域文化见证中国古代历史与近代融入世界进程 |
| 1.1.4 漳州传统村落作为闽南多元文化存续的一种物质载体 |
| 1.1.5 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研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理论基础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探索多元文化交汇下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 |
| 1.2.2 研究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在时空维度的存续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文化与形态演变相关研究 |
| 1.3.2 传统村落形态的相关研究 |
| 1.3.3 漳州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 |
| 1.3.4 上述研究现状的综合述评 |
| 1.4 研究对象界定与内涵 |
| 1.4.1 研究对象范畴与研究层面界定 |
| 1.4.2 相关核心概念及其内涵的阐释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生成与交汇逻辑 |
| 2.1 漳州自然环境参与文化生成地域性建构 |
| 2.1.1 山海同构地形地貌塑造文化的封闭性与互动性 |
| 2.1.2 差异明显的土壤与耕地资源孕育不同经济形态 |
| 2.1.3 多元气候分区影响沿海与内陆的生产方式差异 |
| 2.1.4 自然灾害多样性引发人口迁徙与祈福文化现象 |
| 2.2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共时性结构 |
| 2.2.1 地理约束下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
| 2.2.2 国籍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与南洋文化 |
| 2.2.3 民族差异下的汉族文化与闽越文化 |
| 2.2.4 民系分支下的闽海文化与客家文化 |
| 2.3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历时性演变 |
| 2.3.1 先秦时期：闽越土着文化在封闭地理阻隔下自然发展 |
| 2.3.2 秦汉时期：少量北方移民下中原汉族文化的初步介入 |
| 2.3.3 唐宋元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下中原汉族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
| 2.3.4 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与宗法制度下宗族村落的大规模发展 |
| 2.3.5 清末至民国：华侨迁徙下中国文化外溢与南洋文化的引入 |
| 2.4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交汇性特征 |
| 2.4.1 中心与边缘：基于空间区位与信息密度的文化迁徙 |
| 2.4.2 一体与多元：基于空间层叠与时间承传的文化共生 |
| 2.4.3 内生到外溢：基于人口增长与商业贸易的文化溢出 |
| 2.4.4 化外到化内：基于行政管理与儒家教育的文化融合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 |
| 3.1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划分 |
| 3.1.1 基于文化视野下的民系类别与经济形态 |
| 3.1.2 基于物质层面下的村落规模与历史风貌 |
| 3.2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构成体系 |
| 3.2.1 不同地貌环境下村落选址的多样性 |
| 3.2.2 不同结构组织下村落格局的差异性 |
| 3.2.3 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
| 3.2.4 村落街巷与重要节点下的公共空间 |
| 3.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整体特征 |
| 3.3.1 顺应自然与因地制宜的环境介入方式 |
| 3.3.2 聚族而居与内向防御的空间组织模式 |
| 3.3.3 形态多样与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特色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机制及其规律 |
| 4.1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延续机制 |
| 4.1.1 聚族而居与祖先崇拜的宗族社会形态 |
| 4.1.2 漳州区域地理特色下的村落经济形态 |
| 4.1.3 风水、礼制与宗教影响下的意识形态 |
| 4.2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转变机制 |
| 4.2.1 族群械斗与倭寇匪患的民间社会动乱 |
| 4.2.2 沿海海禁迁界以及卫所屯田国家制度 |
| 4.2.3 唐初陈元光平定漳州与明清海外移民 |
| 4.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适应机制 |
| 4.3.1 月港海外贸易与九龙江内陆贸易联动 |
| 4.3.2 “王化”与“儒化”政策的共同推动 |
| 4.3.3 不同族群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 |
| 4.4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 |
| 4.4.1 村落整体规划布局演化的性质与路径 |
| 4.4.2 村落安全防御体系的空间与精神构建 |
| 4.4.3 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与形态强化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保护发展适应 |
| 5.1 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变迁 |
| 5.1.1 从解构到转型到重构的历史脉络 |
| 5.1.2 从全球到地方的多维性驱动因素 |
| 5.1.3 从传统到现代不同影响机制博弈 |
| 5.2 文化变迁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发展现状解析 |
| 5.2.1 传统村落形态存续现状 |
| 5.2.2 传统村落形态保护困境 |
| 5.2.3 传统村落形态发展机遇 |
| 5.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保护与发展的多元路径探索 |
| 5.3.1 多元价值作为保护发展基础 |
| 5.3.2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 |
| 5.3.3 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
| 5.3.4 空间策略与协同性策略结合 |
| 5.3.5 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探索案例 |
| 5.4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调研传统村落概况信息表 |
| 附录二：调研传统村落分布示意图 |
| 附录三：漳州古代历史行政区划图 |
| 附录四：漳州调研传统村落问卷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南方宗族研究的新探索（2015—2019）[J]. 常建华.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 2021(01)
- [2]天地会与福建武术发展研究——区域社会的视角[J]. 张银行.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4)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4]丝竹声中的血光：乐平的宗族械斗与社会变迁（1573-1949）[D]. 陶侕民.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2)
- [5]清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研究[D]. 刘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D]. 王雨岚.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论现代浙东乡土小说的“乡村社会”书写[D]. 沈真如.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从明清福建宗族研究视角谈福建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J]. 许瑞霞. 福建图书馆学刊, 2018(02)
- [9]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D]. 黄源成.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10]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