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市级预算 执行审计的 “一二三”工作格局（论文文献综述）
侯杰[1]（2020）在《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2020年11月1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文中指出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受市政府委托,现将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2020年7月27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工作报告》）,
杨广勇[2]（2020）在《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领域,相继作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自有财力供给不足和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并存的矛盾相当普遍,财政资金配置低效问题在涉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配置,集中有限资源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央政府于2016年启动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将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原渠道下达,但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贫困县,由其按照权责匹配原则自主实施。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在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和地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鉴于此,论文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提出进一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纾解的有序衔接提供决策依据。理论上,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渠道主要包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整合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整合,这是由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决定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涉及决策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监督评价主体。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预算理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助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聚焦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可以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从政策变迁看,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自2013年以来逐步由地方自主探索转变为区域整体推进。通过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整体情况分析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总体规模庞大且保持增长态势,但其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在涉农领域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财政分权程度相对更低。进一步通过湖南省和安徽省两个不同类型贫困县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在整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配置方面,均以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为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规模在2019年均提升了 60%以上,而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资金配置相对不足,其中湖南省洞口县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出现36.65%的降幅;在整合资金的项目选择依据和绩效考评方面,均建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制度,且编制了绩效目标,但均存在着项目库资金缺口过大、绩效管理链条不全等问题。为实证分析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中部四省229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显着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即产生增产效应,贫困县的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较非贫困县可提高1.47个百分点;不同类别的贫困县产生的增产效应均是显着的,但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扶贫重点县最高,增产效应高达2.55个百分点,连片特困地区县次之,达到1.22个百分点,省级扶贫重点县最低,仍达到1.04个百分点;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仍不牢固;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 5.5%,增收效应被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增长遮掩了71.18%,适度规模下的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涉农投入绩效提升更为可取。最后,提出促进财政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层面,加快涉农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深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推进财政涉农资金实质整合;地方政府层面,推动地方涉农部门职责的分工协调,深化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配套政策层面,通过加快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等立法进程,提升财政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从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出发,尝试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双向传导机制,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传导机制、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传导机制,其可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从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验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2）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涉农资金重大改革试点,对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实施四年多以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因果推断研究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涉及的。本研究在梳理我国贫困县政策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基础上,从粮食主产区中部四省选择了 129个贫困县和100个非贫困县共229个县1374个观测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具有显着的增产效应,但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3）发现连片特困地区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增产效应的异质性。按照处理组样本贫困县类别进行分类检验,发现不同类别的贫困县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中产生的增产效应存在显着差异,连片特困地区县的增产效应低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但明显高于省级扶贫重点县。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县农业生产成本等因素,这一结论更具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改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侯杰[3]（2020）在《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2020年7月2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受市政府委托,现将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根据审计法律法规,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审计局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陈虹米[4]（2020）在《扶贫资金审计的研究 ——以云南省XX县精准扶贫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化,开展扶贫工作更为迫切,也更为艰巨。今年是扶贫工作的决胜年,扶贫资金审计的重要性也突显出来了。为了使扶贫工作能更好的达到扶贫效果,通过扶贫资金审计,对规范扶贫工作、提高扶贫效果显得特别重要。通过扶贫资金审计,能够对扶贫工作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可以引导规避扶贫工作的风险,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扶贫工作。扶贫资金审计是国家审计中的一种的专项审计,它既遵循国家审计基本原则,又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本文以国家审计为基础,结合扶贫资金审计自身特点,以XX县精准扶贫为案例对扶贫资金审计进行研究。本文主要采用了案例分析法,结合了文献研究法以及规范研究法对扶贫资金审计进行研究。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回顾了关于精准扶贫、国家审计、扶贫资金审计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其框架,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然后,介绍了国家审计以及扶贫资金审计的相关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基础,为下文案例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从我国扶贫资金审计开展情况、扶贫资金审计对精准扶贫带来的效果以及目前我国扶贫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对我国扶贫资金审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下文案例分析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接下来就是案例分析。案例分析中从精准扶贫资金审计程序出发,得出了云南省XX县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审计意见;然后通过扶贫资金审计的结果,分析了扶贫资金审计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再次,通过扶贫资金审计的方式方法,分析了此次扶贫资金审计中值得肯定之处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分析了扶贫资金审计对XX县精准扶贫发挥的作用。第五部分则是针对案例分析以及扶贫资金审计现状分析提出了加强扶贫资金审计的相关建议。最后一部分则是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案例思考,提出了今后扶贫资金审计的研究思路。通过本文研究重点提出了扶贫资金审计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扶贫资金审计本身的值得肯定之处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强调了扶贫资金审计对扶贫工作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了加强扶贫资金审计的相关建议,以期望为今后的扶贫资金审计发展提供借鉴。
谭忠琼[5]（2020）在《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政策体系与治理逻辑研究》文中指出改进传统的农业家庭经营形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业经营微观组织的多样化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是我国农业改革的关键内容,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对“三农”工作的整体进程也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政策与政府治理为研究对象,采用政策文本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政策演变历程的梳理,分析成都市在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构建的政策体系框架,以及政府在政策构建过程中表现出的角色定位;再对成都市内已经成熟的两种农业经营模式从发展历程、发展困境、经营模式和组织构建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分析了两种经营模式形成背后的政府力量与治理策略,并对政府实施具体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研究;最后,本文对政府治理中暴露出的政策缺陷和治理策略进行反思,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研究发现,遵循“摸着石头过河”和“先重点试验、后典型推广”的治理思路,成都市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农业规模经营探索中发挥着引导者、扶持者、监管者、协调者的角色,先后经历了自由探索阶段（1978年-2000年）、试验扩大阶段（2000年-2013年）和推广规范阶段（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的探索,最终构建了以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系列政策、财政项目支持政策、农业市场体系建设政策、人才科技政策为主的农业规模经营政策体系。具体实践中,通过对温江区合作社模式和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经营模式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中,成都市仍有面临许多需要警惕的治理陷阱,制度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客观环境（自然环境、距市中心的距离）之外,地方政府的治理初衷和治理策略深刻影响了组织和模式的发展速度、分工方式、市场体系和组织利益联结机制。在具体的治理策略背后,蕴含的是同级别政府在行政自主性、财政资金获取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在成都市当前已经构建的政策体系下,政府治理同时存在“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治理缺乏足够的长效性。现有的政策体系还存在衔接不紧密、“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的问题,需要提高管理规范并提升各类政策的衔接、配合。再者,政府应该突出宏观环境营造者以及产业发展引导者的角色定位,避免干预差距过大或者干预程度过深可能导致的区域间恶性竞争、影响市场机制建立等问题。在总体性的治理策略中,还需要形成农业规模经营的长效治理机制,建立政府主体在经营活动中的退出机制。
郭书剑[6]（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郭春媛[7]（2019）在《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研究》文中提出文物保护经费是我国文物保护的基础,是文物事业发展的保障,经费能否充分、有效供给是社会对文物工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一直实行文物保护经费政府供给,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共同关注下,文物保护经费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增强中央政府文物保护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13年以来,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遇到严峻挑战,基层文物保护经费严重不足,地方政府缺乏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动力,企业和个人参与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渠道不畅,公众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不增反降,我国文物保护经费陷入供给不力、效率低下的困境。本文以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为切入点,通过大量数据资料分析,修正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体系存在问题,探讨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途径,希望通过经费供给方式的调整解决基层文物保护困境,调动地方政府文物保护积极性,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局面,满足公众对文物产品的供给需求。本文研究方法上选择公共财政理论做为研究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理论基础,以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历程及趋势做为研究的现实依据,梳理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情况,对照公共财政理论的公共性、有限性、公平性和效率原则,从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效率四个方面对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逐一论述,剖析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与公共财政要求和我国文物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文章收集整理了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数据资料,对长时段内经费供给数量及分配进行纵向对比,同时开展跨行业、跨国界的横向比较,使经费供给分析更具说服力。通过对比分析,对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受公共财政体制和文物事业发展双重影响,伴随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和文物事业转型的影响,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经费供给的调整滞后于财政体制演变步伐,滞后于文物事业发展脚步,直接导致文物保护产品供给与公众需求矛盾突显。主要表现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总体规模不足,与我国庞大的文物资源数量不相匹配;经费供给主体单一,政府垄断式供给加重公共财政负担,限制了经费规模和公众参与程度;供给结构不合理,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范围有限,对不同类型文物保护主体存在供给对象差异化,供给方向偏重于微观项目实施而忽视宏观调控,在文物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不同区域间明显供给不均衡的现状,与我国文物保护制度及事业发展现状不相适应;供给效率低下,文物保护经费投入效果缺乏考核标准,财政资金效率未得到充分体现等等。虽然不能将文物产品供给之成败完全归咎于经费供给制度,但经费供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文物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经费做为撬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存在的问题已经导致了文物保护产品供需矛盾,引发了公众对文物保护产品供给现状的不满。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成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现阶段面临的关键环节。“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要解决文物保护产品供给问题,必须透过经费解决行政管理领域需要改进的环节,通过经费供给制度的调整转变管理行为,学会以经费为杠杆发挥文物保护职能,最终实现对文物保护产品的充分有效供给。文物主管部门要从具体审批事项中超脱出来,转而关注文物管理政策研究和文物保护经费制度设计,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共同参与文物保护。为此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文物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根据文物保护产品的不同类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不同供给主体,形成政府公共财政引导型供给为主导,企业、个人资本参与型供给为补充,公益组织志愿型供给为辅助的多元化供给体系;二要多方供给,扩大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调动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及文博单位自身优势,探索多方供给模式;三要事权财政一致,优化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文物保护事权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财权,建立第三方对文物部门支持的工作机制;四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经费供给行为规范化,完善经费供给法制和标准建设;五要提升治理能力,增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适应新形势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和公众需求,提升文物保护工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范化,为文物产品的充分有效供给提供保障。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一是运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为研究寻找到明确的理论基础;二是从供给规模、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效率四个角度分析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现状及问题,构建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分析的系统框架;三是提出了新的中央与地方文物保护事权划分标准并以此构建事权财权一致的管理模式,即将现有的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的事权划分体系,调整为以所承担的工作内容为原则的新型事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财权;四是提出建立省级以下文物保护经费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基层文物保护经费困境。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事关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大计,是国家文物事业发展政策的体现,有效的经费供给对于满足公众对文物保护产品的需求、提升文物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开创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新局面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秦嫱[9]（2019）在《北京市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通州区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农村面积和农业产量不断减少,而转型为都市现代农业,对城市的发展与保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市通州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进程中,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新型业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措施,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出现了一大批科技农业、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融合性产业。另一方面,北京市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机遇挑战,如土地等要素供给不足、主体能力有待提升、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等等。本研究将在分析北京市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所面临形势和国内外成功经验启示的基础上,剖析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特点、制约因素和典型模式,提出北京市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对策建议。
王晓强[10]（2019）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指出行政组织法作为内部行政法,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包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在内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基本政策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和推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为何需要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范围的划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位阶的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程度的判断,这些问题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了本文分析、探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主题。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进行分析,即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分析探讨,前者主要从主体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构进行类型化划分,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角度对设置的范围进行界定,所谓行政机构设置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规格变更、名称变更等一系列行政组织行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源于传统的法律保留、制度性法律保留、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等,但是又与其存在差别,其将法律、法规、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的调整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必要性。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改革四个阶段,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行政机构设置之所以要实现法定化,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领域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法定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规则是减少混乱、建立秩序的最有效方式,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解决行政机构设置随意化、碎片化、行政化、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此外,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基于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的要求、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以及法规范所具有的一致性、稳定性、权威性等法的一般性特征。第三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进行分析。着重就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实现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尽可能详尽、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控制机制以及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控制等制度和措施,都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划分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即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法规范依据,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则不需要法规范依据。重要性理论应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划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法定化范围的判断上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行政机构实施行政职责范围的不同,所有的行政机构可以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业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内设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派出机构四种类型;内设机构可以根据机构功能、结构的不同,再划分为业务、事务、辅助、监督机构及行政职位五种,并以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影响为标准,将业务类行政机构的全部设置行为纳入法定化范围,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行为则排除在法定化范围之外。第五章,主要确定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确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等的设定,对划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事项分别予以分析,尝试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建立多元多级的法规范体系;而法定化程度的判断,则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意味着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需要尽可能实现法定化,因而将行政机构设置领域的法规范分为程序方面的要素与其他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提案、方案的编制、审核、决定、备案、监督等程序要素和机构设置的规则要素、结构要素、设置的形式要素等,并且从准则性与单行性法规范并行、明确机构设置的程序要素、数字化表达三方面来增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
二、建立市级预算 执行审计的 “一二三”工作格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市级预算 执行审计的 “一二三”工作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1）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2020年11月1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整改工作总体推进情况 |
| 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
| (一)市级决算草案和预算管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
| (二)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
|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
| (四)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
| 三、采纳审计建议建立长效机制情况 |
| 四、正在整改中的问题及下一步措施 |
（2）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贫困县脱贫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界定 |
| 3.1.1 财政涉农资金的范围 |
| 3.1.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内容 |
| 3.1.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解 |
| 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 |
| 3.2.1 公共产品理论 |
| 3.2.2 财政分权理论 |
| 3.2.3 公共预算理论 |
| 3.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理 |
| 3.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的传导路径 |
| 3.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 |
| 第4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变迁与实施情况 |
| 4.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演变历程 |
| 4.1.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2005-2012年 |
| 4.1.2 区域性整体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 |
| 4.2 财政涉农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1 整体概况 |
| 4.2.2 农业发展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3 农民脱贫增收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与典型案例 |
| 4.3.1 贫困县发展概况 |
| 4.3.2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 |
| 4.3.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典型案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对农业产出的效应 |
| 5.3.3 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中介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农业产出的传导效应 |
| 6.3.3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传导效应 |
| 6.3.4 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传导效应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与奖励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2020年7月2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市级决算草案和预算管理审计情况 |
| (一)全口径预算管理不够全面规范。 |
| 1. 个别收入科目预算编制不完整。 |
| 2. 部分预算未执行。 |
| (二)财政监督还有待加强。 |
| (三)财政基础管理有待完善。 |
| 二、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
| (一)预决算编制和执行不够规范。 |
| (二)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
| 1. 资金、项目使用率不高。 |
| 2.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 |
| 3. 资金管理有待规范。 |
| (三)公务支出规定执行不够严格。 |
| (四)内部控制管理有待完善。 |
| 1. 政府采购或购买服务不够规范。 |
| 2. 内控措施存在漏洞。 |
| 3. 机构改革后接续工作不及时。 |
| (五)资产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 |
| 1. 房产处置使用不够规范。 |
| 2. 资产核算有待加强。 |
| (六)信息系统安全措施有待提高。 |
|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审计调查情况 |
|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
| (一)开展海洋与渔业发展资金管理使用及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审计调查,服务保障海洋攻势。 |
| (二)开展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政策落实和重点项目建设审计调查,服务保障“双招双引”攻势。 |
| 1. 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推进审计调查情况。 |
| 2.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政策落实和重点项目建设审计调查情况。 |
| (三)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攻势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审计调查,服务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攻势。 |
| (四)开展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审计,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和突破平度莱西攻势。 |
| 1.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审计情况。 |
| 2.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审计调查情况。 |
| (五)开展稳就业政策措施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政策落实审计,服务保障城市品质改善提升攻势。 |
| 1. 稳就业政策措施落实审计调查情况。 |
| 2.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审计情况。 |
| 3. 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政策落实审计调查情况。 |
| (六)开展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运营审计调查,服务保障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攻势。 |
| (七)开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攻势政策措施落实审计调查,服务保障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攻势。 |
| (八)开展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审计调查,服务保障高效青岛建设攻势。 |
| 1. 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审计调查情况。 |
| 2.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审计调查情况。 |
| 五、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
| 六、审计查出问题处理情况 |
| 七、审计建议 |
| (一)围绕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推进政策措施落地落实。 |
| (二)围绕提高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15个攻势推进力度。 |
| (三)围绕落实“六稳”“六保”要求,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
| (四)围绕过“紧日子”要求,提升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 |
（4）扶贫资金审计的研究 ——以云南省XX县精准扶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本文采用的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精准扶贫 |
| 二、国家审计 |
| 三、扶贫资金审计 |
| 四、文献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概述 |
| 一、国家审计定义 |
| 二、国家审计目的 |
| 三、国家审计对象 |
| 四、国家审计程序 |
| 第二节 扶贫资金审计相关概述 |
| 一、扶贫资金审计目标 |
| 二、扶贫资金审计对象及范围 |
| 三、扶贫资金审计基本特点 |
| 四、扶贫资金审计的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扶贫资金审计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扶贫资金审计开展情况 |
| 第二节 扶贫资金审计对精准扶贫带来的效果 |
| 一、促进精准扶贫政策落实 |
| 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管理 |
| 三、扶贫效果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扶贫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 |
| 一、审计范围难以做到全覆盖 |
| 二、审计的深度和力度不足 |
| 三、审计机关缺乏独立性 |
| 四、审计报告社会影响力弱 |
| 五、审计人员综合能力问题 |
| 第四章 XX县精准扶贫资金审计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XX县基本情况 |
| 一、XX县贫困现状 |
| 二、XX县精准扶贫资金使用成效 |
| 三、XX县精准扶贫资金来源与分配 |
| 第二节 XX县扶精准扶贫资金审计程序 |
| 一、制定审计项目计划阶段 |
| 二、审计实施阶段 |
| 三、审计报告阶段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资金审计时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
| 一、重点关注扶贫资金结存量过大的问题 |
| 二、重点关注扶贫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 |
| 三、重点关注扶贫项目进展缓慢问题 |
| 四、重点关注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 |
| 五、重点关注资金管理不规范问题 |
| 六、重点关注国家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 |
| 第四节 对XX县精准扶贫资金实施审计的肯定与不足 |
| 一、肯定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五节 扶贫资金审计对XX县精准扶贫产生的作用 |
| 一、提高了精准扶贫效果 |
| 二、推动了扶贫政策落实 |
| 第五章 加强扶贫资金审计的建议 |
| 第一节 规范扶贫资金审计法律法规层面的建议 |
| 一、完善扶贫资金审计程序的法律法规 |
| 二、完善扶贫资金审计报告披露的法律法规 |
| 第二节 加强扶贫资金审计技术与方法层面的建议 |
| 一、增加大数据对扶贫资金审计的使用 |
| 二、加强扶贫资金审计的外部力量建设 |
| 三、加强扶贫资金审计全覆盖的实现 |
| 第三节 提高扶贫资金审计人员自身素质层面的建议 |
| 一、提高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 |
| 二、提高审计人员身体素质 |
| 第四节 针对扶贫资金使用者层面的建议 |
| 一、强化扶贫资金财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
| 二、建立服务审计的领导小组 |
| 三、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管理 |
| 四、规范扶贫资金的会计核算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本文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政策体系与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关键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关键概念 |
| 2.2.1 农业规模经营 |
| 2.2.2 治理逻辑 |
| 2.2 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激励与治理理论 |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2.3 政府组织激励理论 |
| 2.3.1 治理理论 |
| 2.3.2 政府组织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政策体系与发展成果 |
| 3.1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政策演进 |
| 3.1.1 自由探索阶段(1978 年-2000 年) |
| 3.1.2 试验扩大阶段(2000 年-2013 年) |
| 3.1.3 推广规范阶段(2013 年-至今) |
| 3.2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政策体系与政府角色 |
| 3.2.1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政策体系 |
| 3.2.2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政府角色 |
| 3.3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成果 |
| 第四章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与治理逻辑 |
| 4.1 基于案例的政策实践描述 |
| 4.1.1 选取政策实践案例的标准 |
| 4.1.2 政策实践成果案例的选取 |
| 4.2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政策实践成果的案例 |
| 4.2.1 政策实践案例一:温江F蔬菜合作社模式 |
| 4.2.2 政策实践案例二:崇州农业共营制模式 |
| 4.2.3 两种政策实践成果案例的比较 |
| 4.3 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治理逻辑 |
| 4.3.1 治理动力:体制内压力与基层治理困境 |
| 4.3.2 干预深度:财政实力和获取能力决定治理差异 |
| 4.3.3 治理反思:行为“反常”与政府定位差异 |
| 第五章 成都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
| 5.1 成都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5.1.1 治理“缺位”,作用发挥不充分 |
| 5.1.2 治理“越位”,干预市场自然发展 |
| 5.1.3 治理“短视”,缺乏长效治理意识 |
| 5.2 提升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
| 5.2.1 发挥监管者作用,增强制度衔接与管理规范 |
| 5.2.2 突出引导者角色,营造稳定平衡的宏观环境 |
| 5.2.3 强调治理长效性,形成“民可进、政可退”引导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7）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重要概念诠释 |
| 1.2.1 文物类型 |
| 1.2.2 文物保护经费 |
| 1.2.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 |
| 1.3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发展历程的研究 |
| 1.3.2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的研究 |
| 1.3.3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分配的研究 |
| 1.3.4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管理及使用效率的研究 |
| 1.3.5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与公共财政的研究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主要思路 |
| 1.4.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3 本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公共财政理论 |
| 2.1.1 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 |
| 2.1.2 公共财政理论概述 |
| 2.2 公共财政的构建过程 |
| 2.2.1 西方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 |
| 2.2.2 我国财政体制的发展演变 |
| 2.2.3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
| 2.3 公共财政与文物保护经费 |
| 2.3.1 文物保护的公共产品属性 |
| 2.3.2 公共财政对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指导意义 |
| 2.3.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内容 |
| 第三章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的现实基础 |
| 3.1 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历程 |
| 3.1.1 文物事业奠基期 |
| 3.1.2 文物事业探索期 |
| 3.1.3 文物事业发展期 |
| 3.1.4 文物事业创新期 |
| 3.1.5 文物事业转型期 |
| 3.2 新时期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探索 |
| 3.2.1 开展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探索 |
| 3.2.2 开展文物保护实践模式探索 |
| 3.3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历程 |
| 3.3.1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起步阶段 |
| 3.3.2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渠道构建阶段 |
| 3.3.3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平稳发展阶段 |
| 3.3.4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快速增长阶段 |
| 3.3.5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调整阶段 |
| 第四章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问题及成因 |
| 4.1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法制依据 |
| 4.1.1 公共财政制度依据 |
| 4.1.2 文物保护法律依据 |
| 4.2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种类及供给方式现状 |
| 4.2.1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种类 |
| 4.2.2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方式 |
| 4.3 文物保护经费政府供给规模 |
| 4.3.1 文物保护经费政府供给规模及存在问题 |
| 4.3.2 政府供给规模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3 小结 |
| 4.4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体 |
| 4.4.1 有限政府和公共财政供给有限性 |
| 4.4.2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体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4.3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体单一的原因 |
| 4.4.4 小结 |
| 4.5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 |
| 4.5.1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及公平原则 |
| 4.5.2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5.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不合理问题的原因 |
| 4.5.4 小结 |
| 4.6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 |
| 4.6.1 公共财政法治性与高效供给原则 |
| 4.6.2 文物保护经费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现状存在问题 |
| 4.6.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较低的原因 |
| 4.6.4 小结 |
| 第五章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国际比较 |
| 5.1 经费供给法制化 |
| 5.2 资金来源多渠道 |
| 5.2.1 政府投入 |
| 5.2.2 基金会投入 |
| 5.2.3 社会资本投入 |
| 5.2.4 文化遗产部门自身经营收入 |
| 5.3 供给范围差异化 |
| 5.3.1 界定政府投入使用范围 |
| 5.3.2 明确政府投入的补助性 |
| 5.3.3 确定各级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资金分担比例 |
| 5.3.4 发挥公益组织作用 |
| 5.4 资金监管制度化 |
| 第六章 实现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6.1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文物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
| 6.1.1 政府:文物保护产品的主导型供给主体 |
| 6.1.2 企业和个人:文物保护产品的补充型供给主体 |
| 6.1.3 公益组织:文物保护产品的志愿型供给主体 |
| 6.2 多方参与供给,扩大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 |
| 6.2.1 加大中央政府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 |
| 6.2.2 完善省级以下文物保护经费转移支付体系 |
| 6.2.3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物保护领域 |
| 6.2.4 激发文物部门自身活力 |
| 6.3 事权财政一致,优化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 |
| 6.3.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文物保护事权 |
| 6.3.2 建立中央和地方与事权匹配的财权 |
| 6.3.3 建立第三方对文物部门支持的工作机制 |
| 6.4 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经费供给行为规范化 |
| 6.4.1 完善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法制建设 |
| 6.4.2 完善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标准建设 |
| 6.5 提升治理能力,增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 |
| 6.5.1 以管理水平提升代替行政命令控制 |
| 6.5.2 设计公开透明的经费供给决策执行程序 |
| 6.5.3 构建全方位的经费供给监督体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北京市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农村产业融合概念的提出 |
| (二) 主要研究现状 |
| (三) 主要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现状分析 |
| 一、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特征 |
| (一) 第一产业走势 |
| (二) 农村地区第二产业发展 |
| (三) 融合性产业 |
| 二、通州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 突出政策引领 |
| (二) 培育多元主体 |
| (三) 完善服务体系 |
| (四) 大力宣传和推介 |
| 三、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典型模式分析 |
| (一) 休闲旅游与农业深度融合——第五季生态农业园 |
| (二) 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 |
| (三) 文化创意与农业深度融合——金福艺农农业观光园 |
| 第三章 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
| 一、农业生产资源减少 |
| 二、农业部门话语权弱化 |
| 三、部门联动机制有待加强 |
| 四、农业补贴“追求安全” |
| 五、项目评价机制需进一步调整 |
| 六、农业经营行为存在投机性 |
| (一) 农业经营者以投资土地为经营核心的问题 |
| (二) 园区管理者忘记初心,以领取政府补贴为经营核心的问题 |
| (三) 经营者以改变农业设施用途为经营核心的问题 |
| 七、新型农民培育需进一步加强 |
| 第四章 国内外成功经验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日本的“第六产业” |
| (二) 韩国的农村产业融合垂直系统 |
| (三) 法国的农业继续教育 |
| 二、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台湾的休闲农业 |
| (二) 上海的都市农业 |
| (三) 江苏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
| 第五章 通州区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
| 一、优化农业生产 |
| 二、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系统综合发展体制机制 |
| 三、集聚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素 |
| 四、不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 |
| 五、村容村貌建设和村民文化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10）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一)有利于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发展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理论 |
| (三)有利于指导行政机构改革的实践 |
| (四)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研究的结构与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 |
| 第一节 静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机构的内涵 |
| 二、行政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作为行政法学术语的行政机构 |
| 四、类型化的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动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权及设置的外延 |
| 二、机构设置与职权配置的关系 |
| 三、机构设置与职位、编制设置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变迁 |
| 一、行政组织法中的法律保留 |
| 二、法律保留不能承受之重 |
| 三、从法律保留原则到行政法定原则 |
| 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中法的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 |
| 二、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 |
|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
| 四、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 |
| 五、法规范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依据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状况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所面临的问题 |
| 三、个案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机构设置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状 |
| 一、美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二、德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三、日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四、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第二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 |
| 二、行政机构设置的规定应尽可能详尽 |
| 三、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 |
| 四、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限定 |
| 第四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一、从法律保留原则到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
| 二、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从干涉、全面保留到重要性理论 |
| 三、重要性理论应为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设置非法定化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判断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时须考虑的因素 |
| 一、行政保留产生的影响 |
| 二、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的影响 |
| 三、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任务正确、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
| 四、行政机构设置行为本身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确定 |
| 一、区分行政决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 |
| 二、业务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三、行政机构的所有设置行为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第五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程度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密度的双重性 |
| 一、区分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 |
| 二、法律规范密度在我国法律中的表现 |
| 三、法律规范密度确定的不同标准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不同模式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的现状 |
| 三、如何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一、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分析 |
| 二、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的现状 |
| 三、行政机构设置的内容要素 |
| 四、如何加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件:行政组织法规范汇总目录(1949~1999) |
四、建立市级预算 执行审计的 “一二三”工作格局（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2020年11月1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J]. 侯杰.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0(05)
- [2]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D]. 杨广勇. 山东大学, 2020(04)
- [3]关于青岛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2020年7月2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J]. 侯杰.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0(03)
- [4]扶贫资金审计的研究 ——以云南省XX县精准扶贫为例[D]. 陈虹米.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成都市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政策体系与治理逻辑研究[D]. 谭忠琼.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6]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7]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研究[D]. 郭春媛. 西北大学, 2019(04)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北京市通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D]. 秦嫱.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10]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D]. 王晓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