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地进入新世纪

一、满怀豪情跨入新世纪（论文文献综述）

李彤^[1]（2021）在《内蒙古汉语卫视春晚文化符号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汉语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内蒙古春晚）是内蒙古观众春节期间的一项娱乐活动,也是宣传内蒙古文化的重要窗口,自1984年内蒙古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晚以来,至今（2020年）已举办了 36届,内蒙古春晚已经成为融民族情感和时代精神于一身的内蒙古广播电视文化品牌,为展现民族文化提供了舞台。本研究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1984年-2020年汉语春节联欢晚会为例,对其内容进行回顾和梳理,深入探究内蒙古春晚中民族文化符号呈现的发展脉络和内涵。从内蒙古春晚展现的地域文化特点、内蒙古春晚的内容、形式、审美出发,探究地方综艺晚会中民族文化符号与地方形象构建的关系,期望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型综艺节目的创作及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和丰富。正文六大部分包含五个章节。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对电视文化符号、春晚的双重文化属性、艺术化处理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集合的“内蒙古春晚”进行辨析阐述,同时通过对1984年到2020年内蒙古春晚的内容分析,探索内蒙古春晚符号化传播的历史沿革,分析探索成长、蓬勃发展、瓶颈徘徊、求变突围四个时期的不同符号表达特点;第二章结合第一章的文本分析,从具体节日出发,从主题设置、节目类型、纪实影像、舞美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文化符号本体研究;第三章以文化要素分类,对内蒙古春晚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特色文化符号典型所蕴含的美学和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第四章分析内蒙古春晚文化符号的传播对内蒙古形象塑造的特征和意义,其特征包括传播内容的原生性、“家国”表征融入,强调主旋律、传统符号的娱乐化和扁平化。其意义包括构建权力仪式、维系地方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探寻心理归属、集体意识再确认、加深民族文化认同,共享地方文化理念、促进文化交融、构建多元文化。第五章探讨了内蒙古春晚文化符号的传播对内蒙古形象塑造的问题及对策,其局限性包括由于形象塑造单一,内容同质化、模式化,对文化符号的片面表达导致的传播效果受阻,精神内涵空洞泛化和形象认同偏差。在此基础上对内蒙古春晚传播民族文化面临的困境进行反思。

刘秀珍^[2]（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吉俊虎^[3]（2019）在《刘恒影视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余年来的电影史实说明,文学是“电影的素材基地”,中国电影一直与文学保持着亲密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前期,我国影坛出现一次艺术高峰,电影导演“第五代”崛起,确立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为电影史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这批作品中,在影视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刘恒的身影。之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时期的第二个高峰,如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从现实真实状态中发掘人的生存状态,用更贴近生活的笔法呈现现实的作品,其中也有刘恒的身影。不论从投身影视创作的时长、创作作品的数量,还是从其艺术成就、商业口碑等角度看,刘恒都堪为一典型代表。他的创作实践及作品值得深入研究。文乃言之载体,言为心声,刘恒的内在品格和创作理念是支撑他影视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他性格谦和温厚,人生阅历丰富,文学修养厚重,又能坚守社会使命感进行创作,将文字融汇进生命,不断在剧本创作中表达深刻的思考。首先,他认为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一样的性质,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哪一种方式都是有意义的。其次,他能正确理解影视艺术创作的综合性,影视文学仅是要素之一,所以应在这一环节中追寻意义。第三,刘恒对投拍后适当改动剧本表示理解,但出于对作品的责任感,不会放任他人修改,而是在“妥协”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另外,他对改编、作品结构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等问题都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刘恒是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下走上影视文学创作之路的,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思潮,给中国文学和电影创作带来了又一个“蜜月期”是外因;刘恒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新写实小说创作主将,在故事的构思、主题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及语言的驾驭方面的优势是内因。刘恒影视实践早期,主要是对自创小说的改编,之后,他将改编的笔端转移到对他人小说的改编上,扩大了改编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影视文学质量与数量方面有了突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编理念与创作原则,进而进入了直接创作影视文学阶段。角色意识确立,创作日趋成熟。刘恒影视文学的主题内涵丰富,主要有:直面“食”“色”本性;从人物的行为表现和命运结局等呈现的宿命观;将目光放在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身上,对善良、豁达、诚信等传统价值观内蕴的挖掘;对战争与人性之间关系的阐释,战争是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而人性是柔软的温情寓所,战争最终以它的残酷打败温情、泯灭人性了吗?刘恒在作品中给出了他的思考;对时代主旋律精神内涵的丰富阐释,《云水谣》《集结号》等集中体现了新主旋律的特点。他的创作始终跟随时代,且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文学细腻地感受关照着人的改变,描述出在外在环境的冲击下,信仰、勇气、毅力、真诚、美好等珍贵品格的价值所在。刘恒把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放在首位。他的作品总的主旨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揭示生存的本相,以此探寻人生命的哲学意义,这一探讨自然离不开“人与生活”的纠葛故事。总体来看,刘恒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和挣扎在生活中的“小人物”、英雄主义男性、各色次要人物、及人物群像等一系列符合大众审美况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定位,刘恒向来坚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人物更接地气,能够真实地触动大众,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刘恒影视文学情节结构丰富多样,多见的是戏剧式情节,这是对我国叙事传统与民族性的坚持。此类情节采用渐入式的开端,在镜头缓缓的移动中,拉开故事的序幕,人物渐次登场,人物关系也不急于揭示,而是在对话中逐渐清晰起来,让观众随着眼前生活图卷的展开,渐渐走入剧中人物的情境中。矛盾冲突与结构方面,多样而复杂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多重人物关系相互连结,使剧情朝着看似合理却又无可奈何的方向发展刘恒的影视文学“不甘平凡”,情节的安排在震慑人的情感传达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刘恒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影视化,台词口语化与方言使用是最突出的变化,他刻意通过“蒙太奇思维”手法,将电影化的想象意识投射到文字中,特别是心理蒙太奇的运用,将主客观、幻觉与现实进行交叉表现,将人物的意识通过潜意识里思绪的无序切换,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转换成视觉呈现。刘恒常常通过人物的对话与心理描写控制节奏,在情感发展大趋势的牵引下使局势有张有弛,调控着剧情的节奏。在表达人物内心时,常以“通感”的艺术手段来使抽象的情感外化。刘恒试图借鉴“色彩视像化”手段,通过对色彩和声音的营造,选择合适的意象,调节自身的语言模式与表达方式,借象征内涵丰富情节意蕴。刘恒影视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体现在着力最多的人物塑造方面,他的影视文学常常从平民视角展开叙事,关注小人物、“多余”人,对人物形象的多角度、多面向呈现,描述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揭示精神方面的困境。使刘恒的影视作品具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层次。其次,他的影视作品以零度视角审视故事情节,隐没宏大的时代背景等体现出新写实主义的风格,第三,为调适审美大众化需求,刘恒影视作品内容方面符合大众审美心理,乡音的使用、简单有力的对话个性化对白凸显人物,另外在戏剧性叙事、平民色彩方面都聚力于大众化传达。总之,刘恒对电影市场的认知与众不同,他从不把自己拘囿于作家“套子”,总是灵敏地审度时势,市场潮流的需要、大众审美的趋向,都在刘恒创作的考虑因素中。他像水一样自如地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观照着社会的变化,用一如既往真挚的笔锋、变化多端的题材来反映时代和处于时代中的人群。刘恒的创作经历值得总结,他在文学性、故事戏、电影性、思想性方面的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董晓霞^[4]（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研究指明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王建光^[5]（2019）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整体上向现代城市文明迈进的过程。“进城”,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迁移”,更意味着现代城市文明形态的不断变化所带来的普遍性的生存境遇。在全球化不同阶段社会转型潮流的影响下,中国“进城”故事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50年代初革命者的“进城”,通过建构社会主义城市、社会主义城乡格局,试图超越工业化时代欧美国家的“进城”困境。90年代以来的“进城”,既受到新的全球化潮流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克服50年代初的“进城”所导致的一系列困境。两次“进城”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中国“进城”故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当代文学中丰富而复杂的城市想象,提供了认识中国“进城”故事的活力与困境的有效途径。相对于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空间“迁移”中“农民/农民工/乡下人”的“进城”问题,本研究则将“进城”视为中国人普遍性的生存境遇,基于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整体性观照,探究不同的城市想象之间碰撞、冲突的观念基础和现实语境,揭示不同的城市想象所塑造的精神结构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认同困境,从而尝试为“进城”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意义空间,这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论文共三章。第一章,围绕“工人神话”,集中探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与认同问题。革命者的“进城”、社会主义城市建构、社会主义城乡格局想象,既体现了神圣性、超越性的特征,也不断地呈现出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在80年代的“返城”故事、农民“进城”故事中,更可以看到这种城市想象对人的精神结构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围绕“城市的面孔”,集中探讨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欲望之城”、“迷宫之城”、“无名之城”、“大城”与“小城”的“双城记”、北京与纽约的“双城记”,“城市面孔”的复杂性既是两次“进城”之间的“对话”,也是现代城市文明形态的特征所在。第三章,围绕“别人的城市”与“我的城”,集中探讨市场经济时代城市想象中的认同问题。现代城市能否为人提供一种家园的归属感、认同感,是中国“进城”故事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城市化的剧烈程度,“工人神话”所塑造的认同意识与“农民工”、“下岗工人”的边缘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城市“欢歌”中对复杂城市生活的有意“漠视”,以及对城市之外的“远方”和“故乡”的想象,均意味着认同困境的必然性。探究城市想象中的认识问题与认同问题,最终指向现代城市文明形态变动不居的特征,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性的想象,“进城”也并不存在一个“完成”的状态,而是处在一种不断探寻神圣性,不断面对困境的过程之中。这或许才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城”故事的真正意味。

杨文学^[6]（2016）在《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文中研究说明未来的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习近平开篇九问1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陈旧话题,不断被刷新纪录的贪官激活的当下,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拥有百亿资产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却填写了一份感动国人的答卷。一个用27年的心血,创造了一个年销售额60多亿元、为国家一年就纳税近10亿元的财

陈启文^[7]（2016）在《大河上下》文中指出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引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

王俊^[8]（2014）在《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京剧改良运动从清末开始,以社会改良与革命的内容介入戏曲戏剧改良。经过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直到1930年代至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而最终趋向大众化和革命化。中国的戏曲戏剧改良道路也走过了从启蒙排满,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到要推倒旧戏的形式,以一种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态度来对待旧戏,企图将其推倒重建,试图实现文化上革新的尝试。不过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旧戏仍然还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方向继续前进。真正使京剧改良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期是1940年代延安时期,这时的文艺大众化推动了京剧改革。由于抗战的需要,反映抗战的主题成为京剧舞台的主要内容,而舞台上的主角这时也被工农兵所取代。戏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紧密程度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延安时期戏改的许多做法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京剧改革中被继承。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前,京剧现代戏已经成为京剧演出舞台最主要的形式。江青在大会上以《谈京剧革命》的讲话登上政治舞台,《谈京剧革命》也成为指导京剧革命的方针,这次观摩大会成为文革样板戏的前奏。从1964年直到文革开始的这一段时间,主要的样板戏剧目都已经基本成型。以上这些是本论文论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样板戏剧本改编现象的探讨是本论文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中主要围绕从革命现代戏到样板戏修改和演变过程来展开讨论,对江青和样板戏命名之间的关系,样板戏各个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的探究,以及在样板戏的创作和改编中的“两结合”和“三突出”策略的运用和样板戏主题多角度考察都成为在研究样板戏改编的时候重要考察对象。此外,在文革期间,为了更广泛的传播样板戏,样板戏的改编不仅仅只限于的京剧的舞台,对于样板戏进行电影化的改编也是文革期间江青所着力推行的,样板戏电影的改编所遵循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在拍摄的过程中充分的利用了各种电影语言,按照“三突出”的要求来处理样板戏中的各种人物。这种对样板戏的银幕化,使样板戏在传播的时候更加便捷和广泛,强化了样板戏中的一些理念,这成为文革结束之后样板戏某种程度上“回潮”的原因之一。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至今,样板戏虽然不再是戏剧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但也没有消失于历史的幕后。样板戏在1980年代经过重新包装以后再次流行,以及新世纪之初,随着“红色经典”的兴起,样板戏被重新的影视化,都是“后样板戏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此时的样板戏改编“热潮”的出现,更多的是大众消费文化推动的结果。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支配样板戏改编的力量都和时代政治文化变化紧密的联结在一起的。在本论文的写作中,笔者着力探究的是自晚清直到文革以来驱动京剧以及样板戏改良和革命内在的动力,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的改编。另外本文所要关注的就是“后样板戏时代”对样板戏题材影视剧改编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分五章进行探讨。在正文前的绪论中,主要从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以及具体的论文写作概要这三个方面来说明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戏曲形式,样板戏在中国戏曲改良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它的出现之于文革文艺的意义,以及它在改编的时候所突出的理念如何支配样板戏的改编。正文分为五章,主要阐述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和样板戏的改编,其中样板戏的改编包括了样板戏剧本的改编、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以及样板戏的电视化。其中样板戏的剧本改编是重点论述和分析的部分。其中,本文的第一章,论述了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运动,延伸到五四运动时期,直至延安时期的京剧现代戏的改革。晚清的戏剧改良,关注的是戏曲内容方面,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戏曲改良者们试图以社会改良的内容进入戏曲,并借此进行启蒙,以便于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而延安时期的京剧改良运动则是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京剧现代戏演出的前奏,建国后戏曲工作的基本体制和改革方向在此时都已经基本确立。第二章,论文将重点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到1964年间的京剧改革与实践。其中包括了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体制化和组织化,以及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的实践。对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组织化的介绍为了说明新中国戏曲改革拥有组织上和体制上的保证,而京剧现代戏的演出是从实践上保证戏改的现代戏方向。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这一章集中探讨从京剧现代戏到样板戏的修改和演变。本章先对样板戏命名进行了探究,并对其与江青的关系加以梳理。在对样板戏的剧本来源进行探究的时候,对于样板戏各类剧本进行了分类,梳理各自的改编情况,并指出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对于样板戏创作和改编的总策略,本文主要是从“两结合”和“三突出”这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释,论述了这两个原则如何贯彻到样板戏的改编之中。而改编之后成型的样板戏如何体现文革的精神实质,在这一章里主要从阶级斗争、政治文学化和领袖崇拜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样板戏与文革的同质性。第四章涉及到的是对样板戏拍摄和改编成电影的探讨。样板戏电影的拍摄,依据的是江青提出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使用电影镜头语言对样板戏中的人物重新塑造。对不同类型的人物,不同的环境,在使用镜头的时候都判然有别。运用这些手法拍摄的样板戏电影,是对样板戏的再塑造,也是对文革的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电影作为一种当时较为新式的传播手段,对于影像化的样板戏的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样板戏“怀旧”时的影像依据。本论文的第五章是关于文革结束之后的样板戏现象。比较多关注到的是样板戏在“红色经典”出现背景下样板戏被改编的情况,在样板戏和大众消费文化结合之后,样板戏如何再一次演变成为样板戏影视剧改编的热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何在?大众消费文化对于普通民众消费趣味的投合与引导,其价值与意义何在?都是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焦喜峰^[9]（2009）在《文章学视野下的《人民日报》社论研究 ——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社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论,是现代文章学分类中新闻文的一种,是媒体编辑部最重要的指导性言论,在现代中国媒体的社论中,《人民日报》社论最为典型,它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声音和意见,在新闻舆论的引导和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宣传方面有着最为强势的传播效果。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人民日报》社论经历了从稚嫩到较为成熟的写作、传播发展阶段。作为典型文章学研究文本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坚持对中国古典文章学理论继承和发扬的同时,不断汲取现代传播学理念,紧跟时代步伐,逐步形成了特有的写作模式、语言风格和章法结构,具有较高的文章学研究价值。本选题从交叉研究的视角出发,融合文章学和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对《人民日报》社论进行多角度的探析。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对社论的定义、源流进行概说,并着重阐述社论文章的典型性和价值体现。第二章主要运用文章学的研究方法,对社论的风格特色进行了宏观的概括和微观的解析。第三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探讨社论写作的章法与技法的发展变化。第四章是结语部分,本章从传播学角度解析了社论的传播过程及效果,总结了社论的社会功能。本文对《人民日报》近三十年社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期在拓展文章学研究视野、指导社论传播实践等方面起到有益的借鉴和补充作用。

李启军^[10]（2005）在《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文中指出这是一个符号统治的时代,其中也包括影视明星偶像符号的统治。在符号社会里,影视明星是符号化的影视明星。一个个影视明星偶像在不同的影视观众那里就是一个个意义充实的符号。 明星符号构成了当代人日常生活、思想沉思、艺术想象、社会批判的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的学者在言谈、写作中要特别表示出对明星们的不屑一顾时,恰恰表征了明星现象、明星文化打破了我们可敬学者心中的那份宁静。既然明星现象、明星文化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与其不闻不问或者情绪化地批判,还不如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思考和追问。 “追星”是当前社会的一大时尚。媒体在追星,制片商、导演在追星,影视迷们在追星。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网络,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会开辟专门的版面、栏目、节目、窗口给各路明星,这是媒体的“追星”;影视片惯常打出明星牌、排出明星阵营,这是制片商、导演的“追星”;有自己的偶像出演的影视片就满怀热情去看,否则就没兴趣去看,这是影视迷的“追星”。媒体及制片商、导演追星,看重的是明星们的符号价值——体现为收视率、票房收入;影迷们追星,看重的是明星们的符号意义——在他们身上获得某种人生感悟和启迪,想象地满足某种愿望。所以,看影视明星、聊影视明星、读影视明星、写影视明星、追影视明星,也包括骂影视明星,成了当代大众日常生活必需的调味品。如果没有了影视明星可看、可聊、可读、可写、可追、可骂,对不少fans来说,恐怕不仅仅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而且会感觉生活没有了意义。 虽然不能说没有明星制就没有明星,但是商业化的明星确实是作为商业手段的明星制的产物,而明星制是与影视的商业化发展互为表里的。中国影视业要走商业化道路,就不能拒绝明星制,就需要拥有自己的明星队伍。要培植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就不能伤害影视迷尤其是青少年影视迷对影视明星的那份

二、满怀豪情跨入新世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满怀豪情跨入新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1）内蒙古汉语卫视春晚文化符号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恒影视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6）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论文提纲范文）

（8）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章学视野下的《人民日报》社论研究 ——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社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满怀豪情跨入新世纪（论文参考文献）

• [1]内蒙古汉语卫视春晚文化符号构建研究[D]. 李彤.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3]刘恒影视文学研究[D]. 吉俊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5]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D]. 王建光. 海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J]. 杨文学. 时代文学, 2016(04)
• [7]大河上下[J]. 陈启文. 清明, 2016(02)
• [8]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D]. 王俊. 南京大学, 2014(05)
• [9]文章学视野下的《人民日报》社论研究 ——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社论为例[D]. 焦喜峰. 河南大学, 2009(12)
• [10]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D]. 李启军. 四川大学, 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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