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政府入世 转变职能在即（论文文献综述）
梁俊山[1]（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刘玥[2]（2020）在《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文中指出机床工具工业是制造机器的母机工业,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管理局对机床工具行业实行统一有序的管理。这一管理模式虽一方面提升了我国机床工具产品的自给率,另一方面因资源配置的滞后性等因素拖慢了产品生产的质量与技术发展的速度。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国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原先僵化的生产方式得到改变。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职能发生转变,企业权力得到下放,原先管理机床工具行业的政府部门经历裁撤与调整;从市场层面来看,商品经济逐渐为机床工具产业发展所认可,市场经济的活力逐渐注入到社会生产的领域。以此为背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应运而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作为当代的行业组织,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行会、商会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产生方式来看,国家通过裁撤机床工具局主动将机床工具工业的管理权力下放给社会。原机床工具局局长梁训瑄等干部也利用改革之势积极组建筹委会,到1988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承担起管理机床工具行业的职责。由于成立时间较早,国内缺乏发展经验,因此在成立初期协会经历了探索阶段。一方面主要理顺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行业调查等手段对机床工具企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解,并将其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反映给政府。在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协会在管理机床工具行业中更加发挥起市场化的职能,譬如为扩大产业贸易坚持主办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等。当代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给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协会也根据市场中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时引导企业发展,避免行业出现严重的损失。同时,因机床工具产业存在的特殊性意义,国家政策也需时时给与协会、行业相应的扶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邱启雄[3]（2019）在《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文人身份、“文人意识”概念的重新梳理与诠释,论证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文化语境的置换产生价值及形态转换的可能,继而提出“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新文人意识”是一种将传统文脉中的语意系统进行结构转换,延入当代表达的独特审美逻辑,它旨在建立一种互文性的文化语境及表达模式,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下的产物。它与传统文人意识及当代艺术思维均具备一定的联系,使得二者具备沟通的可能性。不同的是,传统文人意识是在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下,以一种“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生命观为依据,以一种与现世疏离、忽略具体时空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本真的先觉,是在特定价值预设下的自觉归属,具有人格化倾向;而“新文人意识”则是发生在一种开放式、动态式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是在与现实社会不断对话及反思中,以一种个体差异化的真实体验来替代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并以一种动态发展的“在场性”与个体生存体验及整个的社会文化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新文人意识”不仅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路径,同时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激活传统的契机,对于抵制后现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构建历史承续性具有积极作用。“文人意识”是文人艺术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基础。“文人画”作为“文人意识”的物化呈现,并不是某种审美样式的特指。在传统意义上,“文人意识”并不仅仅对写意画发生作用,而且也对工笔画发生作用。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它在审美价值、审美功能、审美形态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工笔画,包括工笔人物画。就工笔画而言,它在形而上的价值本体层面和形而下的形式语言层面,都赋予了“文人工笔”以新的审美格调。这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工笔人物画”这种相对“中性”的绘画样式并不像“写意”画那样带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它可以通过语意结构的重组,在新的价值取向下拥有新的意指。在当代语境下,“新文人意识”使工笔人物画超越了形式语言的边缘性探索,而以“意义形态”作为表达的核心,并真正进入现实的精神层面上来,从而在传统艺术资源与当代表达之间形成了价值上的关联。同时,正如我们不能从形式语言方面对当代艺术进行简单限定一样,“新文人意识”下的当代工笔人物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样呈现出谱系化的特征,即它在进入表达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与一种可能造成自身逐渐固化的观念及表现形式进行对抗,并以此来保持自身的鲜活性。从根本上讲,它表现为一种“意义”的处理方式,是一种“智性”的价值反思,这也是“新文人意识”的主要思维特征。它通过在审美活动中建立起主客体、语言表征及艺术授受的张力关系,以谋取视域的融合;通过建立“主体间性”的审美关系,以契合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在作品表现形态上,“新文人意识”往往并不直接从物象中获取意义,而是通过新的语言逻辑将不同意义存在的“符码”进行并置、转译和残缺式呈现。在这种呈现中,“诗性”、“寓言”、“荒诞”是其中三种典型的“意义”处理方式。这三种意义处理方式不仅是修辞也是文体,具有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现实根源性。其中,“诗性”并不在表达的内容中显示意义,而是透过表达过程,进行意义的“侧显”;而“寓言”主要通过“言意分离”的方式,以一种连贯性的隐喻关系完成叙事;“荒诞”则主要通过营造一种与“常理”相悖的图像或逻辑结构,打破日常情节性,以对应终极价值虚空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现实。总之,“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它并不是某种理论预设下的归类和总结,而是一种在场的经验性把握,在其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充满了变量因素。正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结构”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它始终保持着其自身的活跃性以及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本文以审美主体的身份及意识特点为切入点,当以此为变量因素时,“代际”、“性别人格”和“文化身份认同”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通过不同的图像素材、语言结构、逻辑倾向最终导致了作品表征的不同,它突破形式风格的划分而指向创作者本身所具备的“人的精神”。
张光润[4]（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叶浩军[5]（2014）在《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总体规划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文件，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是唯一的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依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急剧变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规划实践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而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使得从国家经济制度到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城市规划制度，都发生了急剧和巨大的变化。这一因价值观转变而导致的城市规划实践变化，在中国城市规划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价值体系被重新思考和构建。在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践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命题。工业革命以前，城市规模和形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衡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价值观体系和构成及其转变过程更加复杂，城市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将城市视为效率的机器而偏离了建设城市基本价值观的现象，迫使人们对由自己的经济活动而制造出来的城市进行全面的思考。其中也包括规划师不断思考和探索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城市规划方法。然而，尽管规划师和规划制度都因为专业教育而建立起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并在此指导下建立起多种理想的规划蓝图和目标，不过种种研究却已经表明，城市规划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实践，也只是城市建设实践中的一部分，现实中规划师也只是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群体而已，因此，规划师职业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在现实中往往因为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并且受其他多种价值观及其变化影响而有所改变。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由于价值观转变，我们国家颁布了城市规划法，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在这个价值观转变过程中，广州成为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了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有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政府规章以及后来的城市规划地方法规，广州率先编制了全国第一个战略规划，地铁的开通使广州人的出行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中，广州不仅是最早实践的大城市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了许多具有超前探索性意义的贡献，相应地，在城市规划领域上也开展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既有主动适应并促进城市空间有序拓展的成功，也有被动受制于快速发展经济思潮下的失败，因而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全文试图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认识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检讨的基础上，以价值观为核心，以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建设的历史为线索，从对制度性的原因入手，通过规划立法、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实施等四个方面，对这段时期广州不同阶段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形态的演进过程进行讨论和分析，划分出各阶段的特点及主要的动力要素和内在原因，揭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城市发展的现实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理想之间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实施机制和作用、内容以及与其他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出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和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所产生关系的必然性。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内容为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进行综述，并结合价值的视角提出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第二章首先回顾了1949-1978年历史阶段广州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践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1978-1988年之间城市规划制度的恢复和启动时期城市规划的实践，重点讨论了一元价值观体系下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基于改革开放的实验性实践案例，讨论了广州城市规划从立法、规划编制和机构改革、规划实施等各方面的实践，以及城市规划制度试图对城市建设影响的关系，归纳出规划制度变革启动期的特征。第三章研究了1989-1997年在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多元价值存在的承认开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的早期，由于市场力对效率的追求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城市规划制度建设相对于高速经济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滞后和偏离，尽管地方城市在规划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划内容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但在客观上还是形成了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带来了城市规划实践的种种问题。第四章研究了1998-2010年广州市政府对城市发展的理念进行了新的理性思考下，重新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和影响的决定性地位，城市规划制度上也进行了梳理并强化了规划编制的工作。重点讨论了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对城市规划制度变革的新探索及战略规划编制，城市政府依据战略规划和基础产业政策有序推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讨论了国家一系列新的城市规划制度设计下，广州逐步引入城市规划与社会对话的机制，开展了针对面向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科学规划、依法规划和阳光规划探索，并将公众参与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第五章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是一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多元价值观社会现实共存、政策和法律管治共存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实践经历了一个公平——效率——公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提出了在此格局下城市规划制度中依然没有解决的对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的存在问题和需继续研究的方向。论文的创新点：第一个创新点是方法上以价值观为研究基础，分析了广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规划实践和国家价值观转变的关系。研究城市规划多会关注其自身应有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关注其在城市发展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过程中某个方面的实际情形及结果，但是基于价值观和价值观的转变系统研究一个具体城市的城市规划实践，是一种方法上的尝试和创新。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更清楚和客观地判断城市规划实践中成功与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文内容上有两个创新点。第一个是目前研究城市规划实践的成果已经很多，涉及城市规划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既有成果多从城市规划系统中的某个方面研究和讨论居多，将城市规划系统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和讨论并判断城市规划的有效性尚没有。本文依据城市规划实践涉及的要素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关系并以此作为城市规划实践评价体系，并提出“价值性工具”和“工具价值性”概念，是一种内容上的新尝试。内容上第二个创新点是以一个城市为案例，纵向剖析研究其城市规划实践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并依据其价值观表达的特点进行了基本的断代，归纳出不同时期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特征，是另一个内容上新的尝试。
吴婷婷[6]（2011）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三,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三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三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三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三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着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着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着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三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三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三,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三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三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三,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范兴坤[7]（2010）在《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针对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时特别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实现社会管理的规则是党的政策,而非法律,即使是在已改革开放30年、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化社会的今天,长期以来依靠政策和行政系统实现社会管理的传统仍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国家管理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首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在图书馆事业领域制定颁布的地方法规、行政法规及各种制度,都仍然是在党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各级政府社会发展政策框架下发挥作用。因此,对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和了解,必须在对党的政治指导思想、对政府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指导政策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和社会环境政策的了解,需要有适用的科学方法。政策科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学者开创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了一门基础雄厚、专业系统、研究手段多样的成熟学科,并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实践和学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图书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起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问题,也开始尝试结合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研究,期望通过借助政策科学的帮助加强图书馆事业的研究,但惜乎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研究深度也稍嫌不够。该论文是在宏观上将我国1978-2008年三十年间的图书馆事业政策作为考察对象,以政策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方法作为工具,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及政策特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论文第一章《导论》部分,定义了研究的相关背景,对以政策学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国内外情况进行了综述和评介,介绍了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作为对我国1978-2008年间图书馆事业的综合性介绍部分,分别以阶段性方式和综述性方式介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特点,认为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的指引下,图书馆事业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形成符合事业客观规律的政策体系,逐步实现了事业政策的科学化、客观化,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效率化和效益化的发展；在篇章结构上,第三、四、五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全面介绍了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社会环境,包括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8）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及挫折,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图书馆发展的总体情况,介绍了1949-1978年间的政策演变及相关影响因素；改革开放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的示范作用和激励作用,直接引导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图书馆界的努力方向；该章并结合我国图书馆系统现实状态,分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四个方面讨论了中观政策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制定的影响；第四章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制定主体情况,分别介绍了国家立法机关、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各级行政及事业管理部门、图书馆行业学会和协调组织、图书馆的情况,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种类及政策特点等方面的内容；第五章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部分,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制定情况,分管理、文献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建设、技术建设、建筑等几个方面,对我国30年来在这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分类缕析和总结述评,使各领域的政策沿革通过研究变得更为清晰,并据此总结出这些政策在变化过程中的特点；第六章是研究的实证部分。图书馆立法是我国当前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结合论文的研究方向,以政策分析的过程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图书馆法立法的问题,按照政策过程划分模式,以立法的提出、法律的制定、法律实施、法律监测、法律效果评价、法律修正和终止的六个阶段讨论了我国图书馆法立法过程,对立法在不同阶段的观点、立法背景、立法理论研究及立法进度进行了汇总和综述性研究,认为我国当前的图书馆法建设在立法基础、立法程序和进度发展上是符合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客观现实的,图书馆界和社会在《图书馆法》立法上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在结束语部分,以从制度建设角度考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需加强的重点三个部分陈述了作者对我国1978年以来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的总体认识,认为政策建设的基础在于图书馆事业的制度设计,需要从事业制度设计的基本点着手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当前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为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教科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的未来,图书馆事业政策需要检讨、完善、优化,基于法制的图书馆事业政策体系更需要新的发展。该论文的研究设想,是通过借用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与图书馆理论,以“政策科学”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在研究图书馆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政策内容”和“政策形式”的有机结合；在覆盖领域上,实现对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各领域政策的全面概括；在纵向政策整合上,实现对30年间主要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变化沿革的条理化分析；在研究目标上,实现对我国1978-2008年间图书馆事业政策承前启后的价值论证；在体系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但种种研究设想,受研究者理论水平、专业背景和研究时间、研究手段、资料完整度、资料取舍标准等种种条件的限制,每一个方面都只能部分地实现,而且在个别问题的研究上还逃不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窘境,深感自己以后还需要更多地潜心学习,并在该论文研究方向上继续努力。对于已完成论文的不足,欢迎各位老师和同行批评指正。
周建军[8]（2008）在《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型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我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规划作为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的领域之一,毫无疑问,在主动迎接与接受经济社会转型深刻影响与推动的同时,必须主动加强与加快城市规划自身适应性改革与创新力度。本研究以转型期城市与城市规划新变革为切入点,在对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亟需改革创新职能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发展、特征及改革趋向的比较分析,借鉴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效率与公平、公共权力与利益、公共服务与管理”等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引入博奕理论中多方博弈（群博）原理,分析了转型期中国规划管理职能在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定位基准原则与方向,重点研究了转型期城市管理职能合理定位、流程再造、职能内容创新、职能体系建构及职能实施绩效评估等的新探索。论文提出了加快城市规划管理职能改革与创新的关键内容及努力方向,同时,研究中以典型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创新实践为实证,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操作性。通过上述研究,揭示了转型期多元利益博弈中规划管理职能构成与发展的新特质、新作用及新方向,建构了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综合体系。
马汇莹[9]（2008）在《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地社会制度不同,大众传媒的性质、角色和功能也不尽相同,都存在着如何应对对方冲击的问题。这种交流和互动独具特色,是跨境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内地大众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的冲击。十年来,这种冲击已经变得更为频繁、直接、有力。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改变了部分新闻传播政策,香港因素是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重要压力来源之一。这些变化意味着传媒开放的边界不断被推进。但香港方面较为主动,中央政府较为被动。这些政策有时缺乏稳定,显示出政府对新闻开放欲进又退的矛盾心态。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并不是经济越发达,就必然会越开放。这取决于当地领导人的思想,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内地传媒组织与香港传媒的正式合作刚刚起步。但在新闻观念、管理规则、实践业务方面均明显受到香港传媒的影响,广东电视是最明显的例子。风凰卫视是一国两制制度最明显的受益者,它给内地传媒带来竞争压力同时也推动新闻改革。由于政策保护,两地传媒真正的竞争还远未开始。
黄蓉[10]（2007）在《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文中认为中国报纸产业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带给报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一论点得到报业发展明确而清晰的实证。与既往研究的宏观表述不同,本文将焦点聚于报业制度选择的微观层面,试图描述报业制度选择的动力机制。报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组产业制度?这组制度是不是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惟一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新制度出台看作一次选择的话,这些制度选择是由谁来推动的?这些问题促使本研究的生发。以博弈视角切入报纸产业制度选择,主旨是对制度选择中行为主体的关照,将报业制度选择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客观清晰地呈现。报业制度选择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报社、资本都试图使其收益最大化。通过对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制度选择主体博弈行为的梳理与阐释,展现中国特有的报业制度选择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引入受众作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这对于未来报业健康有序发展影响深远。基于研究的主旨和思路,以制度选择的时间进程为主线,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简要勾勒研究动机、视角、范畴、创新点与难点;对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制度、制度选择、博弈、报纸产业作以界定;运用较长篇幅对与传媒产业制度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评价,定位本研究的学术位置。第二部分: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我国报业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以发展取向为前提,我国报业制度选择大都遵从默察——扩散路径,经过理性判断,最终形成正式制度,博弈行为贯穿整个过程。作为博弈主体的政府、报社、资本、受众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报纸产业化进程。第三部分: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从论述总体性社会特征入手,说明我国报业在1949-1978年间,虽然存在着政府和报社两个博弈主体,但报社缺乏博弈策略的选择空间,政府发出指令,报社完成指令就是博弈均衡。单方博弈格局是政府出于政治、经济需要诉诸权威而为之的结果,目的是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依照单方博弈的视角,审视始于1949年末的报社企业化,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并不是有学者所言的“报纸产业萌芽”,政府尽管有经济方面的权宜考虑,但建设宣传网络,构建党报体系才是其真正目标。第四部分: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市场的发力与发展,为报业制度新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政府与报社赋予发展不同含义后,报社成为制度选择的发起者。与政府博弈中,报社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应对权力不对称,促使博弈格局于己有利。在报社与政府都采取兼顾两个效益的博弈策略时,报业制度的创新呈现由点到面,由低等级报社向高等级报社,由制度边缘向制度核心的变迁路径。1992年之后,政府重新主导两方博弈格局,最具代表性的是报业集团制度产生,为实现政府附加于报业集团的政治诉求,报业集团制度选择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主导之下。第五部分:三方博弈:加入WTO与报业制度选择。加入WTO等同于大规模的制度移植,政府转型以及传媒业开放势在必行。资本在特许进入后形成了报业制度选择的三方博弈格局。2003年之后,剥离转制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题。以三方博弈格局来看,剥离转制导致国有资本流失、报社智力资本受损、资本产业链断裂,不利于报业稳定与发展。经过报业竞争后,报社携资本进行跨地区办报,但“非党报”、“属地问题”导致政府对跨地区办报的收紧,显示我国报纸产业化远未实现。第六部分: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型。受众作为报业制度变迁最直接的利益承受者长期被忽略于制度选择之外。市民社会的出现使得受众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充分使用受众的社会参与权、货币投票权能够使其他博弈方在报业制度选择中保持理性。非营利组织是实现受众参与报业制度选择的主要途径。本研究认为:博弈是优化决策的必要阶段,将长期存在于报业制度的选择中;四方博弈的理想模式是未来报业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未来进行的报业制度选择中,界定政府权限、彰显受众影响将是必然趋势。
二、城市政府入世 转变职能在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政府入世 转变职能在即（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 关于国家、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行业组织研究综述 |
| (三) 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综述 |
| 三、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协会成立前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
| 一、机床工具工业历史概述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机床工具工业的发展 |
| (一) 近代以来国外机床工具技术的引入 |
| (二)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章 体制改革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成立(1988-1992) |
|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变迁 |
| (一) 1949年-1978年工业管理体制及产业发展 |
| (二)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二、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成立及初期发展 |
| (一)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成立的经过 |
| (二) 协会的组织架构 |
| (三) 政府指导与协会初期活动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协会与产业发展(1992-2016) |
| 一、从幼稚到成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市场化职能 |
| (一) 扩大交易:展览会的持续举办 |
| (二) 推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 |
| (三) 鼓励企业出口与积极“入世” |
| 二、国家、协会与市场:三者互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应对危机:市场失灵与行业自治 |
| (二) 市场经济的新问题:“协会失灵” |
| (三) 国家政策与机床工具产业发展 |
| 第四章 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行业组织的发展经验 |
| 一、历史回顾:中国传统的行业组织 |
| 二、市场自发性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他山之石:日本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概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文人与文人意识 |
| 1.1 文人与士 |
| 1.1.1 士人社会的形成 |
| 1.1.2 “出走”的文人 |
| 1.2 文人意识 |
| 1.2.1 文人生命意识 |
| 1.2.2 文人审美意识 |
| 1.3 新文人意识 |
| 1.3.1 文人角色的时代变迁 |
| 1.3.2 新文人意识的内涵 |
| 第2章 文人意识与工笔人物画之历史关系 |
| 2.1 传统理念的流变 |
| 2.1.1 用与“游” |
| 2.1.2 体与象 |
| 2.1.3 道与技 |
| 2.2 来自俗世主义的祛魅 |
| 2.2.1 以物象代“心象” |
| 2.2.2 “雅俗合流” |
| 2.2.3 以“人文”代“神文” |
| 2.3 现代人文主义的引入 |
| 2.3.1 两种“人文”的相遇 |
| 2.3.2 红色文化下的工具主义 |
| 2.3.3 “新文人意识”的形成 |
| 第3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意义取向 |
| 3.1 审美“对抗”启蒙 |
| 3.1.1 新文人意识的审美语境 |
| 3.1.2 “新文人意识”的“智性” |
| 3.2 精神“对抗”形式 |
| 3.2.1 “有意味”的形式 |
| 3.2.2 精神图像自我图腾 |
| 3.3 反思对抗归属 |
| 3.3.1 问题的产生与表征 |
| 3.3.2 作为“反思”表征的接受 |
| 第4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表现形态 |
| 4.1 诗性言说 |
| 4.1.1 诗性思维 |
| 4.1.2 诗性语言 |
| 4.2 寓言明义 |
| 4.2.1 寓言与隐喻 |
| 4.2.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寓言体 |
| 4.3 荒诞的“无意义” |
| 4.3.1 “荒诞”的美学解读 |
| 4.3.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荒诞叙事 |
| 第5章 影响新文人意识的几个主体变量 |
| 5.1 代际差异 |
| 5.1.1 言语资料的代际差异 |
| 5.1.2 语言价值中心的代际转换 |
| 5.2 女性主义与女性化差异 |
| 5.2.1 原始概念与本土现象分析 |
| 5.2.2 性别人格的女性化 |
| 5.3 文化认同差异 |
| 5.3.1 文化认同概述 |
| 5.3.2 认同中的差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及主要艺术活动 |
| 附录 作者部分工笔人物画创作 |
| 致谢 |
（4）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价值观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思考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一元价值体系下公平优先的城市规划实践（1978-1988） |
| 2.1 改革开放以前的广州城市规划历程（1949-1977） |
| 2.2 改革开放与价值观转变的启动 |
| 2.3 城市规划制度的恢复和启动 |
| 2.4 城市规划的立法 |
| 2.5 第14 版总规和街区规划编制 |
| 2.6 从规划局成立到区规划土地管理处成立 |
| 2.7 土地有偿使用和统一开发的实践 |
| 2.8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多元价值体系下效率主导的城市规划实践（1989-1997） |
| 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转变的转折点 |
| 3.2 城市规划法颁布和广州城市规划条例的编制实施 |
| 3.3 总规深化调整（1990 年至 2010 年）（第 15 方案） |
| 3.4 规划管理权的下放 |
| 3.5 珠江新城的形态演变 |
| 3.6 东南部地区规划与开发 |
| 3.7 市场经济初期城市用地的无序扩张 |
| 3.8 解困房——解居住之困而没有解城市之困 |
| 3.9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元价值体系下注重公平的城市规划实践（1998-2010） |
| 4.1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
| 4.2 直面公平的城乡规划法规颁布与实施 |
| 4.3 战略规划和总规第 16、17 方案 |
| 4.4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
| 4.5 规划的法制化——控规全覆盖 |
| 4.6 珠江新城规划检讨 |
| 4.7 村庄规划的实践 |
| 4.8 机构设置从效率优先向保障公平转变 |
| 4.9 逐步向多元价值公平转变的城市规划实践 |
| 4.10 新的开发区战略——第三次行政区划调整下的东进与南拓 |
| 4.11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计划与市场并存，一元价值体系与多元价值体系并存 |
| 5.2 城市规划实践经历了公平——效率——公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
| 5.3 城市规划制度受制于政府社会管理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 |
| 5.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建立有效城市规划机制的前提 |
| 5.5 论文创新点 |
| 5.6 尚需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件 |
（6）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3 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 |
| 1.4 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 |
| 1.4.1 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 |
| 1.4.2 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 |
| 2.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一个理论分析 |
| 2.1 金融国际化的定义与表现维度 |
| 2.1.1 对金融国际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界定 |
| 2.2 金融安全的定义 |
| 2.2.1 与金融安全有关的几个核心概念 |
| 2.2.2 对金融安全的界定: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 |
| 2.3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回顾 |
| 2.3.2 文献评述与本文切入点 |
| 2.4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负向关系: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研究视角 |
| 2.4.1 资本运动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2 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3 金融业务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4 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5 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6 货币政策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7 货币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5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正向关系: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的研究视角 |
| 2.5.1 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金融安全的路径之一:经济增长路径 |
| 2.5.2 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金融安全的路径之二:金融发展路径 |
| 2.5.3 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金融安全的路径之三:制度落差弱化路径 |
| 2.6 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辨析 |
| 2.6.1 金融安全问题只与金融国际化有关吗? |
| 2.6.2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吗? |
| 3.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基于代表性国家的案例分析 |
| 3.1 美国金融国际化历程:经验、教训与启示 |
| 3.1.1 美国金融国际化的进程:阶段与特征 |
| 3.1.2 来自美国的启示 |
| 3.2 韩国金融国际化历程:经验、教训与启示 |
| 3.2.1 韩国金融国际化的进程:阶段与特征 |
| 3.2.2 来自韩国的启示 |
| 3.3 代表性国家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问题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差异性分析 |
| 3.3.2 美、韩两国经验和教训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 |
| 4.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基于中国样本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 |
| 4.1.1 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方法:回顾与比较 |
| 4.1.2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基于经济指标法 |
| 4.1.3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基于法规描述指标法 |
| 4.2 金融国际化视角下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度量 |
| 4.2.1 国家金融安全状况的量化研究:回顾与比较 |
| 4.2.2 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构建:指标体系设计与指数合成 |
| 4.2.3 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测度: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
| 4.3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 |
| 4.3.1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的长期关系:基于协整模型的实证研究 |
| 4.3.2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的短期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
| 4.3.3 实证研究结论小结 |
| 5.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回顾与展望 |
| 5.1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分析 |
| 5.1.1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研究视角 |
| 5.1.2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阶段划分:基于金融国际化程度变化的视角 |
| 5.2 中国金融国际化宏观发展方向展望:基于金融安全的视角 |
| 5.2.1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缩小国间制度落差 |
| 5.2.2 积极参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重构,提升话语权 |
| 5.2.3 在遵循一定协调原则的前提下,主动参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
| 5.2.4 强化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联手防范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
| 5.2.5 紧跟国际监管趋势,构筑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 |
| 5.3 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模式、次序与方向:一个初步构想 |
| 5.3.1 对推进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思考:来自美、韩两国的启示 |
| 5.3.2 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的构想 |
| 5.3.3 未来金融国际化各子维度的主要推进方向 |
| 6. 全文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全文核心问题小结 |
| 6.2 全文主要观点与结论小结 |
| 6.2.1 理论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2.2 案例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2.3 实证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2.4 政策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3 全文的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6.3.1 全文的不足之处 |
| 6.3.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关键词释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 1.3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案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框架 |
| 1.3.5 论文研究预期达到的目标 |
| 1.3.6 论文研究实现的创新点 |
| 1.4 本选题背景、现实价值、学术意义 |
| 1.4.1 本论文选题背景 |
| 1.4.2 现实价值 |
| 1.4.3 学术意义 |
| 1.5 本论文选题研究的难点及解决方法 |
| 1.5.1 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 |
| 1.5.2 对三大图书馆系统共性与个性政策的包容问题 |
| 1.5.3 时间、空间、层次、内容四维关系的处理 第二章 30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 |
| 2.1 三十年以来我国图书馆政策建设特点 |
| 2.2 三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发展特征 |
| 2.3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征 第三章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环境 |
| 3.1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图书馆事业政策及环境 |
| 3.1.1 建国后到文革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
| 3.1.2 "文革"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
| 3.2 三十年来对外开放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 3.2.1 我国学习西方图书馆事业的方法 |
| 3.2.2 我国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
| 3.3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环境对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影响 |
| 3.3.1 政治环境对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 3.3.2 文化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及促进 |
| 3.3.3 教育政策对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影响——以高校馆为例 |
| 3.3.4 国家科技信息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及促进 第四章 图书馆事业政策主体及所制定的政策 |
| 4.1 国家立法机关 |
| 4.2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 |
| 4.3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部门 |
| 4.4 图书馆行业学会和协调组织 |
| 4.5 图书馆 |
| 4.6 其他 第五章 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各领域发展政策 |
| 5.1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的特点 |
| 5.2 管理现代化发展政策 |
| 5.2.1 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宏观管理政策 |
| 5.2.2 我国图书馆事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划 |
| 5.2.3 大众化服务的发展方向的确立 |
| 5.2.4 以检查和评估促发展 |
| 5.2.5 设置图书馆管理机构 |
| 5.3 资源建设现代化政策发展 |
| 5.3.1 1978年后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主要相关法规政策 |
| 5.3.2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政策变迁中的特点 |
| 5.4 人力资源建设现代化政策 |
| 5.4.1 1978年以来我国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相关法规政策 |
| 5.4.2 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政策变迁中的特点 |
| 5.5 技术现代化政策 |
| 5.5.1 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技术现代化发展政策环境 |
| 5.5.2 图书馆技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政策 |
| 5.6 图书馆建筑的技术性规则和标准 第六章 以政策分析法解析我国《图书馆法》立法 |
| 6.1 本研究中政策过程阶段划分 |
| 6.2 《图书馆法》的立法相关问题 |
| 6.2.1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任务规定 |
| 6.2.2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预期及其实现 |
| 6.2.3 以立法手段解决政策问题的思路来源 |
| 6.2.4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对图书馆立法的促进 |
| 6.2.5 《立法法》为图书馆法的制订提供了技术条件 |
| 6.2.6 《图书馆法》立法的前期准备基础 |
| 6.2.7 对以立法解决问题的预期 |
| 6.3 《图书馆法》的制订 |
| 6.3.1 《图书馆法》的性质 |
| 6.3.2 立法活动历程 |
| 6.3.3 《图书馆法》立法法律案的提出 |
| 6.4 图书馆法立法原则及相关内容规定 |
| 6.4.1 基于法理的立法原则 |
| 6.4.2 元政策问题及指导思想的规定 |
| 6.4.3 正确处理图书馆法规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
| 6.4.4 《公共图书馆法》中条款规范侧重点的处理 |
| 6.4.5 对各领域问题的规范明确性和深度问题 |
| 6.5 《图书馆法》的实施 |
| 6.5.1 《图书馆法》实施的原则 |
| 6.5.2 《图书馆法》执行的政策工具 |
| 6.6 《图书馆法》实施的监测、修订与终结 |
| 6.6.1 《图书馆法》实施过程中的监测 |
| 6.6.2 《图书馆法》的修订和终止 第七章 结束语 |
| 7.1 从制度建设角度观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 |
| 7.2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 |
| 7.3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需加强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个人简介 后记 |
（8）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价值 |
| 1.1.1 研究缘起与背景 |
| 1.1.2 课题研究意义和价值 |
| 1.2 研究基本概念与边界限定 |
| 1.2.1 基本概念 |
| 1.2.2 边界限定 |
| 1.3 研究基本内容与创新 |
| 1.3.1 研究基本内容 |
| 1.3.2 课题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线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2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背景 |
| 2.1 转型期城市发展与变革 |
| 2.1.1 转型期社会主要特征与认知 |
| 2.1.2 转型期城市发展阶段特征与问题 |
| 2.2 转型期城市规划发展与变革 |
| 2.2.1 转型期城市规划面新挑战 |
| 2.2.2、转型期城市规划新特征 |
| 第3章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发展与理论述评 |
| 3.1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述评 |
| 3.1.1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基本架构 |
| 3.2 对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问题与反思 |
| 3.3 我国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基础理论述评 |
| 3.3.1 城市规划管理一般概念 |
| 3.3.2 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基础理论综述 |
| 3.3.3 城市规划管理在政府职能中定位 |
| 3.3.4 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内容简述 |
| 3.4 国内外规划管理职能理论研究综述 |
| 3.4.1 国外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类型分析 |
| 3.4.2 国外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借鉴意义 |
| 3.5 规划管理职能研究基础理论述评 |
| 3.5.1 规划管理职能经济学基础 |
| 3.5.2 规划管理职能公共管理学基础 |
| 3.5.3 规划管理职能政治学基础 |
| 3.5.4 规划管理职能行政学基础 |
| 第4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构成要素评价 |
| 4.1 基于因子分析与模糊数学的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评价研究 |
| 4.1.1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评价指标选取及信息筛选 |
| 4.1.2 基于因子分析法建立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评价因子分析 |
| 4.1.3 基于糊模数学法进行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再造评价 |
| 4.2 开放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转换 |
| 4.2.1 传统计划经济的政府职能 |
| 4.2.2 改革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4.2.3 开放与政府职能转换 |
| 4.3 经济转体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转换 |
| 4.3.1 经济改革进程与特征 |
| 4.3.2 政府适应经济转型职能转变 |
| 4.3.3 经济转体对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转型影响 |
| 4.4 社会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转换 |
| 4.4.1 新二元社会的提出与形成 |
| 4.4.2 新二元社会的实质及整合 |
| 4.4.3 新二元社会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的价值转向 |
| 第5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 |
| 5.1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再定位 |
| 5.1.1 中国政府改革方式走向 |
| 5.1.2 传统规划职能面临问题与挑战 |
| 5.1.3 规划管理职能新目标模式 |
| 5.2 职责定位:政府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决定力 |
| 5.2.1 政府管理职能转变 |
| 5.2.2 我国政府城市规划管理职能 |
| 5.3 体制定位:市场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外推力 |
| 5.3.1 市场经济概念与特征 |
| 5.3.2 计划经济中城市规划管理职能 |
| 5.3.3 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管理职能新认知 |
| 5.4 空间定位:社会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聚合力 |
| 5.4.1 社会组织 |
| 5.4.2 规划管理与社会关系 |
| 5.5 利益定位:企业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对抗力 |
| 5.5.1 政府职能与企业关系 |
| 5.5.2 规划管理与企业利益博弈 |
| 5.6 监管定位:公众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监督力 |
| 5.6.1 公众参与内涵 |
| 5.6.2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管理现状分析 |
| 5.6.3 公众参与规划渠道和过程 |
| 5.6.4 公众参与保障机制 |
| 5.7 多元利益博弈中规划管理职能定位必然选择与方向 |
| 5.7.1 转型期多元利益构成分析 |
| 5.7.2 转型期多元利益博弈判断 |
| 5.7.3 转型期多元利益博弈中规划管理职能定位方向 |
| 第6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再造 |
| 6.1 转型引致规划管理职能内容再造 |
| 6.1.1 中国政府转型与再造 |
| 6.1.2 作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职能应变 |
| 6.1.3 规划管理职能再造趋向 |
| 6.2 转型与规划管理行政职能再造 |
| 6.2.1 编制职能再造 |
| 6.2.2 审批职能转变 |
| 6.2.3 执行职能再造 |
| 6.2.4 监督职能转变 |
| 6.3 转型与规划管理技术职能再造 |
| 6.3.1 规划管理技术标准更新 |
| 6.3.2 规划管理技术程序调整 |
| 6.3.3 规划管理技术作用约束 |
| 6.4 转型与规划管理服务职能再造 |
| 6.4.1 规划管理服务取向 |
| 6.4.2 规划服务中管理 |
| 6.4.3 多向监督中规划管理 |
| 6.5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再造走向 |
| 6.5.1 有所为、有所不为:规划管理弱化职能 |
| 6.5.2 有所管、有所不管:规划管理强化职能 |
| 6.5.3 有所求、有所不求:规划管理均化职能 |
| 6.6 案例:益阳市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再造 |
| 第7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创新 |
| 7.1 转型期规划管理理念创新 |
| 7.1.1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理念转变 |
| 7.1.2 转型期规划管理职能主体指向转变 |
| 7.2 城市规划管理结构创新 |
| 7.2.1 规划管理职能结构 |
| 7.2.2 规划管理编制结构 |
| 7.2.3 规划管理组织结构 |
| 7.3 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创新 |
| 7.3.1 规划管理行政制度创新 |
| 7.3.2 规划管理技术制度 |
| 7.3.3 规划管理法律制度 |
| 7.4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创新 |
| 7.4.1 从传统手工管理到现代高新技术管理 |
| 7.4.2 从经验型粗放管理到理性精细管理 |
| 7.4.3 从单一纯技术管理到综合集成管理 |
| 7.5 规划审批制度创新 |
| 7.5.1 规划审批效能性(服务效率优先) |
| 7.5.2 规划审批公平性(审批全程公共利益优先) |
| 7.5.3 规划审批开放性(公众参与优先) |
| 7.6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主体关系创新 |
| 7.6.1 城市规划管理主体关系演变 |
| 7.6.2 中央与地方政府规划管理部门关系转变 |
| 7.6.3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之间关系转变 |
| 7.6.4 规划管理与横向行政部门关系转变 |
| 7.7 案例:长沙市城市规划审批适度分离创新 |
| 7.8 案例:上海市规划管理主体关系创新 |
| 第8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体系建构 |
| 8.1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影响体系 |
| 8.1.1 政治影响 |
| 8.1.2 经济影响 |
| 8.1.3 技术影响 |
| 8.1.4 法律影响 |
| 8.1.5 社会影响 |
| 8.2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对象体系 |
| 8.2.1 政府 |
| 8.2.2 企业 |
| 8.2.3 社会 |
| 8.2.4 规划师 |
| 8.3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决策体系 |
| 8.3.1 科学决策 |
| 8.3.2 经济决策 |
| 8.3.3 法律决策 |
| 8.3.4 社会决策 |
| 8.3.5 行政决策 |
| 8.4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内容体系 |
| 8.4.1 科学引领职能 |
| 8.4.2 宏观调控职能 |
| 8.4.3 动态处置职能 |
| 8.4.4 综合协调职能 |
| 8.4.5 管理创新职能 |
| 8.5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作用体系 |
| 8.5.1 宏观调控作用 |
| 8.5.2 公共管理作用 |
| 8.5.3 社会服务作用 |
| 8.6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取向体系 |
| 8.6.1 规划编制 |
| 8.6.2 规划审批 |
| 8.6.3 批后管理 |
| 8.6.4 公共监督 |
| 8.7 转型与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综合体系新构架 |
| 8.8 案例:城市规划管理职能体系创新 |
| 第9章 转型期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绩效评估 |
| 9.1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实施绩效评估必然性 |
| 9.1.1 绩效评估概念 |
| 9.1.2 规划管理职能实施绩效评估意义 |
| 9.2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实施绩效评估规则 |
| 9.2.1 规划管理职能实施绩效评估原则 |
| 9.2.2 规划管理职能实施绩效评估主体建构 |
| 9.2.3 规划管理职能实施绩效评估指标内容 |
| 9.2.4 规划管理职能绩效评估方法 |
| 9.3 案例:上海市宝山区规划管理绩效评估实证 |
| 第10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结论 |
| 10.2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9）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前言 第一章 一国两制:跨境传播的新领域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理论框架与概念剖析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内地学者的研究 |
| 二、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 |
| 三、分析与讨论:模糊的半张脸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本章小结 第二章 香港传媒:后回归时代──香港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现状 |
| 第一节 传统报纸与免费日报 |
| 一、免费报纸:突然兴起 |
| 二、传统报业:频受冲击 |
| 三、经营管理:公司化、多元化 |
| 四、市场导向下的内容采编:小报化与煸情报道 |
| 第二节 电视:多元化发展 |
| 一、地面数字电视:2008新纪元 |
| 二、收费电视:四分天下 |
| 三、无线:一枝独大 |
| 四、亚视:股权多变命运波折 |
| 第三节 电台:风波不断 |
| 一、香港电台:身份之争 |
| 二、商业电台:“封咪”事件 |
| 三、新城电台 |
| 第四节 回归后香港传媒的整体生态 |
| 一、香港新闻自由:受到保护 |
| 二、传媒公信力:为什么会下降? |
| 三、传媒的自律与他律:报业评议会之争 |
| 四、传媒介入政治:从“第三者”、“代议者”到“鼓吹者”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两地传媒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香港的大众传媒管理 |
| 一、法律监管 |
| 二、行政调控 |
| 三、新媒介环境下的规管政策检讨与变化 |
| 四、反思:维护及推展广播自由与权利 |
| 第二节 内地的大众传媒管理 |
| 一、法律监管 |
| 二、党和政府的调控 |
| 三、内地传媒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两地大众传媒比较:体制与观念 |
| 一、法治保障 |
| 二、市场经济与传媒自主性 |
| 三、政权与传媒系统的整合度 |
| 四、新闻观念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两地大众传媒互动:直面香港 |
| 第一节 十年新闻交流历程回顾 |
| 一、97回归:新的起点 |
| 二、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促进信息公开 |
| 三、个人赴港“自由行” |
| 四、CEPA:传媒业合作的便捷通道 |
| 第二节 新闻传播政策:擅变与突破 |
| 一、从“采访七条”到“奥运新规” |
| 二、常设记者站 |
| 三、新闻发言人制度 |
| 四、广电、影视节目交流与合作 |
| 五、传媒上市:从分拆上市到整体上市 |
| 第三节 传媒实践与新闻业务:借鉴与创新 |
| 一、受众意识的确立与强化 |
| 二、时政新闻:突破传统模式 |
| 三、内地新闻与“香港角度” |
| 四、“出口”与“内销”新闻 |
| 五、新闻文化落差 |
| 七、新闻伦理:差异与激荡──以“收红包”为例 |
| 第四节、“凤凰卫视”现象:在夹缝中游走 |
| 一、凤凰卫视简介 |
| 二、凤凰: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的受益者 |
| 三、凤凰台与中央电视台:局部竞争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香港电视在广东:跨越边界的传播 |
| 第一节 “第一梯队”的香港电视 |
| 一、历史:政府管制、民众自发收看与媒介全球化 |
| 二、香港电视受欢迎的原因 |
| 三、影响:“弱势”的广东电视与“港式”观众 |
| 第二节 “鲶鱼效应”与广东电视 |
| 一、作为一种变革“催化剂”的外来电视 |
| 二、作为一种话语资源的外来电视 |
| 三、直接成为借鉴对象 |
| 四、促使广东电视发挥本土特长 |
| 第三节 观众的选择:悄无声息的变化 |
| 一、收视行为的自我解说 |
| 二、新闻节目:最经常看，也最不满意 |
| 三、电视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
| 四、短剧:本土化、娱乐化 |
| 五、文化接近性、节目质量与观众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结语 |
| 一、一国两制与跨境传播 |
| 二、香港传媒的冲击 |
| 三、中央政府的应对 |
| 四、地方政府的应对 |
| 五、传媒组织 附录一、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新闻文化交流大事记 附录二、受访者名单 参考文献 后记 |
（10）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动机 |
| 1.2.1 现实层面 |
| 1.2.2 理论层面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逻辑起点 |
| 1.3.2 研究视角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概念的界定 |
| 1.4.1 制度 |
| 1.4.2 制度选择 |
| 1.4.3 博弈 |
| 1.4.4 报纸产业化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路径 |
| 1.5.2 传媒产业制度选择主体 |
| 1.5.3 与传媒产业制度相关的博士论文 |
| 1.6 研究方法、创新与难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创新 |
| 1.6.3 研究难点 |
| 2 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 |
| 2.1 报业制度变迁的主题转化 |
| 2.1.1 收编与消解 |
| 2.1.2 恢复与放开 |
| 2.1.3 突破与改制 |
| 2.2 报业制度选择的行为逻辑 |
| 2.2.1 制度选择基点：发展取向 |
| 2.2.2 制度选择路径：默察——扩散 |
| 2.2.3 制度选择模式：理性判断 |
| 2.2.4 制度选择本质：反复博弈 |
| 2.3 报业制度选择的博弈主体 |
| 2.3.1 政府 |
| 2.3.2 报社 |
| 2.3.3 资本 |
| 2.3.4 受众 |
| 3 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 |
| 3.1 总体性社会报业制度选择环境分析 |
| 3.1.1 全能型政府 |
| 3.1.2 依附性报社 |
| 3.2 单方博弈：实现政府最大收益 |
| 3.2.1 单方博弈格局的确立 |
| 3.2.2 单方博弈中的政府行为 |
| 3.2.3 单方博弈中的报社行为 |
| 3.2.4 指令与听命：单方博弈的均衡格局 |
| 3.3 1949－1956：单方博弈终结报纸产业化进程 |
| 3.3.1 财政窘迫下的权宜之计 |
| 3.3.2 报社企业化的政治诉求 |
| 4 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 |
| 4.1 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安排 |
| 4.1.1 报业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 |
| 4.1.2 报社的双重属性 |
| 4.1.3 报业制度变迁轨迹 |
| 4.2 两方博弈：兼顾两个效益 |
| 4.2.1 政府、报社的目标函数 |
| 4.2.2 报社、政府的博弈格局 |
| 4.3 报业制度的创新与扩散 |
| 4.3.1 博弈起点：制度不均衡 |
| 4.3.2 博弈发生：第一行动集团实施制度创新 |
| 4.3.3 博弈均衡：第二行动集团实现制度变迁 |
| 4.4 个案研究：两方博弈下的报业集团制度选择 |
| 4.4.1 报业市场的壮大 |
| 4.4.2 报业集团制度选择中的两方博弈 |
| 5 三方博弈：加入WTO 与报业制度选择 |
| 5.1 加入WTO 前后的报业制度安排 |
| 5.1.1 加入WTO 与政府转型 |
| 5.1.2 加入 WTO 与报业属性 |
| 5.1.3 报业融资与报业改制 |
| 5.2 三方博弈：寻求制度均衡 |
| 5.2.1 资本进入路径：从禁止到特许 |
| 5.2.2 三方博弈：平衡企业性与事业性 |
| 5.3 从“两分开”到“两分开”：老酒难注新瓶 |
| 5.3.1 宣传、经营分开与剥离转制 |
| 5.3.2 三方博弈下的“剥离转制” |
| 5.4 个案研究：跨地区办报制度的收放博弈 |
| 5.4.1 跨地区办报的制度变迁 |
| 5.4.2 两次跨地区办报高潮 |
| 5.4.3 跨地区办报的收与放 |
| 5.4.4 跨地区办报的走向 |
| 6 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 |
| 6.1 报业改制：从三方博弈走向四方博弈 |
| 6.1.1 受众的概念 |
| 6.1.2 被消解的受众 |
| 6.1.3 市民社会是受众参与博弈的基础 |
| 6.1.4 受众作为博弈主体的特征 |
| 6.2 四方博弈中的受众位置 |
| 6.2.1 公益性报纸与受众的合作博弈 |
| 6.2.2 经营性报纸与受众的非合作博弈 |
| 6.3 受众参与途径：非营利组织 |
| 6.3.1 报社成为非营利组织 |
| 6.3.2 报业协会参与制度博弈 |
| 6.3.3 其他非营利组织参与制度博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课题 |
四、城市政府入世 转变职能在即（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2]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D]. 刘玥.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D]. 邱启雄.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4]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5]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D]. 叶浩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5)
- [6]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8)
- [7]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D]. 范兴坤. 南京大学, 2010(07)
- [8]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D]. 周建军. 同济大学, 2008(03)
- [9]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D]. 马汇莹. 复旦大学, 2008(03)
- [10]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D]. 黄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