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我国西部中心城市行政辖区县域经济发展——兼论昆明市县域经济发展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梅莹[2]（2021）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病”与乡村凋敝成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及融合发展带来挑战。我国一向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等战略规划。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够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结构、产业发展、资源环境等进行统筹协调,推动资本、资源、人才、土地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资源、资本由城市中心区向远郊、乡镇的集聚。从长远来看,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造成的“城市病”及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窘境,同时也能为村镇发展带去更多“资源”,为城乡融合及乡村振兴提供良好前景。括而言之,研究我国现阶段的“逆城市化”问题,既可以精准判定人口流动的新特点、新趋势;又可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本文首先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中外有关“逆城市化”议题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城乡关系政策、人口政策密切相关,引出了第三章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表征的研究。其次,基于人口迁移动机理论、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家庭迁移决策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框架。然后,采用逐步剔除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十一市的人口“逆城市化”情况,最终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南昌、昆明、贵阳等六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端倪,并构建了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综合评价得出这六市的整体“逆城市化”水平。再次,从供给侧出发,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得出城乡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显着影响人口的“逆城市化”流动。此外,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也会影响人口的逆向流动选择,不同群体的“逆城市化”动因可能不同。因此,第六章聚焦农业转移人口,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个体福利与家庭视角分析了收入水平、土地权益、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融入、家庭责任等因素对其“逆城市化”意愿的影响,且对这一关系的城市规模效应、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结合人口“逆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得出了建立城乡“等值”发展理念,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福利需求的差异性,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等引导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研究切入点的创新。本文从“逆城市化”现象发生的事实切入,另辟蹊径,用“逆城市化”串联起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搭建了桥梁。此外,通过对我国本土“逆城市化”的发展逻辑、研究逻辑的总结归纳,提炼出本土“逆城市化”趋势的特性。二是对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起一个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供给角度与微观需求角度,统筹分析了经济维度、公共服务供给维度、个体福利与家庭维度相关因素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关系的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及城市规模效应。
刘淼[3]（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杨梅[4]（2021）在《地形起伏度视域下云南山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山区是特殊的人地系统。山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影响着山区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我国是世界上的山地大国,山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69%,受地理环境复杂、历史基础薄弱等条件影响,山区经济相较平原地区欠发达。地处我国西南的云南省是典型的山区省份,是我国垂直地带性和地表破碎程度最为明显的区域之一,地形地貌特征复杂多样,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省内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在国家新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下,云南亟需进一步探究山区地理环境特征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努力摸索出一条有别于中东部平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研究旨在克服现有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忽视垂直地带性影响要素的局限,从地形起伏度视域下,尝试筛选构建山区经济发展的分析方法体系,探究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山区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研究基于山地系统是多层次、多界面交织建构的理念,结合典型地区考察和相关文献资料收集,以云南129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基于90 m分辨率的DEM数据和面板数据,一方面运用窗口分析法和均值变点法提取分析县域平均地形起伏度;另一方面运用全域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着性检验等GIS空间分析手段,探究地形起伏度视域下的云南山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深入分析地形起伏度对县域经济的空间影响效应,揭示云南山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独特规律,针对性地提出山区县域经济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对策,谋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确定研究方法,阐明主要内容并提出创新点。第二章:研究区基础环境分析。紧扣地形起伏度和山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人文环境两个层面分析归纳云南山区经济发展基础环境。第三章:云南地形起伏度和山区经济发展总体特征。运用窗口分析法和均值变点法等提取县域平均地形起伏度,探究县域地形起伏度分布态势;并从省、县域层面剖析云南山区经济发展变化总体特征。第四章:云南地形起伏度和山区经济空间发展集聚特征分析。运用全域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着性检验等GIS空间分析手段,探究云南县域平均地形起伏度与山区县域经济的空间发展集聚特征。第五章:云南地形起伏度对山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评价。筛选影响山区经济发展的指标因子,构建基于地形起伏度影响因子的评价模型,剖析地形起伏度对云南山区县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增长的空间影响效应。第六章:云南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紧扣以上山区经济发展的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云南山区县域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七章:总结与展望。概括归纳研究主要结论,指出本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简述后续研究发展方向。
杨子明[5]（2021）在《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探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县域单元的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能较好地揭示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演变规律,为地方政府合理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相应的数理依据。近年来,云南整体经济实力在不断提高,但县域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显着。基于此,研究云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定量探测出影响其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对推进云南经济稳步增长、协调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基于云南省历年统计年鉴、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等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测度出2009-2018年间云南129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探究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缩小云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合理性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2009-2018年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低发展水平的县域数量虽然在减少,但仍然广泛分布在滇中地区以外的各州市;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县域的数量小幅增加,且集中分布在昆明市,以及滇西北旅游业较发达县区。（2）云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明显。在时间演变上,2009-2018年云南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呈波动缩小趋势;以泰尔指数测度的云南县域经济的总体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呈现出先增大后缓慢减小的态势,区域间差异变化不显着,区域内县域间经济差异使云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在空间分布格局上,2009-2018年云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整体以“西北-东南”格局为主,经济发展水平在“西北-东南”方向上趋向扩散,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所增加,标准差椭圆外部的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态势总体向好;在空间相关性上,2009-2018年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效应在增强,但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两极分化明显,低低集聚型县域集中分布在滇东北地区,高高集聚型县域集聚在滇中地区,且被低高集聚型县域包围,滇中地区作为云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周围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3）通过对云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人口城镇化率、道路密度、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对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有显着作用;且各影响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交互作用对云南县域经济的影响最强;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投资力度、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道路密度间的交互作用呈互相增强;地形起伏度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基于此,在协调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力度等措施来提高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县域经济差距。
钟文[6]（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庄汝龙[7]（2019）在《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与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向来重视行政区划工作对经济发展、政权建设、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行政区划作为重要部分列入其中。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行政区划,将其作为党领导人民依据宪法法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对行政区划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的明确要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2018年,国务院又发布《行政区划管理条例》,通过法治建设对行政区划管理作出新的规范。当前,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全国范围内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基本没有,地市级也极少,呈现偶发状态,但县级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逐渐增多,尤以撤县设区最为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撤县设区推动城市发展由“粗放”迈向“精细”,进而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撤县设区真的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吗?如果可以,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何?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关于撤县设区以及相关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成果已不在少数,不仅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研究领域也从行政区划本身逐渐向经济社会发展、国土规划、空间治理、体制改革、政权建设等方向拓展。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现象描述逐渐向定性、定量等研究方法过渡。但从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这一主线来看,系统研究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深入挖掘其背后实现路径的文献尚不多见,尤其鲜见从理论机制与经验分析层面准确识别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结构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行政区经济理论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探讨分析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第二部分是实证检验:首先,通过量化指标构建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并借助PSM-DID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其次,从土地要素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三个方面检验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第三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为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优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主要有五种,分别是撤建、撤并、撤销、析置、微调,进一步细分,撤县设区又是撤建中的主要调整类型。时间上,撤县设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展开的,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大规模“爆发”,2000年和2016年前后分别形成两个“高峰”。空间上,撤县设区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集聚特征。趋势上,撤县设区表现出与城市化战略布局的空间耦合、城市群发展的协同互促以及沿海与沿边双向开放的格局特征。第二,作为政府主导的、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工具,撤县设区日渐频繁,已经成为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并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考虑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第三,分别从土地要素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在土地方面,撤县设区带来了土地要素扩张。土地要素不仅作为生产资料参与经济活动,也通过出让实现“以地引资”和“以地生财”渠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方面,撤县设区未表现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积极影响;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撤县设区有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并通过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发挥进一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撤县设区显着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扩张路径和技术进步路径来实现,而结构优化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撤县设区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结构优化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应进一步优化要素扩张和技术进步路径,同时采取措施推动结构优化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双向提升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四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李晶晶[8]（2019）在《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而追求均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在针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与趋异学说的争论与验证过程中,多样化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区域不平衡增长兼具复杂性和动态性。面对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间的矛盾的不断突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地位更应进一步提升,并统领其他区域战略合理有效实施。“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在中国区域经济体系中具有战略基础地位,研究中国县市经济不平衡增长问题为破解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推动县市经济由“不平衡增长”向“协调发展”的转变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针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新世纪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特征,立足经济地理学制度、演化和尺度转向等理论前沿,以全国县（域）市（区）单元为基本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偏移-份额分析、泰尔指数分解、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基于不同数据、指标测度以及不同维度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时空格局进行多维透视,以此探讨中国区域不平衡增长的时空分异,并从区位-行政嵌入、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三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以破解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微观机制谜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表明:格局现状:（1）基于自然地理要素划分的不同类型县（域）市（区）间的（人均）经济增长表现为市区>平原县>丘陵县>山区县,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与地方性分异规律重叠的现象随时间逐步减弱。（2）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异以2000年为节点,之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之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更快,且不平衡增长的表现从东-西差异逐步转为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并重的局面。（3）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以不同层次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为主要表现,以面状城市群和点状中心城市为主要集聚载体,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表现出以城市群为面状核心区、“以点扩面”的发展型核心区和以中心城市（或市区）为点状核心区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4）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在时空格局上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空间尺度敏感性,不同空间尺度上,区内差异大于区间差异,且区内差异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扩大,而区间差异则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缩小。（5）中国区域产业经济不平衡增长以产业内部结构差异最为显着,其中,以资源密集为主的其他类型产业的集聚空间及转移空间均较为分散,主要以资源开发型地区为主,产业转移方向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部转移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部转移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与转移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转移方向从在沿海地区内部转移逐步转变为由东部向中部和东北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要集聚区为老工业基地区,转移方向变化较小,以中部和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点状形式集聚分布在技术发达的大中城市,表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的显着趋势。机制分析:（1）区位嵌入在城市群方面所表现出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明显小于行政嵌入在省会和市区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平衡,以增长分量表征的区位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影响随时间有所减弱,而行政嵌入作用不断增强。（2）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县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大于流出地,省域和经济区因素会降低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对流出地的影响作用不明显,但同样表现为降低人口流动对增长的促进作用。（3）产业转移能够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并减缓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受到产业结构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双重影响。其中,以资源密集为主的其他类型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更是支撑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促进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制约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入能够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转移有助于加快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并促进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其对产业转入地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更有助于东北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政策建议:（1）弱化地域行政藩篱,实施根植于地区资源禀赋、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化区域政策,为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优良的宏观政策环境。（2）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并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打破产业和人口分布的城乡格局,引导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协调推进乡村地区地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3）深化改革户籍制度,重视劳动人口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引导人口在发达城市地区的合理集聚,促成并稳定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动态平衡格局。（4）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际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体制,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加大非相关多样性产业的引入力度,促成错层、错位的产业发展格局。（5）关注重点区域发展,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经济实力强市的带动作用,走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带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通过“重大战略联动”、“补齐短板”等战略措施,打破“阶梯”、“板块”以及“省域”等的县市区位-行政分割发展格局,实现跨区重构的区域经济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
刘新博[9]（2019）在《基于韧性经济视角的普洱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论文按一般性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步骤,对经济差异进行测度,以此为基础,从经济韧性的视角,并按照经济韧性研究的一般方法轨迹法对政府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本文利用泰尔公式为代表的广义熵指数和杜邦分解的思想,利用财政收入数据和财政支出数据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普洱市的经济差异呈逐渐下降趋势。虽然极差和人均GDP标准差显示效果不明显,但利用了新的公式进行分解后,显示出政府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差异的扩大有显着促进作用;此外,由于地区统计数据容易出现误差,本文引入NOAA公开的灯光数据替换GDP数据,对泰尔指数进行重新测定。结果显示,2012年以后的经济差异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相比GDP和人口权重代表的经济差异,2016年后显示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说明灯光指数探测出了未被统计到的经济活动。在普洱市县域经济协调性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结论显示,促进人口流动、提高政策弹性、推进产业整合与交流,促进绿色产业多元化是对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职能与政策导向,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具有韧性、协调发展的县域经济应具有的本质特征。
赵彪[10]（2019）在《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辖区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降低城市发展成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学者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十九大又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作为调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市辖区正好处于纵向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横向的城市空间布局重构的焦点所在。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型,还包括社会体制转型和政治体制转型,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有高质量的城市化支撑,市辖区的科学合理设置对于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体制维度和空间维度,探究市辖区应该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设置,以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外需不振、投资乏力,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作为最大的内需,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城市等级化造成的发展严重失衡、公共服务之车与建制之马不匹配、人口频繁流动与真实分布造成的资源错位等问题。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现代社会的构成中心,其发展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城市问题实质上也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当前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产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等问题,共有2.7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长期的家庭分割对家庭关系、子女身心健康、老人养老等均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解决这些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形成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就有必要对市辖区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伴随着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实践需求的不断增加,行政区划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在研究视角、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强的局限性,关于市辖区改革的研究更是十分薄弱,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本研究在大范围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尺度重构、施坚雅区域体系等理论,运用了GIS和RS技术,通过对市辖区的体制内涵、演化历程、发展路径、调整模式、作用机制和政策绩效的研究,探索当前我国城市型政区体制改革的实践路径。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强调了降低体制成本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市辖区改革对于破除城市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意义重大。二是提出了行政区划研究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多重思维,市辖区改革必须与城市化和行政区划改革两个更宏大的系统相对接,才能看清当前市辖区面临的复杂问题及其改革方向。三是详细分析了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差异及其转换逻辑,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把“双刃剑”,若实际经济发展中行政区划“不需要调整的调了”,或“需要调整的没调”,都会产生体制与现实的“矛盾”,要把行政区划当作一种资源,做到有效化解矛盾,真正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四是阐述了建国以来市辖区设置可分为大幅调整期、波动上升期、地市合并期、大城市主导期和战略引领期,市辖区设置对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是论述了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的调整路径、主要模式和空间差异,发现市辖区设置呈由东向西逐步推进,自北向南与自南向北两种扩张路径相结合,“大区制”和“小区制”两种偏向共存的特征,提出市辖区变动可以分为规模增减、结构调整、建制转换三种模式。六是分析了当前我国市辖区设置存在的体制障碍和空间瓶颈,其中市辖区设置的体制障碍包括市与市辖区、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市辖区设置的空间瓶颈主要包括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市辖区面积过小、市辖区建制缺失和市辖区空间结构不合理四类,并对各类问题分别举例说明了其作用机制。七是发现了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显着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撤县（市）设区的效果要明显优于中小城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县（市）改区效果更加显着,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也具有最佳调整期,并以大西安建设为例,实证分析了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策略。最后,本文提出了市辖区优化设置的对策建议:（1）基于城市群思维统筹推进市辖区空间优化布局。城市群内要重点考虑（培育形成网状城镇体系）,根据城市群发展需求和自身基础进行调整;城市群外重要发展轴线上（重在培育发展轴）,根据发展战略和自身需求进行调整;城市群外非关键地区（重在培育自主发展能力）,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整。重点优化中心城区的行政区划,有效回应其市辖区规模不适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升其辐射带动能力,其次着重布局区域次中心城市,再次是县级市等其他中小城市,不同等级的城市空间距离要适度,特大镇问题的解决也要优先考虑城市市辖区的发展需求。（2）重点解决大城市市辖区规模不适度和结构不合理问题。只有大城市的区划先行调整好了,城市群内部的次一级区划调整才能进行,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区划调整是上位规划,只有上位规划调整了,才能落实次一级的区划调整,大城市行政区划界线的划定落实,将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因此大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群布局优化的重点。（3）调整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则。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共同作为历史政区边界的划定原则,造成一些完整的生态环境单元被不同的行政边界所人为分割,加大了行政区交界地的资源环境问题,为此要优化行政边界的设置原则,可基于实际情况跨河流设置行政边界。（4）市辖区调整应重点关注城市的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只有在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都较大的情况下才需要增设市辖区,在开发强度大、发展潜力小的城市,更需要进行内部城市空间重构,区县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增设市辖区时,首先要看中心城区是否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其次看拟设市辖区是否具有典型的城市型政区特征,再次要符合地域相邻、紧密相连的条件。
二、论我国西部中心城市行政辖区县域经济发展——兼论昆明市县域经济发展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西部中心城市行政辖区县域经济发展——兼论昆明市县域经济发展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热点与趋势的CiteSpace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2 国外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3 中外“逆城市化”比较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研究 |
| 1.3.2 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研究 |
| 1.3.3 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流动特征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逆城市化” |
| 2.1.2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
| 2.1.3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迁移动机理论 |
| 2.2.2 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 |
| 2.2.3 家庭迁移决策理论 |
| 2.2.4 可行能力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第3章 我国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 |
| 3.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与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1.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1949-1977 |
| 3.1.2 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2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与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2.1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1978-2011 |
| 3.2.2 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3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与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3.1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12-今 |
| 3.3.2 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人口“逆城市化”趋势研究 |
| 4.1 空间分布 |
| 4.1.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前置分析 |
| 4.1.2 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状况 |
| 4.2 总体特征 |
| 4.2.1 人口集中度指数（Hoover Index) |
| 4.2.2 ROXY指数 |
| 4.3 总体趋势 |
| 4.3.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3.2 测度方法—熵值法 |
| 4.3.3 测度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外部驱动因素分析 |
| 5.1 宏观经济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1.1 理论假说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逆城市化” |
| 5.2.1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2.2 理论模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制度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内部驱动因素分析 |
| 6.1 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的动机分析 |
| 6.1.1 福利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2 家庭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3 个体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置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选取与实证分析 |
| 6.3.1 计量模型与检验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引导策略 |
| 7.1 深化对“逆城市化”与城乡融合关系的认知 |
| 7.1.1 “逆城市化”一城乡关系不断深化的“题中之意” |
| 7.1.2 “逆城市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双向“助推器” |
| 7.2 引导策略 |
| 7.2.1 正确认识“逆城市化”性质,充分发挥其双向“助推器”作用 |
| 7.2.2 确立城乡“等值”理念,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7.2.3 精准识别福利需求差异,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 |
| 7.2.4 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相对价值,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
| 7.2.5 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空间协同发展 |
| 7.2.6 充分发挥人口流动政策的引导作用,构建分类指导型人口流动策略 |
| 结论与展望 |
| 研究结论 |
|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开展的研究活动 |
| 致谢 |
（3）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地形起伏度视域下云南山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四)相关理论基础 |
| 三、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区域界定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云南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特征 |
| 一、特征显着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特殊的地形地貌 |
| (二)多样的自然资源 |
| 二、丰富多彩的社会人文环境 |
| (一)区位条件特殊 |
| (二)人口民族多样 |
| (三)人文历史多彩 |
| (四)政策保障有利 |
| 第三章 云南地形起伏度和山区经济发展总体特征 |
| 一、地形起伏度总体特征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地形起伏度特征 |
| 二、经济发展时空特征 |
| (一)经济发展时间演进特征 |
| (二)经济发展空间分异特征 |
| 第四章 云南地形起伏度和山区经济空间发展集聚特征分析 |
| 一、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全域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
| 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云南地形起伏度对山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评价 |
| 一、研究模型方法筛选构建 |
| (一)影响因子筛选 |
| (二)方法模型构建 |
| 二、山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
| 三、山区县域产业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
| (一)第一产业增长的空间效应 |
| (二)第二产业增长的空间效应 |
| (三)第三产业增长的空间效应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云南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
| 一、紧抓“新基建”机遇,打通区域空间屏障 |
| 二、凭借“滇中”增长极,加快培育副增长点 |
| 三、立足山区梯度特色,大力推进产业兴旺 |
| 四、发挥边境区位优势,积极促进对外开放 |
| 五、完善区域就业政策,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 第七章 结论和展望 |
| 一、结论 |
| 二、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探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县域经济差异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县域经济 |
| 2.1.2 县域经济差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核心—边缘理论 |
| 2.2.3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4 “点—轴系统”理论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熵值法 |
| 2.3.2 时间差异测度方法 |
| 2.3.3 空间格局分析方法 |
| 2.3.4 地理探测器模型 |
| 第3章 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
| 3.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1.1 研究区概况 |
| 3.1.2 数据来源 |
| 3.1.3 时间节点的选取 |
| 3.2 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指标体系选取原则 |
| 3.2.2 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 |
| 3.2.3 确定权重 |
| 3.3 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测算与评价 |
| 3.3.1 测度结果 |
| 3.3.2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
| 第4章 云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 |
| 4.1 云南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演变 |
| 4.1.1 绝对差异演变特征 |
| 4.1.2 相对差异特征 |
| 4.1.3 区域内及区域间差异演变特征 |
| 4.2 云南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演变特征 |
| 4.2.1 县域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分析 |
| 4.2.2 县域经济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2.3 县域经济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第5章 云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探测 |
| 5.1 影响因子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1 影响因子的选取 |
| 5.1.2 数据处理 |
| 5.2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因子探测 |
| 5.2.1 因子探测 |
| 5.2.2 因子探测结果解读 |
| 5.3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交互作用探测 |
| 5.3.1 交互作用探测 |
| 5.3.2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解读 |
| 第6章 云南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6.1 推动城镇群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
| 6.2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牢固跨越式发展基础 |
| 6.3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若干万亿级千亿级产业 |
| 6.4 依托点-轴发展模式、优化空间结构布局 |
| 6.5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政策扶持欠发达地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与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行政区划调整相关研究 |
| 1.4.2 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
| 1.4.3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1.4.4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2.3 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 |
| 2.3.1 要素扩张路径:土地要素扩张 |
| 2.3.2 结构优化路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2.3.3 技术进步路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撤县设区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 |
| 3.1 县级行政区划调整阶段特征 |
| 3.1.1 建国之初至改革开放(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1978-1997) |
| 3.1.3 20世纪末至当今阶段(1997-2017) |
| 3.2 县级政区行政区划调整方式 |
| 3.3 撤县设区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 |
| 3.3.1 时间演变特征 |
| 3.3.2 空间演变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 |
| 4.1 假说提出 |
| 4.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结果 |
| 4.3.2 反事实与时间效应检验 |
| 4.4 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方法结果分析 |
| 4.4.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2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
| 4.4.3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撤县设区与土地要素扩张 |
| 5.1 假说提出 |
| 5.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3 撤县设区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地区差异分析 |
| 5.3.3 城市差异分析 |
| 5.3.4 进一步分析 |
| 5.3.5 反事实与时间效应检验 |
| 5.4 撤县设区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 |
| 5.4.1 结果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撤县设区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3 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
| 6.3.1 产业结构高度化“量”的检验 |
| 6.3.2 产业结构高度化“质”的检验 |
| 6.4 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
| 6.5 撤县设区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原因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撤县设区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7.1 假说提出 |
| 7.2 撤县设区对市场规模的影响 |
| 7.2.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2 结果分析 |
| 7.3 撤县设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7.3.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7.3.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3.3 结果分析 |
| 7.3.4 机制再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8）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 |
| 1.1.2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依然存在 |
| 1.1.3 中国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趋势出现新动态 |
| 1.1.4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亟待破解“不平衡”的形成机制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嵌入理论 |
| 2.1.2 人口迁移理论 |
| 2.1.3 产业转移理论 |
| 2.1.4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进展 |
| 2.2.2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4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第一自然与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3.2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作用机制 |
| 3.2.1 区位嵌入(宏观区位环境)的作用机理 |
| 3.2.2 行政嵌入(行政隶属关系)的作用机理 |
| 3.2.3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3.1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3.2 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3.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4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4.1 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4.2 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4.3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5 本研究分析框架 |
| 3.5.1 分析框架 |
| 3.5.2 分析视角及关注焦点 |
| 3.5.3 机制要素间关系 |
| 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1.2 泰尔指数及分解 |
| 4.1.3 偏移-份额分析 |
| 4.1.4 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 |
| 4.1.5 产业多样性熵指数 |
| 4.2 相关指标解析及测算 |
| 4.2.1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概念解析 |
| 4.2.2 人口流动概念解析及指标测度 |
| 4.2.3 产业转移概念解析及指标测度 |
|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基础数据处理 |
| 4.3.3 产业密集程度类型划分 |
| 4.3.4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处理 |
| 4.3.5 变量指标的对比选择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分析 |
| 5.1 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时空演化 |
| 5.1.1 基于不同地貌类型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2 基于DMSP/OLS影像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
| 5.1.3 基于人均经济增速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4 基于区位-行政嵌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5 基于不同人口统计口径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2 中国区位-行政嵌入类型的演化 |
| 5.3 中国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演化 |
| 5.4 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及产业转移时空格局演化 |
| 5.4.1 产业分布格局演化分析 |
| 5.4.2 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时空格局分析 |
| 5.4.3 产业多样性时空格局分析 |
| 5.4.4 产业转移时空格局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机制分析 |
| 6.1 自然地理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2 区位-行政嵌入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2.1 类别变量分析 |
| 6.2.2 连续变量分析 |
| 6.3 人口流动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3.1 单空间尺度分析 |
| 6.3.2 多空间尺度分析 |
| 6.4 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4.1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
| 6.4.2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1.1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时空格局多维度-多尺度特征明显 |
| 7.1.2 区位-行政嵌入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1.3 人口流动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1.4 产业转移减缓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实施跨区域协作的发展模式,弱化地域行政藩篱 |
| 7.2.2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推进地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 |
| 7.2.3 重视劳动力回流,积极引导人口合理集聚 |
| 7.2.4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 |
| 7.2.5 关注重点区域发展,推动重大战略融合 |
| 7.3 创新与不足 |
| 7.3.1 创新之处 |
| 7.3.2 不足之处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基于韧性经济视角的普洱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难点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论文研究的难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县域和县域经济 |
|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三、韧性经济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韧性经济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
| 一、县域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 |
| 二、产业发展水平总体落后,仍然有大量农业就业人口 |
| 三、民营经济发展缓慢 |
| 四、县域经济发展受交通布局的影响,区位分布呈线状分布 |
| 第三节 普洱市及一区九县发展概况 |
| 第四章 普洱市县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普洱市县域经济差异实证思路 |
| 第二节 技术基础、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普洱市经济差异分析步骤 |
| 一、人均生产总值极差(R) |
| 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差(σ) |
| 三、加权变异系数(CV) |
| 四、Theil指数(Theil Index)计算 |
| 五、泰尔指数(Theil Index)分解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极差、标准差、加权变异指标分析 |
| 二、泰尔指数与灯光数据泰尔指数分析 |
| 第五节 普洱市县域经济差异规范分析 |
| 一、产业单一 |
| 二、缺乏中高端劳动力 |
| 三、生产活动区域受限、交通落后 |
| 四、财政自给率不高 |
| 五、经济发展政策自主性不高 |
| 第五章 县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政府作用分析——经济韧性视角 |
| 一、人口 |
| 二、加强县域间产业多元化发展 |
| 三、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向精细化、现代化、整体化推进 |
| 四、普洱市政府政策弹性 |
| 五、经济对内对外连接程度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一、本文存在的不足 |
| 二、对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市辖区行政区划改革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国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行政分割与政府碎片化问题 |
| 2.1.2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经济发展 |
| 2.1.3 行政区划与财政体制改革 |
| 2.2 国内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1 城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 |
| 2.2.2 行政区划制度与市制改革取向 |
| 2.2.3 市辖区体系改革与建制创新 |
| 2.3 相关述评与本文的切入视角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辨析与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行政区划 |
| 3.1.2 县 |
| 3.1.3 县级市 |
| 3.1.4 市辖区 |
| 3.2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比较辨析 |
| 3.2.1 县与县级市的体制差异 |
| 3.2.2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差异 |
| 3.2.3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转换 |
| 3.3 相关理论基础 |
| 3.3.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3.3.2 尺度重构理论 |
| 3.3.3 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 |
| 3.3.4 其他相关理论 |
| 第四章 经济结构转型与市辖区体制变迁的阶段与脉络 |
| 4.1 阶段一(1949-1957)：体制转轨下市辖区的大幅波动与逐步规范 |
| 4.2 阶段二(1958-1977)：投资规模与粮食产量的双重制约 |
| 4.3 阶段三(1978-1997)：经济分权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
| 4.4 阶段四(1998-2011)：土地财政催化大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 |
| 4.5 阶段五(2012 年以来)：从适应性调整到战略布局引领 |
| 4.6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我国城市市辖区空间扩展的基本趋向与主要模式 |
| 5.1 城市布局调整与市辖区扩展的演化路径 |
| 5.1.1 由东向西逐步推进 |
| 5.1.2 自北向南与自南向北 |
| 5.1.3 “大区制”和“小区制” |
| 5.2 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类型及其主要模式 |
| 5.2.1 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类型 |
| 5.2.2 市辖区设置的主要模式 |
| 5.3 市辖区设置的现状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
| 5.3.1 我国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状况 |
| 5.3.2 各省市辖区设置的现实需求 |
| 5.4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市辖区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 |
| 6.1 市辖区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及其影响 |
| 6.1.1 市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 |
| 6.1.2 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 |
| 6.2 市辖区发展面临的空间瓶颈及其影响 |
| 6.2.1 城市型政区地域化问题 |
| 6.2.2 市辖区面积过小问题 |
| 6.2.3 市辖区建制缺失问题 |
| 6.2.4 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与城市发展:市辖区调整的政策效果评估 |
| 7.1 研究回顾与理论假说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平行趋势检验 |
| 7.4.2 改变控制变量 |
| 7.4.3 灯光指数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与市辖区改革：以大西安为例 |
| 8.1 大城市市辖区改革是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焦点 |
| 8.1.1 城市空间布局重构也是体制改革 |
| 8.1.2 中小城市转型的关键在于大城市 |
| 8.2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瓶颈与“大西安”的战略突破 |
| 8.2.1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的关键是建设大西安 |
| 8.2.2 行政区划改革：大西安建设的必由之路 |
| 8.3 大西安行政区划不合理导致的主要问题 |
| 8.3.1 城三区的城市管理问题 |
| 8.3.2 西咸新区发展的问题 |
| 8.3.3 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问题 |
| 8.3.4 咸阳城市衰落的问题 |
| 8.4 基于城市群思维重构大西安行政区划新格局 |
| 8.4.1 推动西安向北跨河发展 |
| 8.4.2 妥善解决咸阳出路问题 |
| 8.4.3 加快渭北地区设市进程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论我国西部中心城市行政辖区县域经济发展——兼论昆明市县域经济发展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梅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地形起伏度视域下云南山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D]. 杨梅.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探测[D]. 杨子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7]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与影响机制研究[D]. 庄汝龙.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D]. 李晶晶. 河南大学, 2019(05)
- [9]基于韧性经济视角的普洱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刘新博. 云南大学, 2019(03)
- [10]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D]. 赵彪.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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