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LS的第三条道路（论文文献综述）
徐雨铭[1]（2021）在《法国国民阵线选民基础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
邱兵[2]（2018）在《法国社会党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法国社会党是一个百年大党,对它的研究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对法国社会党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转型的研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社会主义”与“共和社会主义”是贯穿于该党整个20世纪历史中的两种相互纷争的意识形态,并交缠融合于该党“法国式社会主义”框架之内: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想,但仅认为革命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实践中奉行“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参与各类选举竞争,参加或领导资产阶级政府,同时维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提高中下层人民的福利;对外政策上采取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主义。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只保留“改良主义”。离开生产和交换资料社会化的目标,“改良主义”就变成“泛泛主义”,法国社会党于是彻底失去固有身份特征。此后,该党在总统大选中遭遇滑铁卢式的三连败,并在政治惯性的作用下,到2017年大选沦落为边缘性微弱政党。从法国社会党的教训和经验中可以得出:缺乏政治定力是该党衰落的首要原因,一个政党应在不忘初心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同时体现一脉相承和时代特点;一个政党应重视党内团结和党际联合,法国社会党在制度设计上诱发党内分裂,党际间的实质联合是法国社会党历史上取得成功的经验;一个政党应结合政治惯性来坚定推进相应改革,以避免下坡趋势的政治惯性,促成上升趋势政治惯性并防止其衰竭,同时可以凭借对手政治惯性衰竭信号及时跟进自我调整;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是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从政党发展规律的角度,法国社会党研究中的这些启示,对于其他政党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也是一种借鉴。本文包括导言、正文五章和结论三部分。导言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中的难点、创新点和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概述。第一章主要介绍法国社会党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共和主义”渊源和“革命主义”基因,并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传承,继续与社会主义运动交汇在一起。在国际社运和巴黎公社失败的影响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多股潮流,这些潮流在20世纪初汇聚成“革命社会主义”与“共和社会主义”两股主要潮流。“革命社会主义”与“共和社会主义”主要围绕社会主义者是否能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问题激烈争论。“共和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参与甚至领导资产阶级政府,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逐步改良,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革命社会主义”主张放弃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途径,依赖于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在“第二国际”的1904年大会上,“革命社会主义”压制“共和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于1905年统一成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该党宣言中规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一个革命性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虽然是一个阶级政党,但却没有工人阶级作为基础,这一点决定了它是一个从不进行革命的革命性政党。第二章主要介绍“共和社会主义”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为主导,“演变式社会主义”理论在该党党内取得胜利,即通过参加普选所导致的缓慢和智慧的演变来实现社会进步。在饶勒斯主导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既反对国内的暴力革命也反对对外好战的国家主义,坚定地主张和平主义。饶勒斯被谋杀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放弃和平主义主张,积极参加“神圣联盟”,支持法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20年的图尔大会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绝大多数投票赞成加入列宁的“第三国际”,并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母体中分裂出来另行组建法国共产党。而以布朗姆和盖斯德为代表的少数派反对加入“第三国际”,不愿意接受“第三国际”要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不愿意接受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作为审判官来指导法国政治。他们继续保留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个“老房子”。布朗姆于1926年提出“区分理论”,全天候地解决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困惑,真正从理论上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参与和领导政府铺平了道路。1936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建立“人民阵线”并赢得议会选举,布朗姆代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执掌政府内阁。鉴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抵抗运动”中的劳动主义倾向以及在战后同右派政党的密切联系,摩勒在1946年巴黎大会上重新扞卫马克主义正统地位。但从摩勒的政治实践中看,似乎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正是这种精神分裂和冲突矛盾,构成了“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第三章主要介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以及其他左派政党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低谷发展期,导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重组并正式更名为法国社会党。密特朗于1971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并从战略和策略角度出发提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理论,以联合左派各个政党特别是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法国共产党。在“与资本主义决裂”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密特朗于1972年联合法国共产党推出了共同行动纲领。在1981年的总统大选中,密特朗在1972年共同行动纲领基础上提出“110项提议”作为他的选举纲领,成为赢得总统大选的保证。从1981年到1983年,在法国社会党人的主导下,法国开启了一场具有革命性质的“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改革试验。这场政治试验后来由于支付改革的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并在后来被迫调头转向。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密特朗凭借政治惯性和联合中间派政党的策略获得连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密特朗“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政治试验失败,在国有化经济政策和严峻期转型政策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该党内部开始质疑“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愿景同资本主义体制的现实之间不符,并要求该党回到现实。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法国社会党开始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只保留“改良主义”。但是离开了生产和交换资料社会化最终目标,法国社会党所进行的“改良主义”就是“泛泛主义”,到底要带领走向何方并不清楚。第四章主要介绍由于法国社会党内部分裂严重,左派各政党之间既分散又分裂。在1995年大选中,若斯潘以相对较小差距输给若希拉克。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政治联盟——“多元左派”赢得了多数席位,开启法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左右共治”。“多元左派”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多元左派”各个政党在2002年大选中各自推选自己政党的候选人。由于选票在多个政党中均匀分散,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若斯潘在第一轮中就被击败,开启了法国社会党滑铁卢式的衰败。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社会党内部分裂和分化愈演愈烈,内部党团加速滋生和不断裂变,并酿成欧盟宪法协约投票危机。芒斯会议只是一种妥协的政治安排,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严重分裂问题。该会议拒绝联合中间派政党,为法国社会党在2007年大选中失败埋下重大伏笔。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公民初选始于2011年,这一做法有利于提高公民在正式大选投票中对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粘性。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2012年大选,并不是建筑于该党取得实质性重大改革进步的基础上,而绝大部分程度是由于其主要对手的失败以及政治钟摆的运动方向所致。奥朗德在执政期间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他的过错在于软性不作为且无法兑现政治承诺。奥朗德匆忙结束五年任期,不仅预示着法国社会党走向历史相对最低谷,也意味着法国传统的左右分野政治要告一段落。第五章主要介绍法国社会党的新宪章面面俱到,既没有丝毫提及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身份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法国社会党已经明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法国社会党的行动计划与其他政党没有本质区别。法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变得十分含混模糊,已经不再有深层的意识形态标签。马克龙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得胜者,并曾是法国社会党的重要成员。马克龙的参选得到法国社会党众多议员和奥朗德的支持。法国社会党曾尝试组建“人民决胜联盟”以推选代表整个左派的唯一候选人,以迎战2017年大选,但以失败而告终。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哈蒙在2017年大选中的得票率只有6.36%,标志着作为百年大党的法国社会党沦为边缘性微弱政党。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康巴代斯于2017年6月辞职后,总书记职位长时间空缺。法国社会党的后起之秀们,甚至连“祖宅”都一售而空,法国社会党几近消亡。随着左右分野的逐渐模糊,法国社会党面临一批新的强劲对手,它们是马克龙所创立的“共和国前进”、梅朗雄所创立的“不屈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贝鲁领导的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结论部分主要是总结法国社会党转型研究的启示:保持政治定力和不忘初心、重视党内团结和党际联合、结合政治惯性坚定改革和提高执政能力。政治定力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力量之上的力量,是一种能够能自上而下驾驭政治总体局面的力量。缺乏政治定力是法国社会党走向衰败的首要原因,法国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真诚信仰和持久恒定,对组织基础的认识十分模糊而没有清晰主体,政党文化矛盾复杂且疏于引导,选举策略上举棋不定和来回变动,在外部环境变动中缺乏定见和统一。不忘初心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应该同时体现一脉相承和时代特点。法国社会党需要回到历史中去找寻自己丢弃的固有身份特征,并具备理论创新的勇气,同时还必须突破二元对立、非左即右和非右即左的传统思维模式。法国社会党在制度设计上诱发了党内分裂,这些制度设计分别是提案投票环节以及党内两轮选举制。与左派各政党尤其是法国共产党、中间派政党达成实质联合,是法国社会党历史上赢得执政地位的一条成功经验。一个政党应该结合政治惯性来坚定推进相应改革,以避免政党自身下坡趋势的政治惯性,促成政党自身上升趋势的政治惯性并防止其衰竭,同时还可凭借对手政治惯性衰竭信号及时跟进自我调整。法国社会党频繁地投身于输入端的各种选举承诺,但是在政治系统输出端的执政绩效却经常令人不满意,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是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
冯灿芳[3]（2018）在《我国新城空间开发的嵌入性治理研究 ——以苏州高新区为例》文中认为分权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三重改革带来地方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崛起,三者的强弱地位及组合形式影响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在我国城市空间开发的治理模式选择中,存在着“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文章认为,嵌入性治理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启示意义,并基于这一视角,以苏州高新区为实证,重点厘清了城市空间开发中,政府通过大量设立各种类型的准政府组织,实现对于市场与社会的“嵌入式”治理机制,并辅以“制度嵌入”和“利益嵌入”手段,实现空间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有效管理的双重目标。本研究的结论是,面对市场与社会日益多元的利益要求,政府通过实施“嵌入性”治理手段,可以卓有成效地吸纳新型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提升自身对于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维护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发展干预的权威性、高效性与韧性。该手段也有嵌入过度的风险,存在组织行政化、制度供给过剩、资源分布不均等潜在矛盾,需要与时俱进改进嵌入的方式与程度。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嵌入性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小政府,强政府”格局来保持“中国模式”的体制优势,尤其契合“权威政体”的民主化治理,这是有别于西方三元分立、制衡基础上建立的伙伴型治理,是对治理这一源于西方理论的有益丰富与发展。文章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从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入手,聚焦于新城土地开发这一领域,阐明该领域的战略意义,并指出转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学术争议,由此明确本研究的意义、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进而确定文章的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新城空间开发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文章认为,已有的关于空间开发模式的研究理论,基本都建立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对立的关系基础上,忽略了中国现实中政社企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地带与中间媒介,而作为本土化理论的嵌入性治理重点关注三者间的渗透、赋权、协作与共治,有效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第三章,组织嵌入:准政府组织嵌入的土地开发治理架构。文章认为,准政府组织是中国转型期一种独特的高效的土地资源配置形式,通过专业性资源及权力运作方式来高效推动土地开发。他们包括:空间开发的指挥者——管委会;土地征收的协调者与“减震器”——村民委员会;土地开发的“加速器”——国有开发公司;土地开发的支持者——各类事业单位。第四章,制度嵌入:国有产权嵌入的土地承包合约制。文章认为,我国土地所有权、开发权与使用权分离,衍生多种土地使用规则,通过政治力量角逐以“备”选择,为“准政府组织嵌入”奠定政治性基础,并提供法律保障。第五章,利益嵌入:公共资源嵌入的空间分布格局。文章认为,政府通过向市场与社会嵌入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利益,刺激新型的社会与市场力量尽力通过集体利益来满足个人利益,鼓励他们与政府利益保持一致性,从而预防与打击各种“反力量”。第六章,中国新城嵌入性治理的效应与思考。文章对嵌入性手段的积极效应进行总结,认为其维护了地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干预的权威性、高效性与韧性,同时也对该模式负面效应进行反思,认为其存在“嵌入过度”的风险,最后通过中西方模式的对比研究,对治理理论进行再反馈。第七章,结论与讨论。
廖雨晨[4]（2018）在《功能翻译理论在社科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以《法国育儿假的历史演变》汉译为例》文中提出本文是一篇翻译项目报告。翻译项目原文是由凯瑟琳·科隆贝撰写的《法国育儿假的历史演变》,于2016年刊登在法国《家庭和社会政策》第122期上,该文详细介绍了法国的家庭政策。近年来,中国都在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是有关调查显示,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偏低。究其原因,社会保障的欠缺使得女性在家庭和就业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本文来借鉴法国的相关经验。所选文章属于社科范畴,结合文章自身特点,译者主要运用功能翻译理论来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本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项目介绍,包括选材目的和意义、理论准备、原文分析、社科翻译的作用;第二部分为功能翻译理论在社科翻译中的应用,包括翻译纲要的建立、翻译问题的确立和翻译问题的处理。首先,对原文进行整体分析,从而决定翻译的目标功能。其次,陈述项目存在的翻译问题。最后,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探讨解决方法。第三部分为总结,对项目翻译中获得的经验进行归纳,对仍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樊思晨[5]（2017）在《困境中的左翼：后新工党时期英国社会民主主义与工党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西方国家。在这场浪潮中,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巨大挑战,纷纷落选并伴随着选民数量大幅减少,英国工党也未能幸免。2012年,时任工党党魁的爱德华·米利班德提出"全民国家"计划,以期挽救工党于困境,却以失败告终:工党在2015年大选中惨败,米利班德引咎辞职;出人意料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工党激进左翼的代表——杰瑞米·科尔宾。自科尔宾当选至2017年1月,工党的党员数激增。而科尔宾本人在2016年党内布莱尔派以脱欧公投为契机发动的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中,赢得了胜利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党内的支持率。但工党及其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仍不甚清晰:民调显示,科尔宾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依然很低。这不禁使我们深思: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及工党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困境?为什么在新工党之后,工党领导人所提出的计划不再能吸引选民?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及工党的未来究竟在何处?本文将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解答。本文总结了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及工党,在后新工党时期所遭遇的三重困境。第一,社会民主主义经过几十年的自由化改造,已经对资本主义产生了结构化的依赖。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根据资本主义周期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其自身的身份定位日益模糊;当资本主义发展遭遇下行压力,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将经历很长的调整期才能找回自身定位。第二,国有化及国家干预一直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很重要的执政工具。这一点在当今英国舆论环境和国际形势下对工党重新执政尤为不利。2007-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却被右翼成功解读为当届政府的奢侈和无能,动摇了英国民众对工党执政能力及国家干预的信任,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第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认同及团结的概念已遭到严重侵蚀。多年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国形成了新的经济断层和文化认同裂痕。新工党时期政府所强调的"机会平等"及"多元文化主义"只是"治标不治本"。在金融危机下,原本被经济繁荣所掩盖起来的问题全面爆发,迫使现在的工党必须重新思考达到"认同"和"团结"的更好方式。这三重困境使工党在解决英国当前问题和赢取选民上缺乏有效思想的指导,工党重返执政的道路将很漫长。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在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诞生之初为劳工主义,主要以工会形式与资本主义下的分配不公做抗争。工党成立之后,其党章明确工党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并以公有制作为主要政策工具。之后,工党对凯恩斯主义的吸收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学理论基础,帮助工党赢得1945年大选。在战后共识政治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已不仅局限于保护劳工权益,它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普遍社会不平等,并由此制定了普遍福利、累进税、大众教育和国家干预等制度。共识政治破裂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撒切尔所实施的货币主义政策、打压工会、加强财产所有权等一系列改革迫使工党从左翼向中间政治转变。至新工党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很大程度沿用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减少国家干预;在社会道德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而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福利诈骗等问题上则采取较为严厉的政策。在这一系列变化中,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项核心价值遭到改变——以往强调的分配平等被机会平等所取代。新工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造为工党带来了时隔18年的大选胜利,但同时也为上述三重困境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社会民主主义者们针对目前困境主要提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应对路径——回归自身激进传统或重走"第三条道路,"。工党自2010年大选失利后一直在尝试回归其激进传统。米利班德积极构建"全民国家",旨在通过"预分配"等政策工具解决英国国内因全球化及保守党紧缩财政所造成的不平等,以挽回"受挤压的中产阶级"即中下层中产阶级的选票。然而,"全民国家"却没能成为工党2015年大选的纲领性政策,而是在2014年便逐渐退出工党话语体系,其原因在于"全民国家"这一概念与工党本身及米利班德的左倾立场并不兼容,同时,"全民国家"所包含的政策如能源价格冻结和长线投资等,也无法对中下层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到了科尔宾时期,工党彻底左转,采取重新国有化与国家调控的"组合拳",如重新国有化英国铁路及能源公司、严格税收、"人民的量化宽松"、"国家投资银行"等,不仅在资本与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今天显得不合时宜,其极左的倾向也彻底背离了"中间选民",使工党的未来更为渺茫。然而,工党内部的"第三条道路"派也没能提出既能解决国内紧迫问题又能赢回选民的可行方案。因此,在金融危机震荡彻底过去之前,工党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制定计划并积聚力量。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及工党究竟会走向何方,仍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味怀旧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唯有与时俱进才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工党的未来。
程中华[6]（2016）在《产业集聚与制造业“新型化”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论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困境,提出制造业必须走"新型化"道路。在此基础上,界定制造业"新型化"内涵,构建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进行评价。然后理论分析产业集聚促进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影响;从经济、科技、环境和税收四个方面,分析产业集聚促进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作用途径。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评价研究部分阐述了制造业"新型化"五维内涵,并在五维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进行了评价,整体评价结论表明:2003-2012年,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不断提高,制造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区域评价结果显示:2012年,区域制造业"新型化"程度呈明显的阶梯化分布格局。省域评价结果表明:2012年,各地区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综合能力存在显着差异。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影响研究部分理论分析了产业集聚促进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影响。理论研究部分从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出发,分析了产业集聚促进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作用机理,提出产业集聚通过提升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能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途径促进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论断。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产业集聚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新型化"发展,这意味着政府制定的产业集聚政策是有利于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产业集聚、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部分理论分析了产业集聚对空间效率与区域不均衡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空间效率和区域不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产业集聚是提升地区制造业空间效率的重要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产业集聚可以通过马歇尔外部性提高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水平。但与此同时,产业集聚也是导致地区制造业不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当前阶段产业集聚难以实现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的兼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创新部分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从制造业整体来看,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创新绩效影响不显着,多样化集聚和产业内竞争有利于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从分技术层面来看,低技术行业创新更多的受益于MAR外部性,中高技术行业创新更多的受益于Jacobs外部性。从分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能从多样化集聚中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大中型企业能从专业化集聚中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从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新生和年轻企业创新更多的受益于Jacobs外部性,成熟企业创新更多的受益于MAR外部性。产业集聚与制造业环境部分基于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采用空间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与交互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制造业集聚显着加剧了地区环境污染,这意味着当前阶段制造业集聚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地区环境污染反过来抑制了制造业集聚,这说明环境因素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也产生重要影响。地区制造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与周围地区密切相关,周围地区制造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产业集聚与制造业税收部分基于制造业集聚与税收负担的空间外溢效应,采用空间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集聚与税收负担的空间关联与交互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制造业集聚显着提升了制造业税收负担,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集聚创造了可征税的集聚租,地方政府可以对集聚租进行征税而不必担心流动要素的迁移。而税收负担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作用不显着,这说明制造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并不看重当地的制造业税收负担。地区制造业集聚和税收负担与周围地区密切相关,周围地区制造业集聚和税收负担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和税收负担。
周小明[7]（2013）在《印度宪法及其晚近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为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孔雀帝国、笈多王朝、戒日王朝、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艺术是人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1600年至1857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渗透、蚕食和最后的征服给印度文明带来创伤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统治模式，总督与参事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具备一定的议会内阁制的外形。1601至1757年英国政府和国会基本不直接干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事务，英王只是通过颁发《特许状》授予公司垄断特权，而这些特许状主要起到特别公司法的性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英国政府和国会遂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间接统治印度。1773年《管理法》是印度殖民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性的宪法性文件，该法规定由英王任命总督一人和参事四人治理印度，同时在加尔各答设立最高法院，法官由英王任命。至1857年大起义之前，英国国会又通过了1784《东印度公司法》、1786年《管理法》、1793年《特许状法》、1813年《特许状法》、1833年《特许状法》和1853年《特许状法》等“宪法性”文件，对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共同统治印度的双重治理模式做出零星的修改。1858年英王直接统治印度到1948年8月15日印度独立的90年是印度逐渐走上议会内阁制和实现自治的历程。1919年《印度政府法》在地方政府实行“半责任政府”，1935年《印度政府法》在地方实行形式上的完全议会内阁制责任政府，在中央则实行“半责任”政府。独立后的印度宪法中的75%的内容渊源于1935年《印度政府法》。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带给印度人民创伤的同时，也给印度人民带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1946年12月9日，由各邦立法会选举和王公邦推选产生的299名制宪会议成员召开第一次制宪会议（实际参加人数为210人），选举拉金德拉·帕拉萨德担任制宪会议主席，安倍德卡博士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B.N劳为宪法顾问。制宪会议存续时间为2年11个月17天，共召开会议11次，会期共计165天。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宪法是印度人民走向民主宪政的伟大开端。1950年印度宪法共22编（今为26编）395条（今为448条），8个附表（至2012年为12个附表），共计10几万字。印度宪法确立了宪法三大基本制度：基本权利、议会内阁制和联邦制。英国长期殖民、复杂的种姓、多元宗教语言和弱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等因素是印度能够制定并保持共和宪法的重要原因。印度宪法基本权利分为6组：1)平等权；2)言论、财产和人身自由权等传统自由权；3)免受剥削的权利；4)宗教信仰自由权；5)（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权；和6)宪法救济权。这些权利的核心或心脏是宪法第32条的宪法救济权，它是一切其他权利得以存在和实现的根基。该条设计了5种特权令状以保护宪法基本权利，分别是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履行令（Mandamus）、禁止令（Prohibition）、调卷令（Certiorari）和调查令（Quo Warranto），同时该条规定印度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发布指示和命令等任何“合适程序”救济宪法基本权利。另外，印度司法机关以强有力的违宪审查机制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印度法院不但可以审查行政行为和法律是否合宪，同时还有权审查宪法修正案是否合宪——如果宪法修正案破坏宪法基本结构，宪法修正案也可以被法院判决违宪无效。印度最高法院在凯瑟万达诉喀拉拉邦案件中确立了宪法基本结构理论。80年代末以来，提高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人员的地位是印度晚近平等权变迁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宪法第21条人身自由权则是印度宪法实体基本权利的中心，司法机关在80年代以来在救济人身自由权的时候，通过判例发展出许多新的诸如小贩贩卖权、免被铐手铐权、安乐死权等诸多新基本权利。从1980年桑尼尔·巴特拉诉德里市政府（Sunil Batra v. DelhiAdministration）案件开始，最高法院通过公益诉讼案件突破了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任何善意的人都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向法院起诉被告以救济权利，基本权利也通过该制度获得强有力的保障。印度基本权利救济和违宪审查对中国的启示是：我国应该走一条渐进式的基本权利救济与违宪审查模式（或宪法监督模式）：第一步是允许普通司法机关对没有被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基本权利提供救济；第二步是授权普通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不含行政法规和规章）是否违宪的权力；第三步是普通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发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违宪时提交给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普通司法机关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意见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第四步是授予普通法院审查除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的其他法律（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是否违宪的权力；第五步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否违宪；第六步是设立完全独立于全国人大的宪法法院审查所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此时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只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是否违宪审。印度将英国的议会内阁制惯例通过宪法成文化，在第五编和第六编中详细地规定了联邦议会内阁制和邦议会内阁制。印度议会内阁制的核心是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向议会下院负责，一旦部长会议不受议会过半数信任，则必须集体辞职或者请求总统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印度宪法同时设立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和国家元首，但必须依照总理和部长的建议行事，总统“统而不治”。但在出现悬浮议会——没有任何政党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以及出现政府信任危机的时候，总统是否必须接受已经不受议会信任的部长会议的意见，印度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印度也没有遵循英国议会内阁制惯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留给印度宪法实践诸多难题。公务员制度本为行政法的内容，但印度宪法专编（第14编）规定了公务员制度，因为640万印度公务员是印度议会内阁制高效运行的基础。印度公务员范围较广，除民选政治家、军人和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政府雇员（含法官）均为公务员。印度宪法设立权威独立的联邦和邦公务员委员会分类管理公务员，宪法同时规定了公务员的程序性权利。悬浮议会的出现以及政府不受议会信任的时候总统的权力问题是印度议会内阁制晚近发展的重大议题。印度宪法现行的实践是，如果出现悬浮议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联合获得过半数的席位），总统则给予可能获得议会过半数信任的政党或政党联合一定的时间，使其努力获得议会过半数信任，若获得议会过半数信任，则组建政府；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如果出现信任危机，总统也是给予不受议会信任的部长会议或其他政党机会，使其获得议会信任，如果经过努力仍无法取得议会信任，则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其原因是印度属于发展中大国，经不起过于频繁的大选。1985年第52次和2003年第91次“反叛党法”修正案是针对议会党员叛党造成政府频繁更迭所出台的应对措施，该修正案规定若议会党员叛党则将丧失议员资格且在本届议会剩余期限内或至该党员被重新选为议员之前不得担任有薪水的政治职务，反叛党法问题也是一党独大时代结束后印度议会内阁制所遇到的新课题。如果说宪法基本权利、议会内阁制印度更多地是学习或移植外国的宪法制度，那么印度联邦制则具有更多的“独创性”。一方面印度宪法非常详细地划分了联邦和邦之间的立法权限，因此印度属于联邦制无疑。同时又设计了诸多有单一制特色的制度，如经联邦院同意，联邦可以针对邦的立法事项进行立法、在邦无法依照印度宪法运行的时候可以直接对邦实行总统治理（第356条）、财政税收分权中联邦占更大比例以及统一的执法体系和统一的法院体系等等，所以也有人说印度联邦制是有联邦制框架的单一制模式。印度紧急状态条款虽然没有规定于联邦制度中，但它对联邦制度影响非常大——在特定情形下联邦制可以转变成单一制。印度的紧急状态分为三种——全国紧急状态，即战争、外敌入侵和武装叛乱而宣布的紧急状态；邦紧急状态，即邦无法依照宪法治理所宣布的紧急状态；财政紧急状态，即发生财政危机时候宣布的紧急状态。全国紧急状态既影响联邦制也影响宪法基本权利，而邦紧急状态和财政紧急状态则主要影响的是联邦制——邦的权力完全被中央取代或受中央限制。1992年第93次和第94次“潘查亚特宪法修正案”和“市政自治机关宪法修正案”是印度联邦制度晚近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印度宪法完善地方自治的重大举措。传统联邦制为两级分权——联邦和邦（或州）之间的分权，但在确立地方自治宪法制度的时候，则出现三级分权倾向。第93次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农村自治机关——三级潘查亚特的框架性制度，第94次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城市的三种自治机关机关——市政自治机关（Municipal Corporation）、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和那加潘查亚特（Nagar Panchayat）的基本制度，但地方自治的立法权属于邦，因此邦如何细化第93次和第94次宪法修正案以及邦是否愿意下放权力成为地方自治能否成功的关键。印度现实中的地方自治不尽人意，地方自治与“低效率和腐败”基本上是同一个词。亚洲、拉美和非洲很多国家战后不久纷纷走向威权主义或独裁道路，但印度民主宪政制度60年屹立不动，这对世界民主法治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但印度民主质量低，政府低效、腐败横行，其实现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方面成绩并不如人意。阻碍印度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其公平竞争机制的缺失，继续推动经济自由化参与世界公平竞争，形成一支强大的印度中产阶级是印度宪法从共和宪法走向民主宪法的根本之路。虽然宪政的根基在于工商业文明以及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法律职业人的素养是宪政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开始于1855年孟买的爱芬斯托学院（ElphinstoneCollege）的印度近现代法律教育至今已有158年，现在规范印度法律教育的最重要法律文件是1961《律师法》，该法授予印度律师委员会监督法学教育，并授权其认可印度的法学院系的权力。1961年印度《律师法》规定的学制为后本科的3年制法律教育，与美国的体制基本相同，但从1987年在班加罗尔（bangalore）建立印度国家法律大学（National Law School of India University）开始，印度又开始了后高中的5年一贯制法律教育学制。如今印度实行3年制后本科和5年制后高中并行的学制模式。印度法律教育的管理体制和学制应该说是科学的，但印度法律教育的质量则非常令人担忧，生源质量差、法律教师待遇低和法学院硬件设施落后都制约了印度的法律教育，这也是印度有宪法却只有低质量的宪政的原因之一。
于艳芳[8]（2011）在《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业不仅涉及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促进充分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各国面临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巨大压力，相继进行了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改革。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在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也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排斥加剧，以及工作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威胁到了劳动力市场中的雇员。如何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保障性统一起来，实现劳动力市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成为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欧盟推行了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无论是从提高就业率方面，还是从降低失业率方面，欧盟各国都创造了“就业奇迹”，尤其是丹麦、荷兰两个先行实践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实践证明，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是一条有效的路径。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严重，相关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就业服务体系等方面还不够健全、完善。因此，面对严峻的失业问题，研究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结合本国国情，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灵活保障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以失业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参照劳动力市场指标体系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选择关键的失业率、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三个指标和长期失业率、青年失业率、青年就业率、青年劳动力参与率五个辅助指标，对欧盟各个模式的代表国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分析，并初步得出了该模式有效的结论。这也成为论文研究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基于以上思路，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八章进行论述：首先，论文进行基础性研究，为整个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第1章、第2章和第3章。论文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内容，在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详细梳理了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相关概念的不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本文的观点；论文还介绍了失业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其次，论文进行扩展研究，从纵向的发展历程和横向的运行机制两方面进一步研究，主要包括第4章和第5章。在经济全球化、欧盟一体化、高新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的背景下，历经先行实践阶段、逐步发展阶段和成熟完善阶段，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形成四种代表性模式。其中，北欧模式具有高灵活性和高保障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具有高灵活性和低保障性，地中海模式具有低灵活性和低保障性，大陆模式具有低灵活性和高保障性。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各模式典型代表国家，如丹麦、英国、意大利、德国，在成功权衡灵活性和保障性的同时，又具有不同的运行机制。通过深入对比分析，找出不同模式间的差异，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再次，论文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分析模式产生的效应，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主要包括第6章和第7章。论文分析了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直接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间接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对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量化了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失业保险替代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工会密度以及劳动税收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证明了模式的有效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在创造“就业奇迹”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更好的权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保障性，需要继续探索未来的改革方向。这部分是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最后，论文研究的落脚点，在借鉴欧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主要包括第8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文在确定构建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权衡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确保灵活、安全的合同安排，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具体措施；引入终身学习，发展可持续的、有效的社会对话和充分发挥税收支持作用的配套措施。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既要兼顾灵活性和保障性，又要侧重保障性，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灵活保障路径，以期缓解失业问题。
杰奎琳·霍奇森,朱奎彬[9]（2011）在《法国检察官的独立性:基于新近扩权改革的多重质疑》文中认为一、引言二、检察官的职能与职业地位三、司法配合主义问题（一）乌特罗案（二）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四、检察官的独立性（一）废除预审法官的预言:勒热委员会建议（二）Medvedyev v.France案五、检察官与警察的拘留（一）检察官对于警察拘留的监督（二）扩大辩护权的呼声六、结论
张辉[10]（2010）在《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太空合作》文中研究指明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太空领域并拥有自己的空间设备,航天技术及活动给人类带来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但是鉴于开发太空所需耗费的巨大资源、金钱和技术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完成,国际太空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和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国际太空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和发展上的利益更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由于太空领域的独特性质,有效的国际太空合作对于维护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轴、对于促进全球治理和推动区域一体化、对于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纵观太空史的发展可以发现,国际太空合作的进行并不是一番风顺的,而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太空竞争而时起时伏。这与世界各国对太空合作的需求是很不相符的。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开发利用太空的行为,无非是人类社会地面活动在外层空间的延伸。因此,太空领域的国家互动同样发生着我们在国际政治进程中所经历的一切:权力与利益之争、意识形态冲突、民族主义、不平等,国家安全问题,南北问题,合作与一体化,援助与制裁等。太空时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时代,国家用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它们的行动以处理国际太空的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国际太空体系的格局,并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看,太空问题是安全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太空竞争、大国争霸、以及以权力为核心的体系变迁等内容,尽管现实主义承认太空合作的存在,但认为这种合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冷战时期,太空政治的主题是竞争而不是合作。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合作是太空体系发展的趋势,对国际太空机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更关注进程性因素,认为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价值体系、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对于航天政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太空体系,则是由持有不同观念、思想、文化价值观并遵循不同模式行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共同构建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代太空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带来的不平等后果和现状,能够一针见血地阐明国际太空合作和国际太空机制“平等”原则的不现实性。总体上来说,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五个:（太空）实力、利益、认同、国际环境和国际机制。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并相互作用,其中实力是合作的基础;利益是决定性的动力;国际环境和认同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是重要的干预变量,因为二者决定利益内容的变化方向,它们有时使利益要素促进合作,有时使利益要素阻碍合作;稳定良好的机制能够促进并推动国际太空合作的发展。然而,它们并非都同时发挥同等的效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合作领域、依据不同合作伙伴,某些因素可能起到主导作用。人类太空活动的现实充分验证了这些理论。1957年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但从1957年到1969年间,太空合作除了在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基础科学领域外,几乎没有取得有实质意义的合作成果。实力、利益、认同的原则无疑是太空时代初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冷战的国际环境对于当时国际太空合作的成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美苏争霸呈现新态势,国际太空体系多级化初露端倪:美苏调整太空战略,两国之间逐渐展开实质性的航天合作,并深化同各自阵营内部的合作;一体化进程推动欧洲国家创建了世界上首个政府间国际太空合作组织——欧空局;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从整体上关注自己在太空体系的利益。90年代后,自由主义的新趋势推动国际太空合作大规模纵深发展,经济因素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在国际太空合作中起到更大作用,太空商业化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太空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传统航天强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之外,许多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广泛地参与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太空合作,合作的主体更多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与参与国际合作并重的航天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太空领域,国际社会经过近60年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了一套协调和维护世界各国太空活动的利益、促国际合作、维护太空秩序的国际机制。总之,国际太空互动历来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时代的发展需要国际太空合作不断加强,其途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型国家对国际太空合作的广泛、深入的参与,从整体上提高世界各国的太空实力;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培育积极的认同观念;完善国际太空机制的建设;强化联合国在国际太空合作中的作用。在具体推动与相关国家的太空合作时,遵循从初级领域入手,向高级领域发展的步骤;采取多渠道、多层次的合作方式。
二、ILS的第三条道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ILS的第三条道路（论文提纲范文）
（2）法国社会党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Résumé |
| 引言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学者对法国社会党的研究文献分析 |
| (二)国外学者对法国社会党的研究文献分析 |
| 二、研究中的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概述 |
| 第一章 法国社会党前身是“共和主义”和“革命主义”交汇平衡的合成物 |
| 一、“共和主义”渊源和马克思主义基因 |
| (一)追求“共和主义”与世俗政治的历史传统 |
| (二)国际社运的影响和巴黎公社的遗产 |
| 二、“共和社会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纷争 |
|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潮流 |
| (二)围绕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纷争 |
| 三、法国社会党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立 |
| (一)“革命社会主义”压制“共和社会主义”统一左派 |
| (二)缺乏工人阶级基础的革命性政党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政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参加和领导政府的探索 |
| 一、布朗姆拒绝共产国际并与法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
| (一)“共和社会主义”成为主导和一战中的“神圣联盟” |
| (二)布朗姆拒绝“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在体内分离 |
| 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参加和领导政府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参加和领导政府的“区分理论” |
| (二)通过“人民阵线”第一次领导政府内阁 |
| 三、扞卫马克思主义同时领导和参与资产阶级政府 |
| (一)“抵抗运动”与战后重提马克思主义 |
| (二)摩勒领导和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实践 |
| 第三章 命名为法国社会党和“与资本主义决裂”的试验 |
| 一、基于“与资本主义决裂”理论的左派力量整合 |
| (一)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重组和正式命名为法国社会党 |
| (二)“与资本主义决裂”理论的塑造 |
| (三)联合法国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共同行动纲领 |
| 二、“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成果和失败 |
| (一)110项提议与密特朗赢得总统大选 |
| (二)“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失败和U型转折 |
| 三、放弃“与资本主义决裂”之后的混乱路线 |
| (一)密特朗的强弩之末及其第二个任期 |
| (二)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精神迷茫 |
| 第四章 左派分裂、党团裂变与改革挣扎 |
| 一、既分散又分裂的左派联合 |
| (一)1995年总统大选失败暴露左派分散化端倪 |
| (二)左派短暂联合和第三次“左右共治” |
| (三)“多元左派”的终结和2002年总统大选中惨败 |
| 二、党团裂变危机和重塑团结的努力 |
| (一)党团裂变酿成危机 |
| (二)追求党内团结的芒斯会议 |
| 三、总统大选三连败后的改革挣扎 |
| (一)2007年总统大选中再次失败 |
| (二)法国社会党第一次进行公民初选总统候选人 |
| 四、对手的弱点成就法国社会党回光返照的总统梦 |
| (一)对手的弱点和政治钟摆 |
| (二)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成为最不受欢迎总统 |
| 第五章 彻底迷失和几近消亡 |
| 一、丧失鲜明特征的法国社会党 |
| (一)面面俱到的新宪章 |
| (二)意识形态含混模糊的法国社会党 |
| 二、百年大党沦为边缘性微弱政党 |
| (一)马克龙的出走和另立新党 |
| (二)2017年总统大选中沦为非主流政党 |
| 三、群龙无首和强劲新对手崛起 |
| (一)长时间没有总书记的法国社会党 |
| (二)一批强劲新对手的崛起 |
| 结论：法国社会党转型研究启示 |
| 一、保持政治定力和不忘初心 |
| (一)缺乏政治定力是法国社会党走向衰败的首要原因 |
| (二)不忘初心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 |
| 二、重视党内团结和党际联合 |
| (一)法国社会党在制度设计上诱发党内分裂 |
| (二)党际间的实质联合是法国社会党历史上取得成功的经验 |
| 三、结合政治惯性坚定改革和提高执政能力 |
| (一)政党改革需要针对政治惯性坚定发力 |
| (二)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是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我国新城空间开发的嵌入性治理研究 ——以苏州高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
| 1.1.2 新城空间开发的战略意义与转型困境 |
| 1.1.3 新城空间开发的治理关系争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总结并反思中国特色的新城空间开发模式 |
| 1.2.2 丰富与完善治理理论的本土化脉络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3.1 空间开发 |
| 1.3.2 新城 |
| 1.4 重点实证对象 |
| 1.4.1 苏州高新区基本情况 |
| 1.4.2 案例选择依据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城空间开发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空间开发模式的研究综述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1.2 增长机器理论 |
| 2.1.3 城市政体理论 |
| 2.1.4 企业主义城市理论 |
| 2.1.5 综述总结 |
| 2.2 嵌入性治理理论综述 |
| 2.2.1 嵌入性理论:描述多主体之间的本质关系 |
| 2.2.2 治理理论:描述多主体之间的互动逻辑 |
| 2.2.3 中国化实践:嵌入性治理 |
| 2.2.4 嵌入性视角下的新城开发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组织嵌入:准政府组织嵌入的土地开发治理架构 |
| 3.1 空间开发的指挥者:管委会/指挥部 |
| 3.2 土地征收的协调者与“减震器”:村民委员会 |
| 3.3 土地开发的“加速器”:国有开发公司 |
| 3.4 土地开发的支持者:各类事业单位 |
| 第四章 制度嵌入:产权嵌入的土地承包合约制 |
| 用益物权>使用权'>4.1 集体土地产权嵌入:所有权>用益物权>使用权 |
| 4.1.1 政府:所有权的转换人、收益权的隐性垄断者 |
| 4.1.2 村民委员会:所有权的代理人,用益物权的管理者 |
| 4.1.3 村民与乡镇企业:集体土地的使用主体 |
| 4.1.4 小结 |
| 发展权>开发权>使用权'>4.2 国有土地产权嵌入:所有权>发展权>开发权>使用权 |
| 4.2.1 政府:所有权代理人和土地发展权管理者 |
| 4.2.2 国有开发公司:土地一级开发权的代理人 |
| 4.2.3 各类事业单位:土地使用权的划拨使用者 |
| 4.2.4 其他主体: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使用者 |
| 4.2.5 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嵌入:公共资源嵌入的空间分布格局 |
| 5.1 经济利益: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 |
| 5.2 社会利益:各类行政服务、公共服务等 |
| 5.3 政治利益:各类优惠政策、升迁考核等 |
| 5.4 文化利益:各种城市营销、巨型工程等 |
| 第六章 中国新城嵌入性治理的效应与思考 |
| 6.1 嵌入性治理的积极效应总结 |
| 6.1.1 权威性:维护政府在市场环境中对空间发展的干预能力 |
| 6.1.2 高效性:快速落实政府的发展意图 |
| 6.1.3 韧性:保持转型期政府应变能力的足够弹性 |
| 6.2 嵌入性治理的负面效应反思 |
| 6.2.1 组织嵌入过度:准政府组织行政化、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
| 6.2.2 制度嵌入过度:制度供给过剩却难以约束政府行为 |
| 6.2.3 利益嵌入过度: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公平性不足 |
| 6.3 再反馈:空间开发治理理论的中西方对比 |
| 6.3.1 殊途同归:“结构分化”而非西方的“结构整合” |
| 6.3.2 组织差异:“准政府组织”而非西方式的“社会组织” |
| 6.3.3 方式差异:内部嵌入型而非西方的“合作伙伴型” |
| 6.3.4 制度差异:政府隐性垄断而非西方“政府监管”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附录 攻读学位起见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功能翻译理论在社科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以《法国育儿假的历史演变》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Résumé |
| Remerciements |
| Ⅰ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
| 1.1 Motivation du choix du projet |
| 1.2 Analyse du texte source |
| 1.3 Fonctions de la traduction en sciences sociales |
| 1.4 Support théorique |
| Ⅱ Approches fonctionnalistes appliquées dans la traduction des text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 2.1 Consigne de traduction |
| 2.2 Repérage des problèmes de traduction |
| 2.3 Approches du traitement des problèmes |
| 2.3.1 Traduction des termes |
| 2.3.2 Encha?nements logiques |
| 2.3.3 Spécificité culturelle |
| Ⅲ Réflexion sur cette tache |
| 3.1 Les expériences acquises |
| 3.2 Les problèmes existants |
| Notes |
| Bibliographie |
| Sitographie |
| Annexe Ⅰ : texte original |
| Annexe Ⅱ : texte traduit |
（5）困境中的左翼：后新工党时期英国社会民主主义与工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1.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
| 1.2 Objectives |
| 1.3 Research Methodology |
| 1.4 Literature Review |
| 1.5 Thesis Structure |
| 2.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from Labourism to the pre-Third Way Era |
| 2.1 From Labourism to Reformism--the First Step to the Labour Party'sSocial Democracy |
| 2.2 Fusion with Keynesianism--the Second Step to the Labour Party'sSocial Democracy |
| 2.3 Thatcherism's Blow--the Start of Liberalization |
| 3. The Third Way--No Advance of Social Democracy |
| 3.1 New Revisionism--the First Liberalizing Stage |
| 3.2 The Birth of the Third Way--the Second Liberalizing Stage |
| 3.3 A Summary of the Third Way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
| 4. 2010-15:Communitarianism—ANew Round of Competition for CentreGround 23 |
| 4.1 Rise of the "Red Tory"-the Actions of the Conservatives in ThisCompetition |
| 4.2 Blue Labour—the Response of the Labours |
| 4.3 Miliband and One-Nation Agenda |
| 5. The Rise of Corbynism |
| 5.1 An Analysis of 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 2015 |
| 5.2 Corbynomics and the Labour Party's Economic Curse |
| 5.3 Leadership Crisis in Summer 2016 |
| Conclusion |
| Works Cited |
（6）产业集聚与制造业“新型化”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
| 1.1.2 制造业的发展困境 |
| 1.1.3 制造业的新型化道路 |
| 1.1.4 产业集聚与制造业新型化发展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集聚理论的形成 |
| 1.2.2 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 |
| 1.2.3 产业集聚理论的新进展 |
| 1.2.4 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评价研究 |
| 2.1 引言 |
| 2.2 制造业"新型化"内涵 |
| 2.3 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 |
| 2.3.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2.3.2 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 |
| 2.3.3 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方法 |
| 2.4 制造业"新型化"评价结果 |
| 2.4.1 制造业"新型化"程度整体评价 |
| 2.4.2 制造业"新型化"程度区域评价 |
| 2.4.3 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省域评价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
| 3.1 引言 |
| 3.2 产业集聚促进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1 产业集聚提升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的作用机理 |
| 3.2.2 产业集聚提升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
| 3.2.3 产业集聚提升制造业能源节约能力的作用机理 |
| 3.2.4 产业集聚提升制造业环境保护能力的作用机理 |
| 3.2.5 产业集聚提升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的作用机理 |
| 3.3 模型建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3.3.1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建立 |
| 3.3.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方法 |
| 3.3.3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3.4 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回归结果分析 |
| 3.4.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3.4.2 回归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集聚、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发展 |
| 4.1 引言 |
| 4.2 产业集聚导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作用机理 |
| 4.3 模型建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1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建立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4 计量结果分析 |
| 4.4.1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空间效率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4.4.2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结论 |
| 第五章 产业集聚与制造业创新发展 |
| 5.1 引言 |
| 5.2 模型建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2.1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建立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3 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回归结果分析 |
| 5.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3.2 制造业整体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制造业分行业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4 制造业企业分规模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5 制造业企业分生命周期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集聚与制造业环境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模型建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2.1 空间联立方程的建立 |
| 6.2.2 空间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 |
| 6.2.3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 空间关联分析 |
| 6.3.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污染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
| 6.4.2 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集聚与制造业税收发展 |
| 7.1 引言 |
| 7.2 模型建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2.1 空间联立方程的建立 |
| 7.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回归结果分析 |
| 7.3.1 空间关联性分析 |
| 7.3.2 税收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
| 7.3.3 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本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7）印度宪法及其晚近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印度宪法的源流与诞生历程 |
| 第一节 印度殖民时期的宪法性文件 |
| 一、 前英国殖民时代的印度政治统治制度及特点 |
| 二、 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宪法性文件及其主要内容 |
| 三、 英王治理时代的宪法性文件及其主要内容 |
| 四、 历史带给印度什么——印度为什么能制定并保持共和宪法 |
| 第二节 印度宪法诞生的历程 |
| 一、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宪政”思想 |
| 二、 印度制宪的历程——人物与事件 |
| 三、 印度宪法诞生的特点 |
| 第三节 印度修宪史述评 |
| 一、 印度宪法的修宪程序 |
| 二、 97 次修宪的主要内容 |
| 三、 评析 |
| 第二章 宪法基本权利及其晚近变迁 |
| 第一节 宪法基本权利研究 |
| 一、 基本权利体系 |
| 二、 平等权 |
| 三、 言论、集会和人身自由等传统自由权 |
| 四、 免受剥削的权利 |
| 五、 宗教自由权 |
| 六、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权 |
| 七、 宪法救济权 |
| 八、 基本权利的特点 |
| 第二节 宪法救济权与印度违宪审查制度 |
| 一、 宪法救济权与基本权利的救济 |
| 二、 权利的救济者——印度的司法体制 |
| 三、 基本权利救济的最高形式——违宪审查 |
| 四、 印度基本权利救济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 |
| 第三节 基本权利的晚近变迁——基于宪法修正案和重大判例的考察 |
| 一、 平等权的变迁 |
| 三、 财产权和人身权等传统自由权的变迁 |
| 四、 宗教信仰自由与世俗主义关系的变迁 |
| 五、 宪法救济权的发展——公益诉讼 |
| 六、 基本权利发展的特点 |
| 第四节 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
| 一、 基本权利为什么需要救济 |
| 二、 印度基本权利救济与违宪审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三、 中国模式：从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到违宪审查 |
| 第三章 议会内阁制及其晚近变迁 |
| 第一节 印度议会内阁制概述 |
| 一、 印度议会内阁制的历史 |
| 二、 联邦议会内阁制 |
| 三、 邦议会内阁制 |
| 四、 印度议会内阁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议会内阁制框架下公务员制度 |
| 一、 印度公务员制度的历史 |
| 二、 印度公务员的含义和范围 |
| 三、 印度公务员管理机关 |
| 四、 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
| 五、 印度公务员制度的特点 |
| 第三节 议会内阁制的晚近变迁——兼评反叛党法第 52 次和第 91 次修正案 |
| 一、 印度大选及政党政治的历史 |
| 二、 政府信任危机、悬浮议会与总统权力 |
| 三、 议会内阁制与反叛党第 52 次和第 91 次修正案 |
| 第四章 有印度特色的印度联邦制及其晚近变迁 |
| 第一节 有印度特色的印度联邦制 |
| 一、 印度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 |
| 二、 联邦和邦之间的立法权划分 |
| 三、 联邦和邦之间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划分 |
| 四、 联邦和中央直辖区的关系 |
| 五、 联邦与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关系 |
| 六、 印度联邦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财政联邦制度述评 |
| 一、 制宪会议对财政分配问题的争论 |
| 二、 征税立法权的划分 |
| 三、 收费问题的宪法规定 |
| 四、 中央对邦的拨款以及联邦和邦之间借贷权的划分 |
| 五、 财政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 |
| 六、 2000 年的第 80 次宪法修正案与 2003 年的第 88 次宪法修正案 |
| 七、 印度宪法财政分权制度的特征 |
| 第三节 论联邦制中的紧急状态条款 |
| 一、 战争、外敌入侵和武装叛乱而宣布的紧急状态 |
| 二、 邦宪法秩序无法运行的紧急状态（邦紧急状态） |
| 三、 财政紧急状态 |
| 四、 紧急状态制度实践的历史 |
| 五、 司法机关对紧急状态的司法审查——博迈诉印度联邦案 |
| 第四节 联邦制度的晚近发展——评 1992 年印度宪法第 73 次和 74 次地方自治修正案 |
| 一、 印度地方自治的历史 |
| 二、 地方自治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
| 三、 印度地方自治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
| 第五章 宪政发展与强国之梦 |
| 第一节 大国兴衰视角下的宪政主义 |
| 一、 什么是法治与宪政 |
| 二、 大国兴衰有无凭 |
| 三、 宪政如何促进社会发展 |
| 第二节 印度宪法与印度发展战略 |
| 一、 评印度第三条道路 |
| 二、 印度宪法面临的挑战 |
| 三、 印度宪法的未来 |
| 第三节 印度宪政由谁担当——印度法律教育评析 |
| 一、 英国殖民期间的印度法律教育 |
| 二、 印度独立后的法律教育状况 |
| 三、 印度法律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
| 四、 印度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逻辑关系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概述 |
| 2.1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保障性 |
| 2.1.1 劳动力市场的含义 |
| 2.1.2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
| 2.1.3 劳动力市场的保障性 |
| 2.1.4 灵活性与保障性之间的关系 |
| 2.2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 |
| 2.2.1 灵活保障的含义 |
| 2.2.2 灵活保障的形成路径 |
| 2.3 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 |
| 第3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理论基础 |
| 3.1 失业理论 |
| 3.1.1 古典失业理论 |
| 3.1.2 凯恩斯失业理论 |
| 3.1.3 新古典综合派失业理论 |
| 3.1.4 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失业理论 |
| 3.1.5 新凯恩斯学派失业理论 |
| 3.2 劳动力市场理论 |
| 3.2.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 3.2.2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 |
| 3.2.3 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 |
| 3.3 其它相关理论 |
| 第4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历史演进 |
| 4.1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形成背景 |
| 4.1.1 经济全球化、欧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 |
| 4.1.2 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
| 4.1.3 欧洲经济和社会目标相互关系的发展 |
| 4.1.4 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 |
| 4.2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形成基础 |
| 4.3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发展历程 |
| 4.3.1 2000 年以前：丹麦、荷兰的先行实践阶段 |
| 4.3.2 2000～2006 年：号召成员国学习的发展阶段 |
| 4.3.3 2006 年至今：制定并执行共同原则的成熟阶段 |
| 第5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1 北欧模式代表国家的运行机制 |
| 5.1.1 丹麦的运行机制 |
| 5.1.2 荷兰的运行机制 |
| 5.2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代表国家的运行机制 |
| 5.2.1 英国的运行机制 |
| 5.2.2 爱尔兰的运行机制 |
| 5.3 地中海模式代表国家的运行机制 |
| 5.3.1 西班牙的运行机制 |
| 5.3.2 意大利的运行机制 |
| 5.4 大陆模式代表国家的运行机制 |
| 5.4.1 德国的运行机制 |
| 5.4.2 法国的运行机制 |
| 5.5 欧盟不同模式运行机制的比较分析 |
| 5.5.1 相同点分析 |
| 5.5.2 不同点分析 |
| 第6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效应分析 |
| 6.1 直接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 6.1.1 劳动力市场指标体系 |
| 6.1.2 对失业率的影响 |
| 6.1.3 对就业率的影响 |
| 6.1.4 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
| 6.2 间接效应：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6.2.1 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
| 6.2.2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6.3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3.1 失业率效应分析 |
| 6.3.2 就业率效应分析 |
| 6.3.3 劳动力参与率效应分析 |
| 第7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面临挑战和改革方向 |
| 7.1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面临的挑战 |
| 7.1.1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面临的挑战 |
| 7.1.2 欧盟劳动力市场保障性面临的挑战 |
| 7.2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改革方向 |
| 第8章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
| 8.1 构建中国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 |
| 8.1.1 构建中国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权衡点选择 |
| 8.1.2 构建中国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路径选择 |
| 8.1.3 构建中国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总体趋势 |
| 8.2 构建中国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措施 |
| 8.2.1 确保灵活、安全的合同安排 |
| 8.2.2 健全失业保险制度 |
| 8.2.3 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
| 8.3 构建中国灵活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配套措施 |
| 8.3.1 强化终身学习 |
| 8.3.2 发展可持续的、有效的社会对话 |
| 8.3.3 充分发挥税收支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数据资料列表 |
| 附录 B――劳动力市场指标体系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太空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章 国际太空合作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际太空合作的理论基础 |
| 一、太空与地缘政治 |
| 二、太空活动与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太空合作的制约因素 |
| 一、太空合作中的实力因素 |
| 二、太空合作中的利益诉求 |
| 三、太空合作与认同 |
| 四、太空合作的国际环境 |
| 五、太空合作与国际机制 |
| 第二章 太空竞争的缘起与早期的合作 |
| 第一节 美苏早期的太空政策 |
| 一、太空时代发端的国际背景 |
| 二、苏联早期的太空政策 |
| 三、美国早期的太空政策与太空竞赛 |
| 第二节 冷战前期美苏在太空领域的有限合作 |
| 一、美苏初期太空合作的动力和意愿 |
| 二、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
| 三、美苏早期合作的困境与障碍 |
| 第三章 国际太空合作的发展 |
| 第一节 超级大国的太空合作 |
| 一、美国调整太空政策的背景 |
| 二、苏联太空政策的变化与太空合作 |
| 三、美苏双边太空合作 |
| 四、美苏争霸与两国的太空合作 |
|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与国际太空合作 |
| 一、欧洲太空合作的背景与动力 |
| 二、欧洲初期航天合作的尝试 |
| 三、欧洲航天合作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美欧之间的太空合作 |
| 一、60 年代初—80 年代初依附性的合作 |
| 二、80 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平等地位的合作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与太空合作 |
| 一、发展中国家视角下的太空体系 |
| 二、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 |
| 第四章 冷战后国际太空合作的新趋势 |
| 第一节 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太空经济的兴起 |
| 一、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迁 |
| 二、太空商业化及太空经济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俄（苏）太空合作的深入发展 |
| 一、美苏太空合作的重启 |
| 二、美俄太空合作的进展 |
| 第三节 欧洲太空合作的新形式与新趋势 |
| 一、冷战后欧洲太空合作的背景 |
| 二、冷战后欧洲太空合作的新形式 |
| 三、欧盟的太空合作 |
| 第四节 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国际太空合作 |
| 一、传统航天联系的延续 |
| 二、新兴航天国家的国际合作 |
| 三、大型国际太空合作项目案例 |
| 第五章 中国的国际太空合作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早期的航天发展与国际合作 |
| 一、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驱动力 |
| 二、50 年代和60 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的航天合作 |
| 三、中国独立自主的航天发展之路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参与太空合作 |
| 一、新时期中国参与太空合作的基础 |
| 二、中国对国际太空合作的双边参与 |
| 三、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太空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太空合作中的制约因素 |
| 一、中国航天发展的实力因素 |
| 二、中国与航天强国的认同因素 |
| 第六章 国际太空机制与太空合作 |
| 第一节 国际太空机制的发展脉络 |
| 一、国际太空机制的含义 |
| 二、国际太空机制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际太空机制的构成 |
| 一、太空机制的国际法律体系 |
| 二、太空机制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国际太空机制与太空合作面临的问题 |
| 一、技术进步与机制发展之间的矛盾 |
| 二、太空体系的权力政治与平等原则的矛盾 |
| 三、太空军事化与和平原则的矛盾 |
| 第四节 国际太空机制的发展路径 |
| 一、国际太空合作与太空机制的前景 |
| 二、加强国际太空合作、振兴太空机制的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ILS的第三条道路（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国国民阵线选民基础的演变[D]. 徐雨铭. 浙江大学, 2021
- [2]法国社会党转型研究[D]. 邱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3]我国新城空间开发的嵌入性治理研究 ——以苏州高新区为例[D]. 冯灿芳. 南京大学, 2018(05)
- [4]功能翻译理论在社科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以《法国育儿假的历史演变》汉译为例[D]. 廖雨晨.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8(11)
- [5]困境中的左翼：后新工党时期英国社会民主主义与工党变迁研究[D]. 樊思晨.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8)
- [6]产业集聚与制造业“新型化”发展[D]. 程中华. 东南大学, 2016(12)
- [7]印度宪法及其晚近变迁[D]. 周小明.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8]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研究[D]. 于艳芳. 河北大学, 2011(05)
- [9]法国检察官的独立性:基于新近扩权改革的多重质疑[J]. 杰奎琳·霍奇森,朱奎彬. 交大法学, 2011(01)
- [10]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太空合作[D]. 张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