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险业与银行业相互渗透的原因及模式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魏军[1]（2021）在《中国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银行业、保险业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随着两者的不断发展,银保混业经营成为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银保一体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2019年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无论银行业、保险业以何种模式、何种方式融合,必须以高质量为发展方向,而当前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和保险机构之间混业经营的深入程度存在显着差异。银行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源优化配置、系统性风险防控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银保融合发展机理、银保融合发展绩效分析、路径的设计和优化、相关主体应对策略的选择等相关问题,对通过银保融合推动银行综合绩效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论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的实际情况,基于生态共生理论、协同熵理论相关理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念,综合运用动态网络SBM模型、Malmquist模型、门槛效应模型、Bootstrap方法、固定效应等模型和方法,借助于DEA-slover、Stata等研究工具,对我国银行主导下的银保融合发展机理和路径展开深入研究。首先,构建银保融合发展种群竞争模型,分析二者融合发展机理,界定二者融合发展的共生演化关系,将现阶段银保融合发展划分为资本积累的筹资过程和业务盈利的运营过程;第二,评估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网络绩效,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分析银保融合对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绩效的影响,明确促进绩效提升的资本积累、业务运营双重路径的关系,为设计与优化银保融合发展路径提供依据;第三,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基于资本积累和业务盈利的门槛效应,设计、优化银保融合发展路径;最后,基于银保融合双重路径,构建针对银行收益、风险的动态面板模型,探讨银行主体在银保融合双重路径下的策略选择,分析银保融合相关监管政策对银行收益、风险的影响,提出政府部门银保融合监管策略。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运用Lotka-Volterra方法构建银保融合发展种群竞争模型,揭示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共生演化机理。引入生态共生理念,提出银保融合发展共生机理分析框架,基于Lotka-Volterra方法构建银保融合发展种群竞争模型,明确银保融合发展主体间演化效应,揭示银保融合生态共生系统演化规律、共生机理,判定银保融合阶段的形成条件、演化条件及演化方向;基于熵变模型,探究银保融合生态共生系统内主体演化与外界环境变化的协同机制,改进银保融合发展Lotka-Volterra种群竞争模型,揭示银保融合发展主体关系演化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协同机制。（2）构建动态网络SBM模型和DN-Malmquist模型,打开银保融合发展中的银行主体绩效黑箱。针对银保融合发展路径设计与优化需要具有差异化的特性,探讨银行主导的银保融合过程中,兼顾收益和风险的高质量发展绩效的变化趋势特征;针对银行业的资本积累过程和业务运营过程,基于动态网络SBM模型和DN-Malmquist模型,以是否拥有保险牌照作为银行是否推进银保融合发展的标准,对比有无牌照的银行高质量发展绩效间的差异;探讨银行筹资阶段和运营阶段绩效间的差异,厘清推进银行业高质量绩效提升的资本扩张、业务运营双重路径的关系,为设计与优化银保融合发展路径提供依据。（3）运用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设计、优化银保融合发展路径。针对筹资和运营双重路径,挖掘当银行处于资本合作、业务盈利能力不同阶段时,高质量发展绩效对银行主导的银保融合能力的效应影响;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基于资本合作和盈利能力的门槛效应,估计并检验高质量绩效对于银保融合路径的区间效应影响;设计、优化银保融合发展路径。（4）运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针对银保融合双重路径,提出银保融合发展策略。界定反映业务融合、资本扩张双重路径监管政策的相应指标,提出银保融合发展双路径实现过程中,不同政策监管方式对银行收益、风险的作用机理;构建影响银行收益、风险的动态面板模型,明确特定路径下监管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作用力度,为进一步实现银保融合中的银行及监管部门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谢云沛[2]（2021）在《基于CoVaR的我国银行业与保险业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基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觉,从金融资产价格造成的风险溢出效应入手,采用条件风险价值Co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横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两方面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寿险保险公司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银行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测度了我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两个金融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水平,具体而言就是我国上市寿险保险公司与银行、保险公司和银行业、保险公司和保险业、银行和保险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为了更好地研究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选取容易获取的已上市公司的公开市场数据—股价收益率,并且以周为单位,用以研究银行业与保险行业间的相互股价波动性影响、单方向风险溢出效应强弱、风险溢出水平时变性等特点,考察行业之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最后并总结相关分析并得出结论,同时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及监管提出相关合理的建议措施,并对比我国保险业与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溢出相关状况。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保险公司与银行机构,以及保险业和银行业相互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明显显着,金融机构间以及金融行业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且风险关联度大小水平决定了风险溢出效应的强弱,但不同金融机构与行业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具体分析;保险公司对保险业、银行机构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周期性的波动,符合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也注意到保险公司的基于可保利益的传统保险比例越低、新型保险比例越高、集团化程度越大以及混业经营程度越高,那么一般来说这一家保险公司的风险溢出水平也越高;再者,我国上市银行的资产业务规模越大、业务渠道关联度越高,对外风险溢出效应普遍越高,国有五大行风险溢出效应最为显着;此外,保险业与银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相对显着。对于每个行业而言,保险业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远远小于银行业对保险业的风险溢出效应,两者之间的风险溢出水平并不是对称的。因此,对于监管者来说,就需要保险公司和银行机构降低风险溢出水平,维护保险业和银行业重要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对于金融监管者而言,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不能仅仅关注单一金融机构对行业所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而是更应该关注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贡献度,从风险贡献度去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标准的监管措施,例如太平人寿、新华人寿、中国人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其次,对于单一行业的风险监管,由于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行业趋势,导致原本经营模式比较单一的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范围,进行混业甚至跨业经营,从而行业内部风险不断累积,这时监管者应该更新自身监管模式,与不同监管部门的合作,进行共同监管等,由单一行业监管转变为混业监管。此外,因为保险行业和银行业对外风险溢出效应具有周期波动的特点,在监管上应该是动态监管,对这两个行业实施动态的管理要求,将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在时间维度上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减少整个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和风险水平。因此,监管者应当要着重关注在险价值较大、盈利能力较弱、偿债能力较弱、杠杆率较高和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机构或者保险公司,因其更容易受到银行业或者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或者更容易对外产生风险溢出效应。并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严防银行业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保险公司,梳理近几年的各大保险机构的收入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传统保险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而非传统保险业务收入占比越来越高,并与其他高风险金融业务关联度更高,呈现出保险集团的发展趋势,这时监管部门就应该更加关注这些保险集团的风险状况,同时保险公司混业经营申请应更加慎重,并着重关注银行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风险关联。
黄星刚[3]（2020）在《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末开始,世界各国纷纷放弃实施旨在强化风险隔离的金融分业经营监管模式,银行与保险公司通过相互持股实现资本层面的融合,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为了逐步适应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我国原保监会和原银监会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发布了保险公司投资银行、银行投资保险公司的股权投资政策。随后,银行与寿险公司的交叉持股成为了金融业内部资本层面融合的主要方式。银行保险交叉持股是否会增加寿险公司的风险?通过何种渠道传递风险?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防范金融业风险和强化金融业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银行保险交叉持股是指银行或寿险公司通过出资购买等方式持有对方一定股份的情形。银行与寿险公司结合的模式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等地被金融机构广泛采用,双方之间的合作可以通过规模经济以及协同效应等增加收益和降低成本。但是,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具有“双刃效应”,一方面,银行保险交叉持股会促进双方展开深入合作,以适应金融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银行保险交叉持股也可能会增加风险传递,影响寿险公司的风险。基于此,本文以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运用协同效应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和共同保险效应理论,建立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为评估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风险效应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银保监会强化交叉监管提供决策参考。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导论部分从分析研究背景和意义入手后,对国内外关于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评述,总结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得出本文的研究方向;同时还确立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指出研究贡献和可能的不足,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一章是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风险的理论分析。根据现有学者关于交叉持股和寿险公司风险的研究,对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和寿险公司风险进行概念界定;基于协同效应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共同保险效应理论,阐述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理论基础,探索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风险的机制。主要结论是: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个体风险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但是会通过提升寿险公司与银行间的关联性来增加寿险公司系统性风险。第二章是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风险的现实分析。具体分析了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动机及效应、政策背景和现状,同时还包括寿险公司风险的现状,主要结论有:第一,在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背景下,双方逐渐形成交叉持股,产生的经济效应包括协同效应提升双方经营效率、规模经济降低双方经营成本和资源整合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等;第二,银行和寿险公司的股权投资政策放松为双方交叉持股提供了条件,银保监会的设立有利于银行保险交叉持股政策的协调性;第三,受国际上其它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银行与寿险公司从最初的业务合作发展为交叉持股,并且,通过分析寿险公司风险的变化,初步发现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可能会降低寿险公司的偿付风险和财务风险。第三章是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风险传递研究——基于风险溢出视角。使用?CoVaR方法测度风险溢出效应,从宏观视角分别研究了保险业和银行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保险业与银行业之间相互的风险溢出。研究表明:关于保险业和银行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银行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水平更高,保险业和银行业对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关于保险业与银行业间相互的风险溢出效应,非对称性明显,银行业对保险业的风险溢出水平更高,保险业与银行业间相互风险溢出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上述结论说明银行业具有更高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四章是银行控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研究。从寿险公司的偿付风险和财务风险两个方面实证检验大型商业银行控股对中小型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并采用PSM方法为被银行控股的寿险公司寻找合适对照组。研究表明:银行控股会显着提升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降低偿付风险,但不会显着影响寿险公司的财务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控股会通过保险业务集中度、保费增长率和保险业务成本三个途径降低寿险公司的偿付风险。第五章是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对自身风险的影响研究。从寿险公司持股银行比例、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家数和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市值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了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对自身风险的影响,并使用Heckman两步法、反向因果识别和动态面板模型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家数和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市值对自身风险均没有显着影响,寿险公司持股银行比例的提升会显着增加自身系统性风险,不会显着影响自身个体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寿险公司持股银行比例会通过提高非核心业务收入占比来增加自身系统性风险。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前面章节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从进一步推动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发展、监管部门加强对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监管和寿险公司强化自身风险的防范等三个方面形成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题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目前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现状,研究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有助于拓宽金融机构的股权融合研究,丰富了寿险公司风险研究成果;二是研究视角新颖,全面分析了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本文从银行控股寿险公司和寿险公司持股银行两个方面分析了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产生的影响,并同时考虑寿险公司的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三是为银保监会在混业经营背景下加强监管提供政策建议,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制度,加强对银行与寿险公司间交叉持股的监管。尽管本文从多个角度研究了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但是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由于目前我国仅有4家上市寿险公司,在研究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对自身风险影响时,研究样本相对不足;二是在研究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影响时,仅考虑了财务风险、偿付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三个方面的风险,有待进一步拓展。
邹雪[4]（2020）在《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文中认为次贷危机后,系统性风险及其防控问题开始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但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大部分围绕银行业展开,而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随着保险业务的不断创新,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产生了更多的联系,对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其地位与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金融危机中跨国保险机构——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的事实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一事件让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保险业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我国保险公司虽未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面临倒闭的困境,但仍需从AIG事件中吸取教训。近年来,金融自由化、一体化极大促进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业的资金及规模在不断扩大,加之保险业监管体制的改革以及政策的放宽,保险资金可投资范围逐渐多元化,这使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旦保险业发生重大风险事件,那么对其他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所以对保险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十分有必要。研究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对防控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以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系统性风险的含义进行梳理,并在相关理论框架基础上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定义、成因、特征和溢出机制等方面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理论进行详细的介绍。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利用我国内地上市保险公司的日收盘价、申万保险指数、申万银行指数、申万证券指数及中证金融指数日收盘数据,从内部关联性与外部传染性入手,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和分析:保险公司对保险业、保险业对其他金融子行业及保险业对金融市场。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VaR更易低估风险,相较之下CoVaR的表现更好,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测度系统性风险的方法。在单个保险机构对行业的溢出效应中,不同保险公司对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不同,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股权结构的差异、业务范围的不同、保费收入及增速的差异、投资方式的不同,并且此实证方法可用于识别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在保险业对其他金融子行业的溢出效应中,保险业对不同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是不同的,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行业间关联性和依赖程度的不同,而与保险业联系较紧密的行业,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此外,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的保险业,其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并且数值不小。最后,以实证研究结论为基础,从保险机构及监管机构两个视角提出防控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建议。
牟漪[5]（2020）在《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受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日趋增多,生产要素成本不断的上升导致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费、重视数量化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需要要素、资本和创新带动的演进过程和关键阶段。因此在经济的“新常态”下,急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如何同时积极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和辐射作用,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服务业具有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作用以及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驱动力,如何制定相关政策有效发挥金融业的作用是每个地区在现阶段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基于这些背景,本文首先查阅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从其中了解到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其中蕴含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然后对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分别进行阐述,进一步从金融结构、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三个方面探讨金融集聚的相关理论;同时从产业区位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一系列产业结构升级定理来梳理产业结构升级相关基本理论;总结出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路径及方式,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促进的影响主是要通过金融集聚的资本形成和催化、资源的配置、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子行业的综合影响等几方面的机制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接着本文采用2009-2018年十年时间为观察期进行定量分析,利用区位熵来考察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金融三大子行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集聚化过程、现状及区域差异,将产业结构升级化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来分析,用泰尔指数衡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以及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十年的产业结构升级上述两方面的发展进程、现状及区域差异;为验证本文的猜想,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指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业三个子行业的集聚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干预、科技投入、城镇化水平、智力因素以及社会需求等七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数据分别通过了描述性统计、单位根、相关性矩阵检验后建立固定面板效应模型,用STATA软件做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测度了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程度后,再利用个体效应模型对31个省市的个体差异进行分析。结合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本研究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现状分析显示全国和31个省级行政区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集聚程度在近十年的变化都是趋于逐步提升了,2009年金融业的集聚主要集中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内陆地区的金融业集聚程度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到2018年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金融业集聚都有了显着提升,基本与沿海地区追平,金融业较十年前发展的区域更加均衡,但总体规模上仍有提升空间。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大部分省区市的产业结构高级程度已基本达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形式,仅有少数地区还应加强,但产业结构性不合理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与我国中西部、东北欠发单地区。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展现出了显着的促进作用,但金融三个子行业中保险业的集聚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低于银行业证券业。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下,沿海地区的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较我国内陆地区更多,金融业在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作用更强,其中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其金融集聚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在全国是最高的,其次是北京,这也进一步也说明了金融业的发达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着良性影响。最后本文基于理论、现状和实证的结论,在快速推进“一带一路”全面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应在优化金融业的基础上指导金融发展,着重提出关于金融中心的建设、加强创新能力、推进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城镇化发展,以促进金融集聚,提高社会直接融资占比等政策建议旨在促进经济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作用,促进实现协调发展,维持各行业互惠互利,形成和建立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政策组合,实现健康、良性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式。
李其成[6]（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朱衡[7]（2019）在《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文中研究说明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并渗透到其他行业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集团陷入绝境,濒临破产,对金融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追求传统商业模式的保险公司由于负债水平不同,而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较低,通常被认为比银行具有更低的系统风险水平。然而,当代的保险领域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描述,它还拥有大型、复杂的保险集团或以保险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这些保险集团和联合企业可能包括非传统的、非保险的业务模式,特别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人寿保险产品和不同类型的金融担保产品,提高了保险集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敞口,致使它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此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保险业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何评估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议题被提上征程,学界和业界纷纷跻身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从监管趋势来说,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的三驾马车之一,行业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内外掀起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的热潮。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4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B）,主要负责认定是否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相关权威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肯定了保险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明确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地位。国内方面,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建设工作,2016年4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建设启动会,明确要在国内构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8月,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12月,颁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轮征求意见稿）》;2018《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要求日益凸显,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从保险经营来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以及密切的金融资本市场联系都对未来保险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保险业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境内外投资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包括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保险业务进一步渗透到金融领域。纵以历史的角度看,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被严格区分,一旦发生危机也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但近年来,这种金融机构间的壁垒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紧密的业务联系以及相互关联。虽说目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源于银行业,但随着银保互联性增强,溢出效应将蔓延至保险危机。正如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见,保险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冲击,不得不质疑保险业是否会反过来影响金融危机,成为危机发生的主导因素。纵观全局,在与金融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大环境下,跟进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保险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确保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不发生,前提是要结合具体国情,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做到位。厘清“保险业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如何科学有效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传染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共九章,具体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整理国内外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现状,总结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争议、成因、传染机制、评估、监管方面的最新研究前沿与成果,总体上掌握国内外关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状况,分析现阶段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目标。第二章:首先定义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特征区分了保险业系统风险的主导因素和贡献因素,并融合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与中国具体情况初步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隐患;结合国际监管最新前沿动态以及推演定义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从起因、传染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对三者比较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三者间的关联与区别。第三章:通过历史透视实践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以历史上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的保险业的影响为核心,探究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所面临的冲击;与此同时,总结历史上的重大保险危机,找出导致此类破产的影响机制,归纳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厘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从保险脆弱性这个维度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理论推演。第四章: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来源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一方面通过保险业务本质厘清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保险不良资产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这个维度也将增加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外生环境冲击则从保险危机这个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的深思,探究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危机的关系,论证外生环境冲击导致的保险业危机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五章:首先,以中国的金融环境为对象,重点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银保关联传染渠道。从理论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构建银保关联的直接与间接渠道;从实证测算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关联性,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厘清保险业与银行业关联的内外作用机制,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其次,重点分析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再保险关联渠道。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总结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评估我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金融市场以及保险证券、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以及金融恐慌导致的非接触性传染渠道。第六章:本章研究集中在通过度量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敞口与贡献,识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公司,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从系统性风险敞口与贡献度衡量中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了多角度评估,增强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可信度。另一方面,通过面板模型实证识别影响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次要因素,并结合BP神经网络模拟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第七章:探究了现有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实践。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接着围绕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实例,结合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挑战,评估各国的改革方案,在总结主要国家应对金融改革挑战经验的基础上,区分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模式,并以此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总结基础上,总结国际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并就保险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机构G20、FSB、IMF和IAIS做简明阐述。最后结合最新监管趋势,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第八章: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接着,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站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视角下实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划,在金融监管框架内进行合作和有效协调的前提下,提出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再者,更为具体地结合美国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SRR）,提出搭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最后,通过制度安排提出了未来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建议。第九章: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表明,现有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及监管的研究零零散散,缺乏针对性分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评估与监管,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以下创新:（1）创新了银保传染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内容:理论上,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与影响机制,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识别银保关联的内生机制,构建银保关联的内生影响机制指标体系。实证上,首先以中国的具体金融环境为背景,区分“保险主导型”关联和“银行主导型”关联,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其次,首次从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两个维度研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关联性,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模型衡量银保的整体关联性,Copula模型从动态非线性的角度衡量极端风险条件下银保的尾部关联性;再次,在关联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深度,一方面利用Spearman相关性识别了影响银保关联内生机制中的显着因素,一方面从影响银保关联的外生机制入手,分析不同金融环境（金融事件冲击）下银保之间的关联度,厘清我国特定金融环境对银保关联的作用机制,测算不同金融事件冲击对银保关联度的影响;最后,利用（35）Co Va R模型分年度、分金融事件冲击具体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2）创新了再保险传染机制研究视角:一方面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从风险转移的视角以及保险网络视角分析再保险风险传染过程,从再保险与保险的关联性总结了产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最新前沿“影子保险”,目前国内关于“影子保险”的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本文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接着从影子保险面临再保险违约风险、赎回风险、母公司相关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互联性风险展开论述,提出“影子保险”作为再保险的一部分,存在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3）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与评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已有研究尚未从存在性与根源视角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首先,本文以历史的保险危机实践厘清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结合理论推导了保险业的脆弱性,综合实践和理论推演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其次,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结合保险业务本质与保险不良资产论证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并利用外生保险危机进一步推进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具体金融保险环境为基础,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证思路,从上市保险公司和非上市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施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识别、评估。（4）探索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思路:本文率先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监管体系应如何构建?每个司法管辖区必须考虑如何在管理机构之间划分责任,是否需要将监管责任合并?如何确保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宏观上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监管的“共赢”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微观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以及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对完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辉[8]（2019）在《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双重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幅保持高速增长。不过近几年,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结构性减速”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新常态。党的十九大会议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可见,政府层面已经不再明确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而是更加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明确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热潮,我国金融业发展在地理空间层面上呈现愈来愈明显的集聚化态势。而且,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以来,P2P网贷、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蓬勃发展,使得金融集聚的内涵更加丰富。目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政府文件中被不断提及。在此背景下,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互印证的范式,围绕“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主题展开研究。首先,文章对金融集聚相关理论的逻辑演变关系进行了梳理,系统分析了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和具体路径,并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理论模型。其次,文章分别通过综合指标体系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37个金融中心城市2007-2016年的金融集聚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然后,文章从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双重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金融集聚和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后,文章还实证探讨了传统金融集聚对TFP的影响效应,以及互联网金融集聚对TFP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贡献之处在于揭示我国金融集聚现象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TFP的内在影响,并结合我国的金融集聚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从改善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流动以及优化金融集聚的角度为区域经济增长和TFP提升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金融集聚评价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度受到规模因子和效率因子的共同影响,二者分别是金融集聚在“量”和“质”层面上的直接体现,规模因子得分较高的城市,其效率因子得分不一定高,规模因子得分较低的城市,其效率因子得分也不一定低。我国金融中心城市之间的金融集聚度差异较大,北上深三大国际性金融中心稳居前三位。在区域性金融中心中,广州以及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的金融集聚度绝对领先,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省会（或首府）城市则相对较低。另外,文章还对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辐射能力进行了分析,结论发现仅有14个金融中心城市具有相对较强的金融辐射能力,我国华北、华东、中南以及西南各个区域形成了不同的金融辐射格局。（2）在传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中,结论发现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动态惯性特征,其会受到自身前期值的显着影响。全样本来看,传统金融集聚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显着的负向影响,不过子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当金融集聚度相对较低时,金融集聚能够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低水平集聚样本组的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引入地理空间因素,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来实证检验传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时,结论发现金融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全样本来看,传统金融集聚依然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负向影响,不过不显着;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金融集聚度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子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当金融集聚度相对较低时,能够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表现出显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而且低水平集聚样本组的金融集聚度空间滞后项系数表现为与全样本明显不同的负数,这表明低水平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传统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集聚会显着地促进居民消费支出,二者之间表现出正向线性关系,而金融集聚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的则是显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现象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同影响关系,能够传导至经济增长层面,从而使得金融集聚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影响。（3）在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检验中,本文主要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了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发现,金融中心城市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整体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性,集聚现象比较明显。互联网金融集聚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均能够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显着的正向促进影响。然而,互联网金融集聚却在地理空间层面上表现出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即金融中心城市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其比较明显的集聚化态势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辐射带动作用,反而存在明显的区域负外部性。（4）在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检验中,文章基于测算的金融集聚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且基于“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数据,还实证探讨了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首先,动态效应影响的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中心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动态惯性特征,其会受到自身前期值的显着影响。传统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二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从具体的分解项来看,金融集聚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纯技术效率来对TFP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不过金融集聚和规模效率变化之间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关系。其次,文中引入地理空间因素,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了传统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发现金融中心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当考虑地理空间因素时,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现象会对TFP带来显着的不利影响,这与未考虑地理空间因素的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结果明显不同。邻近城市的TFP能够对本地区TFP带来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然而,金融集聚度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却为负向不显着,这表明邻近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对本地区TFP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综上而言,当考虑地理空间因素时,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现象不仅会对本地区TFP带来显着的不利影响,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区域负外部性。最后,互联网金融集聚会对本地区TFP产生不利影响,不过其在地理空间层面上能够对TFP带来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研究视角创新。互联网金融业态的蓬勃发展使得金融集聚内涵更加丰富。因此,根据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实际,本文从传统金融集聚和互联网金融集聚的双重视角出发,来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从而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空缺。二是研究样本创新。以往学者在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时,基本上都是以省际数据或者全国范围内的地级市数据为研究样本。然而,省际数据的尺度较大,地级市之间的异质性又极其明显,而且均与我国的金融集聚现象以金融中心城市呈现的事实有所不符。因此,本文以我国37个金融中心城市为研究样本,这与以往研究明显不同。三是研究层次创新。以往学者在研究金融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时,均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层面。然而,随着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转变,政府层面和学术界均更加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除了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之外,还进一步探讨了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武志胜[9]（2019）在《我国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系统内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以及风险关联性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也日益复杂化,在促进金融系统整体健康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传染、扩散的可能性。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的风险集聚以及各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给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都带来了较大风险,随着国内金融子行业间的业务合作愈加频繁,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关联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子行业间风险溢出动向,积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本文以国内金融系统的三大权重金融子行业: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作为研究对象,为了能够全面分析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动态关联性以及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情况,文章首先对金融行业风险的形成进行理论阐述,此外,重点介绍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金融子行业各自存在的风险,分别从直接传导渠道和间接传导渠道对金融子行业间风险溢出的机理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2007年1月18日到2018年6月22日和2007年1月18日到2009年3月31日的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的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全样本和金融危机期间样本进行分别研究,采用VAR-GARCH模型和多元分位数回归技术分别基于整体风险（波动）和尾部风险两个视角对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借以了解我国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关联性。本文从我国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角度,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不论是基于波动视角还是尾部风险视角看,我国金融子行业间都存在显着的风险溢出效应;（2）在全样本期间,金融子行业间的波动溢出和尾部风险溢出表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子行业间的波动溢出与尾部风险溢出表现不同,存在显着差异;（3）金融子行业间的波动溢出和尾部风险溢出强度均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4）在一定程度上,各金融子行业的尾部风险表现出“同群效应”。
张格[10]（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保险业与银行业相互渗透的原因及模式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保险业与银行业相互渗透的原因及模式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银行业与保险业作用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1.1 银行业与保险业间竞争合作关系的研究 |
| 2.1.2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网络协同研究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银保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路径相关研究 |
| 2.2.1 银行业高质量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 |
| 2.2.2 银保融合路径的门槛效应研究 |
| 2.2.3 文献评述 |
| 2.3 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监管政策的相关研究 |
| 2.3.1 银保融合发展收益风险的研究 |
| 2.3.2 面向风险收益的银保融合发展监管政策的研究 |
| 2.3.3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共生机理分析 |
| 3.1 银行业与保险业混业经营的发展实践 |
| 3.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混业经营 |
| 3.1.2 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及定位 |
| 3.2 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的共生关系分析 |
| 3.2.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融合发展主体 |
| 3.2.2 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特征 |
| 3.2.3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共生关系分析 |
| 3.2.4 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共生机理分析框架 |
| 3.3 银保融合发展主体间演化效应分析 |
| 3.3.1 银保融合发展两种群Lotka-Volterra模型构建 |
| 3.3.2 银保融合发展系统平衡点、稳定性分析 |
| 3.4 银保融合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同效应分析 |
| 3.4.1 银保融合发展共生系统的熵变过程 |
| 3.4.2 考虑系统熵变的Lotka-Volterra模型改进及系统稳定性分析 |
| 3.5 银保融合发展生态系统的共生框架分析 |
| 3.5.1 符合我国现阶段需求的银保融合发展生态系统共生框架构建 |
| 3.5.2 银保融合发展生态系统主体间作用及共生关系演化 |
| 3.5.3 银保融合生态系统发展质量提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银保融合视角下的银行业动态网络绩效分析 |
| 4.1 银行业高质量绩效的机理分析及模型选择 |
| 4.1.1 银行业高质量生态系统的设定 |
| 4.1.2 银行高质量发展绩效模型的构建 |
| 4.2 基于动态网络SBM模型的银行高质量绩效的测度 |
| 4.2.1 银行高质量发展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银行高质量发展阶段绩效的比较分析 |
| 4.3 基于DN-MALMQUIST模型的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4.3.1 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阶段分析 |
| 4.3.2 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与阶段分析 |
| 4.4 银行业高质量动态网络绩效的对比分析 |
| 4.4.1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绩效对比分析 |
| 4.4.2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筹资阶段绩效对比分析 |
| 4.4.3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运营阶段绩效对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1 银保融合路径门槛模型的选择 |
| 5.1.1 银保融合路径影响机理分析 |
| 5.1.2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的模型设定 |
| 5.2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影响因素的选取 |
| 5.2.1 样本与数据选取 |
| 5.2.2 变量的设定与说明 |
| 5.3 银保融合总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3.1 资本积累视角下银保融合总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3.2 运营能力视角下银保融合总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4 银保融合分阶段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4.1 银保融合筹资阶段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4.2 银保融合运营阶段路径的设计与优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下的应对策略分析 |
| 6.1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影响银行绩效的机理分析 |
| 6.1.1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选择对银行绩效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1.2 银保融合发展中监管政策对银行绩效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选择 |
| 6.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3.1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下银行业应对策略选择 |
| 6.3.2 银保融合发展路径下监管部门应对策略选择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门槛模型STATA代码 |
| 附录 B 固定效应模型STATA代码 |
| 附录 C 银行高质量绩效数据结果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基于CoVaR的我国银行业与保险业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国外金融机构之间风险溢出效应主要研究方法 |
| 2.1.2 国外银行业与保险业风险溢出效应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国内金融机构之间风险溢出效应主要研究方法 |
| 2.2.2 国内银行业与保险业风险溢出效应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机理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界定 |
| 3.1.2 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风险溢出的界定 |
| 3.2 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风险溢出效应的机理分析 |
| 3.2.1 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溢出效应 |
| 3.2.2 心理途径造成风险溢出效应 |
| 3.2.3 资产价格变化造成风险溢出效应 |
| 3.3 银行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风险溢出效应示例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与数据选取 |
| 4.2 实证模型原理 |
| 4.2.1 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方法 |
| 4.2.2 CoVaR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及分析 |
| 5.1 保险业与银行业风险关联度与溢出效应 |
| 5.1.1 保险公司与银行业风险相关度与溢出效应 |
| 5.1.2 单个保险公司对单个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 |
| 5.2 银行机构与保险公司分年度对各自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 |
| 5.2.1 银行机构分年度对保险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测算 |
| 5.2.2 保险公司分年度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测算 |
| 5.3 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风险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对策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抑制银行业与保险业风险溢出效应的措施与对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风险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与寿险公司风险的界定 |
| 一、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界定 |
| 二、寿险公司风险的界定 |
| 第二节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理论分析 |
| 一、基于协同效应理论的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分析 |
| 二、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分析 |
| 三、基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的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分析 |
| 四、基于共同保险效应理论的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分析 |
| 第三节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风险的机制 |
| 一、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个体风险的机制 |
| 二、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系统性风险的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影响寿险公司风险的现实分析 |
| 第一节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动机及效应分析 |
| 一、分业经营下银行业与保险业的发展态势 |
| 二、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动机分析 |
| 三、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经济效应分析 |
| 四、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风险效应分析 |
| 第二节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政策背景 |
| 一、银行投资寿险公司股权政策分析 |
| 二、寿险公司投资银行股权政策分析 |
| 三、银保监会的设立有利于银行保险交叉持股政策的协调性 |
| 第三节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与寿险公司风险的现状分析 |
| 一、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现状分析 |
| 二、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前后的寿险公司风险变化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风险传递研究——基于风险溢出视角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 一、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溢出理论分析 |
| 二、风险溢出测度的模型选择 |
| 第二节 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 一、?CoVaR模型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保险业与银行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 |
| 三、保险业与银行业间相互的风险溢出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银行控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理论分析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设计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二、银行控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 |
| 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寻找合适的对照组 |
| 第四节 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 |
| 一、影响机制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对自身风险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理论分析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设计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二、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对自身个体风险的影响 |
| 三、寿险公司持股银行对自身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
| 第四节 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 |
| 一、影响机制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保险业和银行业间的风险溢出差异逐渐缩小 |
| 二、银行控股会增加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
| 三、寿险公司持股银行会增加自身的系统性风险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推动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发展 |
| 二、监管部门加强对银行保险交叉持股的监管 |
| 三、寿险公司强化自身风险的防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 |
| 2.2 国内研究 |
| 第3章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理论 |
| 3.1 系统性风险的含义 |
| 3.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界定 |
| 3.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因 |
| 3.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 |
| 3.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机制 |
| 第4章 、风险溢出的测度方法 |
| 4.1 分位数回归理论及模型 |
| 4.2 CoVaR相关理论及模型 |
| 4.3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 |
| 第5章 、实证研究 |
| 5.1 数据准备 |
| 5.2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本文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金融集聚相关研究 |
| 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研究 |
| 三、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产业集聚与金融业集聚 |
| 二、产业结构升级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金融发展理论 |
| 二、产业集聚理论 |
| 三、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四、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集聚的现状 |
| 一、金融业总体发展现状 |
| 二、金融业整体规模现状 |
| 三、金融集聚水平状况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 一、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状况 |
| 二、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三、产业结构高级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建立和变量说明 |
| 一、模型的建立 |
| 二、变量说明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相关系数矩阵 |
| 第四节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方法概述 |
| 二、单位根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估计结果分析 |
| 一、金融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估计结果 |
| 二、金融业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估计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 一、继续支持金融业发展,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
| 二、增强创新能力,引导创新技术的应用于商业化 |
| 三、优化直接融资环境,引导资金流入高价值企业 |
| 四、以城市群为单位推进城镇化,提高金融集聚程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范畴 |
| 0.3.4 研究框架 |
| 0.4 创新点与不足 |
| 0.4.1 创新点 |
| 0.4.2 不足点 |
| 1.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
| 1.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
| 1.1.1 保险业是系统性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主导者 |
| 1.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争议 |
| 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 |
| 1.2.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导因素(primary indicators) |
| 1.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indicators) |
| 1.2.3 金融市场参与度 |
| 1.2.4 自然与人为灾难 |
| 1.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1.3.1 保险业与再保险的风险传染 |
| 1.3.2 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传染 |
| 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1.4.1 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
| 1.4.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应用 |
| 1.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1.5.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制度演变 |
| 1.5.2 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颁布 |
| 1.5.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发展与争议 |
| 1.6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综述 |
| 1.7 文献总结及述评 |
| 2.研究术语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术语界定 |
| 2.1.1 系统性风险 |
| 2.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 |
| 2.1.3 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 |
| 2.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脆弱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
| 2.2.5 金融监管理论 |
| 2.3 小结 |
| 3.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 |
| 3.1 实践中的存在性——历史的透视 |
| 3.1.1 国际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现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征 |
| 3.1.3 保险公司破产危机典型案例 |
| 3.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深剖 |
| 3.2 理论上的存在性——脆弱性视角 |
| 3.2.1 信息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2 委托代理与保险脆弱性 |
| 3.2.3 税收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4 合约的不完全性与保险脆弱性 |
| 3.2.5 宏观金融冲击与保险脆弱性 |
| 3.3 小结 |
| 4.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 保险业内生的金融不稳定 |
| 4.1.1 保险业务本质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2 保险不良资产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2 保险危机的外生环境冲击 |
| 4.2.1 共谋与保险危机 |
| 4.2.2 利率与保险危机 |
| 4.2.3 侵权与保险危机 |
| 4.3 小结 |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5.1 银保关联传染渠道 |
| 5.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理论推演 |
| 5.1.2 银保关联性及影响机制——实证测算 |
| 5.1.3 银保溢出效应度量 |
| 5.2 再保险关联传染渠道 |
| 5.2.1 再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2.2 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测算 |
| 5.2.3 “影子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3 金融市场关联传染渠道 |
| 5.3.1 保险公司购买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3.2 保险公司出售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非接触传染渠道 |
| 5.4.1 保险证券传染 |
| 5.4.2 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传染 |
| 5.4.3 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传染 |
| 5.4.4 金融恐慌传染 |
| 5.5 小结 |
| 6.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6.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模型设定 |
| 6.1.1 MES模型 |
| 6.1.2 SRISK模型 |
| 6.1.3 GARCH-CoVa R模型 |
| 6.1.4 面板模型 |
| 6.1.5 BP神经网络 |
| 6.2 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2.1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敞口测算 |
| 6.2.2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测算 |
| 6.3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 |
| 6.4 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5 小结 |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与实践 |
| 7.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 |
| 7.1.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挑战 |
| 7.1.2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实例 |
| 7.1.3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评估 |
| 7.1.4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
| 7.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 |
| 7.2.1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
| 7.2.2 20 国集团(G20)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5 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IAIS)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 |
| 7.3.1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7.3.2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区别 |
| 7.3.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择 |
| 7.3.4 宏观审慎政策挑战 |
| 7.4 小结 |
| 8.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对策思路 |
| 8.1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
| 8.1.1 保险危机防范与控制的理论必要性 |
| 8.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实践必要性 |
| 8.2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 |
| 8.2.1 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 |
| 8.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 |
| 8.2.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 |
| 8.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安排 |
| 8.3.1 “双管齐下”的监管思路 |
| 8.3.2 筑牢银保混业监管“防火墙”体系 |
| 8.3.3 重视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评估 |
| 8.3.4 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 |
| 8.3.5 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
| 8.4 小结 |
| 9.结论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和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金融集聚的研究综述 |
| 一、金融集聚内涵和形成动因 |
| 二、金融集聚测度和影响因素 |
| 三、互联网金融集聚相关研究 |
| 四、金融扩散和金融辐射能力 |
| 第二节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一、内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金融集聚影响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一、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
| 二、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三、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第三章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集聚相关理论基础 |
| 一、产业集聚理论 |
| 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三、金融地理学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 |
| 一、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
| 二、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 |
| 三、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第三节 金融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金融集聚综合评价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第一节 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现状分析 |
| 一、金融业集聚现状 |
| 二、金融辐射能力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综合评价 |
| 一、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 |
| 二、金融集聚评价的因子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中心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一、测算方法介绍 |
|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传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传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影响 |
|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和估计方法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四、本节小结 |
| 第二节 传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权重矩阵 |
| 二、空间相关性分析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四、本节小结 |
| 第三节 传统金融集聚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实证检验 |
| 一、传统金融集聚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检验 |
| 二、传统金融集聚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证检验 |
| 三、本节小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权重矩阵 |
| 三、空间相关性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传统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效应影响 |
|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动态面板模型设定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四、本节小结 |
| 第二节 传统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权重矩阵 |
| 二、空间相关性分析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四、本节小结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权重矩阵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
（9）我国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机理 |
| 1.2.2 关于金融子行业间风险溢出测度的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以及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难点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1.5 技术路线 |
| 2 金融行业风险的相关理论 |
| 2.1 金融行业风险产生的理论 |
| 2.1.1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1.2 顺周期行为理论 |
| 2.1.3 金融监管理论 |
| 2.1.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 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的理论 |
| 2.3.1 资产价格波动的传染效应 |
| 2.3.2 市场传染理论 |
| 3 金融子行业间风险溢出的机理分析 |
| 3.1 金融子行业内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 |
| 3.1.1 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 |
| 3.1.2 证券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 |
| 3.1.3 保险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 |
| 3.2 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渠道分析 |
| 3.2.1 直接传导渠道 |
| 3.2.2 间接传导渠道 |
| 4 金融子行业间风险溢出的实证研究 |
| 4.1 金融子行业间波动溢出的实证分析 |
| 4.1.1 VAR-GARCH模型介绍及指标选取 |
| 4.1.2 金融子行业间波动溢出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2 金融子行业间尾部风险溢出的实证分析 |
| 4.2.1 MVMQ-CAViaR模型 |
| 4.2.2 金融子行业间尾部风险溢出的实证结果 |
|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
| 附录Ⅱ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四、保险业与银行业相互渗透的原因及模式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发展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D]. 魏军.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基于CoVaR的我国银行业与保险业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D]. 谢云沛.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3]银行保险交叉持股对寿险公司风险的影响研究[D]. 黄星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4]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D]. 邹雪. 西南大学, 2020(01)
- [5]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 牟漪.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D]. 朱衡.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双重视角[D]. 朱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9]我国金融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研究[D]. 武志胜.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