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分析

一、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罗琦祥玉^[1]（2021）在《新维多利亚小说视域下《直至世界的尽头》中的现代性悖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是英国20世纪最为瞩目的作家之一。其小说《直至世界的尽头》（To the Ends of the Earth,1991）,又称作“海洋三部曲”,由《越界仪式》（Rites of Passage,1980）《近距离》（Close Quarters,1987）和《甲板下的火焰》（Fire Down the Below,1989）构成,其中第一部《越界仪式》获得当年的布克奖。三部曲在主题和结构上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是戈尔丁晚期创作的巅峰之作。20世纪80年代,英国掀起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其中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以维多利亚时代为创作背景,以历史的经验观照当代人类的生存现状,反思现代性中的悖论命题。《直至世界的尽头》亦属于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序列当中,小说从英国19世纪贵族子弟塔尔伯特的视角出发,以三部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一次怪诞的、戏剧性的海上航行。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所呈现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叙事中主体性的构建与消解、意象原型中传统价值的瓦解,探讨《直至世界的尽头》中现代性悖论特征。绪论部分首先对戈尔丁的人物生平及创作作品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回溯讨论新维多利亚小说对现代性反思,印证戈尔丁创作中的现代性悖论主题。之后对戈尔丁《直至世界的尽头》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论述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双重书写。通过对牧师科利信仰的失落、萨默斯与贝内特的对峙以及塔尔伯特“反向成长”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受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影响,人物自我的存在与周遭社会文化环境充斥着悖论感,人物之间也表现出矛盾冲突关系,这种矛盾实则为现代性中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悖论的表征。第二章探讨了小说叙事形式的多样化。《直至世界的尽头》采用了日记体和书信体的第一人称视角来确立人物的主体性,但又通过复调叙事和空间叙事逐步消解主体的权威,主体性走向崩溃。从小说的叙事可以看出现代性悖论中构建主体的努力与主体最终构建失败这一组矛盾。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说中的意象原型与经典文本意象的互文。《直至世界的尽头》使用了《古舟子咏》中的“信天翁”和《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伊甸园等原型,但却对其象征内涵进行改写:方舟不再承担起救赎的功能,乘客们历经磨难,前往新伊甸园的意愿也将落空。意象的变形以及意象内涵的改写展现了现代性中传统价值崩溃。戈尔丁对现代性悖论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历史意识的外在体现。在《直至世界的尽头》中,他借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的开端这一文化转折点,隐喻20世纪下半叶中仍旧存在的现代性悖论问题。从18世纪晚期以来,工具理性不断地压制价值理性,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发生畸变,审美现代性却无法独自承担起救赎人类的重担,两种力量不断互相博弈,使得现代性悖论处于一种动态变化却又无解的状态,对现代性悖论的书写彰显了戈尔丁对现代文明中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怀。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郝志昌^[3]（2021）在《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文中指出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依存与共同交往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不断地探索与建构“更值得一过的”共同体的进程。我们看到,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再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共同体视为他们关键性的致思取向。这种致思取向对于阿甘本而言,同样如此。不过阿甘本的贡献是,在既有的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之外,阿甘本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并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模式——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阿甘本力图以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并从而将生命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不正义、不自由的境遇揭示出来。而此种分析模式,亦即以生命政治的视角通观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在阿甘本看来,是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分析模式所忽略、遗留下的盲区,对此盲区的补遗就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强烈的“问题意识”。舍此,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诸多的“乍眼”之事实（如集中营的再度显现）便无从给予其更为切中肯綮地回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构建,在其方法论上严格地遵循他所指认的“哲学考古学”、“范式”以及“签名理论”。在此方法论的自觉使用中,阿甘本开显出了异质于福柯、奈格里与哈特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并创造性地生产出了诸多衍生性术语（如至高主权、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神圣人等等）,从而自洽地将其导向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分析上。其中,阿甘本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表现为法权形式的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结构性溢出,这一溢出虽是必要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危机性的后果。实际上,阿甘本正是借助法权形式的生命政治实践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在诸多文本中,阿甘本都强调这一法权形式与人类共同体之间严丝合缝的关系。比如,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同意如下看法:每个共同体都是由archon（下令的行政官员）、接受命令的人,以及第三个元素,法律,所组成。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中,阿甘本也同样承认:共同体与权力严丝合缝地相互对等,因为共同体原则同一切权力的结合乃是所有共同体必然潜在的特性的一种功能。而正是主权权力及其它天生所携带着的法律之例外的属性,架构着人类共同体的悖论性结构,即它从外部建立自身,并支撑着内部的常规法律,但同时宣称并没有什么外部,从而生命被此种悖论性的结构牢牢宰制、捕获、征用与奴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阿甘本从法权形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理论底色是宗教神学。或者毋宁说,阿甘本正是得益于对宗教神学的颠覆性思考,才真正独具特色地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以法权的公式标注出来。在阿甘本看来,原本隶属于宗教神学的神圣这一概念,绝非是一个美好的、崇高的意象,而是相反性地表现为暴力性的排除、分隔机制。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诸神正是经由祭祀的暴力性实践将凡俗之物从“人间法”领域中排除、分隔出去,从而将其交付给“神法”之域,以此诸神可以对凡俗之物进行绝对性、独一性、特权性地占有。“神法”恰恰就是“俗世法”抑或“人间法”的必要性例外,前者支撑着后者。阿甘本发现,而在现实的法权领域中,法权本身的具体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呈现,这让法权本身的超验性与权威性得到了神学范式的说明。因为至高主权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效仿了神圣机制,它自身同样指向俗世的常规法律之外,而这个常规的法律之外不再是天国的“神法”,而是现实中的“无法”空间——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主权同诸神一样对事物获得了一种特权式的使用与占有。主权不受俗世的正常法律约束,但它却约束正常法律,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法”并有“合法”的权力去打断自身,开启例外。这样一来,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就此形成,后者同样为前者提供普遍性的支撑,就像神圣为俗世提供普遍性支撑一样。所以,主权在其面相上不过就是诸神在现实世界中的代言人,主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不过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显现。阿甘本认为这一结构性公式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绎进程中始终存在。基于此,我们以此结构性公式为线索,条分缕析地勾勒出了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同一性结构格局,并相应地将赤裸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出来,进而确证这一结构性格局的极端悖论性、危机性及其对之扭转的必要性。否则,按照阿甘本的判断,我们就只能生活在集中营式的共同体中。因为,至高主权在历史的演绎进程中,无论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多大程度上的翻新与更迭,但它的本质——例外治理——是始终不变的。我们看到,从古代共同体中的生杀大权,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人民主权,以及景观时代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观主权,它们无一不奉行着法之例外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主权无论表现为何种面相,世俗化的神圣机制始终在场,这意味着它的暴力性面相从未改变过。只有这样,它的绝对性、权威性与独一性的力量才能得到无限制的释放。因此之故,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在政治至高主权的架构下也始终表现为法律+法律之例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拒绝接受我们所直面的问题是“新的”问题,而是隐藏了两千多年的并且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旧的”问题,阿甘本深切的担忧正在于此。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境遇,阿甘本极力筹划一种“来临中的共同体”。在阿甘本看来,“来临中的共同体”中不存在此种悖论性的结构格局,生命能够“如其所是”的获得自由的身价。要想通达“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现实存在的赤裸生命,亦即在悖论性的结构中被捕获的生命,需要一种“非潜能”意识的支撑。“非潜能”意识是有能力说“不”的意识,它同时也是“能不”实现的至高的潜能,它是洞察既有的法权机器运作之奥秘的智识,更是突破既定知识框架和行为范式的勇气。“非潜能”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化行动中就表现为对神圣机制的亵渎。阿甘本的亵渎方案所诊断的正是神圣机制,它以不作为、不实现的具体行为姿态无视、玩忽神圣机制的分隔结构,使其停滞与失效。这样,经由亵渎方案的政治化操作,阿甘本相信“来临中的共同体”会在弥赛亚式的当下时间的“收缩”中为我们敞开,在其中,政治表现为真正的政治,生命表现为本真的生命——“任意的独体”。这是阿甘本给予当今时代我们所共享之现实的生命政治致思路径的关切与努力。纵观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激进的弥赛亚主义重构之后,我们必须一方面看到阿甘本思想中的真正闪光点,但同时更要在另一方面看到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体现为他忽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刻性,并从而在对新的共同体的筹划上失去了真正的“准星”,以至于最终跌入到了弥赛亚主义的政治虚无之中。实际上,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不仅能够在现实的根源上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更能够以此为基础,为阿甘本弥赛亚主义的“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激进筹划提供“此岸”的“还原”——真正的共同体。否则,阿甘本对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批判只能是“半截子式”的、不彻底的批判,并且,其亵渎的救赎之路也将总是耽于想象之中而无力自拔。虽然阿甘本青睐于将当代的现实难题纵向地回溯到古代的历史与宗教的神话之中去探寻答案,但是由资本所操控的当代现实难题,绝不能被前者所忽略甚至被前者所代替。马克思的着力点就在于后者,即对资本的深刻分析之上。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将阿甘本的思想无条件地拿来使用,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深挖与再推进,从而使其真正地大放异彩!

张鹏^[4]（2021）在《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后半叶视觉研究作为西方现代性启蒙的一部分,是否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还未得到充分阐释。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视觉文化读本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出现,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工作已然成为研究的焦点。在此思潮下,视觉文化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跨学科性的研究方法论,更是重新获得了其特有的独立和自治身份。但现有的这些视觉文化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构筑成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体系,它们彼此孤立于自身的视觉研究领域,只通过强行打开的一个文化研究的范围,或是与某些跨学科性的知识专业的综合体建立少量的联系。本文意在通过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为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提供系统性的认知视角,有助于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文化现象作出一种价值判断论的导向。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解读杰伊的视觉政体研究方法,可以发现西方哲学话语中隐藏着一条关于视觉性隐喻的正反叙事,作者成功地将视觉文化研究重新纳入到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传统之中。第二部分分析了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并对该理论展开批判,即指出其为一种虚假生命的形象科学。第三部分分析了克拉里的视觉技术考古学,指出克拉里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对观察者身体注意力问题的操控,忽视了视觉现代性中本雅明关于辩证意象的启蒙路线。第四部分分析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指出了他作为一种景观的否定性力量,为视觉文化理论提供了阐释的路径;而德波在景观社会语境下提出的总体都市主义计划,也将研究目光转向了作为视觉民族志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本文对四种视觉文化理论固有的现代性方案进行并置且提出批判,同时着重引出德波的“景观社会”概念,即这位逐渐被视觉文化研究者所淡忘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的学者,使其重新返回到西方视觉现代性可行性方案的谱系之中,将视觉现代性谱系的目光转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来。

闫晗^[5]（2021）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是以现代性的深度研究作为理论基础。以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理解“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可以在哲学反思批判的维度上揭示出该社会下的文化问题,即“流动的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论文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特点等方面厘清了“流动的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将研究重点放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及文化对策,并对该思想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对现代性进行了重新阐释。一改稳固现代性的确定性、稳定性,他把“流动的现代性”中流动、轻便的特性赋予现代性。“流动现代性”以流动的、液态的形式来解构稳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轻便性和偶然性成为它的显着特点。流动的特性与传统的现代性相比,具有灵活多样的优势,同时它也带来了文化问题。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中,个体生存和社会结构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不可靠的环境中产生恐惧,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都随之发生转化。针对“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鲍曼提出了文化对策,他寄希望于政治和道德两方面:在社会层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实现自由主义民主共和、构建多元文化社会;在个体层面,选择重建道德来解决“流动的现代性”出现的文化问题。“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提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保罗^[6]（2020）在《中西经典中的孝观念比较辨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从孝养、孝敬、孝顺和孝承等视角分析儒家之孝与西学之孝的异同性问题。人的肉体物质性、精神主体性和灵命永恒性是一种整全性人论,提倡孝道为解决西方人学现代性中的家庭危机具有积极性价值,但是孝观念中具有孝对象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权威之间的差异,在充分分析其现代性中的积极价值之外,也应看到孝道并没有很好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批判的儒孝中存在的人生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儒家孝道比西方经典中的孝观念更具现代性价值。

沈江平,胡秀灵^[7]（2020）在《现代性批判：一种比较叙事》文中提出近现代性及其问题附身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现代性批判也随之产生。现代性问题的审视,离不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的梳理。基于主体性思维、理性至上主义、理论归宿三个维度解读两者对现代性批判的异同。事实上,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救赎"还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基本否定,要么重新落入传统哲学的窠臼,要么走向一种虚无,都没能从现代性问题中抽身出来,割裂现代性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也就无法真正拯救现代性。回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遵循马克思深刻的实践观的哲学批判、资本逻辑的批判路径以及辩证的态度,科学诠释了现代性问题。由此衍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与践行坚持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向而行,破解"传统—中国/现代—西方"的二元对立的局限认知,遵循现代性规律的普遍性和中国经验特殊性相契合的路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构建和演进。

于苗苗^[8]（2020）在《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境遇与写作主体身份的重塑》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境遇与写作主体身份的重塑。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分别讨论后人类时代人的主体性的演变、后人文主义对于传统人文主义的超越及在此境遇下人的文学所面临的“终结”和它的可能演进趋向。置身于后人类/AI时代,随着各种概念化的“非人”存在物逐渐以日常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类主体的身份也受到不断的冲击和重塑。在后人类视域下,人之主体由对“自由”的呵护历经“主体死亡论”而演变为如今死亡与复生的命运交响曲。而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话语集合体在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叛与超越中涅盘重生,它不仅是对人类主体身份的打破与质疑,更是对“人类向何处去”的合理预见。文学作为一种人文话语的存在样态也随着后人类时代中“非人”存在的挑战而面临日渐缺失的危险,尤其是当代文学/写作主体一直冠以“主体论诗学”作为自己逃避机器人写作主体的竞争之名,如今也不得不进入反思和重新建构的领域。透过人类主体论之“人”的神话与后人类主义“非人”的存在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对于人类的主体身份和机器人写作在如今人机合一的交互性上需要进行重新思考。面对“主体之死”、“文学之死”乃至“人之死”等一切死亡论说,我们只有在文学/写作“新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中,适应其变化与发展,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固守走向对新兴媒介的包容与接受,才可能对写作“新主体”进行重新的观照与审视。同时,人的文学存在形式虽然受到一定的挑战与质疑,但人与文学以其独特性、生命化和温度感终究不会灭亡,我们需要在后人类时代重新给予人及其文学以人文化的关怀和哲学性的思考。在可能来临的后人类时代,发生改变的并不是人与文学的性质与本质,而是书写文学、解读文学、阐释文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一种对于立足于文本之上的写作主体身份问题的探讨与争论。文学不会灭亡,它会以新兴媒介作为自己再生的载体,并以其特殊的审美意义和社会功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发展,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后人类纪”中重新激活人之文学的主体意义。

邓红霞^[9]（2020）在《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正义一直以来是人类历史社会中的人们孜孜追求的价值理念,它的存在以“超然”的现实价值来审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应然”的实践结果。然而,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基于不同的现实生活背景、立场及对正义的各种观点,因而人类追求正义的历史过程也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世界的不懈追求和现实努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领军人物阿格妮丝·赫勒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传统静态正义观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客观地解决现实社会冲突。因此,她指出:现代社会正义理论需要实现从过去的传统正义观向现代正义观的转变,从而实现从逻辑理论思辨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她首先针对前现代传统社会的静态正义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阐述了现代语境下过去的传统社会正义观和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存在的悖论,因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需要一种新的动态正义理论,同时在实现“自由”、“生命”等价值基础上,需要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作为实现良善生活的道德主体。最后,她提出构建的正义目标是超越正义,实现了良善生活就是实现了超越正义。赫勒的学术努力,凸显了后现代社会中因现代性的发生而导致的现代性危机,需要重新追寻道德和善良意志的一种价值诉求,因而引领了当代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理念。论文主题脉络大致为:首先是绪论部分,接着阐述了形成赫勒正义理论的背景溯源,在此基础上对形成其理论的渊源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对赫勒正义理论及其内在三重逻辑:起点--中介—旨归进行了解读和分析,最后对赫勒正义理论作了学术评析,其中包括其学术价值、超越和局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论文的主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赫勒的正义理论着力展开了梳理,从而在理论和现实意义层面上,提出对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参照系之设想。赫勒是一位具有高度整合性且着述颇丰的思想家,其正义理论在形成过程中颇受马克思、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巨大启蒙,赫勒“超越正义”理论不仅对于马克思正义理论是一种内容的补充,而且对于当前中国和谐社会中国梦的实现是一种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参照系。因为,现代性的发生,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发生了金钱至上、信仰迷失、道德沦陷,因而可能会导致各种社会冲突和现实问题的发生。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而,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良善的指引,需要德性作为我们的价值理念,从而最终真正实现超越正义的良善社会。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的构建,在理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批判意味及现实意义上的针对性。在此意义上力图有以下所创新:1.力图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文章以赫勒“超越正义”为研究主题,以解读赫勒正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进而追溯了其理论的思想渊源,接着阐述了赫勒对正义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及形成的过程;从正义到超越正义的逻辑内涵;超越正义与正直的人、超越正义与现代性危机的消解、超越正义与良善生活的三重内在逻辑指向:起点--中介--归宿,力图在一定层面上避免国外研究的片面性、不全面的状态。2.力图内容的创新。我们知道,没有比较就难以知晓自己的境界,即“比较出真知”。因而,为了便于更详尽地阐释赫勒的理论观点,文章在对其内容深度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了她的正义理论对于拓展正义问题研究视域的启发意义、与西方正义思想之间的比较与超越、与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苏东社会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等问题上加以比较分析,这既有利于呈现赫勒正义理论的独特性,又将其正义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及苏东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力图拓展对正义理论研究的新路径。最后,论文的落脚点是当前中国的当前现实问题,赫勒的正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哲学视域之下的,无法直接用于指导中国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赫勒的正义理论中蕴涵着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反思和探索,因而利于我们汲取其合理部分,为我们构建中国社会的正义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姜学斌^[10]（2020）在《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哲学理论对审美问题的自觉关注,是康德以后近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哲学的审美自觉不仅改变了哲学的理论主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哲学的话语方式和存在样态。因此,哲学审美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元哲学意义。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是哲学审美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元哲学的视角出发,对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问题进行研究,以分析谢林哲学艺术自觉的缘起,揭示谢林的哲学总体架构和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彰显艺术在谢林哲学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对谢林哲学艺术自觉的影响、意义和限度进行评析。本文认为,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源于近代欧洲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不断变革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康德哲学审美自觉的理论启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推动了艺术的复苏及其地位的提高,为谢林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康德开启了哲学审美自觉的大门,为谢林将艺术引入哲学思考奠定了理论基础。谢林反思了古希腊以来审美问题在哲学中的缺失,继承了康德哲学审美自觉的基本思路。谢林哲学的总体构架在于其体系的同一性逻辑。谢林的全部哲学可以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发展阶段,但从总体上看,谢林始终以同一性作为最高根据和贯穿前后期哲学的重要线索。在前期哲学中,谢林建立了以“绝对同一”为本原的同一哲学体系,在后期宗教哲学体系中,尽管谢林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但同一性问题的总体思路仍作为一条根本线索被延续了下来,因而宗教哲学是同一性问题的延伸。也就是说,谢林以同一性问题贯穿全部哲学的整体脉络。在谢林看来,艺术的本质是“绝对者的流溢”,他要阐释的是“绝对的艺术”,以此表明艺术从绝对者那里获得神性本质。谢林通过对艺术本质、特征、规律、形态等构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艺术哲学体系,换言之,艺术哲学即对艺术的构拟。艺术的绝对性以及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艺术哲学必然表现出同一性的向度,因而艺术构拟是对同一性问题的确证。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在于艺术对哲学的构建作用,揭示了哲学反思的艺术维度。谢林认为,艺术是客观化的哲学,它是哲学在现实世界的永恒证书。艺术作为哲学的构建工具,直接参与到哲学体系构建之中,艺术哲学由此成为哲学大厦的拱顶石和工具总论。谢林对艺术问题的关注,以及艺术在哲学构建中的工具作用,使谢林哲学呈现出艺术化的倾向,从而生成了一种诗化构想,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哲学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对后世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等哲学家对艺术问题的关注及其通过审美化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实践都由此获得启示;其意义在于,谢林承接康德哲学的审美自觉,完善了哲学审美自觉谱系,揭示出哲学反思的艺术维度,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其限度在于,谢林的艺术直观自身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艺术自觉最终在宗教的启示中迷失。

二、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维多利亚小说视域下《直至世界的尽头》中的现代性悖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性批判：一种比较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8）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境遇与写作主体身份的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9）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维多利亚小说视域下《直至世界的尽头》中的现代性悖论研究[D]. 罗琦祥玉.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D]. 郝志昌. 吉林大学, 2021(01)
• [4]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D]. 张鹏.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D]. 闫晗.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中西经典中的孝观念比较辨说[J]. 黄保罗. 华夏文化论坛, 2020(02)
• [7]现代性批判：一种比较叙事[J]. 沈江平,胡秀灵. 云南社会科学, 2020(05)
• [8]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境遇与写作主体身份的重塑[D]. 于苗苗.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研究[D]. 邓红霞. 华侨大学, 2020(11)
• [10]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研究[D]. 姜学斌. 黑龙江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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