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水产资源持续开发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何妤如[1]（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操建华,孙东升[2]（2021）在《中国现代水产种业创新发展的路径思考》文中认为现代水产种业是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核心竞争力,充分研究其发展面临的问题,探讨其发展路径对水产种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回顾中国水产苗种产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基于国家种业发展战略和现代水产种业的内涵,分析现代水产种业发展重点、现有基础、优势、存在的问题和制度管理差距,提出了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中国是水产种业大国,但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水产种质资源丰富,资源保护体系、原良种和苗种生产体系、水产种业技术体系和法律法规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也存在种质资源保护基础较弱、先进技术集成运用不足、新品种研发层次低的问题。以种业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运行体系尚未建立,支持政策不足,市场管理有待加强。同时,种质资源管理机构和职能少,资源保护立法和管理滞后,新品种审定及知识产权保护办法有待完善,育种联合攻关和新品种商业化机制也有待深化。苗种行业进入门槛低,生产标准化不足。现代水产种业应围绕生物育种,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的中国特色水产种业创新体系。因此,建议强化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机构及其职能,尽快完善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新品种审定办法和新品种产权保护规定。通过健全政府支持体系、提高产业进入门槛、改革人才流动机制、严格苗种许可制度、净化经营环境等,扶持优质水产种业企业快速成长。同时积极推动数字化技术运用。
朱晖[3]（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提出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李颖,单袁,张馨馨[4]（2020）在《2020中国水产学会范蠡学术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文中提出本刊讯（李颖单袁张馨馨报道） 11月11日,2020中国水产学会范蠡学术大会（以下简称"学术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本次学术大会由中国水产学会主办,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指导,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水产局、四川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四川省水产学会协办。
Nguyen Thi Chuyen[5]（2020）在《越南与中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和越南作为彼此的邻国,两国在资源禀赋和产业层次结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在水产品的出口贸易领域两国的相似性更高。越南的国家经济发展离不开水产品出口产业的支持,面临来自中国水产品出口产业激烈的竞争压力,越南水产品出口产业非常有必要对自身和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和总结,找到自身水产品出口产业发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尽快加以解决,以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越南水产品出口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论文对两国水产品的出口规模、结构以及主要市场、出口主体等进行了对比;同时,选择竞争力测量指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市场占有率,对两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测算;然后,使用钻石模型一方面对越中水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另一方面建立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指标的相关性和影响程度。通过本文可以了解越中两国水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出口竞争力的差异情况,有利于越中两国政府、行业以及水产品出口企业制定政策和开拓市场,因而具有显着的实践意义。
秦锦清[6]（2020）在《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作为渔农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海洋教育的开端与重要组成,对丰富海洋教育发展史,完善海洋教育理论,促进海洋水产业的发展,乃至建设海洋强国,都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但学界长期以来对海洋水产教育这一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较为贫乏。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对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从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背景、教育实践以及评价启示等方面作了系统分析与研究。清末民初,我国渔权屡屡受到侵犯,急需加强维护;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急需大力变革;海洋水产教育落后,急需培养专门人才。随着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大力提倡实业教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水产教育应运而兴。其先后经历了诞生（1903-1912）、发展（1912-1922）、完善（1922-1937）和调整（1937-1949）四个主要阶段。为我国沿海地区培养了一批海洋水产专业人才,促进了海洋水产科学观念与技术的传播,并提高了渔民的文化素养与水产技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是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主体。本文从宏观层面,梳理其多层次多样化的学制系统;从中观层面梳理其各司其职的学校管理系统;从微观层面梳理其详尽完备的专业课程系统。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是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有机组成,是对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重要补充。本文对各种非学历教育组织代表性机构及其教育目的、形式、课程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比较。总体而言,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主要效仿外国先进海洋水产教育;二是学校选址布局区域相对均衡;三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完备;四是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形式灵活多样;五是注重海洋水产调查研究与成果出版。当然,受多方因素制约,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也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本土化程度不高以及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成效不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渔”问题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热点问题,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的一个历史问题。近现代许多水产教育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解决渔业、渔民、渔村问题的见解和思路,对于我们今天从教育和科技的视角解决“三渔”问题仍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知往鉴今,历史启迪未来。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也留给了我们当代巨大的启示:一是海洋水产教育要主动服务海洋水产业的发展;二是政府要重视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三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要注重实践;四是要高度重视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五是必须保持高度开放性与国际化。因此,认真地研究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仍可为我们解决今日的“三渔”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代国锋[7]（2020）在《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绥滨县地处黑龙江和松花江夹角地带,水域资源优越,鱼类种类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的淡水渔业基地。淡水渔业作为促进绥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产业,是绥滨县产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全县各类养殖水域面积共250平方千米,水产品产量7000吨,产值1.36亿元,养殖方式主要为池塘、坑塘、河沟养殖、稻田养殖、网箱生态养殖、工厂化车间养殖。改革开放以来,绥滨县的淡水渔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养殖品种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绥滨县渔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实地调查与文献查阅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了绥滨县淡水渔业的发展现状,并对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优劣势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的渔业生产情况,对绥滨县的淡水渔业发展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近年来,绥滨县淡水渔业取得了显着成就,渔业经济持续发展,渔业资源得到养护,生态养殖高速发展,名特优品种得到大力推广,但还存在以下问题:（1）渔业产业结构层次低,二、三产业发展滞后;（2）特色养殖发展不足,支撑服务体系不健全;（3）科研创新不足,技术装备落后等。本文运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当前绥滨县渔业发展所面临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提出绥滨县渔业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第一、发展绿色渔业,促进特色渔业发展;第二、强化品牌效应,促进规模化发展;第三、推动科技创新,合理布局渔业三产。本文的完成对进一步调整绥滨县渔业产业结构、扩大再生产、发展绿色养殖提供了理论参考,旨在对在绥滨县推行科技兴渔,以及加强淡水渔业品牌建设提供合理建议,为绥滨县淡水渔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冯菲[8]（2020）在《基于电子渔捞日志的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现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广东省是面向南海的渔业大省,2018年海洋捕捞渔船数量、从业渔民数量、渔业总产量、渔业经济总产值分别为35694艘、24.36万人、127.16万吨、147.72亿元,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捕捞力量增加、作业技术与作业方式的不断创新,捕捞产能严重过剩,捕捞量已经远超过渔业资源的再生量,沿岸物种日渐衰退、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压力大,主要优势种不断减少甚至出现绝迹现象,海洋渔业资源衰减已成为制约广东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将北斗船位数据、传统渔捞日志数据与电子渔捞日志数据进行对比,初步判定电子渔捞日志数据的可信度,通过电子渔捞日志数据评估渔业资源现状（包括渔获结构及主要经济种类渔获率分布等）,将结果与统计年鉴数据作对比,分析电子渔捞日志评估渔业资源的优缺点;利用Walters&Hilborn提出的非平衡产量模型计算最大可持续产量;利用2018年电子渔捞日志数据预测广东省渔业资源总渔获量分析承载现状,与渔业统计年鉴计算的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不同和原因,研究结果可为该地区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提供科技支撑。结果表明:部分渔船的作业网次存在极显着性差异（P<0.01）,且作业网次的重复率低至35.4%。从整体上看,作业渔区较作业时间和作业网次的可信度高。为了初步判定电子渔捞日志记录的渔获物的可信度,本研究分析了捕捞努力量与渔获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四艘拖网船的作业时间与渔获量均呈极显着相关（P<0.01）,一艘拖网船的作业时间与渔获量呈显着相关（P<0.05）,部分的作业时间与渔获量均呈极显着相关（P<0.01）,不同作业类型渔船填报的电子渔捞日志中总渔获量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其中围网因受灯光功率的影响,传统渔捞日志和电子渔捞日志存在显着性差异,较大功率渔船填报的电子渔捞日志渔获量存在显着性差异（P<0.05）,主要经济种的渔获结构和渔获率大多数存在显着性差异（P<0.05）。总体来看,电子渔捞日志填报的总渔获量是比较可信的。利用非平衡剩余产量模型计算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最大可持续产量为168.97×104吨,利用渔业统计年鉴评估2018年广东省渔业资源处于可载状态,而利用电子渔捞日志数据评估2018年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处于临界超载状态,超载率为5.55%。在作业天数不变的情况下,2018年广东省应消减的渔船功率为6.06×104 kW,即消减3.5%,在保证渔船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捕捞渔船年平均需消减35天,才使广东省的海洋渔业资源处于可载状态。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需要各管理部门加以重视,以期为广东省海洋渔业实行科学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陈晨[9]（2020）在《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文中指出“十二五”期间,随着“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国家和各沿海省市加大了对远洋渔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了我国远洋渔业快速发展。但随着我国远洋渔业规模快速发展以及国际海洋生物资源竞争加剧,我国远洋渔业涉外安全事件有所增多,企业无序入渔等会使经济损失严重,入渔国家政局不稳定等因素也会使入渔不稳定,这些都对我国远洋渔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远洋渔业发生渔业涉外安全事件、企业经济损失、入渔不稳定等,既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自身原因造成,也可因合作国家社会政治等因素造成,这一现象不可避免,须客观认识此类远洋渔业发展的问题,加强预警与保障体系建设。为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因素分析,建立一套过洋性渔业的预警防范指标体系,为我国过洋性渔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创建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定量定性结合等指标选取原则,借鉴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过洋性渔业风险特点研究以进行风险识别,构建出入渔国家、入渔合作基础和合作方式和外部环境共3个一级指标、经济稳定性、政局稳定性、经济法律环境等14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对定性的三级指标进行分级,定量的三级指标划分范围,统一打分标准,第一等级为10分,第二等级为5分,第三等级为1分。（2）西非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通过搜集整理西非15个国家2009-2018年近10年的风险评价指标数据,运用专家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出15个国家近10年的入渔风险评价值,并划分预警等级。研究表明:政局稳定性、渔业合作类型、“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等是对综合风险评价值影响较大的评价指标。风险逐步降低的国家有: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加蓬、安哥拉5个国家;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国家有:摩洛哥、塞内加尔、几内亚等9个国家;风险增加的国家有:几内亚比绍。在地理分布上,西北非、西南非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几内亚湾附近的国家风险相对较大。入渔风险与国家战略和政策实施有关。（3）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通过收集2009-2018年印度洋沿海14个国家相关数据和资料,基于过洋性渔业评价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理论,计算出近10年入渔风险评价值,并绘制风险变化趋势图和风险预警图。研究表明:入渔国政局、合作类型对入渔风险影响较大,内战、政治危机等影响政局稳定的事件都会增加入渔风险。风险逐步降低的有6个国家: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斯里兰卡;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有7个国家,且以印度洋北部国家为主,主要有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南非、马绍尔;风险增加的为也门1个国家。分析发现,印度洋北部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印度洋西南部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大,但近年有持平的趋势。（4）过洋性渔业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研究。通过研究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理论以及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渔业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从应对主体、应对国家、应对层面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1)应对主体方面,政府应建立过洋性渔业总体应急预案,完善过洋性渔业应急管理机制,推动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具体而言,一是在项目申请时,要求上报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二是鼓励企业成立风险控制相关部门,或与国内研究单位合作,落实日常风险管理工作;三是明确责任归属,强化主体责任。设立过洋性渔业应急管理部门,提高研判、决策、部署能力。其次,协会编写风险管理办法和应急预案,带动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最后,企业应贯彻落实风险管理到项目审核前和日常生产中,重视风险管理重要性。2)应对国家方面,对于未入渔国家,依据风险评价等级,国家管理部门应弹性控制入渔规划。对低风险和较低风险的国家,采取适度增加船队数量的管理,对高风险和较高风险的国家,采取减少企业入渔规模的管理。对于已入渔国家,依据风险评价等级,国家管理部门密切关注较高风险以上的国家,给出预警信号并做好应急准备,做好撤渔救援等工作,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工作。3)应对层面,在技术上,应该建立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体系,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管理上,建立起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基本规范,让企业有章可循。对于过洋性渔业企业,管理部门要引导各方企业学习善经营扛风险的民营企业的理念和做法,推广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规范。4)预警风险等级方面。对于低风险预警,保持定期关注;对于较低风险预警,保持适度关注;对于较高风险预警,做好风险防范化解风险,采取多预案多举措应急;对于高风险预警,保持高度关注,做好应急准备,对于不可避免的风险事件,尽早发布预警信息,在科学研判下可提前撤渔。
吴建辉[10]（2020）在《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对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降海洄游习性,及其栖息地鱼类群落关系等方面开展长期跟踪监测和科学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华鲟标志放流、人工驯养、海洋中华鲟洄游及分布等保护研究,保护长江口中华鲟种群和海洋中华鲟种群,以延续中华鲟种群。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人工驯养中华鲟野生幼鱼能够实现中华鲟个体救护、活体基因留存、种群多样性保存的中华鲟保护目的。2006年和2015年对误捕于长江口的160尾中华鲟野生幼鱼,开展人工驯养环境下的生物学特征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实验中华鲟,6～8月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从15.4±0.64cm和26±1.34g,增加到29.2±0.75cm和108±3.87g,日均增长1.54mm,日均增重0.9g。2015年实验中华鲟,经过3个月的人工驯养,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由14.90±0.22cm和22.25±1.34g,增加到28.32±0.84cm和148.65±3.02g,日均增长1.49mm,日均增重1.40g。拟合中华鲟幼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分别为:W2006=0.1215L2.0313（R2=0.9457）、W2015=0.0086L2.9051（R2=0.996）,2015年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好于2006年的。当实验池水体水温超过24℃时,中华鲟幼鱼瞬时增长（重）率随水温升高而降低。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个体体长、体重变异系数小,平均低于2.60%和3.66%,表明个体生长速度快、差异小、大小规格整齐,也说明了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没有因为环境、饵料等变化而造成生长的停滞或缓慢。与同期野生环境下的中华鲟幼鱼比较,两者的生长存在差异性。总体上人工驯养环境下的野生中华鲟幼鱼生长状况要好于自然生长的。另外,实验中华鲟死亡率为5.0%,致死疾病包括肠炎、水霉病和细菌性烂鳃病。研究表明,野生中华鲟幼鱼对人工驯养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长速度快,便于驯化养殖,说明人工驯养野生中华鲟幼鱼有助于中华鲟的保护。2.2004-2018年,在长江口采样固定监测网监测和全年的随机调查的方式,共计监测到中华鲟幼鱼6600尾,中华鲟成体（年龄>8岁）有10尾,中华鲟亚成体（年龄为2-8岁）74尾。监测结果表明,2004-2018年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呈连续下降的趋势,2014年后出现补充量断裂的现象。2014、2016、2018年均未监测到中华鲟幼鱼,从而更加证实了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从连续转为偶发的变化。2015-2018年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则与文献记载有所变化,出现了首现时间提前（近一个月）,终现时间延迟（约一个月）和出现时长由每年的5月到9月,变化成不连续年份的4月到10月的新特点,推论长江中可能形成新的产卵场,且距离长江口更近,或者中华鲟自然产卵时间提前。长江口中华鲟幼鱼多年平均体长为22.7cm,多年平均体重为99.0g,两者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肥满度的变化规律和生长指数b的变化呈显着关系。从网具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致死率由高到低的网具分别为定置张网（24.84%）、刺网（18.45%）、浮动张网（9.33%）、插网（3.05%）。通过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时空分布、生长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为长江口及长江流域中华鲟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方向。3.2004年至2014年在长江口水域标志放流中华鲟12570尾,开展中华鲟降海洄游习性和海洋中分布的研究,以提高海洋中华鲟种群的保护能力。标志放流野生中华鲟872尾,人工繁育F1中华鲟11698尾,年龄包含1～25龄中的11个年龄段。2004-2009年以放流1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2010年以后逐步以放流大规格的6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放流前1个月开始对中华鲟实施盐度、摄食和波浪驯化,并逐步植入标志。放流中华鲟均进行了体内体外双重标志,标志类型包括射频综合标志（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tags,PIT）、体外银牌（Silver brand tag,SBT）、飘带（Plastic streamer tag,PST）、骨板标志（Plastic bone armor tag,PBT）、锚标（Plastic tipped dart tag,PDT）5种常规标志,以及脱落式卫星数据回收标志（POP-UP satellite archival tag,PAT）1种卫星标志。运输过程中,放流中华鲟采用单体充氧打包运输,放流时,使用连续活水放流槽和滑梯投放中华鲟,以减少中华鲟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1）共收集到24尾次常规标志中华鲟回捕信息,以及18尾PAT标志中华鲟的标志信息,常规标志回捕率为0.19%,PAT标志回收率为52.9%。（2）标志回捕或标志信息回收的时间在1～198d范围内,总体上呈现放流初期回捕率高,随着放流时间增长回捕率下降的趋势。表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在野外条件下可以存活至少半年,同时放流后初期的回捕是放流中华鲟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设置脱落时间与PAT标志回收数量和回收率成反比,设置脱落时间越短,PAT回收数量越多、标志信息回收率越高。PAT标志的短期效果要高于长期效果。（3）标志放流中华鲟的年龄越大,回捕率越高。回捕率最高的是12龄和16龄中华鲟,达到50.00%,其次是11龄,为25.00%,再次之是9龄,为16.00%。其他年龄段的回捕率均低于10%。回捕率最低的是1龄中华鲟,仅为0.11%。（4）回捕中华鲟中,PAT标志中华鲟全部进入海洋,50.00%常规标志中华鲟进入海洋。（5）长江口南支北港水道是标志中华鲟主要逗留场所和主要入海通道。（6）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可于短期内（≥5d）适应咸水环境,7d内即可从淡水环境的长江口水域洄游到海洋中。回捕于东海海域的有18尾,黄海海域的有12尾,降海洄游方向具有不确定性,随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可在东海、黄海之间折返洄游。（7）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分布于经度跨度7°,纬度跨度为9°的长江口水域和东海、黄海沿海大陆架海域。标志中华鲟最北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直线洄游距离697km,最东回捕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30km,最南到达台湾海峡的福建宁德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40km。（8）长江口水域和舟山群岛海域是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的主要聚集分布区。（9）PAT标志和常规标志中华鲟的平均直线游速分别为7.89km/d、6.21km/d,洄游速度与洄游距离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10）通过分析回捕中华鲟生长数据和胃含物,发现长江口标志放流的人工繁育中华鲟仍具有野外摄食的本能,能在放流后立即恢复主动捕食的能力,且能够摄食海洋生物和河口生物。放流后能够至少存活6个月以上,能够很快的适应盐度而进入海洋,且可以正常摄食和生长。研究表明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能够适应海洋环境并在海洋中生存和生长,因而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对人工增加中华鲟种群资源具有一定贡献。4.根据2012～2014年在长江口的中华鲟等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概率模型、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物种空间共现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分别使用GAM模型和BRT模型建立各站点水域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和时空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口鱼类群落模式主要为物种的随机共现,群落构建中以中性元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环境变化驱动的随机因素对种间共现的影响大于种间相互关系;种间共现模式有显着的季节差异,这种季节差异主要与海洋洄游型鱼类和河口定居型鱼类的季节更替有关;高物种权度和中间中心性种类的季节更替影响种间共存模式的随机性,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对群落内信息交换的控制能力较强,在长江口鱼类群落中处核心地位。研究结果对长江口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盐度、p H值和叶绿素a对多样性指数贡献最高,而p H值、溶解氧和叶绿素a是对丰富度指数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BRT模型对于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拟合和预测均要优于GAM模型。空间分布预测显示,相较于GAM模型,BRT模型能够对长江口小面积水域间的鱼类群落多样性作更好地区分,河口外水域的鱼类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河口内侧水域,而长江口北支水域的多样性要高于南支水域。
二、中国水产资源持续开发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水产资源持续开发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现代水产种业创新发展的路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水产种苗产业的发展 |
| 2 国家种业发展战略与现代水产种业的发展重点 |
| 2.1 国家种业发展战略 |
| 2.2 现代水产种业的内涵 |
| 2.3 水产种业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发展重点 |
| 3 中国现代水产种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
| 3.1 水产种质资源丰富 |
| 3.2 建立了以保护区和原良种场为核心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原良种生产体系 |
| 3.3 基础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
| 3.4 育种技术有了较大提升 |
| 3.5 品种改良和研发能力不断增强 |
| 3.6 初步形成水产种业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 |
| 4 水产种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1 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较弱 |
| 4.2 先进技术集成与运用不足，新品种研发层次低 |
| 4.3 以种业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运行体系尚未建立 |
| 4.4 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不足，市场管理不严 |
| 5 水产种业管理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
| 5.1 种质资源管理机构少，职能相对单一 |
| 5.2 种质资源保护立法和管理滞后 |
| 5.3 新品种审定与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有待完善 |
| 5.4 育种联合攻关和新品种商业化机制有待深化 |
| 5.5 行业进入门槛低，生产标准与规范有待加强 |
| 6 现代水产种业创新发展的路径思考 |
| 6.1 强化种质资源保护职能 |
| 6.2 从普查入手，探索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管理办法 |
| 6.3 完善水产新品种审定和产权保护办法 |
| 6.4 通过大项目整合资源，创新科研人才流动机制 |
| 6.5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推动生产经营规范化和标准化 |
| 6.6 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 |
| 6.7 提前布局育种数字化与智能化 |
（3）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权利分配的理论进路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内涵界定 |
| 一、近海海域的界定 |
| 二、渔业权的界定 |
| 三、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厘定 |
| (一)养殖权的界定 |
| (二)捕捞权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利分配的基础-海洋自由论 |
| 一、海洋自由论的形成 |
| (一)海洋自由论的起源 |
| (二)海洋自由论的提出 |
| 二、海洋自由论的限制 |
| (一)海洋占有论的提出 |
| (二)国家管辖海域的扩大 |
| 第三节 权利分配的价值取向 |
| 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二、资本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资本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资本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第二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表征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正当性冲突 |
| 一、作为历史性权利的渔业权 |
| 二、作为法定权利的渔业权 |
| (一)捕捞权的国际法定化 |
| (二)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国内法定化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优先性冲突 |
| 一、基于习惯性权利的优先性 |
| 二、基于发展权利的优先性 |
| 第三节 养殖权、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 |
| 一、关于海域合法使用权的争议 |
| 二、关于海域分界线认定的争议 |
| 三、关于同一片海域存在多种使用权的争议 |
| 第三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成因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内部成因 |
| 一、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性质不同 |
| 二、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排他性不同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外部成因 |
| 一、渔业法律政策的变迁 |
| (一)捕捞业政策的转变 |
| (二)养殖业政策的发展 |
| 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 |
| (一)海域范围界定的影响 |
| (二)海域使用权取得的影响 |
| 第四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冲突解决路径建构的逻辑基准 |
| 一、基于社会正义的分配 |
| (一)社会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传统渔民的优先性 |
| 二、基于生态正义的分配 |
| (一)生态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生态渔业的优先性 |
| 第二节 冲突解决的制度建构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的内涵 |
| (二)国外经验的借鉴 |
| 二、海洋保护区制度 |
| (一)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 (二)海洋保护区对渔业的影响 |
| 三、海域立体确权制度 |
| (一)海域立体确权的必要性 |
| (二)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 |
| (三)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
| 四、渔业权救济制度 |
| (一)渔业保险制度 |
| (二)渔业权益损害赔偿机制 |
| 第三节 冲突解决的综合管理模式变革 |
| 一、综合管理的内涵界定 |
| (一)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 |
|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二、综合管理的国际法基础 |
| (一)主要国际公约规定 |
| (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
| 三、综合管理模式建构 |
| (一)综合授权许可制度 |
| (二)综合执法体制 |
| (三)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2020中国水产学会范蠡学术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水产养殖分会场 |
| （二）资源养护分会场 |
| （三）综合领域分会场 |
（5）越南与中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和模型 |
| 2.2.1 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 |
| 2.2.2 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模型 |
| 2.3 越中水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综述 |
| 第3章 越南与中国水产品的出口现状 |
| 3.1 越南水产品出口情况 |
| 3.1.1 出口规模 |
| 3.1.2 越南水产品的出口种类 |
| 3.1.3 越南水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
| 3.2 中国水产品出口情况 |
| 3.2.1 出口规模 |
| 3.2.2 中国水产品的出口种类 |
| 3.3 越中水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指标比较 |
| 3.3.1 国际市场占有率(MS) |
| 3.3.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3.3.3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CA) |
| 第4章 越中水产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越中水产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1.1 生产要素 |
| 4.1.2 需求状况 |
| 4.1.3 相关、支持性产业 |
| 4.1.4 企业战略 |
| 4.1.5 政府力量 |
| 4.2 越中水产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建立 |
| 4.2.2 变量解释及数据来源 |
| 4.2.3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提升越南水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建议 |
| 5.3 提升中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6）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文献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概念和范围界定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范围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研究文献的统计学特征 |
| 1.4.2 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1.4.3 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历史分析法 |
| 1.7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背景及概况 |
| 2.1 中国近现代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及资源 |
| 2.1.1 全国海洋渔业的环境与资源概述 |
| 2.1.2 沿海各省的海洋渔业资源具体表现 |
| 2.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兴起的动因 |
| 2.2.1 渔权屡屡受到侵犯,急需加强维护 |
| 2.2.2 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急需大力变革 |
| 2.2.3 海洋水产教育落后,急需专门人才 |
| 2.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概况 |
| 2.3.1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诞生阶段(1903-1912) |
| 2.3.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阶段(1912-1922) |
| 2.3.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完善阶段(1922-1937) |
| 2.3.4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调整阶段(1937-1949) |
| 2.4 中国近现代沿海各省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 |
| 2.4.1 近现代辽宁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2 近现代河北省(含天津市)海洋水产教育 |
| 2.4.3 近现代山东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4 近现代江苏省(含上海市)海洋水产教育 |
| 2.4.5 近现代浙江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6 近现代福建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7 近现代广东省海洋水产教育 |
|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实践 |
| 3.1 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1 “癸卯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2 “壬子·癸丑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3 “壬戌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4 《职业学校规程》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2 海洋水产学校建筑与实习设备 |
| 3.2.1 学校建筑面积与规模 |
| 3.2.2 教学实习设备及场所 |
| 3.3 海洋水产学校的行政管理 |
| 3.3.1 管理组织结构 |
| 3.3.2 学校主要部门及其功能 |
| 3.4 海洋水产学校的学生状况 |
| 3.4.1 入学资格 |
| 3.4.2 招生方式 |
| 3.4.3 学生规模 |
| 3.4.4 学生管理 |
| 3.5 海洋水产学校的专业设置 |
| 3.5.1 “癸卯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 3.5.2 “壬子·癸丑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 3.5.3 “壬戌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 3.6 海洋水产学校的课程设置 |
| 3.6.1 “癸卯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 3.6.2 “壬子·癸丑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 3.6.3 “壬戌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 3.7 海洋水产学校的实习活动 |
| 3.7.1 海洋水产教育实习课程的发展概况 |
| 3.7.2 海洋水产教育实习活动典型案例 |
|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实践 |
| 4.1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 |
| 4.1.1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典型案例 |
| 4.1.2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的特点 |
| 4.2 渔业技术传习所 |
| 4.2.1 渔业技术传习所典型案例 |
| 4.2.2 渔业技术传习所的特点 |
| 4.3 渔民小学(学堂) |
| 4.3.1 渔民小学典型案例 |
| 4.3.2 渔民小学的特点 |
| 4.4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 |
| 4.4.1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典型案例 |
| 4.4.2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的特点 |
| 4.5 四种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组织形式的比较 |
| 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评价与启示 |
| 5.1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特点 |
| 5.1.1 效仿外国先进海洋水产教育 |
| 5.1.2 学校选址布局区域相对均衡 |
| 5.1.3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完备 |
| 5.1.4 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形式灵活多样 |
| 5.1.5 注重海洋水产调查研究与成果出版 |
| 5.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成就与历史意义 |
| 5.2.1 初步建立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 |
| 5.2.2 培养了一批海洋水产专业人才 |
| 5.2.3 促进了海洋水产科学观念与技术传播 |
| 5.2.4 提高了渔民的文化素养与水产技术 |
| 5.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不足 |
| 5.3.1 政府对海洋水产教育投入不足 |
| 5.3.2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本土化不够 |
| 5.3.3 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成效不等 |
| 5.4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启示 |
| 5.4.1 海洋水产教育要主动服务产业 |
| 5.4.2 政府要重视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
| 5.4.3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要注重实践 |
| 5.4.4 高度重视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 |
| 5.4.5 必须保持高度开放性和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现状 |
| 2.1 绥滨县淡水水域资源概况 |
| 2.2 绥滨县淡水渔业养殖现状 |
| 2.3 绥滨县淡水渔业养殖模式及产量变动分析 |
| 2.3.1 绥滨县淡水鱼的主要养殖模式 |
| 2.3.2 绥滨县淡水鱼的主要养殖品种及产量变动 |
| 2.4 绥滨县淡水渔业产业结构组成概况 |
| 2.4.1 绥滨县淡水渔业产业结构现状 |
| 2.4.2 绥滨县淡水渔业经济产值现状 |
| 第3章 绥滨县渔业发展的SWOT分析 |
| 3.1 问卷设计与数据搜集 |
| 3.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
| 3.1.3 问卷回收的结果 |
| 3.1.4 样本特征统计分析 |
| 3.2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分析 |
| 3.2.1 自然环境优势 |
| 3.2.2 资源储备优势 |
| 3.2.3 特色文化优势 |
| 3.3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分析 |
| 3.3.1 养殖特色欠缺 |
| 3.3.2 品牌效应不强 |
| 3.3.3 产业结构滞后 |
| 3.3.4 资源利用率低 |
| 3.4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
| 3.4.1 绿色渔业发展潜力巨大 |
| 3.4.2 淡水渔业市场需求扩大 |
| 3.4.3 经济转型发展带来契机 |
| 3.4.4 国家地方政策大力支持 |
| 3.5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分析 |
| 3.5.1 当地市场流通体系滞后 |
| 3.5.2 外埠淡水渔业带来冲击 |
| 3.5.3 电子商务发展进程缓慢 |
| 3.5.4 科技创新力度后劲不足 |
| 3.6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的矩阵分析和战略选择 |
| 3.6.1 绥滨县淡水渔业SWOT战略组合分析 |
| 3.6.2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战略选择 |
| 第4章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1 主打绿色渔业,提升特色化优势 |
| 4.2 强化品牌效应,推动规模化进程 |
| 4.3 改善产业结构,实现合理化布局 |
| 4.4 重视资源保护,力求发展可持续 |
| 4.5 完善市场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 |
| 4.6 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渔业“互联网+” |
| 第5章 结论与未来发展预测 |
| 5.1 结论 |
| 5.1.1 采取增长型战略,使淡水渔业发展产业化 |
| 5.1.2 合理布局三产,从根本上改善产业结构 |
| 5.1.3 发展特色渔业,向绿色渔业转型 |
| 5.1.4 推进龙头企业发展,进一步强化品牌效应 |
| 5.2 绥滨县淡水渔业未来发展预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调査间卷 |
| 致谢 |
（8）基于电子渔捞日志的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现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电子渔捞日志概述 |
| 1.5 研究思路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电子渔捞日志作业信息可信度分析 |
| 2.1 数据与方法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作业时间和作业网次的提取与可信度分析 |
| 2.1.2.1 作业时间和作业网次的提取 |
| 2.1.2.2 作业时间的校正 |
| 2.1.2.3 作业时间的可信度分析 |
| 2.1.2.4 作业网次的可信度分析 |
| 2.1.3 作业渔区的可信度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3 讨论 |
| 第三章 电子渔捞日志与传统渔捞日志渔获量的对比验证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材料来源 |
| 3.1.2 数据处理 |
| 3.1.3 统计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不同作业类型各月份电子渔捞日志与传统渔捞日志CPUE值的对比 |
| 3.2.2 不同作业类型不同功率段传统渔捞日志和电子渔捞日志CPUE值的对比 |
| 3.2.3 电子渔捞日志和传统渔捞日志中重要经济种的渔获率及渔获结构的对比 |
| 3.3 讨论 |
| 3.4 结论 |
| 第四章 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探究 |
| 4.1 渔业资源承载力模型的建立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渔业资源承载力模型 |
| 4.2 基于电子渔捞日志的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方法探究 |
| 4.3 结论 |
| 4.3.1 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估模型建立 |
| 4.3.2 电子渔捞日志分析渔业资源承载力的可行性 |
| 第五章 基于电子渔捞日志的广东省渔业资源分析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数据处理 |
| 5.1.3 数据分析 |
| 5.2 结果 |
| 5.2.1 各季度不同捕捞方式渔船生产空间分布 |
| 5.2.2 主要经济种的分布 |
| 5.2.3 不同作业类型渔船的捕捞量分布 |
| 5.3 讨论 |
| 第六章 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现状分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2 结果 |
| 6.2.1 基于渔业统计年鉴的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分析 |
| 6.2.2 基于电子渔捞日志的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分析 |
| 6.3 讨论 |
| 第七章 结论和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着作 |
（9）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科学问题提出 |
| 1.2 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1 远洋渔业领域的研究进展 |
| 1.3.2 我国远洋渔业管理的研究进展 |
| 1.3.3 渔业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 |
| 1.3.4 我国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 |
| 1.3.5 研究存在问题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我国入渔国家的渔业概述 |
| 2.1 我国过洋性渔业情况分析 |
| 2.1.1 我国近10年来过洋性渔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
| 2.1.2 入渔企业的现状 |
| 2.2 入渔国家渔业现状 |
| 2.2.1 入渔国家的渔业资源状况 |
| 2.2.2 资源开发潜力 |
| 2.2.3 渔业管理现状 |
| 2.3 入渔国家社会经济现状 |
| 2.3.1 入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 |
| 2.3.2 与中国外交关系 |
| 2.3.3 国家法律制度 |
| 2.3.4 市场汇率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过洋性渔业风险分析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过洋性渔业及其产业特点 |
| 3.2 指标选取原则与借鉴 |
| 3.2.1 指标选取原则 |
| 3.2.2 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
| 3.3 指标选取及原因 |
| 3.3.1 指标选取 |
| 3.3.2 指标选取原因 |
| 3.3.3 指标划分标准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过洋性渔业国家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研究结果 |
| 4.2.1 西非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2.2 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3 讨论与分析 |
| 4.3.1 西非国家 |
| 4.3.2 印度洋周边国家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研究 |
| 5.1 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理论 |
| 5.1.1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辨析 |
| 5.1.2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
| 5.2 我国应急管理现状 |
| 5.2.1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 |
| 5.2.2 我国渔业应急管理体系 |
| 5.3 过洋性渔业突发事件 |
| 5.4 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中华鲟产卵亲体和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资源现状 |
| 1.2.2 中华鲟种群生存现状 |
| 1.2.3 中华鲟人工养殖技术 |
| 1.2.4 中华鲟等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与标志放流 |
| 1.2.5 长江口中华鲟保护研究的工作基础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人工驯养的长江口中华鲟野生幼鱼种群特征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用鱼 |
| 2.1.2 实验周期 |
| 2.1.3 实验地点 |
| 2.1.4 实验水池与用水 |
| 2.1.5 日常管理 |
| 2.1.6 生长测定 |
| 2.2 结果 |
| 2.2.1 人工驯养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 2.2.2 自然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 2.2.3 体长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 2.2.4 体重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 2.2.5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
| 2.2.6 生长与水温的关系 |
| 2.3 分析与讨论 |
| 2.3.1 人工驯养与自然环境下野生中华鲟幼鱼的生长差异性 |
| 2.3.2 不同生长环境下中华鲟幼鱼生长差异性原因探讨 |
| 2.3.3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变异系数分析 |
| 2.3.4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病害与死亡率分析 |
| 2.3.5 野生中华鲟幼鱼人工驯养的探讨 |
| 第三章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及补充量变动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调查方法与网具 |
| 3.1.2 调查范围与站点 |
| 3.1.3 调查时间与内容 |
| 3.1.4 数据处理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种群补充量及年间变动 |
| 3.2.2 长江口1龄以上中华鲟监测数量及年间变动 |
| 3.2.3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降海洄游特征及年间变动 |
| 3.2.4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生长特征和年间变动 |
| 3.2.5 时间特征变量与资源补充量、生物学特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 3.3.2 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活动时间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 3.3.3 长江口中华鲟的组成与原因分析 |
| 3.3.4 网具的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 |
| 第四章 基于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中华鲟降海洄游与分布研究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标志放流中华鲟来源与组成 |
| 4.1.2 标志放流时间 |
| 4.1.3 标志放流地点 |
| 4.1.4 放流前驯化 |
| 4.1.5 放流装置 |
| 4.1.6 放流标志及标志方法 |
| 4.1.7 标志信息回收 |
| 4.2 结果 |
| 4.2.1 标志回捕和标志信息回收数量 |
| 4.2.2 常规标志回捕时间 |
| 4.2.3 PAT信息回收时间 |
| 4.2.4 回捕中华鲟的年龄组成 |
| 4.2.5 PAT标志中华鲟的海洋分布与降海洄游距离 |
| 4.2.6 PAT标志中华鲟直线洄游速度 |
| 4.2.7 常规标志回捕中华鲟的分布、洄游距离与速度 |
| 4.3 讨论 |
| 4.3.1 标志放流中华鲟在海洋中的分布与洄游分析 |
| 4.3.2 标志保持时间与保持率 |
| 4.3.3 不同年龄中华鲟的标志放流效果分析 |
| 4.3.4 标志放流中华鲟的野外生存能力评价 |
| 4.3.5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优势 |
| 4.3.6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社会效益 |
| 第五章 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分析与研究 |
| 5.1 基于概率模型的长江口鱼类空间共现模式分析 |
| 5.1.1 材料与方法 |
| 5.1.2 结果 |
| 5.1.3 讨论 |
| 5.2 GAM模型和BRT模型在长江口鱼类群落多样性预测中的比较 |
| 5.2.1 材料与方法 |
| 5.2.2 结果 |
| 5.2.3 讨论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存在问题 |
| 6.4 下一步工作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学术活动情况 |
| 参与课题研究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参与发表论文 |
| 参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四、中国水产资源持续开发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2]中国现代水产种业创新发展的路径思考[J]. 操建华,孙东升.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1(03)
- [3]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4]2020中国水产学会范蠡学术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J]. 李颖,单袁,张馨馨. 中国水产, 2020(12)
- [5]越南与中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D]. Nguyen Thi Chuyen.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6]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D]. 秦锦清.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7]绥滨县淡水渔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代国锋.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2)
- [8]基于电子渔捞日志的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现状分析[D]. 冯菲. 天津农学院, 2020(07)
- [9]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D]. 陈晨.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
- [10]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D]. 吴建辉.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