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宁：元代镇宁府

一、镇宁:始于元代镇宁州（论文文献综述）

何欢^[1]（2020）在《《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霞客（1587—1641）用尽毕生精力考察祖国山川,足迹遍及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行程远达十万余里,并留下皇皇六十余万字的日记体名着——《徐霞客游记》。学界对其人其游记研究成果颇丰,并形成“徐学”体系。该书中,徐霞客征引了众多地理类文献。稍显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着重的是对徐霞客行踪游记的考察以及地理科考贡献的关注,对《徐霞客游记》征引书籍的文献学价值的分析研究不够深入。故本文对《徐霞客游记》中征引的地理文献一一进行考疏,从文献学的角度深化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本文在绪论里指出,徐霞客出游时所带书籍主要为地方志及有关地方记载的文献。第一章梳理了《徐霞客游记》全书引用文献的范围,将引文内容尽数析出,厘清征引文献范围,获得47种着录文献,共计征引203次。参考传统目录学四分法和着述主体的分类原则,将征引文献分为地理类文献和非地理类文献,其中地理类文献25种,征引180次;非地理类文献22种,征引23次。我们发现《徐霞客游记》征引文献众多,且以征引地理类文献为主。经史子集各部类虽有涉及,但零散不成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本列于经部的《尚书·禹贡》,因具有地理专着的性质,笔者特将其归为地理类文献进行研究。《徐霞客游记》征引的地理类文献具体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记载全国范围的总志、记录地方历史地理的地方志以及地理专着专论。总志有《大明一统志》《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地方志有《西事珥》《广西府志》《百粤风土记》《腾越州志》《大理府志》《南程续记》《寻甸府志》《桂胜·桂故》《晋宁州志》《名胜志》《云南志》《都匀府志》《衡州统志》《零陵郡志》《腾永图说》《梧州府志》《新宁州记》《姚关图说》《永昌府志》《鸡山志》等书,地理专着专论有《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书。第二章考述《徐霞客游记》各地理类文献的征引内容。本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题解各书作者、目录、成书过程、版本流传等内容。除此之外,将地理类文献的引文逐条排列,并与征引原文进行对校辨析,或考证征引文献的流传存佚,或评论徐霞客征引文献的得失,或分析先贤前辈对徐霞客引用文献的评价。在考述引文的过程中,可以得知《徐霞客游记》使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征引方式。由于徐霞客出行在外,吃住条件简陋,无法携带大量书籍,因此主要以间接引用为主。《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涉及内容繁多,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公署、土产、关梁、寺观、祠庙、古迹、人物等。不但有自然地理现象,如地貌、水文、植物、气候、土壤及矿产等,还有各地社会概况、民族民俗、风土人情等人文地理现象,是晚明社会历史真实的缩影。第三章对《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的多种功用做了总结分析。其中最基本的功用就是以志导游,明晓地事。徐霞客在游览名山和西南遐征的过程中,将实地勘探与阅读地理图志互相印证,进行深度地理考察。在充分利用已有地理文献的基础上,徐霞客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对地理书籍中的错讹之处毫不留情地进行纠正。通过实地勘探,徐霞客提出了金沙江才是长江主源的正确论断,证实了《禹贡》“岷江导河”的错误记载。除此之外,徐霞客也辨析了不少地方志中错误的地名记载,将《大明一统志》《百粤风土记》《西事珥》等志书中一些错讹之处进行了订正。更令人敬佩的是,徐霞客还提出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创修了《鸡山志》,为后世鸡山志的编修树立了榜样。最后一章,探究《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丰富的文化意义。《徐霞客游记》为日记体游记,在行旅日记和小字夹注中,徐霞客征引了 200多条地理文献,既增添了科学性,又促使《徐霞客游记》从纯粹的文学游记向丰富的地理野外考察报告转变,完成了对游记体裁的创新,是明代游记类型发展繁荣、类型丰富的印证。征引众多地理文献,扩充和丰富了《徐霞客游记》的内容。其对史籍、地志的纠错,也为明代地理文献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是徐霞客超然自由的个人性情与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的彰显。在梳理徐霞客旅行时所接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构起徐霞客的阅读世界,探究徐霞客的文献视野,丰富和延伸“徐学”的研究内容及体系内涵。

韩术^[2]（2020）在《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文中认为明代江南地区基础教育发达,并有着重要成就。自明初洪武八年明太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初设社学,直至晚明社学仍有存遗,可以说明代社学建设持续之久。在这个期间内,明代社学设置的目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社学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教化的教育机构下设于地方;随着明朝统治时期的更迭,创办社学的主动权也从国家到社会之间各个等级逐渐下移,明中叶,社学成为了地方理学精英兴建个人理想,公私性质参半的地方教育组织;明末,社学的创办交由地方民众,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性综合机构。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体现尤为深刻,明代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乡约组织以及民间信仰等地方力量强大,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构十分完备。这样使得江南地区的社学在建立运行过程中,官僚、士绅、庶民群体等地方社会势力相继渗透其中。同样,江南地区的社学介于这种国家—社会的二元组织的核心地带,使其表现出了国家和地方精英推行文教、开展儒学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的效应。因此对江南地区的社学开展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明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进行考察,主要依据《明史》、《明实录》、《明会典》、《明会要》等文献史料,并通过明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志、碑刻、明人文集等各种明代史料进行摘录、整理,分析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论述江南社学在地方社会影响下是如何发展和运行的,以求展现出明代江南地区社学的整体面貌,并探求江南地区社学对明代江南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

徐长生^[3]（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李恒^[4]（2019）在《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所指安顺地区,以清咸丰年间安顺知府常恩纂修《安顺府志》时安顺府所辖地域为界,范围包括郎岱厅（今六枝特区）、归化厅（今紫云县）、普定县（今西秀区）、安平县（今平坝区）、清镇县（今清镇市）、镇宁州（今镇宁县）、永宁州（今关岭县）等地。民族关系,它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联系状态,包括各民族各种交往互动形式,它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安顺地区地处贵州以西偏南,处在滇黔通道上,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是布依、苗、仡佬和彝等族世居之地,也是汉民族较早移民之地,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贵州较早的地方之一。清代,中央政府在安顺地区推行一系列的统治政策,外来移民和当地各民族间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促进了安顺地区的开发,促进民族融合。本文以民族关系为视角,站在区域角度,依靠史料,结合田野资料,深入探讨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剖析安顺民族关系背后的社会发展规律。本文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了解安顺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了解清代安顺地区基本建置沿革以及清代安顺地区的民族基本概况。第二部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探讨清代安顺地区民族互动情况。一方面,清政府在安顺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阶级压迫导致各民族反抗。另一方面,着眼民族间的互动,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交流方式多种多样,体现在村寨治理、场市开拓、农业生产交流、教育教化、意识形态、婚姻等方面。通过这些互动,各民族间隔阂日趋减少,民族间交流互动加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第三部分,对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特征及成因展开论述。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地域特点突出,多元共存,各民族在冲突中融合。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势力逐渐渗透到内地,中华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民族矛盾在安顺地区出现。清廷统治策略的变化、民族人口的变迁、民族经济地位、民族自我意识、国际关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了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第四部分,论述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及思考。清代安顺地区各民族间互动交流促进安顺地区的开发。最后提出一些感想,民族政策是保证地方长治久安到关键所在,经济基础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根源所在。

刘巍巍^[5]（2019）在《明清时期贵州风水塔的分布及其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塔这种建筑形式最早是作为佛教建筑的标志,由印度传入我国,故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修建的塔都是佛塔或由埋葬舍利而延伸出去的墓塔。但在明清时期,出现一种按堪舆家根据风水学说确定位置所建筑的塔——风水塔,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大量的修建,这种塔的修筑多是受汉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影响,培补风水,希望当地多出人才,兴文风,旺科举或是镇灾祈福。贵州有别于其他汉文化聚集区,是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但它却是修建风水塔数目最多的地区之一。然而当前,还未发现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着作或刊物对贵州风水塔数量进行详细统计,该文运用文献分析法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局、文献资料库和网络方面进行资料的收集,以大量的目录书、地方志、学术文献资料为基础,并以田野调查法所获资料为补充,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使用计量法统计出明清时期贵州地区修筑的140座风水塔,并制成贵州地区风水塔分布表。再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运用综合分析法等对明清时期贵州地区风水塔的分布及其特征进行探讨研究。文章主要结构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对风水塔、贵州等进行概念界定,并介绍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第二部分介绍了贵州风水塔产生的背景,风水塔的产生最主要的背景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贵州风水塔的修建则主要受明清时期贵州大力开发后汉文化传入的影响;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贵州风水塔的分布,列出贵州风水塔分布表,整理明清贵州各州府风水塔的分布及贵州各时期风水塔;第四部分探讨了贵州风水塔分布的特征,包括时空分布特征,地理分布特征,风水塔形态特征以及风水塔修建的人文特征。最后结语总结了文章的中心思想。

聂万礼^[6]（2019）在《明代江西巡检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巡检司,作为府州县下所属的最基层的治安管理机构,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明代江西巡检司设置与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特点与规律,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宣德时期,又以洪武年为重。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主要分布在南昌、吉安、赣州三府。巡检司在巡逻盘诘、缉捕盗贼、打击私盐、私茶、盗矿等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承担着一些非职能性的工作,比如代征商税、教化地方等。巡检司的考核,对于吏员出身的巡检以及半农半兵的弓兵过于严厉,巡检很难完成任务,这对于本就缺少上升通道的巡检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明中后期,随着巡检司巡检与弓兵自身的无赖化,地方乡兵、民壮等崛起,巡检司更加不受重视。在内因和外力的作用下,巡检司制度走向了衰败,进而使基层管理失控。对于明代江西地区巡检司的设置以及分布的研究,对巡检司时空分布规律的分析与总结,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地方治安管理方式,以及明代江西地方控制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在绪论部分,说明本文选题的缘由以及意义,并对巡检司制度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学术史的回顾。第一部分,以江西十三个府为单位,以《明实录》、《明会典》、《明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以及其他地方县府志为依据,对巡检的设置时间、地点、变迁以及设置的原因进行梳理,为下一步分析巡检司设置的时间与分布的特点和规律作准备。第二部分,分析明代江西巡检司分布的时空规律,发现江西地区的巡检司主要集中在南昌、吉安、赣州三府,这与南昌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商贸中心,以及赣州、吉安府的地形、盗贼多发,地方治安状况密切相关。第三部分,介绍和总结江西巡检司的职能,通过对职能的总结,发现巡检司的职能具有多样化、繁杂化的特征。第四部分,介绍巡检司主要组成部分,对巡检司的内部进行细化的把握。发现,巡检多出身吏员、俸禄微薄,几无出头之日,同时也揭示了弓兵的三种充任方式。巡检司虽官阶低下,但也有自己的衙署与配置,这为巡检司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五部分,对巡检司与卫所、其他地方基层组织的关系进行分析,对巡检司的利弊进行客观的评价,指出巡检司在捕盗缉私,维持地方治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巡检司制度在自身异变中与外力双重合击下走向了衰败。

朱玉哲^[7]（2019）在《清代以来贵州手工造纸的分布变迁及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手工造纸是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之一,然而随着现代机械造纸的出现,手工造纸在近些年走下神坛,变成了一项极为濒危的民间艺术形式。贵州至今仍然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手工造纸基地,其中多处还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贵州手工造纸的分布变迁能够有效的寻找到贵州境内手工造纸遗存,从而更加科学的保护开发这些难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采用史料分析、数据统计、图表对比等方法,以有关贵州手工业的着作论文,贵州少数民族调查报告,贵州清代民国时期的地方志文献,贵州省文物局和贵州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丹寨、贞丰、乌当、印江、务川、从江、平塘、绥阳等地田野调查记录为资料来源,深入探讨了清代民国以来贵州手工造纸的分布、变迁、特色、影响等诸多问题。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手工造纸基本情况的概述,分国内手工造纸概述和贵州手工造纸概述两部分。第二部分是贵州手工造纸时空分布的研究,从地域空间分布和时间分布两个角度对清至民国贵州手工造纸的发展轨迹进行论述。第三部分是对贵州手工造纸分布变迁原因的研究,主要从自然地理因素、政府政策因素、社会发展因素、生产力与市场因素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贵州手工造纸的区域特色,从分布特点、造纸术传承特点和少数民族特点等角度对贵州手工造纸的区域特点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贵州手工造纸的影响,以年代为顺序,分别探讨了各时期贵州手工造纸在省内和全国的影响。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了清代以来贵州手工造纸沿古驿道从少到多,从点到面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各时期影响,同时对如何发掘贵州手工造纸的文化价值,如何更好的保护贵州手工造纸,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丁浩^[8]（2019）在《清中叶滇黔大道的交通、城镇与地名 ——以王定柱着述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清代众多的宦滇官员中,若以在滇历时之久与记述行程之丰论,恐活迹于嘉庆年的王定柱莫属。王定柱从嘉庆六年（1801）首次入滇,至道光元年（1821）离滇入蜀,在滇20年,其卓越的才能深得滇中督抚认可,曾数次得到升转,宦迹几乎遍布三迤,历任师宗县令、丽江县令、他郎通判、思茅同知、黑盐井提举、镇沅知州、普洱府知府、永昌知府、开化知府等职。在滇期间,王定柱曾两次被评为“卓异”。在这两次入京觐见时,出入云南都写下了纪程着述,加上首次入滇和离滇入蜀时所着的两部,共有六部,即《鸿泥日录》《鸿泥续录》《鸿泥三录》《鸿泥四录》《鸿泥五录》《滇蜀纪程》等。这六部纪程着述所记路线基本相同,但每部着述内容却不重叠,对前部所记内容后部绝不再记,所记内容在行程上具有互补性,在时间上又具有连续性,形成了一条可情景化、具体化、生活化的行程图。在交通工具上,由湖南麻阳县人经营的麻阳船,在沅江——（?）水水道上形成了很具规模的船运产业,船人娴熟的驾船技术已完全适应入黔水道的“滩河”,已成为当时仕宦经水道入黔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岭多箐深滇黔驿道的地形特征,决定着大部分路段的运输得靠人力肩舆或黔马。塘与逆旅的完备设置,很好的维护了驿道的畅通。在城镇上,沿途城镇的布局形态,严格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城镇与道路之间有着复杂多元的联系,城与城之间的串联勾勒出了线路的走向,交通区位的优势深刻影响着城镇的发展,其中镇远、贵州、安顺、曲靖、昆明等就以重要的交通区位,形成了滇黔大道上重要交通节点。另外,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不一定能给城镇带来发展的优势,有时反而会其累,如贵州之玉屏、云南之平彝等。总的来看,王定柱的鸿泥系列着述,成为清代最完整、最系统记述滇黔大道的着述。非常系统的介绍了滇黔大道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以及沿途地貌、城镇、地名等情况,有效的反映了当时的滇黔大道交通特征。对于全面认识当时云南出省动脉——滇黔大道的价值不容小觑。

聂选华^[9]（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王准^[10]（2019）在《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两代是汉文化和汉文学在云南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时期的云南辞赋就是汉文学在云南取得新成就的标志之一。学术界有关明清云南辞赋和云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明清云南辞赋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从整个中国文学和地方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云南辞赋渊源于汉、晋,发轫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涵盖了包括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在内的多种赋体。明清云南辞赋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造就了造成明清云南辞赋繁荣。其中,文化因素诸如兴儒学、开科举等对明清云南辞赋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云南地域文化,以史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明清云南辞赋是本文的特色,明清云南辞赋与云南地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在现存众多的明清云南辞赋中,描写历史、地理、物产、宗教、民俗的辞赋比较突出的体现了云南辞赋与云南地方文化的关联,彰显了云南地域文化的多样化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云南地域文化中“汉文化滇化”与“滇文化汉化”这种中原文化与云南地域文化双向交流,相互依存的特点。凸显了内地文人和云南本土文人在创作云南题材赋时的不同创作心态。集中体现明清两代云南文人的巧妙构思,是对云南地方价值的体认与再发现,也扩大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版图。从整个辞赋发展史来看,明清时期云南辞赋的繁荣也同样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辞赋表现领域的拓展。云南文人和流寓云南的中原文人以具体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赋体文学在明清两代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云南辞赋在明清时期的全国赋坛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明清云南辞赋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为赋史价值,对清代边疆舆地赋的贡献和方志价值。集中体现了赋体文学苞扩宇宙总览人物的包容精神和恢弘气势,发挥了赋体文学的文体优势,在明清文学和云南地方文学领域都有其独特价值。

二、镇宁:始于元代镇宁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镇宁:始于元代镇宁州（论文提纲范文）

（1）《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时期贵州风水塔的分布及其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江西巡检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以来贵州手工造纸的分布变迁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清中叶滇黔大道的交通、城镇与地名 ——以王定柱着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镇宁:始于元代镇宁州（论文参考文献）

• [1]《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D]. 何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2]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D]. 韩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研究[D]. 李恒. 贵州民族大学, 2019(09)
• [5]明清时期贵州风水塔的分布及其特征研究[D]. 刘巍巍.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6]明代江西巡检司研究[D]. 聂万礼.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7]清代以来贵州手工造纸的分布变迁及影响[D]. 朱玉哲.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8]清中叶滇黔大道的交通、城镇与地名 ——以王定柱着述为中心[D]. 丁浩. 云南大学, 2019(03)
• [9]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D]. 王准. 云南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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