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起源与发展简史（连载）

一、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连载)（论文文献综述）

徐长生^[1]（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国婧^[2]（2019）在《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地区的中国出版史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地区的出版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不仅深化了传统的版本、印刷等研究,更将出版史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相结合,拓展了出版史的研究领域。本文广泛收集50-70年代台湾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归纳与对比,总结台湾地区在此阶段出版史研究的特点与成就,探寻其发展规律,以期对20世纪中国的出版史研究有更全面的认识。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选题意义,梳理前人研究综述,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第一部分是通论性论着,主要探究台湾地区学者在传统出版史综合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涉及专着、论文集、论文、翻印书籍等四种类型的文献。第二部分讨论台湾地区学者研究各个时期出版史的成果,即分别述评台湾地区学者在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以及由唐至清历代雕版印刷出版方面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讨论台湾地区学者在出版史专题研究方面的探索,分为出版技术,版画史,专题图书文献的出版,历代报纸与近代杂志的出版,出版市场、审查与交流,藏书与藏书家六个方面。出版技术研究主要梳理造纸术、印刷术、活字印刷的发明、发展、运用与外传,套色印刷的源流,以及书籍的装订、形制与版面演变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版画史研究主要是考察明代版画、民俗版画及版画艺术综合研究的情况。专题图书文献的出版介绍儒家经典、举业书、教科书、地图等图书的出版研究概况。历代报纸与近代杂志的出版包括历代报纸的发展与演变、重要报纸出版者以及近代杂志的刊行情况研究。出版市场、审查与交流主要涉及古代书籍价格,历代焚书与出版审查、法规,以及中日、中韩、中越、中俄的出版文化交流。藏书与藏书家研究部分讨论台湾地区学者关于古代藏书史研究的成果。第四部分是研究特点与影响。指出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出版史研究的学者主要出自中国语言文学、图书馆学、新闻学、印刷出版学等学科,同时期出版史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在图书馆学、印刷出版与文史哲综合研究的期刊上。同时,从传统学术传承与海外学术交流两个方面总结了台湾地区出版史研究的特点,并将台湾地区出版史研究与同时期大陆地区的研究进行了比较。探讨了本时期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出版史研究发展的影响。最后,本文指出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在传统文献学基础研究以及出版与社会文化交叉研究方面均有发展,呈现出民国考据遗风与海外多元研究交融的风貌。同时,台湾地区的研究与同时期大陆地区的研究互为补充,亦在众多方面弥补了大陆地区研究的缺憾。台湾地区学者不断探索与完善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理论、方法、内容与体系,积极促进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中贡献突出。此外,本文亦附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地区中国出版史研究着作、研究报告、论文集论文、期刊报纸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成果目录,以供学者参考。

杨雨薇^[3]（2019）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初期,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断发展,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随之兴起,图书馆学期刊也应运而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办刊物之一,创刊于1928年5月,1937年2月停刊,共发行59期,其中有两期为合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共经历过三次更名,第一卷第五号起由《北京图书馆月刊》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号起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一号起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为行文便利,本文部分之处将以《馆刊》简称形式统一称谓。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国立图书馆,一方面肩负弘扬国学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承担沟通中外文化的责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与同期其他图书馆学刊物相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文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范围从其创刊到停刊（1928-1937）。通过对《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概况、作者、广告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阐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及在图书馆学术信息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作为近代中国着名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刊载了当时诸多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民国时期时期图书馆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陈沁杰^[4]（2019）在《叙事与启蒙 ——鲁迅与“新兴木刻”再探讨》文中指出对鲁迅和“新兴木刻”运动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建构了这段研究史。但期间仍然有不少未讨论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些文章的编撰而被遮蔽或忽视。本文站在鲁迅文学叙事和文学启蒙的角度,将鲁迅的话语及行动重新放置于那个时代,回看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用材料分析法与图像解读法,找出新兴木刻与鲁迅文学叙事及文学启蒙思想的关联。并借此具体分析“新兴木刻”的叙事与启蒙的联系,串联鲁迅倡导“新兴木刻”的实践,打开鲁迅与“新兴木刻”研究的新视角。鲁迅留日期间产生的“自觉”首先表现在他的文学叙事上。其使用白话文来叙事,并强调叙事中的主谓结构的叙事特征便是“自觉”的体现。而这种叙事方式的出现,也使鲁迅的写作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这种文学的叙事性也正是文学家鲁迅解读西方版画的桥梁,也成了鲁迅选择西方版画类型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鲁迅对“新兴木刻”的要求。鲁迅“自觉”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启蒙意识的萌发。之后图像启蒙意识的成熟直接影响了鲁迅对西方版画选择上的取向和对“新兴木刻”的终极要求。其具有“力之美”的图像要求必须建立在图像独立表达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发出的图像的“战叫”构成了鲁迅“呐喊”的“新战线”。分析的结果表明,叙事与启蒙,联系着鲁迅倡导“新兴木刻”的始末,鲁迅提出的所有美术见解都是在这个思维之上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对鲁迅之于“艺术”的独特理解的分析,能够解答鲁迅对中国传统木刻“不如暂缓”的态度和“新兴木刻”运动中推迟介绍日本浮世绘的决定,也揭开了鲁迅选择西方表现主义木刻画作为“新兴木刻”源泉的原因。叙事与启蒙是鲁迅与“新兴木刻”的本质关系,也是“新兴木刻”的实质。

车兰兰^[5]（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苏亮^[6]（2015）在《近代书局与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围绕对近代书局小说出版活动的论述,揭橥19世纪70年代到清末40年间,书局的产生、发展和小说变迁之间的相互联系,重在突出书局这一不同于传统书坊的出版实体在近代小说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论文主体板块以时间为纵线,共划分四个阶段。通过把握每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分别从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对以上海为中心,分布全国各地的300余家近代书局出版千余种单行本小说的情况作宏观描述,并以数家有代表性的书局为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力图做到点、面、线三位一体的结合。以下是构成本论文的几大部分：绪论部分从对本论文命题立意出发,引出“书局”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对近代书局的概念界定。在了解本论题研究现状的前提下,明确基本研究思路,初步呈现写作构想。进而对书局产生之前的坊刻小说时代尤其是近代前30年间,书坊刊行小说的情况予以总体回顾,为论文主体部分展开论述作好铺垫。第一章讲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间,处在起步阶段的书局率先应用以活版铅印和照相石印为主的机器印刷技术,进入仍囿于传统观念的小说市场。特别突出英商美查开办的上海申报馆和点石斋石印书局的首开风气之功。同时,就新兴而起的书局如何扩大侠义公案小说的传播予以阐释。第二章从甲午战后讲起,讫止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这是晚清小说走向繁荣的转折阶段,也是书局在出版理念和经营模式上突破传统的关键期。本章在客观陈述当时通俗小说出版量持续增长的状况后,着重论述改良派主导下的书局是怎样完成转型,又是如何对翻译小说进行成功推介的。第三章首先把多家以小说出版为特色的书局作为研究点,以点带面论述晚清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最繁荣的6年里小说市场的格局。接着从书局在小说出版活动中同各方的合作与竞争两个层面,分别对本阶段小说的编译、发行情况进行阐述,其中涉及小说版权的保护、稿酬制度的建立、小说营销手段的多样化等问题。第四章讲述宣统朝小说市场全面回落,本土小说出版尚有复苏迹象。尤以改良小说社和小说进步社的小说出版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易代之际的几家书局与本阶段时事小说陡增的关系。最后,通过分析打小说社旗号的“皮包编辑部”现象和考论“古盐补留生”的小说出版个案,阐明小说市场的出版乱象是清末书局遗留至民初尚待解决的痼疾。结语部分打破阶段划分的界限,重新归纳近代书局在小说编辑、印刷、发行三个出版环节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变化,进一步提出本文论题对当下出版实体的文学生产、传播活动的研究意义。附录部分是本论文研究的根基,涵盖近代70年间,全国400余家出版机构的1266种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包括出版机构个体与整体在不同阶段的各种小说出版信息的罗列和统计。

辛德勇^[7]（2014）在《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産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於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现代学者中较早探索这一问题的人,如藤田豊八、向达和秃氏佑祥诸人,本来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析路径,并且已经阐明其基本发展脉络。然而,後来的论述,不仅未能循其轨辙,更进一步,反而去其真相渐行渐远。本文一一辨析现有各种説法,试图说明,印刷术在中国产生的时间,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导致这一技术产生的文化和技术背景,是密教的全面典盛和从印度傅入中国的佛像捺印技术。

张霞^[8]（2011）在《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出版这一传播媒介为视角,探讨出版对近代文学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840—1919年间的近代文学,作为衔接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间阶段,在文学的古今演变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时期,以诗歌、散文为大宗的古代文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小说的崛起与繁盛成为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近代文学不仅在文学内部如语言、文体、叙事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文学外部如生产、传播、销售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促使这一变局产生的原因除了文学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外,出版业与文学的结盟也是重要原因。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大大加快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速度,促进了小说的繁荣；而小说的发展,也使出版社大量创办文学杂志,采取报刊连载小说与出版小说单行本并行的运作方式,为近代文学的繁盛提供了市场和发展空间,促使传统文学发生变革,向现代文学的方向演变。本文力图以史料为主,从出版与文学的生产、传播等环节中,从外部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论文首先梳理了出版与近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人整理的研究资料,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部分考察了传统出版业的式微与文学出版。分为两章,第一章梳理了传统出版格局下的文学出版,以木刻雕版印刷为主的传统出版,形成了以官刻、家刻、坊刻为主的出版格局,文学出版以诗集、散文集出版为大宗。第二章分析了小说、戏曲等的传播方式,并进而深入探讨清末的禁书政策,从各种查禁书名单中,考察清政府对小说等文学的压制,由此梳理出传统出版业与禁书政策下,文学出版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从出版政策与出版技术的变化入手,探讨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出版业与文学出版。第一章论述了政府主持与民间提倡下的新式出版,主要从清政府、官员等对译书局的创办政策与倡议,以及民间对新式报刊、出版业的呼吁和实践活动出发,考察新式出版业的建立与发展。第二章则主要梳理了新式出版技术传入我国的几个阶段和特征,分析了新式出版技术传入后,出版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当时文学出版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翻译文学的出版盛况,随着“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以及近代民营出版社的建立,翻译文学的出版逐渐兴盛,以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等出版社为代表,至1907年左右翻译小说的出版达到顶峰。第四章考察了创作小说的发展、繁荣过程,并分析了创作小说的不足与原因,探讨报刊连载与单行本出版的互动及其影响。第三部分以1912至1919年间为时间界限,探讨民初出版业的特点与文学发展的相互影响。第一章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为个案,主要分析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单行本,探讨民初书局的小说出版方向和策略。第二章以出版社所办报刊为研究对象,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盛况空前。以杂志为中心,汇聚了兼具“报人”与作家身份的小说创作群体,杂志的办刊理念影响了创作风气的转变,而白话报刊的出现和白话文学的倡导,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孙宝国^[9]（2005）在《18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新闻传播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全新视角,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时间、空间和行业三个维度,理清了 18 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发生、演进的基本脉络;揭示了 18 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与欧洲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阐释了现代报刊发端于欧洲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 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考察文字的发明和欧洲文字的演进;第二、三章考察纸莎草纸卷和羊皮书这两种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文字传媒;第四、五章考察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西传以及相伴而生的印刷书籍和小册子;第六、七章考察现代报刊的萌芽和诞生,其中第六章考察以手抄小报为代表的现代报刊的史前史,第七章考察以现代日报出现为标志的现代报刊的发生史。 18 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演进的终极动力是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8 世纪以前欧洲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对文字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使得包括文字信息在内的信息传播的容量与频率逐渐增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文字传媒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传播科技每一次突破性的进展,都会大大提高文字传媒承载、传递信息的能力,因此通常都要伴随着一种新文字传媒的诞生;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早期,18 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彩,满足方式必然呈现多样化,这就要求文字传媒承载更多的内容,传媒的形式和容量自然有增大的机会。 文字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送手段,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它打破了原有口语社会的秩序,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智慧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在 18 世纪以前的欧洲,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封建社会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过程,实质上也是文字传媒从由极少数人独占和垄断到由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分享和共享的过程。轻便的纸莎草纸卷的广泛应用有利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对国家实施有效管理;耐久的羊皮书适合于保存和传播宗教典籍,极大地增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促进了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教俗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批量生产的印刷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宣传宗教改革思想的锐利武器,极大地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现代报刊作为政治斗争、舆论表达、普及知识和商业广告须臾离不开的最有效载体之一,不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着道路。 18 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的演进离不开时间、空间和行业三个维度。从时间维度来看,从遥远的古代到漫长的中世纪再到现代早期,欧洲文字传媒的演进是一脉相承的,从来没有真正地中断过,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从空间维度来看,从对埃及纸莎草纸的采用到对中国造纸术的改良再到对中国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革新,欧洲文字传媒的演进从来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从行业维度来看,从语言传媒到手抄文字传媒再到印刷文字传媒,18 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对原有技术和传播模式的一种叠加和整合。

周建新^[10]（2003）在《2002年印刷史研究文章观点综述》文中指出 人类摆脱蛮荒,寻求文明,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历史是靠出版与印刷人的双手记录下来的。蔡伦造纸术的改进、雕版印刷术的运用、毕昇活字版的发明,不仅为人类出版业的开创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而

二、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连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连载)（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地区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叙事与启蒙 ——鲁迅与“新兴木刻”再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5）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书局与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8）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9）18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连载)（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地区的中国出版史研究[D]. 王国婧. 山东大学, 2019(09)
• [3]《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研究[D]. 杨雨薇.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4]叙事与启蒙 ——鲁迅与“新兴木刻”再探讨[D]. 陈沁杰.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5]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6]近代书局与小说[D]. 苏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7]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産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J]. 辛德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4(00)
• [8]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D]. 张霞. 复旦大学, 2011(12)
• [9]18世纪以前欧洲文字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D]. 孙宝国. 东北师范大学, 2005(04)
• [10]2002年印刷史研究文章观点综述[J]. 周建新. 中国印刷, 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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