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对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

一、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黄涛^[1]（2021）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真相探索与现实关怀：以费正清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具有学科意义的美国中国学始自二战中的东亚区域研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研究学者起到了建设性作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中国学发展进程,已经清楚地体现了美国中国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真相探索与现实关怀上的巨大历史性贡献,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进入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无论在中国历史的真相探索还是在文化的现实关怀上,美国中国学研究都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影响了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实现真相探索和现实关怀真正有效的结合,是包括费正清在内的美国第一代、第二代中国学家们的阶段性使命,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以费正清为中心的考察,试图探究其对中美文化互鉴的意义,回应当下的中美问题。

田语^[2]（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黄秋硕^[3]（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表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白璐婷^[4]（2020）在《“他者”视域下的中国改革开放 ——以美国“中国通”傅高义为个案的考察》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对于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同样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中国的巨大成就及其深刻社会变化,使得当代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在关注当代中国发展之路的美国学者中,有一批以研究中国为志业的中国学家。有着“中国先生”之称的傅高义即是其中之一。傅高义自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关注中国,尤其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先后撰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以及《邓小平时代》等多部着述。傅高义之所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关注,即是强烈的现实需要使然,亦与美国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变化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学术机缘有关系。他之前的中国研究与对东亚一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考察为其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傅高义看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主要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无论是对富强的深刻期盼,还是在对比中产生的强烈的进取心态,中国的改革都势在必行,时代造就的英雄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社会机构的深刻变革,亦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有着强有力的集中领导、采用了“现代精英治国”模式、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原则,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当然,在他看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过程中,也还面临着维护政权的权威、反腐建设的推行和合理确定自由界限的尺度的艰巨挑战。傅高义的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具有鲜明特点,其一,在研究目的上,在服务美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他希望能增进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在研究方式上,他进行了从点到面的持续纵深追踪;在研究过程中,他擅于去挖掘和运用新的史料,常常使用对比的方式,来总结共性与个性;在叙述成果时,他实现了理论分析与史事呈现的精妙融合。与任何一部着作一样,其着作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就其局限而言,主要在于将中国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错误的归于为实用主义,割裂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简单的派系斗争模式解释中国政治的改变。尽管如此,傅高义的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仍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我们应该在中国研究中吸取国外学者的有益经验,包括独特的学术认识、重视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运用、加强历史视野的考察等。在理解国外学者观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研究目的基础上,努力解决中外之间代沟,推动中外互学互鉴与相互理解。在交流中,将中国理论与中国崛起的故事紧密融合,更好地推动中国声音的世界化。

许磊^[5]（2020）在《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埃德加·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他坦承编译过程让他收获很多,可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不仅如此,《活的中国》选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外译起步阶段最为成功的一次努力,为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做出了贡献。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没有给予《活的中国》编译足够的重视,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仅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注脚一笔带过。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活的中国》选集,对其中的翻译策略选取展开探讨,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为将《活的中国》编译研究引向深入,本研究以编译主导者斯诺的在华“社会轨迹”及其思想演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下几个重要问题:《活的中国》选集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选集中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以及《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注重搜集与使用与个案相关的一手史料,同时借鉴具有解释力的西方翻译理论,力图做到论证有“理”有“据”。在描写的同时,注重解释,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本研究针对目标个案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1）《活的中国》编译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情况如何?为何这样选择?（2）《活的中国》选集建构了怎样的现代中国形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形象?（3）《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通过考察相关史料发现,《活的中国》选材经历了前期的编译计划调整以及两轮入选作家的筛选和调整,才有了现在的选集目次。经过两轮入选作家筛选和调整,多位非左翼作家纷纷落选,左翼作家的比重大幅提高。选集选材过程体现了斯诺思想上“左转”的过程,他逐步相信左翼思想是正在改造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斯诺的选材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倾向政治立场有代表性的作家;二是侧重选取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的作家。为了将个人叙事植入译文中,斯诺主要使用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译文的改写:首先,利用时空建构,将原文中的批判引向现实社会;其次,通过原文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改换原文中受压迫民众和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采用标示式建构意在加强民众的反抗诉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文本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合力之下,斯诺建构出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形象:深受多重苦难的中国,觉醒与抗争的中国和红色革命影响下的中国。在深受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部分受压迫民众开始觉醒,但尚未有所行动,反抗的诉求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激进分子。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因民众的无知而被误解。斯诺对现代中国“他者形象”的建构也折射出斯诺对美国“自我形象”的思考:美国不应以武力介入中国事务,而应扮演民族自决原则扞卫者和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活的中国》选集是《西行漫记》的前奏。在编译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各阶层民众的革命诉求以及中国命运等问题了解更加深入,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陕北之行为斯诺的思考提供新素材和可能的答案,并以《西行漫记》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研究是探讨记者型译者行为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斯诺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国家形象建构策略以及译介行为评价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庞琳^[6]（2020）在《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文中研究表明孟旦（Donald J.Munro,1931—）是美国着名汉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哲学系荣休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其成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早期中国“人”的观念》（1969）、《中国当代人性论》（1977）、《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1988）、《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1996）、《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2005）、《应用伦理学:私人和公共选择中的实际指导原则》（2008）等。本论文《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旨在梳理孟旦的汉学研究之路、研究成果、研究范式及其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汉学（中国学）、新儒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思考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来自汉学家的他者视角。本文以孟旦一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为主线,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译介与总结:第一章“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主要从家庭、教育、留学、教学、汉学研究及其成果等几个方面介绍孟旦的汉学历程。第二章“前期汉学的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讨论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当代人性观》、《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三本书,总结孟旦提出的自然平等观、人的可塑性、结构性形象等观点及其研究方法与贡献。第三章“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讨论了《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三本书。根据心灵簇、人的可塑性的基础上,应用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整体思维及一种中国政治认识论--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实际可行的新伦理学等观点。第四章“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特点与创新”,总结他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特点,如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原典的历史进路、中西比较的进路、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路;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发明使用诸多新的哲学术语、趋于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孟旦与现代新儒学的深厚渊源及其推崇的儒家哲学立场,等等。概而言之,孟旦的儒学研究,以孟子的“四端之说”人性论为基础,进行了对美国儒学的建设工作,期间创建了哲学概念和方法,提出了结构性形象（隐喻）、移情、心灵簇、整体主义、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价值与事实关涉等术语,用以阐释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人性论和伦理观,并在自己的写作、教育、社区建设与日常生活中积极地践行儒家理念和新伦理原则,把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与唐君毅式的知行合一统摄于一身,不进行道德说教（morality theorizing）而是践行道德（morality performing）,活出了中西互鉴、东西合璧的现代儒者风范。他和许多儒学学者们一道,正致力于建设美国儒家体系。

张焮^[7]（2019）在《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世界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另一方面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种种危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西式“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遭遇空前挑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此长彼消,预示着“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各种变化和挑战纷至沓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自然首当其冲。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精英阶层对华认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四十余年里,美国主流对华认知基本延续的都是现实主义中国观,强调“以交流促改变”,即认为西方世界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利用商品、信息和人员等的自由流动来演变中国。但是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趋势变化,这一中国观的现实基础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不少精英人士在观念上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去演变中国。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两相结合之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密集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最为典型的论述就是2018年权威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文大肆否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的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更是直接宣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启。这些都可以明显看出“强硬遏制中国”的思想再次抬头。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也是新动作不断。先是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单方面悍然发起对华贸易战;后有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常态化”。种种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对华认知上,保守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何理解这些新变化?这些关于中国的新论述是特朗普治下的阶段性产物,亦或是美国中国观彻底转向保守主义的先兆?回溯历史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本论文通过历史研究来回应当下的这一重大问题。1949到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的发展变迁,为我们处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其间,美国中国观有两次根本性转变,一是1950年从短暂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转向极端反共反华的保守主义,之后保守主义中国观长期在美占据主流;二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至上的保守主义桎梏,现实主义中国观重新开始缓慢崛起,最终在1972年前后确立为美国社会的新主流。本论文重点分析196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义中国观逐渐式微和现实主义中国观走向兴盛的历程。以期通过历史性的追根溯源,来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内在逻辑、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美国中国观的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将以“百万人委员会”为中心分析保守主义中国观,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中心分析现实主义中国观。本论文认为保守主义中国观的核心论述是“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现实主义中国观的核心论述是“中国统治牢固”论、“孤立中国无用”论和“以交流促改变”论。通过详细梳理1949-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发展变迁的脉络与逻辑,本论文提出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存在两大模型。实在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世界格局、美国形势和中国现实共同决定,其中最根本性因素是各方实力消长所带来的世界格局之变化;建构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美国的自我认知和美国对世界的认知共同决定,其中基础性要素是美国的自我认知。本论文强调,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这两个模型不可偏废,两者的结合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基于历史分析和对中国观动力机制的探究,本论文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看似不同,实则高度一致。两者都致力于维护美国霸权、化解“中国威胁”。两者都是把中国置于一个需要改造的位置上来进行审视,中心议题都是“改变中国”。不过在“如何改变”这一问题上,保守主义中国观坚持“以压促变”,而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倡“以交流促改变”。也就是说,两种中国观的分歧,更多的是策略性分歧,而不是根本性分歧。正因如此,当前美国中国观的保守主义回潮,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其内在逻辑。从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中,可以推断出美国中国观很可能会迎来一场大的转变。本论文提出,如果美国中国观在未来彻底转向保守主义,新版“中国威胁论”成为主流,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恐将很难避免。如果中美两国能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未来的美国中国观有望超越“美国中心主义”,中美两国也有望超越价值观冲突,重回合作共赢的道路。

王思聪^[8]（2014）在《赖德烈的中国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生于1884年8月6日,卒于1968年12月26日,是耶鲁大学基督教传教史和东方学教授、美国20世纪最着名的基督教史史学家、东方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49年）。赖德烈是美国中国学萌芽时期的开拓者,年轻时参加美国海外学生志愿传教活动,并在1910年至1912年到中国长沙雅礼会（Yale-in-China）做教育传教士,这个经历塑造了他未来的学术兴趣和事业选择。在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还茫然无知的时候,赖德烈是少数几个开始从事中国研究并且把中国知识带给美国的学者之一。在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崛起之前,赖德烈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二战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费正清领导的哈佛东亚研究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与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代替了与传教事业息息相关的中国研究,赖德烈的领导地位逐渐失去了。但是,赖德烈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中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囿于资料的限制,中国学术界缺乏对赖德烈系统、深入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个别着作的翻译和零星知识的介绍,而国外学者对他的中国学研究比较少,多数人把研究重点放在他的基督教传教史领域,这体现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本文将以历史的方法和跨文化分析的方法,考察赖德烈在中国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分析其中国研究的学术维度、逻辑和特色,在其个人与所处特殊时代背景的互动中,揭示他对东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主要观点和立场,评价其研究和认识的先进性和局限性,分析赖德烈在美国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丰富我们对20世纪初期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动力、特点及其对后来现代中国学影响的认知。全文除导言和结论之外分为6章。导言部分着重介绍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中西文献的综述突出了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一章,主要考察赖德烈开始从事中国学研究的缘起,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对他的影响,特别是耶鲁大学对塑造其人格和最终事业选择的关键影响,以及他青年时期参加美国海外学生志愿传教活动的经历对其立志从事中国研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第二章,在文本阅读的基础上,结合跨文化分析的方法,考察赖德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介绍其主要着述,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观点和立场。第三章,通过考察不同时期,赖德烈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着述,分析他对中美关系和东西方政治关系的态度、立场,揭示其中美关系研究的本质、特色和内在逻辑。第四章,通过考察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分析他对基督教在华传播事业及其影响的立场和观点,分析他中国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特色。第五章,描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汉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特点,确立赖德烈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的坐标,以此作为考察他成为美国中国学领导者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贡献的基础和参照,明确赖德烈在美国汉学发展中发挥的历史作用。通过与费正清学术的比较,分析赖德烈对后来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赖德烈中国研究的先进性和局限性,揭示赖德烈的学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原因。第六章,通过原始档案的解读,考察赖德烈在20世纪初美国中国学早期发展中的实践活动,探寻其在组织“中国研究促进会”以及后来的“远东协会”等中国研究学术团体中的活动踪迹,论述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结论部分,对全书做出总结,分析赖德烈的学术身份和学术特色,及其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在美国中国学研究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本研究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赖德烈的个案研究,希望通过该研究能够对赖德烈的中国学有一个综合、中肯的评价,也通过考察赖德烈的研究与时代背景的互动,丰富我们对二战前的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的知识,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吴筱筠^[9]（2014）在《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发展。美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特色”所指的特殊性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又是源于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的现状、发展及背后的深层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未来影响作出合理预测的需要。美国的相关研究不仅研究队伍人数多、研究成果丰富,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可以从中窥见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各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相关问题的各种主流态度和倾向。新世纪以来,美国各界的研究者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取得的成就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抱有浓厚的兴趣,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等关键问题。美国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从开端到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客观公正的学术性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实用性是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特殊双重属性。我们了解、分析美国的研究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关于中国的全方位因而更充分的信息,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观察更平衡,认识更全面。本文试图把握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现状,包括研究机构、研究者、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内容。在尽可能客观展现各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视角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揭示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特点,为国内学界提供不同角度的理论观察,拓宽视野,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某种参考。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除导论、结语和附录外,正文为五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和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框架和研究重点。第一章重点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机构和研究队伍方面的现状。纵向梳理了20世纪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这一时期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的发展成就,展示了这一时期为新世纪研究所奠定的基础。研究机构的现状体现如下：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性机构可分为高等院校中的机构如学系、项目和研究中心以及智库等独立组织两类。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各分校等大学,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镇。美国大学还纷纷与中国高校合作开展国际留学项目,培养能够直接接触和了解中国的人才。美国智库在当代中国研究中最关注的领域就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智库所贡献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占的分量较重。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研究队伍的现状则体现为：研究队伍的数量不断扩大,其人员构成也日益多元化和国际化。由于留学和交流的机会增加以及美国汉语教学不断发展,研究队伍汉语水平普遍提高。华裔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彰显。第二章重点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载体。首先梳理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学术研究资料的积累。传统出版载体中,学术期刊的数量在新世纪有增加,出版的图书则以学术类专着和论集为主,出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图书通常是由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有相当大份额的图书是以丛书形式出版的。还有多种新型载体出现：相关研究活动的视频、专家博客、研究者向有关部门提供的证词和研究报告、相关问题研讨会、新闻媒体上发表观点等。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为上下两个部分,共同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然后重点概述新世纪以来美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定位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及配套改革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等等。力求体现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在内容方面呈现的特点和趋势。第五章重点分析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特点,指出其相对于中国国内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并从中得出美国相关研究给国内研究带来的启示。结束语主要阐述了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作出展望。附录部分提供了新世纪以来美国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重要的研究机构信息列表,以及研究专家的名录,作为本研究的特色成果,力图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翔实、可信、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吴原元^[10]（2013）在《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文中指出费正清不仅是美国着名的中国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几经变化:新中国成立前,迷恋与赞赏中共革命;新中国建立初期,拒绝与仇视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0年代中后期,对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持不确定与批判的态度;中美关系解冻后,则转变为承认并理解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的嬗变,启示我们必须正确、理性的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

二、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真相探索与现实关怀：以费正清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他者”视域下的中国改革开放 ——以美国“中国通”傅高义为个案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论文提纲范文）

（8）赖德烈的中国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四、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真相探索与现实关怀：以费正清为中心的考察[J]. 黄涛.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1(06)
•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他者”视域下的中国改革开放 ——以美国“中国通”傅高义为个案的考察[D]. 白璐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5]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D]. 许磊.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D]. 庞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D]. 张焮.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赖德烈的中国学研究[D]. 王思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4)
• [9]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D]. 吴筱筠. 武汉大学, 2014(09)
• [10]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J]. 吴原元. 东方论坛,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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