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爱泰党为何获胜

一、泰爱泰党何以胜出（论文文献综述）

靳晓哲^[1]（2020）在《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

郭雷庆^[2]（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指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陈平^[3]（2016）在《观念、制度与利益：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文中指出集体行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维系着人类社会,从其产生根源上看,集体行动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国家的雏形——城邦的产生是一种集体行动,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强调多个个体达成的一致行动;在政治学领域,集体行动既包括制度化的集体行动,也包括超出制度化框架的集体行为,后者强调非制度化和非常规化,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集体行动,这引发我们思考:为何集体行动能够发生,或者集体行动是如何得到参与个体的同意?哪些关键因素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这涉及到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本文提出一个有关集体行动发生的解释框架:观念—制度—利益,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集体行动的发生进程。观念的认同是集团内部一致行动发生的前提,而观念的不一致是导致集团组织之间发生集体行动的因素之一,但观念的冲突并非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充分条件,那么观念的冲突如何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或者两者之间经过哪些中间变量发生联系?同样,制度因素、利益因素如何在集体行动的发生中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解决的核心问题。此外,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研究特定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必须在具体条件下掌握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的解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观念—制度—利益”的分析路径。学界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三种模型在理论上阐释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每一种模型的核心问题是搭便车困境,除非被排除在他人带来的利益之外,个体没有动力参与集体行动以增加公共利益。但在相关约束条件下,集体行动的困境能被消除,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并非不可能。本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从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因素分析集体行动的动因。同时,观念、制度与利益三者之间并非相互独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关系状况决定,在其政治结构的分析中,生产关系（阶级体系）与生产手段（技术和物质资料）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包括上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以及中层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观念、制度与利益三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层次性。观念因素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密切。观念的一致或认同是集团内部一致行动的前提,而观念的冲突是集团间爆发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任何集体行动的达成,其前提是获得集团内部成员的一致认同,集团提出的目标或方案能够获得成员情感心理的认同。人类社会最初的、影响最大的集体行动是国家的建立,而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观念,在人们建构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个唯意志论的政治权威,即政治权威来自人们的意志,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于人们对它的服从是自愿的,而且这种唯意志论假定所有人在服从政治权威时是一致同意的,一致同意是社会契约论的本质特征。同时,观念之间存在冲突也是常见的,严重的观念冲突引发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国家认同危机上,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前提,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也使国家认同不断遭受挑战。族群因素、宗教因素主要通过观念发挥作用,观念因素是社会分裂的思想根源,社会分裂因素通过选举程序转变为政治分裂,严重的政治分裂引发的集体行动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基本制度的认同是现代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引导社会一致行动的前提,制度自身设计的合理性、制度运行过程的规范性、制度与所根植文化环境的融合度是引发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对制度的认同,民主制度作为基本的制度框架,为政府行为提供规范,是人们基本政治行动的框架;现代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已经由政绩认同发展到制度认同,具体制度的架构直接影响人们对制度的认同程度,选举制度作为一种精英选拔机制,在具体层面具有可操作性,投票原则影响甚至决定选举结果,选举很难处理个人理性与集体决策的关系,易导致社会精英边缘化,帕累托最优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易发生矛盾;政党制度的竞争程度、党争民主的形式、制度与文化之间的适应度等等这些是集体行动爆发的潜在因素。利益因素是当前引发集体行动的关键动力。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反映出人们利益观的变迁,古希腊时期的利益观,虽然也出现部分超前的个人利益主张,总体来说,城邦崇尚至高的公共利益,个体是保障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受到启蒙,经过功利主义的洗礼,个体的理性不断觉悟。现代社会的集团理论以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博弈为出发点,探讨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奥尔森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解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的悖论关系。利益因素不仅包括物质经济利益,在政治权利、社会身份、生态诉求等方面获得满足也属于利益因素的范畴,因而对此类集体性的规制必须建立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作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观念、制度与利益三种因素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研究三者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集体行动至关重要。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基础,观念和制度是利益实现的保障,从集团内部来看,观念因素的一致、制度的认同与利益的一致都是促使一致行动的基础,同时这三种因素处于动态地互动之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集体行动的进程。同时,集体行动必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环境,从“观念-制度-利益”的分析框架中能抓住其主要的发生动因,但分析特定环境中的集体行动的发生,依据三者的互动状态的差别,可以分为利益型集体行动、观念型集体行动以及制度型集体行动。三种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的划分,并不否认其他两种因素的作用而是凸显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实现对集体行动的规制必须在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综合把握,在统筹整合中注重关键因素的作用。

刘志敏^[4]（2016）在《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泰国“黄衫军”运动》文中指出2006年,“黄衫军”掀开了反他信斗争的序幕,此后,他们为了达成自身政治要求,为推翻现有民选政府,一次又一次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集会活动,对泰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政治参与视角下“黄衫军”,关注的问题是历次“黄衫军”运动所在政治参与人员构成及政治诉求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同时对以“黄衫军”为代表的泰国中产阶级何以从自由走向保守,其进步性的为何会消退这一问题产生了一些思考。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技术,借用政治参与理论,按照时间顺序,将“黄衫军”运动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反他信政府时期（初期）、反沙马和颂猜政府时期（高涨时期）和反英拉政府时期（持续高涨时期）三个时期,从政治参与发生的背景、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参与诉求、政治参与影响这四个方面入手展开对泰国“黄衫军”运动的三个时期的分析。每一时期引发“黄衫军”运动的原因都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其政治参与主体和政治诉求也有所不同,他们深刻地影响了泰国的政治局势,对经济、社会方面也造成一定影响。最后,根据对上述运动的探讨,总结出“黄衫军”运动的逻辑：一是历次参与人员的规模较大,且参与人员具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势力,对泰国政治局势有很大影响力；二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参与人员的政治诉求也在不断深化,从一开始只是针对他信及亲他信政府到上升到要求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反映出参与人员政治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另一个思考便是“黄衫军”为代表的泰国中产阶级进步性的消退,其原因来自于：1、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造成相对剥夺感；2、中产阶级天然的双重属性：保守性和革命性；3、泰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等级观念和庇护制的根深蒂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国内外关于泰国政治的研究不在少数,大多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王室、军队等方面来探讨,专门研究泰国某个社会运动的文章并不多见。事实上,从社会运动可以看到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上出现的问题,能为今后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孙希江^[5]（2015）在《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关系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任何社会都会有集体行动,有集体行动就会有合作的需求及其组织化体现,民间组织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伴随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等浪潮扑面而来。对于20世纪晚期出现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认为其意义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晚期的意义。西方民间组织的发展是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环境危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反观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民间组织迅速成为新的社会现象而为人们所瞩目,民间组织在跌跌撞撞中开始发育、逐步成长并走向繁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规模、质量必将迭生变化,而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在把握民间组织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领导、有序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舍此别无他途。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民间组织的内涵特征、价值功能等为着力点,循着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思路,在深入洞悉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对革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论文由导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导论部分首先对选题的依据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回顾了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状况,并指出了研究的成效和不足,最后提出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重点,指出文章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在对民间组织的一般原理进行纵深剖析的基础上,先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联及二者的互动模式。而后,分别对革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个历时性的认识。最后,提出密切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总体思路及对策建议。正文共分六章,基本思路是:第一章阐释民间组织的一般原理。以问题为导向,探讨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应当紧紧围绕民间组织破题立论。民间组织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点;该如何区分民间组织与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概念;民间组织为什么会产生,民间组织存在的价值功能何在;民间组织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是什么,这些都是本章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充分把握民间组织的本质,本文才会有充足的立论依据。第二章开始对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产生及互动模式进行探讨。从本源角度讲,最初的政党具有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政党逐渐介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支撑之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价值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在多元性、异质性的社会生态中,政党与民间组织这两种合作、竞争、冲突等不同状态杂糅并存的社会组织,基于各自的生存逻辑和运行规律,承担着或同或异的功能作用和价值使命,形成了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类型。第三章着力探讨革命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生态的产物,不可能不受深渗透到社会结构骨髓里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影响着党对社会的认知与判断以及党与社会关系的处理。革命时期,基于革命战争压力和自然惩罚机制,党对民间组织持“存在就是胜利”的基本态度,不遗余力利用民间组织介入革命事业。这个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类型是互利共生,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手段基本是非权力影响力。反思这一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主要得出两方面认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民间组织问题上倾尽心力,积累了与民间组织打交道的丰厚经验。另一方面,革命时期党对民间组织的理念、政策、体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具体的做法也有待商榷,如权力目标决定下的有限利用、民间组织价值体现的偏颇、群体行为中的非理性倾向等。第四章分析计划经济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造就的单调的利益格局中,社会的发展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新中国建立后,为根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系统改造。与政权建设几乎同步进行的工作是,党对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民间组织的重新定调,体现在行动上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对既有社会组织的清理整顿。经过这样的社会重建和政治改造,党与民间形成了隶属型关系。反思这一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总体性社会”是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在肯定其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不能忽视计划经济时期党所形成的对民间组织的思想观念、政策方针以及体制机制,对改革开放后党处理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的巨大影响。第五章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阶段对党的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中国社会转型的运行逻辑,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威对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协调与平衡问题。社会转型期党的社会整合遭遇了多重困境。这一时期民间组织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但“双重性”的基本属性制约了民间组织的有效发展,导致执政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依赖和利用处于极低的水平。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民间组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当前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尚未完全定型,长远来看要形成领导-合作的关系模式。第六章提出密切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总体思路及对策建议。从管理到治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最明显的区别。当作为被管理对象的民间组织跃升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转换要求执政党、政府和民间组织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因此要坚持政党领导原则;执政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因此要坚持权力制衡原则;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要通过法律予以协调,因此要坚持法治原则;西方执政党处理与民间组织关系经验较为成熟,因此要坚持交流互鉴原则。最后,提出密切执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政党有符号资源和权力体系的组织优势,民间组织有社会需要的生存依据和轻便灵活的服务优势,如何将两种优势转化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是执政党的重要课题。因此,执政党要坚持引导和培育并重的方针,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有效整合。民间组织也要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加强自我完善。

黄伟^[6]（2013）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新加坡是一个典型奉行“精英主义”的国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录用和培养党政领导干部中践行政治精英录用理念,培养出大批政治精英人才,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根植于浓重的现代精英主义文化,受英国政治价值观、移民国家政治价值观及传统儒家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影响。政治精英录用是新加坡对于“精英主义”的一个重要实践与创新,更是对其他国家执政党选拔培养党政领导干部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政治精英录用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模式,旨在结合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探索革新领导人才获取机制并提出相关思考,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文章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案等。正文第一部分首先是背景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是其政治、社会与文化多重作用的结果,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多重作用更是保障了政治精英录用的践行与发展；其次对政治精英录用的基本途径进行了概括。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党内播种和党外纳贤。人民行动党一方面注重对青年才俊的招募,跟踪式培养党内后备干部精英,另一方面则主动出击,罗致社会各领域精英人才,广纳海外精英；然后,本文重点探析了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的选拔机制。在选才标准上,坚持了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严格的精英选才指标,在精英培养条件上,坚持先天资历与后天培养并重,选拔的范围秉承“开放式撒网”原则,而选拔的方式则是与选举相融合；再者,总结出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的功能是一党独大的人才保障与“精英主义”的传统承传；最后,关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的启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与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分析了革新领导人才获取机制,创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拓宽领导干部选拔录用渠道、完善干部任用监督体系是革新领导人才获取机制的主要内容。论文的结语部分是对本文的研究总结,强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模式对于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同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之处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周方冶^[7]（2012）在《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文中指出本文采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层级式互动框架,对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的发展变化,主要取决于跨越式发展进程中结构性失衡引起的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竞争与妥协。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人集团与王室-保皇派从冲突到结盟的政治关系转变。从长期来看,新资本集团的政治崛起将使得王室-保皇派再次被边缘化。

周方冶^[8]（2011）在《从威权到多元：泰国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路径》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探究了促成其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路径,并在初步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泰国政治前景的中长期走势。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基本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对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并介绍了本文的结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本文以“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为切入点,以“政治权力结构”为立足点,将政治转型过程抽象为“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传统”双重循环体系的相互磨合过程。第二章分析了泰国20世纪60年代“泰式民主”威权时期的“层级式”政治权力结构,探讨了军人集团政治主导地位形成过程中经济利益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的相应调整,回顾了60年代泰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王室-保皇派的政治复兴、曼谷政商集团的政治独立以及地方豪强势力的政治崛起。第三章分析了泰国20世纪70年代初军人威权体制的瓦解过程,70年代中后期左翼与右翼各派政治力量间的权力之争,以及80年代初半威权半多元体制的“三元制衡”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第四章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初半威权半多元体制瓦解、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兴起,分析了90年代无序多元体制“碎片化”格局存在的政府治理难题,探究了1997年宪法颁行所体现的政治转型要求。第五章回顾了21世纪初新资本集团的政治崛起,分析了其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与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的分歧,探讨了2006年以来泰国政治持续动荡的根源。本文认为,泰国政治冲突难以平息的根源,在于“挺他信”阵营以新资本集团和农民群体为主的激进派与“反他信”阵营以王室-保皇派和军人集团为首的极端保守派之间难以调和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分歧。本文在结语部分指出,泰国政治转型的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调整引起的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侵夺与竞争”,并将在外部因素与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沿着“经济开放-政治多元”目标曲折前行。从目前来看,泰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将会在传统王权日趋衰退的前提下形成以新资本集团为主导的有序多元体制。

程玉红^[9]（2010）在《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发展和政党变革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浪潮冲撞之下,公民控制公共权力以及支配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实现途径多样化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政党变革是不可逆转的、不可抗拒的、不可消除的客观现象。二战后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存在着技术变化、人口变化、快速的政治生态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革。研究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变革是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诸多问题的迫切要求,具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本论文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比较分析、网络调研等方法,从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新现象入手,结合网络时代民主政治沟通渠道现实状况,透视网络时代政党变革的挑战与机遇,探究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政党变革的特征与原则以及政党组织与政党意识形态变革的动态与措施。论文由导言、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导言部分:包括研究问题的缘起、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政党面临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新现象。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新现象表现为网络参政与体制外政治参与。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革新带来的新变化。网络参政构成新的政治沟通渠道。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表现为既有的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不能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走向互联网络,并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从空间与体制视角审视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新现象,分析比较得出政治参与空间差异以及体制内外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些矛盾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渗透及其普世化。第二章,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政党变革面临着的挑战与机遇。政党是历史的客观的政治现象,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于政党含义以及政党变革的理解有所不同。政党是代表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有着共同政治意愿的获取政治权力或参与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政党变革是政党组织自身的改造。西方政党变革理论研究指出了西方社会政党调适的重要性,我国学者研究指出政党现代化之路。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全世界许多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政党变革的挑战来自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渠道、社会群众基础、政党组织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嬗变。政党积极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挑战,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则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新机遇。第三章,政党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变革出现的特征、原则与目标。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政党变革的特征是政党为何变革以及怎么样变革等政党变革过程中的形态提炼与概括。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政党变革的原则是政党变革过程中应该把握的尺度。这些特征和原则也是政党、社会、国家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发展要求。政党变革显然是有目标的,目标是网络时代政党变革的重要指向标。第四章,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的政党组织不断进行革新。网络时代政党组织结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与领导体制等受到政治参与发展的强烈影响,客观发展要求政党组织进行自我革新。政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从精英型政党走向群众型政党组织形态各异,网络时代出现了网络党、媒体党、问题党等新型组织形态。政党组织形态出现的这些变化需要政党顺应时代潮流采取积极措施,重新定位政党的组织性质,扩大政党组织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调整组织结构,革新组织方式及其体制。第五章,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变革。政党意识形态反映人们对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与主张,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和发展的观念和原则。网络时代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变化、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政党意识形态出现中间化、弱化态势。政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推进政党意识形态的建设,适时变革。政党意识形态变革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既要体现网络时代特征,也要不断开拓创新。结语部分简要地阐述了本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高波涛^[10]（2010）在《泰王普密蓬·阿杜德政治威信成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普密蓬国王在泰国的政治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泰国政局中有着巨大的威信。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泰王普密蓬的政治威信的成因：泰国宪法规定了普密蓬至高无上的地位,泰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普密蓬个人魅力的影响。最后,本文分析了威信君主普密蓬与泰国的政治进程。通过以上的论述,对普密蓬何以具有政治威信便一目了然。

二、泰爱泰党何以胜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泰爱泰党何以胜出（论文提纲范文）

（2）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观念、制度与利益：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泰国“黄衫军”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关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8）从威权到多元：泰国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9）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泰王普密蓬·阿杜德政治威信成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泰爱泰党何以胜出（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D]. 靳晓哲. 南京大学, 2020
• [2]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3]观念、制度与利益：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D]. 陈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4]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泰国“黄衫军”运动[D]. 刘志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关系问题研究[D]. 孙希江.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6]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精英录用模式研究[D]. 黄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7]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J]. 周方冶. 南洋问题研究, 2012(02)
• [8]从威权到多元：泰国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路径[D].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9]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变革研究[D]. 程玉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10]泰王普密蓬·阿杜德政治威信成因研究[D]. 高波涛.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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