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唐锦锋[2]（2021）在《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王阳明和康德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王阳明真正地实现了儒者“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达德”于一身,是现实化的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他开创的“阳明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重大学术流派。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流派,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他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以王阳明的“良知”和康德的“自由意志”为题的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位具有代表性思想家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伦理精神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乃至促进我们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开展对自我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增进对自我文明的认知,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互学与互鉴,增进中西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这种伦理思想上的比较研究将立足于全球化交往实践纵深发展的客观实际,以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和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现实诉求,通过比较的研究,认知与交流、反思与批判、解构与建构,建设既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又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现代化的中国伦理精神。本论文拟将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除外）,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概述王阳明与康德的生平及其伦理思想。首先,论文考察了王阳明与“良知论”,内容侧重于王阳明的家世,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其中比较突出地阐述了发生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三次重大的转折,并具体研究了促成这种重大转折过程中的个人际遇、学术因缘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介绍王阳明的“良知论”时,主要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全面展示王阳明道德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其次,论文考察了康德的生平及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概述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介绍了他的重要哲学着作,并重点分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时代哲学背景之间的深层次的关联,通过“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休谟的怀疑”、“卢梭的批评”的论述,展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在介绍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时,主要从“自由意志”之界定、“自由意志”之法则、“自由意志”之实现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揭示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第二章,道德的先天根据。本章内容分别考察了“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先天性,辨明论证“良知”是先天而内在的,“自由意志”是先验而超验的观点,并考察了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原因,“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中西思维方式。第三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与康德在道德修养与教育问题上的主张。王阳明的道德修养是通过工夫的修炼完成的,康德的道德修养则要求认识道德律,认识绝对命令的三个公式。王阳明的道德教育立基于“良知”的普遍性,积极引导社会大众“致良知”,培养具有圣贤气象的道德人格。康德的道德教育主张对社会大众进行理性思维训练,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意志”的纯粹性,感受到道德的崇高,激发他们对道德的敬重感,促进大众道德行为的实践。在充分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研究了王阳明重视实践的历练而康德则强调理性的训练的深层原因,“重践履”与“重知识”的不同中西伦理传统。第四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指向的道德的至高目标。王阳明的道德理想是成就圣贤人格,实现“万物一体之仁”,而康德认为有道德的人有理由去追求“德福一致”的实现,它是理性赋予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比较“万物一体之仁”和“德福一致”的基础上,论证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共同具有的德性优先性以及禁欲主义的特征,并辨析这些特征在程度上的差异性。第五章道德哲学的“人性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中的有关“人性”的主张,比较他们有关“人性”的结构、本质的论述。第六章道德哲学的“动机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的“动机论”特征,并指明“动机论”的道德学说存在着动机检验上的困难,根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出自“良知”或“自由意志”。最后,围绕着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问题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之间进行了比较,论证了王阳明的“良知论”是不完全的道德自律学说,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是完全的道德自律理论。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结语部分主要探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可能的“和合”。这也是本论文进行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最终的理论成果。本论文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至少能够在五个方面进行“和合”,从而为能够开创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既能立足当下又能面向未来的,属于中国新时代的伦理与道德精神提供助力。
赵盛梅[3]（2020）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伦理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宝藏。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人们遭遇的某些精神困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转化和创新,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是当前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之一,以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进取的精神、直面现实的品格以及躬行践履的工夫进入我们的视野,教育人如何通过主观践履冲破内外障蔽,化德性为德行,实现从理念伦理到实践伦理的转换。其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精华,有助于强化道德观念,提高主体意识,通过事上磨炼提高实践能力,塑造道德品格,坚守良知初心,对我国当下开展道德教育,推进道德建设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要想充分发挥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目前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本论文所论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王阳明道德教育的目标、理念、内容、原则和方法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发掘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含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具体分为“以何转”、“何以解”、“何以转”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何转”,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以何价值内涵转化成为新时代道德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通过详细阐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明朝中期的历史背景,认真梳理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展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脉络。第二章,呈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全面深入地阐释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清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框架构成和完整面貌。第二部分,“何以解”,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对新时代道德教育建设的启发。第三章,通过考察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评析,分析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反思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深入探究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精华,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道德教育现状,提炼和彰显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的当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第三部分,“何以转”,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和道德教育出现的问题,利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精髓给予启发和价值借鉴,进而开展创造性转化探索研究。这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第四章,从现实论域探索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包含当代道德教育境遇和转化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第五章,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和创新性实践探索,包含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和实践。以期经创造性转化后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智慧借鉴。
王晓娣[4]（2020）在《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程朱理学对心性关系的阐发方式是以性为体、化心为性、化人心为道心。这种思路在将外在的具有普遍性规定的“天理”上升为绝对道德律令的同时,也逐步消解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抑制着个体的感性存在。因此,理学伦理思想中形而上的“性”与个体意义上的“心”出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而以心体的重建为旨归的王阳明心学伦理体系的建构逐步消融了这种紧张。王阳明以“心即理”的良知本体作为统摄,又赋予先天的良知本体以“吾心”的形式,将外在的天理内化为个体之心。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个体之心与普遍之理的融合,并通过“致良知”的工夫将道德主体对天赋良知的体认转化为明觉之知。以良知为本体的心学伦理从正面肯定了个体之人的良知作为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存在的意义,消解了理学外在强制性的伦理束缚,为个体之人的成圣之道提供了本体论和工夫论依据。诉诸于每个人内心良知的简易直截性、自由开放性使得阳明心学在阳明后学的承继与发扬下盛行于中晚明时期。阳明后学的发展与分化始于王阳明“四句教”的提出,并围绕着良知与致良知的本体工夫问题,在阳明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的不同诠释下开启了阳明心学分化的两个主要方向:“尊悟”的良知本体论与“主修”的致知工夫论。与此同时,针对“悟”与“修”各执于一边用力而逐渐彰显出的弊端,以主张躬行与经世的东林学者和蕺山学者展开了对王学末流的修正面向。因而,关于阳明后学在继承和发扬阳明心学中所呈现出的“尊悟”、“主修”、“修正”的三种伦理思想倾向便构成了本文的行文脉络,而由此反应到伦理实践中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儒学转型发展和西学的输入便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主张“尊悟”的阳明后学以“悟本体即工夫”作为良知学说宗旨,认为良知心体无善无恶,是纯粹至善的“赤子之心”、“童心”。因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并“率现成良知”,不仅顺应了明觉良知本体的自然发用与扩充,而且也充分彰显了个体的自然情感和意志自由,体现了伦理意义的个体性向度的强化。以自然人性论为依据,肯定了面向世俗社会的而又本于自然心体的“情”、“欲”、“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地位,重新评估了“情理”、“理欲”和“义利”的伦理关系。在一步步突破理学对自然人性固有束缚的同时,突显着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经过“尊悟”阳明后学阐发的心学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早期伦理启蒙意义,但同时他们也造成了后学末流空谈良知本体、忽略道德修养工夫的“自然主义”流弊,形成了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和狂禅倾向,受到了提倡“主修”的阳明后学的批判与纠偏。提倡“主修”的阳明后学以“即工夫以达本体”作为致良知的工夫论,认为良知心体至善无恶,需要在不离物事的现实世界中“循良知”以致良知,反对在良知心体上的“意必”、“增益”的工夫。同时,对于良知心体“意之动”的已发状态,则需要在道德实践中落实“归寂”、“主静”和“主敬”的致知工夫,以保任良知心体,实现纯然至善的良知心体的复归。通过化良知为德行的致知工夫的展开,逐渐实现了道德主体伦理实践的深化,并且通过为善去恶的德性修养、以良知心性贯通事功的社会实践不断彰显出来。虽然注重致良知的工夫论起到了纠偏“尊悟”学者空疏学风的目的,也为晚明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但与此同时,他们以“静”止“动”、以“寂”遏“感”的思想主张使得心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了枯守虚寂状态,不可避免的遭到了“修正”阳明后学的质疑与反驳。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者和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代表的蕺山学者在明清易代之际展开了针对王学流弊的“修正”运动。高攀龙的“敬心”工夫与顾宪成的“小心”工夫一脉相承,以提倡“悟修并重”的道德修养论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将学问与治世、道德与政治相结合。刘、黄以本体工夫合一的慎独诚意之学发挥王阳明良知之学,使儒学由虚返实,强调有利于政治、民生的实用之学,注重挽救时弊的道德经世实践。“修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心学系统内“高谈性命,直入禅障”的补偏救正和对枯守虚寂之学的超越,也在于它以反虚务实的实用主义精神和明道救世的外王实践逐渐发展出了明清之际古学复兴、考据学兴起的儒学转型。阳明后学关于良知本体、工夫、躬行与经世的阐发,最终目的是为了“挽复三代之治”以挽救晚明社会变局和人心动荡,以实现儒家合乎道德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基于这样一份救世情结,阳明后学展开了基于良知统摄、化治心以治世、倡民本限君权的“政学合一”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讲学觉民、乡约教化、经世济民的儒学民间化转向的社会伦理实践。伦理实践的建构是儒家士大夫藉以实现理想政教秩序的途径,也是他们进行觉民行道、推进儒学世俗化伦理教化的自觉担当。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促使了儒学内部进行了一场道学革新运动,而阳明后学对心学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将心学伦理思想对理学束缚人性发展的反叛、对自然人性论的提倡发展到极致。伴随着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壮大,这种基于心学伦理思想的理性觉醒和主体精神的高扬,以及对民本、平等、民主的呼唤,具有反对封建伦理专制的积极意义。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心学末流奢谈心性本体,杂糅佛老学说,导致晚明士人逐渐沦入空谈心性的学风之中。面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局势和易代的政治情形,明末清初的学者围绕道德人心的危机所展开的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促使了心学逐渐式微,由此发展而来的是古学复兴和经史考据学兴起的儒学转型,以及注重实证考据、提倡科学精神的西方科学的落地生根。
杨超[5]（2020）在《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文中指出宋学最初是指宋儒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形态,此种经学形态的学术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进一步拓展到词章、治道、身心之学等各个学术思想领域,同时又延续至元明清时期。所以,“宋学”既指宋代的断代学术,亦指一种跨朝代的学术范式与学术形态。自船山没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与宋学的关联问题争讼已久,诸多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均有其合理与可取之处。然细考之,已有之论或为宋以来道统框架所限定,或为现代学科分类壁垒所制约,亦有其未尽之处:多局限于对船山与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内圣之道关联之探讨,缺乏对船山与内圣一脉的外王取向,以及船山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关联的考察。如此,无法客观地呈现宋学的整体面貌与发展理路,也未能全面地厘清船山思想渊源及学术旨趣。宋学中诸儒,为其所处时代所囿,多有对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内向工夫与外向工夫的偏执:朱子之前,治道、词章等以外王为主旨的学派藉外摄内,以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藉外荣内,二者呈互斥之势;朱子以后,在身心学派内部,亦有工夫论方法层面,理学偏向于内,心学反之偏向于外的论争。如若说朱子是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承上启下者,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的终结者。那么,船山则处在二者的内外之间。船山有“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之语,朱子“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其以《四书》为主要典据,完善了以身心学派为尊的道统谱系,对治道中蕴含着强烈经世情怀的治道以及词章学一派,排斥较为强烈。在朱子之后,身心之学愈发纯粹,朝着更加内化的方向开展。有别于朱子,船山在赞许身心性理之学建构,重新赋予了儒学以生命与温度的基础上,为《六经》重开生面,再次探求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意义,并给予其更多的同情与理解。具体而言,在方法上,船山变“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为“好而知恶,恶而知美”,在对宋学外王之道的融摄,对宋学内圣之道调适的基础上,藉内外交养之道,合宋学诸儒之优长为一,以至于和美之境。散为万殊的一贯之理,可“统其分以会其合”,以成其全。偏执并非绝对的朝向,以外王为主旨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有对内圣之道的追求,而以内圣为主旨道学家亦有对外王之道的向往。政治家、文学家对待权势的态度,往往异于道学家,此二派对“道”内涵的解读,于“治”径路的主张,依然格格不入,如荆公得志之时,流于权谋术数,以道附势;苏东坡早年为求功名,以文媚势;朱子反之,欲格君心之非,对“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深恶痛绝,而以道抗势。因此,如何纾解宋学诸儒在政治实践中,所面临道统与治统无法调和之张力,以达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局面,也是船山不得不回应的历史以及时代课题。次而,在方向层面,船山在辨正词章、治道、佛老学说之驳杂的基础上,“反动”朱子,上契孔子,断横渠之学为正学。船山在不同的论着中,多次将矛头指向词章、治道,以及“付之释老”的身心学派。于船山而言,宋学中词章、治道外王一脉却有治少道,而流于佛老内圣一脉的身心学派,有道少治。船山首先批判了象山、姚江、王畿、李贽之学,此数人援告子、释氏以为儒,皆以心为宗,认人心为道心,瞥然乘机、一念缘起。次而,船山在肯定朱子“以格物为始教”之后,指出朱子在工夫论方向上与陆王相同,皆为内敛的复性模式。朱子之后,治道及词章之学日益衰落。此后,绵延数百年的朱陆之争,一虚一盈而莫之有定,船山认为其根源在于横渠学说之湮没,若使横渠之学晓然大明,则可破朱陆正邪相竞、互为畸胜之局面。横渠之学以《礼》为堂,以《易》为室,在此基础上,船山判横渠而非朱陆之说为“正学”,有其本体论之权衡,更有其工夫论之考量。横渠所彰明的成性工夫论模式,既蕴藏着治道、词章学说中日新不已的经世情怀,亦有程朱陆王学说中的终极关怀,与孔子内外和合之道相契合。船山对宋学中内圣、外王两派之学说,均有批判与涵化。其虽以横渠为正学,但对横渠学说中的未尽之处,也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横渠为学,以“思”为宗,缺乏治道、词章一派,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对《六经》及汉唐儒学中,礼法、治术的承继与体贴;而且横渠工夫论之方法,亦有其不足,而此正为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之所长。船山对宋学中诸儒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均有所体贴:“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船山是否能够做到,调适、融摄宋学内外之道,依据且超越时代,上契孔子之本义,使得其学说无有偏执,从而具有恒常之意涵,尚无从而知。可以看到的是,自清末《船山遗书》重现于世,船山学在百余年的社会变革及重建中,都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历经三千年无有之变局以后的我们,回头审视船山之学说,会发现其亦有未尽之处,如刻意揭露礼法的不稳定性,对陆王心学的过分苛责等等。以今之视角评议古人,孰是孰非,可能亦无有定论。但我们应当知晓,同情与理解永远值得留存。
李承贵,朱汉民,蔡方鹿,董平,吴震[6]（2020）在《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元1175年6月,在吕祖谦的周旋下,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齐聚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会讲,希望消除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的隔阂与差异,求得一致,以共振圣人之学。然而,由于陆氏兄弟的自负,此次"会讲"非但没有调和朱陆矛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矛盾。自此以后,理学与心学的异同便成了中国儒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直至当代,关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成就仍然引人瞩目,陆王心学的研究则是如火如荼,乍看似乎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但就广度与热度而言,心学研究有时将理学研究囊括,成为儒学研究中最为亮眼的显学。正因为此,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异同似乎显得更加醒目,二者的关系似乎更加需有妥贴的安放,理学与心学的内蕴似乎更需要我们去探寻。有感于此,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邀请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等四位着名教授举办了会讲活动,由蔡方鹿教授、朱汉民教授主讲理学,由董平教授、吴震教授主讲心学,四位就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意蕴（主要观点和主张）,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异同,如何评价外国学者对理学与心学的研究,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价值,研究理学与心学应注意的问题,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未来前景等展开论辩。四个小时的论辩,形式新颖,内容丰厚,思想深邃,兹将会讲内容原样陈述,希望能分享其中的乐趣与智慧,并对当下理学、心学研究产生某种积极效用。
毕游[7]（2019）在《20世纪以来关于朱、陆、王之异同的比较研究综论》文中研究说明朱学、陆学和王学是宋明理学研究最主要的三个对象。概括地认识三者关系,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分系,也就是将理学分成不同的系统,看朱、陆、王三学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近现代理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就是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有关问题。范畴是哲学分析的基础,理、气、心、性等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
单虹泽[8]（2019）在《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文中认为通常理解的神秘主义,指的是能够使修习者获得较高层次精神力量的各种教义和巫术仪式。而我们将神秘主义界定为精神本体对理性和现实性的超越。通过直觉反思,精神领悟到本体就是一种否定了全部经验表象并超越理性的绝对原理。阳明心学即展现出这样一种神秘主义向度。阳明心学是继程朱道学之后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阳明对具有绝对超越性的良知本体的领悟,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绝对反思与内在超越的统一,标志着儒家心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心学神秘主义将本心理解为超理性、超现实的神秘精神,并通过直觉反思的工夫否定外在现实对本心的约束和桎梏。古代的巫史传统遗留下了“天人合一”、“直觉内省”、“万物一体”等神秘主义观念,它们对后世儒家神秘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意味着个体通过内心的道德直觉,主动参与到宇宙生命的创造与转化之中。“直觉内省”表明个体以内在精神为对象,通过证悟自我与超越者的冥契,最终达到超现实的境界。“万物一体”指的是个体与万物在感应中建立起的一种神秘的共存关系。秦汉以来,包括孔子、孟子和董仲舒在内的很多思想家的学说都包含了神秘主义的观念,它们是后世心学神秘主义发生的思想资源。宋明时期,禅佛教的神秘主义对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禅佛教的本体论和修道论的神秘主义逐渐被儒家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宋明儒学的神秘主义。而在儒家传统中,最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既继承了传统儒学中的部分神秘主义观念,又在禅佛教的影响下使儒家的神秘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阳明心学的兴起,一方面形成以超越性和反思性为特征的精神本体论,另一方面对超理性本体的追求和体认也成为心学在实践层面的特征。因此,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包含了本体论与工夫论的两个向度。首先,阳明心学包含了一种本体论的神秘主义。阳明心学将良知领会为否定了一切自然、现实存在甚至概念与理性的超越实体。这种实体就是一种恒常、无形式、无差别的纯粹澄明,它超越了思维、理性,因而是神秘的精神。儒家传统的“心”的概念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精神化、本体化的过程之中。阳明心学既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心”的概念,又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对本心有着新的理解。阳明心学深受禅佛教的影响,将“心”视为一种超绝的精神实体,亦即为自由的本体。阳明认为,作为无善无恶的神秘本体,良知既是全部伦理法则的本质内容,更是超越经验伦理的先验实在。相对于现实层面的“有”,良知呈现为否定全部现实经验、理性的“无”,二者构成精神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良知是神秘的精神实体,所以它难以被日常语言诠解,而往往通过譬喻的方式说明。阳明以光、镜和太虚三种喻体说明本心,分别意谓心体的光明本性、感应明觉及虚无的特质。其次,阳明心学还包含了一种工夫论的神秘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修证的对象是神秘的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包含了一种超理性的、持续内向化的直觉反思运动,具体表现为面向精神本体的神秘直觉。在这一过程中,良知不断地否定外在、经验的自我,最终将超理智的神秘澄明作为终极真理。第二,修证的方法是神秘的直觉反思。良知本体的超理性、超现实性的特征决定了对它的认识只能诉诸于某种神秘的直觉。经过“龙场悟道”,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旨,确定了工夫的内向化进路。阳明又提倡默坐澄心之功,藉此获得对心体的证悟。继而渐觉静坐形成的喜静厌动之弊,乃专提“致良知”,注重工夫体证中的动静合一。阳明还提出通过涵养体气来转化身心结构,最终体验到自我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之感。通过这些修养工夫,精神不断否定外在的表象,并领会到本心是超越概念与理性的生命意志。第三,心学的教法是神秘的。心学深受禅宗的影响,故阳明在言教中屡发机锋、险语。然而,一个超理性的本心、灵明,本质上是与作为理性规定的伦理法则相矛盾的。对于它而言,任何伦理法则、教条都是外在的,都违背它的自由,因而本心与现实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将神秘的本心置于全部现实存在之上,势必导致学者过于专注内心的体验而疏略道德实践,从而导致“狂禅”现象的发生。在中晚明时期,儒、释、道的互动与融合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是促成心学神秘主义成型的主要原因。同时,阳明和部分王门学者把良知作为信仰的对象,而心学的宗教化进路也依此而展开。在王门后学那里,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龙溪、王心斋等现成派学者把良知理解为一种内在、无住的自由精神,全部后天的工夫皆为良知本体之外缘。而聂双江、罗念庵等归寂派学者认为,良知本是虚寂的神秘原理,故推崇主静归寂之功以悟入良知。这两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把良知当作一种超越理性与现实性的存在,并强调排除了全部理性思辨及经验验证的直觉体悟。
周兴[9]（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孙伟[10]（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二、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 |
| 第一节 王阳明与“良知论” |
| 一、“良知论”的形成 |
| 二、“良知论” |
| 第二节 康德与“自由意志说” |
| 一、“自由意志说”的形成 |
| 二、“自由意志说” |
| 第二章 道德的先天根据 |
| 第一节 道德的先天根据 |
| 一、“良知”的先天性 |
| 二、“自由意志”的先天性 |
| 第二节 “良知”的内在性与“自由意志”的超验性 |
| 一、“良知”的先天而内在,“自由意志”的先验而超验 |
| 二、“天人合一”的“良知”,“主客二分”的“自由意志” |
| 第三章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 第一节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 一、道德的修养 |
| 二、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 一、多维的方式与单向度的理性 |
| 二、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 第四章 道德的至善境界 |
| 第一节 道德的至善境界 |
| 一、“万物一体之仁” |
| 二、“德福一致” |
| 第二节 德性与幸福 |
| 一、德性优先 |
| 二、禁欲主义的倾向 |
| 第三节 德性与幸福的和谐 |
| 第五章 道德哲学的“人性论” |
| 第一节 王阳明论人性 |
| 第二节 康德论人性 |
| 第三节 人性论的辨证 |
| 一、人性的结构:善恶同体或善恶共居 |
| 二、人性的本质:自然的善与自由的善 |
| 第六章 道德哲学的“动机论” |
| 第一节 “动机论”的道德学说 |
| 第二节 “动机论”的困难 |
| 第三节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 |
| 一、社会性的责任与理性的责任 |
| 二、完全的自律与不完全的自律 |
| 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思考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背景 |
| 一、政治背景:朝廷内乱外患“沉疴积痿” |
| 二、经济背景:商品经济发展“功利沦浃” |
| 三、文化背景:世风衰颓败陋“学术虚夸” |
| 第二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良知”:对孟子思想的继承 |
| 二、“发明本心”:对陆九渊思想的发展 |
| 三、“知行合一”: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思想的补充 |
| 四、“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对程颢思想的发展 |
| 第二章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 |
| 第一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一、“良知”本体论 |
| 二、“复其心体之同然”人性论 |
| 三、“致良知”功夫论 |
| 四、“满街都是圣人”目的论 |
| 五、“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境界论 |
| 第二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体系 |
| 一、道德教育目标:“学为圣人”思想 |
| 二、道德教育理念:“致良知”思想 |
| 三、道德教育内容:“厚德厚俗”思想 |
| 四、道德教育原则:“随人分限所及”思想 |
| 五、道德教育方法:“知行合一”思想 |
| 六、道德教育评价标准:“学贵得之心”思想 |
| 七、道德教育境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 |
| 第三章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二、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
| 第二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第四章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第一节 当代道德教育境遇 |
| 一、道德理想缺失 |
| 二、道德“旁观者”现象 |
| 三、德性德行短缺 |
| 四、生活实践缺乏 |
| 五、生态道德教育欠缺 |
| 第二节 创造性转化何以可能 |
|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 二、道德的传承性与新时代的道德需求 |
| 三、文化的连续性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 |
| 第五章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探索 |
| 第一节 创造性转化的原则 |
| 一、时代性 |
| 二、开放性 |
| 三、大众化 |
| 四、化人育人性 |
| 第二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
| 一、“学为圣人”思想的推陈出新:争做时代新人 |
| 二、“致良知”思想的古为今用:致良知理性 |
|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取精用弘:知行辩证统一 |
| 四、“学贵得之心”思想的去粗取精:学贵得于心、践于行 |
| 五、“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礼敬传承:生态共同体 |
| 第三节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实践 |
| 一、“争做时代新人”的实践探索:立鸿鹄志,做奋斗人 |
| 二、“致良知理性”的实践探索:致志愿者 |
| 三、“知行辩证统一”的实践探索:学以致用、担当作为 |
| 四、“学贵得于心、践于行”的实践探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五、“生态共同体”的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价值 |
| (一)系统反思理学伦理思想之弊端 |
| (二)阳明后学的思想分化及学派分立 |
| (三)对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相关阳明后学人物的界定 |
| (二)与伦理思想相关的学术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创新点、思路、难点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思路 |
| (三)研究的难点和方法 |
| 第一章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除流弊:理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局限 |
| 一、理学伦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的弊端 |
| 二、心学伦理思想体系形成的基础 |
| 第二节 倡“心”说:王阳明心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 |
| 一、心即理:本体与道德主体的建立 |
| 二、知行合一:阳明心学的道德实践品格 |
| 三、致良知:道德本体的自我开显与扩充 |
| 第三节 分化与流传: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天泉证道与王学的分化 |
| 二、阳明后学学派的思想论争与修正 |
| 三、道德启蒙的引领及近代贡献 |
| 第二章 尊悟:良知本体的自然明觉与扩充 |
| 第一节 “尊悟”方向的主要人物及其伦理思想 |
| 一、王畿的“现成良知”说 |
| 二、王艮之泰州学派的“率现成良知”说 |
| 三、李贽的“童心”说:个体性向度的强化 |
| 第二节 人性论依据:自然人性论的提倡 |
| 一、“自然之性”的新理欲观 |
| 二、“正利”的新义利观 |
| 三、“崇理到尊情”的情本论 |
| 第三节 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 |
| 一、理性觉醒:“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
| 二、“以身任天下”的自由豪杰精神 |
| 三、“以友朋代君臣”的新人伦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主修: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心体涵养与伦理担当 |
| 第一节 “主修”方向的核心人物及其伦理思想 |
| 一、事上磨练:钱德洪、欧阳德不离物事的道德实践 |
| 二、归寂主静:聂豹、罗洪先“习静”的道德修养 |
| 三、修己以敬:邹守益、刘邦采“主敬”以复良知之精明 |
| 第二节 化良知为德行:道德主体实践的深化 |
| 一、实修:道德主体为善去恶的德性修养 |
| 二、实功:以良知心性贯通事功的社会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修正:躬行与经世 |
| 第一节 “修正”方向的代表人物及其伦理思想 |
| 一、东林学者“悟修并重”的道德修养论 |
| 二、蕺山学者“慎独之学”的经世实践论 |
| 第二节 从思到学:反虚务实的实用主义精神 |
| 第三节 明道救世的道德经世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伦理实践: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建构 |
| 第一节 政学合一:政治伦理建构的阐发 |
| 一、治心以治世:基于“良知”统摄的信念政治 |
| 二、“挽复三代之治”: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 |
| 三、“抑君申民”:民本政治伦理思想 |
| 第二节 儒学民间化:社会伦理建构的转向 |
| 一、“士学”向“民学”的平民儒学转变 |
| 二、乡约制度:心学教化的伦理认同 |
| 三、讲学明道:觉民行道的伦理实践 |
| 四、经世济民: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评价与意义 |
| 第一节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型的影响 |
| 一、新质文化的潜滋暗长:复古与考据 |
| 二、异质文化的导入:西方科学与儒学的会通 |
| 第三节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近现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现状 |
| 1.2 人物去取与写作思路 |
| 1.2.1 人物去取 |
| 1.2.2 写作思路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船山对宋学内圣之道的调适 |
| 2.1 船山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重建及度越 |
| 2.1.1 宋儒“孔颜乐处”内涵确立与径路分野 |
| 2.1.2 船山“及孟子之乐”以融通宋儒之论争 |
| 2.1.3 船山纾解道统治统张力助益真乐之实现 |
| 2.2 船山于东坡朱子“性情之辩”的涵化 |
| 2.2.1 东坡、朱子内外偏执中的“性情之辩” |
| 2.2.2 船山内外并重以纾解苏朱性情观之张力 |
| 2.2.3 余论:船山性情观属于怎样的道德中道主义? |
| 2.3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的融会 |
| 2.3.1 朱子与阳明知行先后之歧异 |
| 2.3.2 船山以知缓行急说辨正朱子阳明之争论 |
| 2.3.3 船山论知缓行急与原义、时代义相契合 |
| 第3章 船山对宋学外王之道的融摄 |
| 3.1 荆公朱子“礼理之辩”的融通 |
| 3.1.1 荆公、朱子内外偏执中的“礼理之辩” |
| 3.1.2 船山内外并重以融通荆公、朱子之互斥 |
| 3.1.3 船山礼理观超越时代义而与本义相契合 |
| 3.2 船山于朱子陈亮“义利之辩”的消融 |
| 3.2.1 朱、陈内圣外王偏执中的义利观之互斥 |
| 3.2.2 船山内圣外王并重以融通朱、陈“义利之辩” |
| 3.2.3 船山义利观与原义、时代义相契合 |
| 3.3 船山于朱子阳明“亲新之辩”的重构 |
| 3.3.1 “新他”与“自新”:朱子与阳明内外偏执中的“亲新之辩” |
| 3.3.2 “他新 ”与“新他”:船山对朱子新民者独断之“新 ”的分判 |
| 3.3.3 “他新”与“自新”:船山对阳明“独新”之和会 |
| 3.3.4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的和合 |
| 第4章 船山辨正治道、词章、佛老学说之偏 |
| 4.1 船山于荆公、朱子“六经四书之辩”的辨正 |
| 4.1.1 问题钩沉:荆公、朱子内外偏执中的“六经四书之辩” |
| 4.1.2 歧异辨正:船山内外并重以融通荆公、朱子之对立 |
| 4.1.3 辨证旨归:船山之学与原义、时代义相契合 |
| 4.2 船山于东坡朱子“文道之辩”的解构 |
| 4.2.1 东坡、朱子内向、外向偏执中的“文道之辩” |
| 4.2.2 船山内外交养以融通东坡、朱子之论争 |
| 4.2.3 船山消弭文统、道统之张力以助益文道合一之实现 |
| 4.3 船山于朱子、阳明“儒佛之辩”的分判 |
| 4.3.1 儒佛分合之争:朱子与阳明儒佛观之歧异 |
| 4.3.2 气实理虚之分:船山对朱子沾染老氏之融解 |
| 4.3.3 道心人心之别:船山于阳明阳儒阴释之消解 |
| 4.3.4 何以分流之论:船山于儒佛分治之重构 |
| 第5章 船山上契孔子以断宋学之正 |
| 5.1 宗朱、反朱抑或是超朱? ——船山与朱子学之关联的再思考 |
| 5.1.1 笃守朱子说:船山学说以朱子理学为宗 |
| 5.1.2 走出朱子说:船山之学对朱子理学的倾覆 |
| 5.1.3 超越朱子说:船山学说集道学之大成 |
| 5.1.4 辨正说:船山对朱子学说之“反动” |
| 5.2 何谓“横渠之正学”?——以船山于“朱陆之辩”的辨正为论 |
| 5.2.1 朱子、陆象山之论辩始末 |
| 5.2.2 朱陆之辩的核心议题 |
| 5.2.3 船山涵化横渠、朱陆工夫论之方法 |
| 5.2.4 船山上溯横渠辨正朱陆工夫论之方向 |
| 5.2.5 余论:横渠之学何以为正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 李承贵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董平教授: |
| 吴震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董平教授: |
| 吴震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 董平教授: |
| 吴震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董平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 吴震教授: |
| 董平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吴震教授: |
| 董平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 吴震教授: |
| 董平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 董平教授: |
| 吴震教授: |
| 蔡方鹿教授: |
| 朱汉民教授: |
| 李承贵教授: |
（7）20世纪以来关于朱、陆、王之异同的比较研究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学分系与王学渊源 |
| 二、对“理”范畴的认识 |
| 三、对“心”范畴和“性”范畴的认识 |
| 四、结语 |
（8）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阳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神秘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从史料出发的方法 |
| (二)概念的逻辑分析的方法 |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比较哲学的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的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导论 |
| (一)“神秘主义”释义 |
| (二)“心学”发微 |
| (三)宗教性与人文性的儒家传统 |
| (四)明代思想史上一些问题的决疑与检讨 |
| 第一章 中国思想史中的神秘主义传统 |
| 引言 |
| 第一节 古代宗教中的神秘主义 |
| 1.1.1 天人之际 |
| 1.1.2 内圣之境 |
| 1.1.3 物我之间 |
| 小结 |
| 第二节 先秦两汉儒家思想中的神秘主义 |
| 1.2.1 孔子的默识之学 |
| 1.2.2 孟子的反身而诚 |
| 1.2.3 汉代的天人感应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明儒学中的神秘主义 |
| 1.3.1 宋代理学的神秘体验 |
| 1.3.2 宋代心学的神秘体验 |
| 1.3.3 明代心学的神秘体验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心学本体论的神秘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心”的概念及其发展过程 |
| 2.1.1 佛教入华前儒家之“心”的概念 |
| 2.1.2 吠檀多—禅宗之真心本体论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良知作为神秘的本体 |
| 2.2.1 “心即理”的神秘主义内涵 |
| 2.2.2 “无善无恶”的良知与神秘精神 |
| 小结 |
| 第三节 阳明哲学的“心”的几种譬喻 |
| 2.3.1 光喻 |
| 2.3.2 镜喻 |
| 2.3.3 太虚之喻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心学工夫论的神秘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从龙场悟道到知行合一 |
| 3.1.1 龙场悟道之所悟 |
| 3.1.2 言说与体知 |
| 小结 |
| 第二节 静的追求及其效验 |
| 3.2.1 略论先秦儒家的“静”之观念 |
| 3.2.2 宋明儒者的静坐实践 |
| 3.2.3 动静合一:从静坐到致良知 |
| 小结 |
| 第三节 心学的气论与“养气”工夫 |
| 3.3.1 气即良知:气的本体论转向 |
| 3.3.2 阳明的“养气”论及工夫效验 |
| 小结 |
| 第四节 心学神秘主义的局限性 |
| 3.4.1 神秘精神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张力 |
| 3.4.2 中晚明的“狂禅”现象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王门后学的宗教意识与神秘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晚明的阳明学与佛老的互动 |
| 4.1.1 三教合一的历史现象 |
| 4.1.2 心学宗教化的历史现象 |
| 小结 |
| 第二节 现成良知,直下悟入 |
| 4.2.1 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
| 4.2.2 王心斋的现成自在之学 |
| 小结 |
| 第三节 归寂通感,主静混一 |
| 4.3.1 聂双江的归寂之学 |
| 4.3.2 罗念庵的主静之学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10）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两宋道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一节 道学形成期的古文运动分化与科举改革 |
| 第二节 道学成熟期的道势矛盾与古文传统蜕变 |
| 第三节 南宋道学家古文的典范:朱熹 |
| 第二章 元代至明嘉靖前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一节 元代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二节 明初至嘉靖前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三节 明代心学家古文的典范:王阳明 |
| 第三章 唐宋派的首开风气者:王慎中 |
| 第一节 王慎中学术内涵中的心学取径发微 |
| 第二节 王慎中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四章 唐宋派的接力创新者:唐顺之 |
| 第一节 唐顺之学术内涵演化进程的再梳理 |
| 第二节 唐顺之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五章 唐宋派的独立生发者:归有光 |
| 第一节 归有光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初步整合 |
| 第二节 归有光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六章 唐宋派的融合宣传者:茅坤 |
| 第一节 茅坤与理学家交往考辨及其学术内容梳理 |
| 第二节 茅坤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七章 理学新变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 |
| 第一节 明代正统文学在理学新变视域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宋文崇尚的凸显与创作队伍的壮大 |
| 第三节 有关唐宋派定位问题的尝试性解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D]. 唐锦锋. 湖北大学, 2021(01)
- [3]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D]. 赵盛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4]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D]. 王晓娣. 东南大学, 2020(02)
- [5]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D]. 杨超. 湖南大学, 2020
- [6]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J]. 李承贵,朱汉民,蔡方鹿,董平,吴震.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7]20世纪以来关于朱、陆、王之异同的比较研究综论[J]. 毕游.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04)
- [8]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D]. 单虹泽. 南开大学, 2019(05)
- [9]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10]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