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的团结抗战主张——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黄良[1]（2021）在《抗战征兵与四川社会变革研究》文中提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维持长久抗战不得不改变现行兵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兵役法规,实行义务兵役制。因抗战初期战事失利,国土不断沦陷,加上四川地处西南,多山地丘陵,地理环境独特,在军事上易守难攻。且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四川被国民政府当作民族复兴的基地和抗战的大后方。刘湘借助国民政府的支持,完成了川政统一。此后,四川的兵役行政多承袭国民政府的兵役政策办理,如开展壮丁训练,实行国民兵团制度、实行优抚制度等。为了保障兵役制度的顺利推行,国民政府在政治、司法、社会动员等各方面也实施了相应的变革,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激励民众应征入伍,报效国家。国民政府的抗战征兵政策征召了大量壮丁充服兵役,对于维持长久抗战并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地方社会中壮丁逃亡和办理兵役人员贪污腐败的现象不胜枚举,反对国民党抽调壮丁和摊派捐税的民变也时有发生,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推行兵役制度来实现社会各方面变革的想法没有实现。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四川成为抗战征兵大省的优势以及川政统一对抗战征兵的重要影响,表明四川成为抗战征兵基地是历史的选择。第二部分是国民政府为抗战征兵在四川推行的制度变革,分析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司法领域以及社会优抚方面开展的制度变革工作,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兵役工作顺利推行,广泛开展的征兵工作对四川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分析社会军训和社会动员的具体实施过程以及广泛社会动员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并以此评析社会动员的成效,广泛开展的社会动员,有利于鼓励民众积极参军入伍。第四部分是分析四川社会广泛动员后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尚武、爱国、互帮互助等社会风气盛行,形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民众逃避兵役和役政人员估拉壮丁的现象频发,官民之间、军民之间、民众之间出现了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对抗的矛盾关系。第五部分是分析国民政府军事化导向的社会变革未能成功的原因,既有社会经济落后,人才匮乏,民众未能充分动员等现实原因,也有役政人员贪污腐败,破坏兵役,国民党政府统治腐朽等根本原因。
李国亮[2]（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冬[3]（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朱江华[4]（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杨斐然[5]（2018）在《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动员是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一定的动员主体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运用宣传教育、利益诱导等形式使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产生政治认同,并发动动员客体去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政治动员工作,抗战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通过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国统区政治民主进程。抗战时期,南方局之所以能够在国统区实施广泛的政治动员,有效地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这与它灵活多变的动员策略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在动员的策略上强调结合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动员的方式,将合法动员与“非法”动员相结合。其次,在动员的内容上强调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相结合。通过这些灵活的动员策略,有利于南方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统区孤立敌对势力。对促进广大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夺取抗战胜利和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初步系统的研究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这一研究的欠缺,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动员工作的关注和重视,并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第一部分,阐述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造成了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空前严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却坚持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严重阻碍了全民抗战氛围的形成,致使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的侵华方针发生改变,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出现了逆转。面对国统区日益严峻的形势,为了推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发展,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第二部分,通过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归纳总结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主要阶段和内容。南方局的政治动员工作:1939年1月南方局成立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为第一阶段;1940年春至1943年底的三年时间为第二阶段;1944年初至抗战胜利为第三阶段。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内容丰富且针对性强。团结抗战政策,是贯穿抗战时期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全过程的重要内容。在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第一阶段,南方局通过发展外围组织,发动民众开展了以“讨汪”运动为中心的反对妥协投降的民众运动,从而有效的坚定了民众的抗战信心,达到了团结民众抗战的动员目标。1940年春,南方局的政治动员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南方局及时调整了动员的方式,通过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南方局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并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使广大民众逐渐认识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从而自发的反对国民党妥协倒退的行径。1944年初至抗战胜利,为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第三阶段。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好转,推动战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阶段,南方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护。随着国民党不断强化独裁专制,南方局通过领导“胡世合运动”,有效地动员了广大民众争取自身的民主权益,从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第三部分,总结了抗战时期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的特点和成效。抗战时期南方局通过结合时局,灵活调整了动员的策略,将公开动员与隐蔽动员相结合,通过重视发挥党员群体的作用取得了巨大成效。通过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南方局有效的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在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第四部分,总结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经验和现实启示。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经验是: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是有效开展动员工作的重要前提;灵活多样的动员形式是政治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途径;发挥党员的群体作用是深入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条件。以史为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更应该重视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创新政治动员的方式。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保证动员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武建新[6]（2018）在《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公债,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引入我国的。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宣统三年（1911年）“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爱国公债”发行,近代公债制度和公债市场在我国开始萌芽。民国以后,伴随国内公债发行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公债二级流通市场的形成,公债成为我国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相对稳定的公债市场才正式形成。稳定的公债市场虽然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财政基础薄弱,避免不了公债滥发,多次酿成公债风潮,造成政府信用的垮台和公债市场的衰落。当前我国公债市场不断发展和规范,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存在。梳理和研究近代中国公债市场的发展历程,却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镜鉴。本文以中国近代公债市场为研究对象,内容上既包括公债发行的一级市场,也包含公债流通的二级市场,具体涵盖了公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形成背景、经过和状况等方面。根据这一思路,全文分为三部分,共五章。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释了文章的选题背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前人对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的研究情况,解释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第二部分为正文,包含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指出中国近代公债市场萌芽于晚清,但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才正式形成。清末的公债市场尚未成型,虽有公债发行,但其交易相当有限,市场非常狭小。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财政被架空,政府收入匮乏,只能依靠内债发行平衡财政。1914年内国公债局设立,1918年以后公债发行步入正轨,发行规模稳步增加,银行业在公债发行业务中迅速成长,市场主体得以培养;北京证券交易所获建,以银行为代表的投资者大力参与公债发行流通,形成了稳定的二级交易平台,这些标志着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公债市场正式建立。第二章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1937年这十年间的公债市场情况,这一阶段公债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供需两旺。总体上看,从1927年4月到1937年7月的10年中,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军政费用支出,发行了近26亿元的内债,是北洋政府15年以“公债票”形式发行的内债总和的4倍多。相较于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公债市场更加稳定和繁荣,供需两旺。公债发行成为解决财政问题和军费来源的最主要途径。伴随着发行量的迅猛增加,公债的二级市场交易也日趋活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为公债市场的主要交易场所。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与公债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紧密相关。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从抗战走向胜利有着积极的正面意义。第三章介绍了全面抗战时期的公债市场情况。这段时期与战前相比,由于战时经济和金融统治政策,加之法币改革,公债市场功能明显衰落。公债市场的发行方面,内债在财政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公债政策走上穷途末路。公债市场的流通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公债市场的二级交易和流通陷入停顿。虽然各界相关人士都不断呼吁重新开启华商证券交易所,但是政府担心资金分流对一级发行市场造成冲击,直到1943年才恢复营业。第三部分是结论和启示,即第四章。首先得出了中国近代公债市场发展的结论,认为公债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其发展可以培育市场主体,同时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适度的监管。最后得到了现实启示:公债市场发展要兼顾其财政属性和金融属性;公债规模需要适度,不能举债过多;公债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需要考虑合适的规模,注重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信誉的培育。本文创新之处:（1）视角上,本文把近代中国公债市场作为一个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和分析,与现有的分段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整体性更强。（2）方法上,本文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梳理史实的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在可以比较、有比较价值的地方进行纵向比较分析。（3）内容上,本文研究近代中国公债市场,既研究发行市场,又研究流通市场,这一点区别于现有研究成果把二者糅合在一起的做法,使得研究内容更加清晰。本文不足之处:个别史料、档案的挖掘不够深入,有待加强。
吴自力[7]（2016）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解放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当时斗争环境的特殊,没有齐全的文献资料传世,使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尽管南方局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勃兴,但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依然付之阙如。本文尝试走近这个被历史风尘有所遮蔽的群体,再现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文章报国为党的忠贞与不凡。在这个群体当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胡愈之、邹韬奋、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他们行为世范,有力地凝聚和推动了南方局报人的团结,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而国新社和“青记”是中共在新闻界的两大执行机构,由于即便是抗战期间,中共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公开出现在国统区,国新社和“青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发声平台和传声筒,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又稍显安全的国统区中共报人共同体。除此之外,南方局还在恽逸群、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努力下,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办新闻学院,确保新闻战线的新力量源源不断。为了有效斗争,南方局报人分为三条战线活跃在国统区。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中共报人,时刻准备着为事业而牺牲;第二条战线则是以左翼面目出现的报人,他们或成建制打入各类报纸,或是直接掌握报纸版面为中共摇旗呐喊;第三条战线的则是隐藏真实身份的报人。“三线分布、遍地开花”的战略部署,既落实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局报人工作的安全性和斗争的韧性。对于南方局报人而言,多重身份、流动办报,不过是投身革命的手段与途径,为党效命的中共党员才是他们不变的底色。尽管解放之后,南方局报人的经历大多坎坷,但他们的新闻成就仍在历史深处熠熠生辉,他们的办报基因仍在今天的新闻界载沉载浮。
朱丽莉[8]（2016）在《抗战时期新桂系对外传播活动研究》文中提出对外传播是一国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过程,关乎国家的形象和发展。从今天国际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抗战时期中国争取支援的对外传播活动属于典型的国际传播实践。本研究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报纸新闻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新闻史料的内证和外证,发现新桂系作为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集团,除了军事上抵抗和打击日本侵略者外,还通过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代表人物进行了大量而具体的对外传播活动。抗战时期新桂系对外传播事关中国抗日救亡全局,对其研究实则重要,目前学界研究仍着墨不多。本研究运用今天成熟的国际传播学理论,制定出抗战时期新桂系对外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抗战八年间新桂系对外传播的信息控制、内容选择、渠道运用、受众识别及传播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即新桂系通过各式各样的对外传播活动,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残酷、非正义的本质面目,争取了大量的国际支援,对促进全民族抗战、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起到了很大作用。本研究期待通过对新桂系对外传播活动的分析研究,为学界进行抗战史学研究提供新史料,为人们更全面客观地认识新桂系的抗战历史提供新视角,并对提升今天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所助益。
陈峥[9]（2014）在《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拯救民族危亡,青年学生踊跃入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人主要关注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关于地方实力派组建学生军的成果则不多。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日本在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政治诱降的方针,以引诱中国军队和政府投降,役使中国民众为其侵略服务。鉴于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抗战初期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修正,由单纯的军事抗战转为对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的重视。对新桂系来说,广州失陷后,广西已经直接面临日军的武力威胁。因留守广西的部队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日军入侵,为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配合正规军作战,新桂系于1938年11月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以下简称学生军）。学生军成立后,经短暂的军政训练后,奉命挺进桂南、桂东南等地,负责动员民众、推行政府政令等工作。桂南会战期间,学生军采取多种方式配合军队作战,保障了会战的进行。会战结束后,学生军配合军队和政府完成了善后工作。1941年8月,学生军被解散。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也十分重视,通过种种方式与新桂系对学生军进行争夺。围绕以上两条线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学生军的组建原因。学生军的成立,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时代背景。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新桂系无论是民众动员还是部队的政训工作,都急需大量人员,为防备蒋介石势力对广西的扩张和中共对广西青年的争夺,鉴于军校学生在国内战争的优异表现和第一、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成功经验,广西当局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第二章对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进行了考察。主要研究了广西当局的宣传动员、考核方式、组建部队、创设领导机构、军政训练等内容。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学生军在桂南会战前后的活动。桂南会战前,学生军主要配合政府进行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方面开展了社会动员；会战爆发后,学生军配合正规军,协助基层政府,动员民众破坏日军后勤补给,打击汉奸势力,建立军民合作站,保证部队后勤供给,为部队提供情报和向导,进行战地宣传等；会战结束后,学生军协助政府恢复基层政权,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收容救济难民,完成了收复区的善后工作。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的争夺是本文的重要内容,论文第四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十分重视,为争夺这批青年,在学生军成立之初,就派遣了大批党员加入。学生军成立后,中共通过派将领和学者在学生军中演讲,为学生军培养宣传骨干,派党员掌握学生军创办的报刊,反击托派分子破坏,反三青团和军官控制,加强上层渗透,组织学生学习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手段,基本掌握了学生军的文化领导权和基层领导权,使很多学生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第五章主要研究了学生军解散的原因及解散后学生的去向问题。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日军从桂南的撤退,在善后工作完成后,新桂系以学生军“赤化”的名义将其解散,随后对学生的去向进行了安排。学生军解散后,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继续活动,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学生军党员领导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的胜利和其他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纵观学生军三年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内部官生兵夫平等,工作方式以分散行动为主,与民众关系密切；在大后方青年中起到了楷模作用；中共则通过在学生军中的活动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对中共在广西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军的人数尽管只相当于正规军的一个师,但这些人员都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有较强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学生,其在宣传和民众动员等工作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远非正规军一个师所能比。其他地方如山西虽然也组建了新的武装,但属于战斗部队。可以说,大规模组建以宣传和动员民众等任务为主的学生武装团体,广西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绝无仅有的。综上所述,在抗战初期的广西,面临日本、蒋介石、中共等多种势力的威胁,为确保自己的地盘,新桂系认识到了单凭已有军队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而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而不得不成立学生军以动员民众来增强自身实力。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协议,中共只能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对广西当局新成立的学生军加以控制和影响。从上述的论述也看出,中共的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蔡涛[10]（2013）在《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文中研究说明国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是艺术史上的基本命题之一。放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语境中，特别是放在抗日战争初期交战国双方的跨语境背景下，国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显得尤为突出。本文以1938年作为考察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历史分期点，而不是通常的1949年，正是基于这一关键命题的现代释读。而构成这一释读的艺术史现象，是1938年8、9月间在武汉由着名剧作家田汉主持，以及王式廓、李可染等十余位画家集体创作的黄鹤楼大壁画。这幅大壁画的创作现场，不仅见证了民族国家与艺术家之间紧密关系的确立，也预示了信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现代艺术的重大转型。现代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决澜社画家倪贻德在这幅象征着国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大壁画中的出场和退场，提供给我们一个极佳的视角，以此来考察国家与艺术家之间全新关系的复杂生成过程。围绕着这幅壁画的制作，本文从武汉的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倪贻德游学日本的历史背景、抗战初期中国大陆的壁画风潮、中日之间的宣传战以及孤岛时期洋画运动的余续等五个部分。本文以跨语境的视野重构这段至为重要但却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转折点，并从世界艺术史的范围，深化对导致中国现代美术这一重大转折的各种成因的总体认识。
二、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的团结抗战主张——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的团结抗战主张——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征兵与四川社会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来源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的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四川成为抗战征兵大省 |
| (一)川政统一的实现 |
| 1.国民政府对四川战略地位的认识 |
| 2.川内军阀混战 |
| 3.红军长征和蒋系势力入川 |
| (二)川政统一后的军事建设 |
| 1.编制保甲 |
| 2.编制军队和开展军事训练 |
| (三)国民政府迁渝与四川抗战征兵基地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为抗战征兵在四川推行的制度变革 |
| (一)推行征兵制度和国民兵团制度 |
| 1.实行义务兵役制度 |
| 2.国民兵制度 |
| (二)以新县制为中心改组行政机构 |
| (三)兵役司法制度改革 |
| (四)制定完善优抚制度 |
| 三、四川社会军训和社会动员的成效 |
| (一)社会军训的成果 |
| (二)社会各界参与全面动员 |
| 1.机关、法团、学校参与动员 |
| 2.学生参与动员 |
| 3.妇女界参与动员 |
| 4.文化教育领域参与动员 |
| (三)民众保卫后方与川军在前线抗战 |
| (四)各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变 |
| 四、战时四川社会风气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
| (一)尚武风气、爱国主义和互助精神 |
| (二)逃避军训与逃避兵役 |
| (三)官民之间、军民之间与民众之间 |
| 五、军事化导向的社会变革未能成功的原因 |
| (一)现实问题的制约 |
| (二)制度设计多为补救性措施,缺乏前瞻性 |
| (三)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论题研究的现状和分析 |
| 三、重要概念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 |
| 第一节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历史回溯 |
| 一、孙中山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基础 |
| 二、戴季陶重构“以党治国”的哲学方向 |
| 三、蒋介石推进“以党治国”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民党“党化新闻界”有关法规的制定 |
| 一、确立蒋介石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垄断解释地位 |
| 二、执行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宣传制度 |
| 三、严控“新闻纸”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
| 一、课堂中的“党义”教育 |
| 二、校园中的“党化”控制 |
| 三、时间上的“党国”记忆 |
| 四、空间上的“总理”符号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 |
| 第一节 以制度时间为核心的符号宣传 |
| 一、总理纪念周的舆论推广 |
| 二、革命纪念日的媒体教化 |
| 三、孙中山陵寝的精神崇拜 |
| 第二节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向心宣传 |
| 一、对国民党其它重要人物和势力的轻视 |
| 二、对镇压共产党行动的支持 |
| 三、对“新生活运动”的拥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抗争宣传 |
| 一、对被动抵抗日本侵略的无奈宣传 |
| 二、与苏联关系曲折恢复的尴尬报道 |
| 三、借美国政治外交支持的自惭宣传 |
| 四、维护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重点报道 |
| 第二节 以民权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宣传 |
| 一、烘托推进民权的氛围 |
| 二、展现间接民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以民生主义为旨向的发展经济及社会文化宣传 |
| 一、主张改善生产环境 |
| 二、疾呼充实粮食生产 |
| 三、展示交通建设发展 |
| 四、列举文化建设措施 |
| 五、号召顺应服饰潮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 |
| 第一节 间接阐释公共舆论的立场 |
| 一、呼吁挽救民族危亡 |
| 二、要求实现国内统一 |
| 三、号召促进民生进步 |
| 第二节 直接反对“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 |
| 一、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策略性 |
| 二、展现新闻纸遭受检查的普遍性 |
| 第三节 利用短评坚守“文人论政” |
| 一、涉及国计民生全方位的议题设置 |
| 二、代表公共舆论守门人的价值立场追求与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基础 |
| 五、概念界定与研究边界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增新政府的教育施政(1912-1928年) |
| 第一节 共和乍兴之新疆:多重政治变局与教育历史变迁 |
| 一、伊犁革命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 |
| 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潮在新疆的影响 |
| 三、“双泛”思想意识形态在新疆社会加剧渗透 |
| 四、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变迁 |
| 第二节 旧式官僚之立场:“羁縻治边”下的“养防合一”教育施政理念 |
| 一、杨增新旧式官僚政府的构成及施政依靠 |
| 二、旧官僚的羁縻治边观念及其表现 |
| 三、“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分立:汉文官办的自足与民族私立的监管 |
| 一、汉文官办教育施政的自足 |
| 二、民族新式私立教育的监管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衡量:安全与发展兼顾及其轻重措置 |
| 一、教育施政的安全属性考察:抱守封闭与传统原则 |
| 二、教育施政的发展属性分析:实业强基,师范补员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权衡:坚持自主原则下的微弱关联 |
| 一、教育观念: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与差距 |
| 二、教育行政:地方敷衍与中央放任共存 |
| 三、学校教育实施:地方行为滞后于中央的变革节奏 |
| 第二章 金树仁政府的教育施政(1928-1933年) |
| 第一节 登台主政之境遇:杌陧的内外政治情势与教育的历史遗留 |
| 一、历史转捩下金树仁政府的杌陧政治情势 |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 |
| 第二节 集团利益之主导:“四同”政治观念下的“权宜”教育施政态度 |
| 一、金树仁政府“四同”政治观念分析 |
| 二、金树仁政府“权宜”教育施政态度考察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敷衍:有限扩充汉校与消极放任民校 |
| 一、国民教育扩充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 |
| 二、民族学校疏于管理,“双泛”影响严重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检视:安全举措偏颇与发展的行动不足 |
| 一、兴办军事教育以期强军统治 |
| 二、漠视民族教育,防范民族知识分子 |
| 三、教育的发展缺少足够有效的行动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防范中央实质影响与附和其行政指令 |
| 一、坚守统治利益,拒斥三民主义思想传播 |
| 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附和国民政府的要求 |
| 三、与中央部门畅通信息,防范不法文化考察 |
| 第三章 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1933-1944年) |
| 第一节 历史脉搏之把握:政治困局中的机遇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
| 一、主政困局的解决与机遇的把握 |
| 二、开辟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之姿态:“六大政策”主张下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 |
| 一、广纳各方进步力量,充实与革新政府机构 |
| 二、“六大政策”的产生及其确立 |
| 三、“双以”教育施政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新面貌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共举:官民携手推进各民族教育繁荣 |
| 一、全面设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兴办会立学校 |
| 二、积极采纳民族人士的教育建言 |
| 三、正面回应与合理措置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多元 |
| 四、推动各民族教育事业与国家抗战历史主题融合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探析:安全与发展的并行并重 |
| 一、强化“六大政策”教育,筑牢思想安全防线 |
| 二、宣扬抗战建省观念,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 |
| 三、完善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强化教育监管与指导 |
| 四、加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 |
| 五、扩大经费投入,确保各类教育的有力实施 |
| 六、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各类学校齐头并进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措置:政治利益下的回应与权变 |
| 一、以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 |
| 二、保持新疆地方与中央的教育联系 |
| 三、在央地关系之间的游移和权变 |
| 第四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的两个历史标识 |
| 第一节 新疆学院: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始末及其社会价值 |
| 一、新疆学院建设发展始末 |
| 二、兴办新疆学院的社会价值 |
| 三、地方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施政态度 |
| 第二节 新疆反帝会:地方政府与民众联合开展抗战教育之典型 |
| 一、反帝会的创建及其性质 |
| 二、反帝会的抗战教育活动 |
| 三、反帝会抗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探寻:历史借鉴与现实反思 |
| 一、历史借鉴 |
| 二、现实反思 |
| 第五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举要与比较 |
| 第一节 变中谋安及其因习守成: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权的把握与教育资源的分配 |
| 二、教育与边疆政治社会化 |
| 第二节 适时改良及其敷衍褊狭: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成绩 |
| 二、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偏失 |
| 三、举措偏失带来的政治恶果 |
| 第三节 全新锐进及其正反面相:盛世才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施政的革新举措 |
| 二、教育施政的历史突破 |
| 三、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并存的两副面相 |
| 第四节 综合评述: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比较与差异原因 |
| 一、各届政府教育施政举措得失比较 |
| 二、民国新疆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一、历史发展之边疆安全启示 |
| 二、学术领域之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5）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一、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 |
| (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
| (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利于全民抗战氛围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统区抗日形势日益严峻 |
| 二、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的主要阶段及其内容 |
| (一)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的主要阶段 |
| (二)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的内容 |
| 1.动员民众团结抗战,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
| 2.动员民众抵制妥协投降,坚定民众抗战信心 |
| 3.动员民众反对独裁专制,号召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
| 三、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特点及成效 |
| (一)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特点 |
| 1.公开动员与隐蔽动员相结合 |
| 2.结合时局灵活调整动员策略 |
| 3.重视发挥党员群体的作用 |
| (二)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成效 |
| 1.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
| 2.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
| 3.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
| 四、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经验及现实启示 |
| (一)经验 |
| 1.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是有效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重要前提 |
| 2.灵活多样的形式是政治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途径 |
| 3.发挥党员群体作用是深入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条件 |
| (二)现实启示 |
| 1.政治动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出发点 |
| 2.政治动员必须结合时代变化灵活的调整动员方式 |
| 3.政治动员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巨大的动员效能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硕士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论文结构及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及本文的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债市场(1912-1927)：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公债市场初步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公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建立 |
| 第三节 两次公债市场风潮 |
| 第四节 中国公债市场初步发展时的特征及作用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债市场(1928-1937)：供需两旺 |
| 第一节 公债市场大力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公债发行市场大力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公债流通市场的兴旺和活跃 |
| 第四节 本时期的公债市场风潮 |
| 第五节 公债市场大力发展时的特征及作用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公债市场(1937-1945)：功能衰落 |
| 第一节 公债市场趋于衰落的背景 |
| 第二节 功能衰落的公债发行市场 |
| 第三节 不断萎缩的公债流通市场 |
| 第四节 公债市场功能衰落时的特点与作用 |
| 第四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关于南方局的研究 |
| （二）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研究 |
| （三）关于南方局报人及其群体的研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概念辨析 |
| （一）南方局 |
| （二）报人和群体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形成 |
| 一、萌芽（1931—1937） |
| （一）恽逸群与上海“记者座谈” |
| （二）胡愈之与《世界知识》特约作者 |
| 二、发展（1937—1949） |
| （一）范长江壮大“青记”和国新社 |
| （二）夏衍创建并发展《救亡日报》事业 |
| （三）《新华日报》在重庆不断壮大“友军” |
| 三、成因试析 |
| （一）抗战军兴、国共合作是前提 |
| （二）苏联援助是必不可缺的外部条件 |
| （三）战时通货膨胀、失业问题是经济诱因 |
| （四）激烈的报业竞争提供了生存土壤 |
| （五）过硬的专业素养是内在优势 |
| 第二章 南方局报人在国统区的组织布局 |
| 一、组织核心：周恩来 |
| （一）周恩来的宣传布局 |
| （二）周恩来的用人方针 |
| （三）周恩来的办报策略 |
| 二、三线布局 |
| （一）“左”倾冒进导致的惨痛历史教训 |
| （二）南方局报人的三线办报 |
| （三）“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条战线办报 |
| 三、组织管理 |
| （一）管理方式 |
| （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积蓄 |
| 第三章 南方局报人的群体特征 |
| 一、整体面貌分析——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复刊时期）、《救亡日报》和国新社为例 |
| （一）性别比例 |
| （二）籍贯分布 |
| （三）留洋情况 |
| （四）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
| （五）学历和年龄 |
| 二、共通的精神气质 |
| （一）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
| （二）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 |
| 三、基本的办报共识 |
| （一）以“讲真话”为核心 |
| （二）报纸“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
| 四、多元的职业身份 |
| （一）流动办报 |
| （二）多重身份和多种工作 |
| 第四章 南方局报人的新闻实践 |
| 一、以专业精神办革命报刊 |
| （一）精心开展报纸经营工作 |
| （二）战地新闻蓬勃开展 |
| （三）新闻创新有声有色 |
| （四）与读者进行良好沟通和互动 |
| 二、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互为表里 |
| （一）新闻界的统战工作 |
| （二）跨界别的统战工作 |
| 三、新闻宣传服从政治需要 |
| （一）坚持党性原则 |
| （二）新闻服从政治 |
| 第五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消退及其办报基因的传承 |
| 一、消退（1949—1957） |
| （一）报纸改组 |
| （二）报人星散 |
| 二、消退历史背景初探 |
| （一）“执政后的不适” |
| （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受到批判 |
| （三）民营报业的消失 |
| 三、南方局报人办报基因的赓续——以《南方日报》创刊为中心的考察 |
| （一）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为什么是曾彦修 |
| （二）原华商报人的转变与适应 |
| （三）南下干部和原华商报人的关系 |
| （四）《南方日报》风格的形成 |
| 结语：历史坐标中的南方局报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重庆《新华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救亡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华商报》（复刊时期）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国新社社员情况统计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8）抗战时期新桂系对外传播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史料的整理与发掘 |
| 1.2.2 战时中国外宣和交流的研究综述 |
| 1.2.3 新桂系抗战历史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5 研究创新及困难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
| 2.1 国际传播理论概述 |
| 2.1.1 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渊源与研究 |
| 2.1.2 本研究关于对外传播的内涵界定 |
| 2.2 抗战时期中国对外传播实践 |
| 2.2.1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活动 |
| 2.2.2 国民政府的对外传播活动 |
| 2.2.3 新桂系的对外传播活动 |
| 第三章 新桂系对外传播的信息控制 |
| 3.1 新桂系对外传播信息控制模式 |
| 3.2 出境信息控制 |
| 3.2.1 行政手段 |
| 3.2.2 信息手段 |
| 第四章 新桂系对外传播的内容选择 |
| 4.1 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 |
| 4.1.1 指斥日军美化战争的无耻行为 |
| 4.1.2 抗议日军使用毒气的野蛮手段 |
| 4.1.3 谴责日军频频轰炸的残暴行径 |
| 4.2 表达新桂系的抗日主张 |
| 4.3 宣扬新桂系的抗战功绩 |
| 4.3.1 广传台儿庄大捷 |
| 4.3.2 展示抗日战利品 |
| 4.4 呼吁外界支援新桂系抗战 |
| 第五章 新桂系对外传播的渠道运用 |
| 5.1 大众传播渠道 |
| 5.1.1 报刊 |
| 5.1.2 广播 |
| 5.1.3 电影 |
| 5.2 群体传播渠道 |
| 5.2.1 时事座谈会 |
| 5.2.2 反战宣传演讲 |
| 5.2.3 文艺演出 |
| 5.3 人际传播渠道 |
| 5.3.1 面对面的人际交流 |
| 5.3.2 有介质的人际交流 |
| 第六章 新桂系对外传播的受众识别 |
| 6.1 来桂国际人士 |
| 6.1.1 来桂盟国机构及官员 |
| 6.1.2 来桂反战人士 |
| 6.1.3 留学生及其他 |
| 6.2 侨胞 |
| 6.2.1 海外侨胞 |
| 6.2.2 回桂侨胞 |
| 6.3 侵华日军 |
| 第七章 新桂系对外传播的影响分析 |
| 7.1 侨胞回国抗战建设 |
| 7.2 抗战军需得到解决 |
| 7.3 国际给予道义支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对外传播活动大事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 三、资料运用与论文结构 |
| 四、资料来源综述 |
| 第一章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组建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国内外对学生军训的重视与学生军的出色表现 |
| 一、世界各国重视学生军训给新桂系的启发 |
| 二、现代战争宣传对知识青年的需要 |
| 三、学生军在历次国内战争中的战绩 |
| 第二节 多种矛盾消长沉浮的驱动 |
| 一、民众动员工作中基层干部的极度缺乏 |
| 二、军队对政工人员的需求 |
| 三、抵制蒋介石势力扩张 |
| 四、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 |
| 第三节 “寓将于学”政策推行的结果 |
| 一、“寓将于学”政策的产物 |
| 二、第一届广西学生军在“六一”事件中的出色表现 |
| 三、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在省外的突出成就 |
| 第二章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 |
| 第一节 征召与选拔 |
| 一、宣传动员 |
| 二、考核方式 |
| 三、第二次招考 |
| 第二节 队伍组建 |
| 一、临时组队 |
| 二、组建部队 |
| 三、创设领导机构 |
| 第三节 军政训练 |
| 一、自我教育 |
| 二、集中训练 |
| 三、工作过程中的训练 |
| 第三章 桂南会战前后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
| 第一节 战前社会动员 |
| 一、军事政治动员 |
| 二、经济动员 |
| 三、文化动员 |
| 第二节 配合桂南会战 |
| 一、破坏日军后勤补给 |
| 二、建立军民合作站 |
| 三、收集情报与战地宣传 |
| 四、实行对日作战 |
| 第三节 处理善后工作 |
| 一、恢复基层政权 |
| 二、处理战争遗留问题 |
| 三、收容救济灾民 |
| 第四章 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领导权的争夺 |
| 第一节 加强思想文化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一、公开演讲培训 |
| 二、掌握报刊领导权 |
| 三、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加强党组织建设,控制青年领导机构 |
| 一、中共组织在学生军中的发展历程 |
| 二、反击托派分子 |
| 三、控制三青团 |
| 第三节 反对军官控制,掌握基层领导权 |
| 一、反击中上层军官 |
| 二、加强上层渗透 |
| 三、掌握基层领导权 |
| 第五章 学生军解散后学生的去向 |
| 第一节 学生军解散的原因考察 |
| 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
| 二、担心被中共控制 |
| 三、学生回校复学的愿望 |
| 第二节 学生军解散后学生的归宿 |
| 一、安排继续学习 |
| 二、送合作训练班受训 |
| 三、军队留用 |
| 第三节 学生军中共党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胜利 |
| 一、学生军解散前夕中共的应对 |
| 二、“豫湘桂战役”期间学生军党员组织和领导的游击战争 |
| 三、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学生军党员的斗争 |
| 结语 |
| 一、学生军的工作特点 |
| 二、在大后方青年中起了楷模和带头作用 |
| 三、为中共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 |
| 四、特殊还是普遍：与山西新军之比较 |
| 主要征引文献 |
| 附录 |
| 一、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大事记 |
| 二、在学生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部分中共党员简况 |
| 三、社会调查访谈笔录 |
| 后记 |
（10）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导论 |
| 国家与艺术家：倪贻德与 |
| 1938 |
| 年黄鹤楼大壁画 第一章 |
| 国家的艺术家：政治部三厅与全国性美术家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
| 抗战流徙与艺术家谋生 第二节 |
| 政治部三厅的组建——周恩来、郭沫若、田汉 第三节 |
| 美术科——战时艺术家的军事化组织 第四节 |
| 美术工场与黄鹤楼大壁画 第五节 |
| 朝野之间：全国美术家组织与领袖图像的流行 第六节 |
| 艺术家的流散与政治化的区域划分 第二章 |
| 逃逸革命的现代艺术家：倪贻德日本游学与创造社的左翼转向 第一节 |
| 美术革命与私情文学——青年画会与创造社 第二节 |
| 社会革命与内心革命：北伐从军时期的倪贻德 第三节 |
| 东京的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华留日美术研究会 第四节 |
| 摩登体验——艺术家的东京漫游 第五节 |
| “写实主义”的实技与观念：川端画学校的研习 第六节 |
| “美术之秋”：跨语境体验与决澜社的结成 第三章 |
| 壁画的“内战”：抗战初期美术界的竞争格局 第一节 |
| 香港岭英中学的《抗战》、《建国》壁画 第二节 |
| “学院派”与新媒体艺术：洋画与漫画、版画的并存 第三节 |
| 现代壁画的前史——几则案例 第四节 |
| 里维拉的影响？——洋画家的壁画 第四章 |
| 敌我的镜像：抗战初期中日之间的美术宣传战 第一节 |
| 画稿释疑——关于壁画实战功能的推理 第二节 |
| 壁画的观众——1938 |
| 年黄鹤楼大壁画的两个版本 第三节 |
| 日本、中国对黄鹤楼大壁画的报道 第四节 |
| “卫国”与“报国”——中日艺术家的师生之战 第五章 |
| “新写实主义”：折衷策略与孤岛时期倪贻德的洋画创作 第一节 |
| 战前“新写实主义”的输入与论争 第二节 |
| 战时绘画与新写实主义 第三节 |
| 孤岛上海与尼特画室 结论：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关于黄鹤楼大壁画的反思 图版目录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日文文献 英文文献 附录 1 |
| 倪贻德年表简编 2 |
|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一年度第一学期教授薪俸 3 |
|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廿六年度第一学期发维持费清册 4 |
|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三十年度教员统计表、教员名册等 致谢 图版 |
四、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的团结抗战主张——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征兵与四川社会变革研究[D]. 黄良.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3]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4]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5]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研究[D]. 杨斐然.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中国近代公债市场研究[D]. 武建新.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7]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D]. 吴自力. 暨南大学, 2016(04)
- [8]抗战时期新桂系对外传播活动研究[D]. 朱丽莉. 广西大学, 2016(02)
- [9]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D]. 陈峥. 复旦大学, 2014(12)
- [10]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D]. 蔡涛. 中国美术学院, 2013(04)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