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营经济政策问题探讨

一、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彭巨水^[1]（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董大伟^[2]（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国晓光^[3]（2016）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吴梓萌^[4]（2015）在《社会和谐视阈下新中国初期私营经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初期（1949——1952）,党对私营经济采取扶植、利用、限制、引导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其灵活性、有效性的特点盘活了国民经济,改善了公民的生活；帮助私营业主建立企业,解决了大量社会人员的就业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调整了资本家的心态,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初期私营经济政策在对社会建设有上述方面的影响恰恰契合了当前阶段党和政府对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探索的要求。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对新中国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进行以上方面的针对性研究,可对当前阶段的社会和谐建设提供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的社会和谐方面的社会建设思想的思想渊源与理论渊源。古今中外的思想家自身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中,反映了古今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应时刻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未来社会的情形的构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途径。新中国初期的国家、社会背景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私营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第二章阐述了在以上宏观背景下党对于私营经济政策进行的选择需要遵循的要求,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安排的主要内容。第三章对新中国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实践的效果进行了评述,在对社会和谐建设方面的影响来看,新中国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在盘活国民经济,奠定和谐社会物质基础；协调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应该看到,正确的政策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也需要真正懂政策、懂国情的高水平党政干部来执行。以便更好地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第四章基于以上论述总结了党在新中国初期为促进社会和谐实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必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认识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党政干部的政策水平,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繁荣有序,人民幸福。

弓联兵^[5]（2012）在《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中国的执政党与社会呈现出“政党统合”的关系形态。这一关系形态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逻辑共同形成。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需要一支可以凝聚和统合社会的组织化力量主导和推动现代化进程,从而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展开。一般认为,具有现代性的政党组织是充当这种组织化力量的最佳选择。从执政合法性的逻辑来看,任何政党都需要从社会汲取执政资源以维系和巩固执政地位,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按照现代政治规则对分化的甚至分裂的社会进行必要的统合,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在“政党统合”形态里,执政党构建了一套以党为中心的组织结构,包括执政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及外围组织体系。依靠组织的力量,执政党通过吸纳和嵌入两种基本的路径和方式统合社会。其中吸纳侧重于政党自下而上对社会力量的笼络和征募,将社会精英群体吸收到党的组织体系或执政体系；嵌入则侧重执政党的组织网络自上而下向社会空间的渗透和覆盖。通过吸纳和嵌入社会,使社会紧密围绕在执政党周边,从而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本文基于“政党统合”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共产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对中国的政党与社会关系展开论述。放权式改革后,社会拥有了一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快速成长,时至今日,私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私营企业的成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打破了既有的权力利益格局,对政党国家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事实下,如何将私营企业纳入政党国家的控制范围以内,发挥其建设性功能,抑制和防止其潜藏的反对性政治能量,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面对的战略性和策略性命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看,对于作为新兴经济社会精英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执政党采取政治吸纳的策略有选择性地将一批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纳入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执政体系,使其成为政党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体制外的反对者。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共产党开放组织体系吸纳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二是通过政治安排的方式把私营企业主安排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部门等机构。在吸纳私营企业主的同时,执政党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党的组织网络向私营企业进行渗透和延伸,在社会自组织没有成型之前党组织率先占领了政治真空地带,从而保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拥有坚实的组织基础。从现代政党政治的逻辑来看,政党回归社会是政党扩大社会基础,争取社会支持的应有之意,从中国执政党的领导逻辑来看,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也是保证党在新兴社会领域领导优势的必然选择。但在社会成长成为不可逆的事实下,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的方式需要作出必要调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党组织的背景和方式不同,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时受到外在组织环境的影响,在结构上转变为一个“无权力依托组织”,与此相应的是,在功能上,党组织的功能也不得不从政治功能转化为社会功能,即政治领导核心功能转化为社会服务和关怀功能。因此,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回归社会”,转化组织功能,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社会的有效支持。

苗加清^[6]（2010）在《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当代中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等传统阶级、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相应地,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新现象,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尽管摆脱不了私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人格化”代表的本质属性,但他们从来都是中国的社会公民,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前提、政策依据、主观需求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党和政府要在政治上容纳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而不能将其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经历了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三个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参与目的多重性、政治参与方式多样性、政治参与效果差别性等总体特征。同时,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也存在着立意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并且还存在着务虚性政治参与、非常态政治参与、非法性政治参与等现象,因而,党和政府又必须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加以引导,把它控制在现有政治制度许可和容纳的范围之内。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有效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抑弊兴利,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合法化、有序化、制度化,一方面,要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必须主动加强自我认知,自觉规范财富运行方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努力创造出良好的政治参与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自律规范,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有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面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变化及其政治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在塑造良好的社会舆情条件和合理协调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参与格局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实现党和政府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合法、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及时将私营企业主阶层这股社会力量导入现有政治体系,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缪昌武^[7]（201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 ——以1949-1952年南通地区为实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对1949—1952年南通地区的实证研究,梳理和分析党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处理公私关系的政策、措施,考察政策的微观执行效果,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对于党和政府现阶段私营经济政策的借鉴意义。论文分成绪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结语六个部分。绪言部分主要是介绍课题的选题情况、文献综述、相关概念的表述以及课题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研究限度。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私营经济概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梳理了近代南通地区私营工商业的兴起、发展情况,并经此为逻辑起点,从解放初经济、社会结构和国民经济现状,论述恢复、发展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宏观描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私营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公有制经济的形成与壮大的概貌,从总体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与私营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关系。第二章：扶持和利用——对私营经济作用的认识及政策。本章从认识与政策层面,分析中国共产党采取扶持和利用措施所体现出的对私营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述南通地区对私营工商业扶持和利用政策及实施情况,从微观层面评述扶持和利用政策对于南通社会秩序重建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意义,并进而探讨了党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政策的借鉴意义。本章基本观点：党对私营经济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基于对私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政策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新生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党和政府通过鼓励、扶持私营工商业复工、复业,恢复生产经营,充分发挥私营经济在经济恢复中的积极作用。南通作为苏北行署下辖的地级城市,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主要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具体贯彻、执行华东局、苏北行署的相关政策、措施；同时根据地区的特点和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段,南通在具体策略上有所不同。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切合了南通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促进了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南通国民经济的恢复、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章：限制和引导——对私营经济性质的认识及政策。本章从对私营经济性质的认识及相关政策入手,探讨限制和引导之间的关系,并以南通的实践为例,论述党和政府在政策的实践层面上,如何把握限制和引导关系问题,从具体、微观层面分析南通地区对私营经济限制和引导政策的措施、策略,探讨其借鉴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本章的基本观点：私营经济本身的性质,使中国共产党在扶持和利用私营经济的同时,又确立限制和引导的方针。在对私营经济的性质问题上,党的认识基本是一致和连贯的,在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和引导方面,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针对地制定和贯彻不同的方针、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扶持私营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时,通过价格、税收、劳动、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控制其剥削程度,借助于控制原料、货源、市场的优势和严厉规范的工商管理制度,限制其消极作用。南通市在华东局和苏北行署的领导下,通过制定、落实价格、税收、劳动、利润分配等方面的相关措施,以及借助于政府在原料、货源、市场等方面的优势,限制和引导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运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制定落实上,南通市根据城市私营经济状况,确立了“既团结、又斗争”,既“执行限制他而又不限制得过死”的方针,其相关政策、措施既符合中央政府、华东局和苏北行署的基本精神,又体现地方特色。限制和引导政策与扶持和利用政策相互配套、相互补充,为南通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提供了保障,为南通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在南通私营经济的发展格局、行业分布、经营模式和私营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合作和分工——对公私关系的认识及政策。本章首先从中国共产党对公私关系的认识入手,探讨党在处理公私关系基本原则,从南通地区的实践入手,分析基层社会在处理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以南通为实例,从“合作和分工”的角度,探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下,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关系的处理原则。本章基本观点：党对公有、私营经济关系的处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并最终形成“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限制和引导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公私关系的调整来实现的。党处理公有、私营经济关系的基本政策和实践经验,是党在过渡时期确立对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前提和基础,党处理公私关系中所运用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既是当时利用、限制私营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私营经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在处理公有、私营经济的关系上,南通市在执行苏北行政公署的相关政策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公、私关系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措施。从总体情况而言,这些策略、措施基本切合南通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符合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方针。尽管在微观层面上,南通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仅就通过公私关系的处理来贯彻、落实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而言,南通的策略、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即利用公私关系的调整,实现了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结语主要总结上述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通恢复、发展私营经济实践,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在具体微观层面上,对现阶段私营经济的规范、管理以及公私关系处理,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的政策,是由私营经济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必须坚持对私营经济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利用；对私营经济限制和引导的政策,是私营经济的雇佣劳动、唯利是图的性质与新中国社会性质、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对私营经济扶持和利用的同时,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导；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公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并决定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对私营经济进行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的基本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当前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重要的理论先导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复杂性,对当前党和政府处理私营经济问题,具有政策上的启示意义。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一是材料运用的创新,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政策文件和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型城市的史料作为依据,本文使用南通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结合党的政策文件,许多档案材料在学界都属首次使用,在材料的运用上做到了创新；二是研究角度的创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宏观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富,但是在微观研究领域,尤其是针对南通这样的中、小城市,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微观执行效果的研究却很少,本文以南通地区作为实证,从微观角度来探讨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提炼其借鉴意义,在研究视角上实现了创新；三是观点的创新,本文将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分成地位和性质两个部分,并由此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扶持和利用与限制和引导两个层面分开论述、重新梳理,将公、私关系的处理,作为政策贯彻、实施的手段、方式来考察,这种研究角度所形成的结论,可以为现阶段私营经济政策提供更为具体的借鉴。

贺健^[8]（2010）在《新时期党驾驭私营经济能力的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及演变,分析了新时期党驾驭私营经济的能力提升的表现,并就如何促进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对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私营经济的概念、性质及地位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这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揭示了新时期我国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1978-1986、1987-1991、1992-2001、2002-至今）系统回顾了新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演变历程,并把这个演变历程分为政策开始酝酿、政策初步形成、政策逐步完善、政策全面完善五个阶段,逐一分析了各个阶段党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体现出我党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的正确认识。第三部分:从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变历程的回顾,我们得出党驾驭私营经济发展的能力在不断提升的这个认识,并从坚持思想路线、完善法律制度、把握市场规律、应对金融危机四个不同角度探讨了党驾驭私营经济能力在不断提升这一主题。第四部分:分析了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要面临的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思想观念、信贷支持、市场准入、企业自身四个主要方面,通过对私营经济面临的这四个主要问题的成因、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私营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党更好地驾驭私营经济的发展。

刘洋^[9]（2010）在《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私营经济得到长足地发展。目前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它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加上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变得曲折困难,甚至一度出现灭绝的危机。因此,研究新时期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刻了解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认识深化的轨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对私营经济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创新,而且也便于研究私营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与对策,这对今后党和政府有关决策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指出了在私营经济逐步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党对私营经济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私营经济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此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甚至几近灭绝。第二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转变,指出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重获新生,党在此阶段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是由“看一看”到允许存在并进行引导、监督和规范化管理的转变。私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第三部分是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突破和进一步发展,指出由于党的政策的调整,私营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地位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法律上得到了保护,这样就把私营经济由“制度”外纳入到“制度”内,给私营经济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定位。同时在政治参与上,指出党和政府由一开始限制私营企业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到允许合适的私营企业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这种政治待遇的提升极大地拓宽了私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因此私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第四部分历史启示,在综合前三章基础上而得出的一些启示,同时针对党在制定私营经济政策时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张立影^[10]（2010）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是在新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事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在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相发展,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已经是不容回避和毋庸讳言的事实。当今中国百舸争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更好地认识当今的非公有制经济,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由导言和五章正文共六部分构成。导言对选题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对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扼要的介绍。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初识资本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四节,详细分析了土地革命之前、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政策。总的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由不全面走向全面的时期,是由以形而上学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唯物辩证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的时期。具体地说,在中国革命方式上,由认为在中国直接消灭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二步,在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由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转变为将其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两者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由害怕资本主义到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上,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对不同帝国主义采取分别对待的原则。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三节,分别论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曲折反复的时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变为利用、限制、改造,由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转变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政策,由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转变为与资本主义国家针锋相对、实行事实上的封闭政策,后又根据形势的需要,重新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三节,首先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然后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对建国以来党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些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由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发展到把私营经济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再到把私营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最后将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彻底。本着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在经济层面上学习借鉴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所长,并为自己所用。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经验。在对中国共产党长期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六条主要的经验,分别是: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要历史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二、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3）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和谐视阈下新中国初期私营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 ——以1949-1952年南通地区为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党驾驭私营经济能力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03)
• [4]社会和谐视阈下新中国初期私营经济政策研究[D]. 吴梓萌. 扬州大学, 2015(08)
• [5]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D]. 弓联兵. 复旦大学, 2012(03)
• [6]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D]. 苗加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研究 ——以1949-1952年南通地区为实证[D]. 缪昌武. 扬州大学, 2010(05)
• [8]新时期党驾驭私营经济能力的政策研究[D]. 贺健. 湖南大学, 2010(08)
• [9]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D]. 刘洋. 新疆师范大学, 2010(02)
• [10]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D]. 张立影.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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