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丛书(第1辑)（论文文献综述）
王建海[1]（2018）在《2004-2014年国内藏学图书要目（藏文部分）》文中研究表明此目录系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目录编制而成,因时间和编目条件限制,此次只编发2004—2014年之目录,2004年以前的目录等条件成熟再行编制。2015—2016年国内藏学图书要目已发表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2017年国内藏学图书要目拟单独刊发。此目录按类以年为序,大体分为藏文古籍整理出版、哲学宗教研究、梵文研究、经济法律管理、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藏医药科技天文历算、综合十大类。所收目录以学术性为主,暂未收录当代文学创作类文献目录,再版书亦未收录。
莫再树[2]（2012）在《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文中研究指明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已正式进入本科专业目录，商务英语教学由自发最终走向了自觉。但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史的全面、系统研究至今阙如。学界在对近代英语教学史的研究中，已零星地旁及晚清英语教学中便已出现了的商务英语教学的史实，这些记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务英语教学史实方面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尚缺乏以近代商务英语教学为专门对象的历史考镜和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务英语学界对近代商务英语教学研究意识的缺失，不利于我国完整的商务英语教学史的构建。鉴于此，本研究本着拂去历史尘埃、逼近历史事实、还复历史原貌的宗旨，对我国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源流进行考察。本文以晚清社会需求为背景，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为切入点，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史及商务英语教材为核心，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不同主体、课程类别及教学法为脉络，既从宏观上勾勒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全貌和发展轨迹，又从微观上聚焦晚清各教学主体进行的商务英语教学，并在上述脉络下探讨晚清商务英语语言的变迁及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较全面地考察晚清各类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及编写依据和体例等，以窥其精微奥义。概言之，本研究首次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进行源流考镜，主要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是如何演进的？其演进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一研究问题可细分为：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有哪些主体？各类商务英语教学的开展基于何种动因？各自的课程设置有何特点？各类学校开设的商务英语教学有何作用与不足？采用了哪些教学方法？晚清商务英语课程的属性是什么？晚清商务英语教育中是否有教育规划？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二、晚清民间非标准商务英语语言是如何起源、发展及消亡的？有何语言属性及社会文化涵义？第三、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是如何演进的？有何特点、编写依据和编写体例？如何评价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本研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个相关学术领域，以英语教学研究为主线，借鉴历史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采取历史文献研究法，钩沉、爬梳、筛选、甄别、整理相关史料，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进行考镜，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和结论：首先，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主体和教学动因。晚清官办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是在被动开放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主动意识，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是一种利益导向下的世俗化与功利化的选择，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是在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非正规教学。这种办学动因的差异性体现了晚清英语人才需求的差异性。第二、晚清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1）晚清官办学校出现了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和融商务专业知识于英语语言教学的端倪，其商务语言翻译实践开我国近代西方商学着作汉译之先河和商务经济类书籍汉译之新风。（2）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从最初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发展到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型商务英语教学，再发展到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最后到基于近代化职业教育的商务英语教学。（3）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技能和商贸内容为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职业性和技能性。（4）清末学制改革使官办学堂商务英语教学日趋式微，但也使商务英语的职业教育成为可能。第三、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性、教学方法及教育规划。（1）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从前制度化教育转向制度化教育，存在着正规教学、非正规教学和非正式商务英语学习。（2）存在着技能型和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3）语法翻译法、古安系列教学法、内容教学法和洋泾浜英语教学法在不同学校得以采用，各具特定的历史时代性、适应性和交际性。（4）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在教育主体、课程设置、教材选用与编审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教育规划，其教育规划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第四、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及不足。其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1）开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之先河，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需求导向性；（2）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见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3）是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早实践；（4）是晚清社会心态日趋开放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1）官办外语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只是零星地带有些许商务英语教学的性质或成分，并未形成有规模的普遍的现象；（2）教会学校的教学是教会教育传教的一种世俗化和功利化选择；（3）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具有很强的自发性、盲目性、纯粹工具性动机；（4）基本未深入西学内涵，文化教育意识严重缺失，大多数学习者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近代化进程。其次，关于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语言第一、CPE与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盛行于我国通商口岸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是一种为口岸商贸服务的英语变体。第二、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演变。（1）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分别是广州贸易制度和条约制度时期的中西商贸通用语。（2）CPE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及思想基础，最终退出中西商贸交往的历史舞台。第三、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语言属性。（1）从社会语言学来看，CPE是不同语言集团在商贸往来中产生的贸易混合语，其产生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语言谱系。（2）从二语习得的视角来看，CPE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其形成与中介语的石化有相似之处；CPE的演变与发展基本符合中介语理论。第四、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社会文化意义。早期商务英语打上了社会等级的烙印，折射出了早期中西商贸交往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了口岸城市对外语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工具主义倾向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缺失。最后，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从词汇会话集向写作及会话教材演变，从“汉字注音”向国际音标注音演进，从“词汇型”转向“句字型”，从CPE转向标准英语，从“准商务英语教材”转向专门的商务英语教材，学习方法从机械记忆转向摹仿、推类、循序而进。第二、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特点、编写依据和体例。（1）特点主要表现在：商务内容多样化，实用性强，便于自修，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萌芽，编写者水平较高。（2）对商务英语重要性的认识、对商务英语语言和商务英语学习的认识分别是其编写的实践和理论依据。（3）编写体例：以义类编纂法编写词汇集，以话题型散点式编纂法编写会话教材，以文选型类聚编写法编纂写作教材。第三、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重要意义：（1）满足了学习商务英语知识和掌握商务英语交际技能的需要；（2）是我国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滥觞，反映了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启蒙诉求。（3）见证了晚清洋泾浜式商务英语语言的兴衰，实录了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大量语料；（4）反映了晚清商贸语言接触的历史和文化，是研究晚清中西语言接触和中西商贸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依据。（5）对民国及以后的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尚有诸多不足：（1）有些教材内容安排缺乏科学合理的思路；（2）所有教材缺乏语言学理论或外语教学理论的指导，教材内容缺乏深层次处理；（3）教材的用词、句式、风格、语气过于正式；（4）绝大部分教材缺乏助读系统；（5）多数教材较少涉及中西文化差异及跨文化商务交际。本文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的考镜，从宏观上梳理了其脉络和演进历程，勾勒了其发展全貌，从微观上考察了课程、教学法、教育规划、教材等，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与不足进行了评价，试图呈现一幅有血有肉的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的完整画卷。
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图书在版编目中心[3]（2011）在《中国图书出版月度CIP数据选摘》文中指出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5.-ISBN978-7-5439-4861-7:$30.00A122毛泽东说名道姓/武志辉,高明珊编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4.-ISBN978-7-5438-7402-2:$28.00A752韶山毛家英雄谱/龙剑宇着.-人民出版社,2011.-ISBN978-7-01-009807-4:$38.00A752
徐秋栋[4]（2004）在《《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丛书（第2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们在沉重的工作压力和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如何及时有效地充电,快速地浏览一下某个管理领域的基本知识,学习一些学之不难又用之较易的管理工具和技巧,了解一些管理方面的常用英语语句呢?现代人工作繁忙,但又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如何应对这个矛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答案。丛书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撰写的《英汉对照袖珍管理手册》第1辑25个分册,去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奉献给了广大读者,受到热烈欢迎。该丛书经过精心选题,每个分册都浓缩了对一个主题的探讨,这些专题都是读者经常遇到的或犯愁过的,好些专题不仅是管理者的必修课,而且也是白领阶层普遍所感兴趣的议题。选题涵盖了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阐述的各种技巧和工具言简意赅。
刘微[5]（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张佳颖[6]（2020）在《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对1735-1949年间的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活动进行编年,且在编年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期,对作品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描述。研究思路与内容如下:（1）详尽搜集1735-1949年间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的原始文献,以真实可靠的一手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2）秉持着“考订事实”、“追溯源流”的学术态度,详细厘清西译作品的翻译情况、出版史实、译者身份等信息;（3）以“编年”为纵向主线、“纪传”为横向辅线进行编年与作品信息的完善。首先,以时间为序,按具体出版年份归纳是年的西译作品,将作品按已考证的出版年先后排列;其次,编录作品可考的详实信息,条目内容涵盖作品名称、译者及其身份、所载媒介、转译情况、发行地与出版社、相关书评、插图情况、再版情况、赞助人或赞助机构、小说类型、所依中文底本等,并对于部分较为重要作品的译者序言及书评均加以翻译,以求呈现更多有效且准确之信息;（4）以宏观的视角,将西译作品集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作为编年史的历史分期的依据;（5）对该历史分期所蕴含的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特点加以论述,以力求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与其相联系的文化谱系,以及古典小说研究视阈中体现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观,凸显古今之变。本文以期全面呈现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各国被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轨迹,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西传的专家学者有所裨益,或可促进该研究领域更多学术生长点的滋生。
宋泉[7]（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指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张强[8]（2016）在《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农兼作”研究 ——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文中认为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农兼作”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清代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以林业为主、农业为辅的两种经济生活方式,其中林业经济主要指杉木、茶油等林作物的种植、伐卖,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其他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则指传统的农业生产,林业和农业相互依赖、互相补充;二是指林间套种,谚语中又叫“林粮（农）间作”,主要是指在杉木、油茶等林木间,套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关于林间套种时序,林木种植前,存在先种植农作物一至二年的现象,但更普遍的是林木定植后、成林郁闭前,在其间隙处套种农作物,林农同时进行;至于套种作物,林主要有杉木、油茶、油桐等,农主要有玉米、小麦及果菜等,至于具体搭配,各地有所差异。黔东南“林农兼作”的兴起不是偶然,与其独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联系紧密。其独特的地质地貌、土壤、气候及水流条件,于杉木、马尾松等林作物而言,可谓得天独厚,特别于杉木,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其材质明显优于外省;黔东南是苗侗民族集中区,为南蛮、古越人后裔,他们在先秦时期便发明了杉木萌芽更新和插条技术,为人工林的繁荣奠定了技术基础。加之林区山多田少,在经营农田时亦兼顾山林经营,甚至在农田四周,农田内部都兼种有林木。据《姜氏家谱》记载,至元代锦屏文斗寨依然林海莽莽,密布着茂盛的原始林,明代正德年间开始,由于宫苑建设黔东南优质原始林开始为世人知晓;清代皇木采办成为定例,明清皇木采办还带来了黔东南林区木材贸易的繁荣,繁荣的木材贸易让各地木商、手工艺人、农民等人群蜂拥而至,林区天然林砍伐殆尽。为解决皇木定例及市场对木材的需要,黔东南开始大规模人工造林,特别是乾隆朝,政府亦意识到人工造林的重要性,要求并鼓励林区人工育林。黔东南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步向以林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生活方式转变。不过,杉木人工林生长周期长,如何解决外来移民及本土林农的生活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长期造林实践中,林农发现林间套种既可以获得粮油,克服林业收益迟的困难,还可以保护幼苗,以耕代抚,有利于林木的成长,从而降低造林成本,林间套种在黔东南悄然兴起。通过契约文书和方志资料可知,黔东南林区杉木栽种主要使用了实生苗和萌芽更新技术。不过杉木等针叶树种会分泌出一种芳香的化学物质,一般树种都害怕这种物质,只有少数阔叶树种能够抵抗。因此,契约中与杉木混交的油茶、油桐等树种,既与杉木构成“仿生”以防病虫害,又有抗杉木化感作用的意蕴。当然它们在客观上确实能够增加林农的经济收入,但增加经济收益不能作为这种混交的直接原因。文书和方志中都有杉木成林时间的记载,一般在18-20年之间,但在林间套种过程中,部分林农可能将精力全部放在了农事上而忽略了林业经营,山主为确保山场收益在出佃山场时便想方设法确保林木的成林时间,最短为2年、最长8年,不过以3-5年为常态,为确保林农能够如期抚育林木成林,山主出佃山场时往往会增设一些附加条款。通过契约进一步可知,黔东南山林经营过程中,无论山主抑或栽手,都十分注重连片经营,从而实现规模效应。在“林农兼作”中,山主经营山场的形式分为山主出佃山场与林农栽种、山主出佃山场与林农种粟后栽杉、山主出佃嫩木、山主佃种自己与他人的共山、山主亲自栽种自己的山场等几种形式,“股”确定了山主对山场的占有,而且山场可以继承、买卖,由此可知黔东南山场属于家庭私有,而非家族公有,在山场流转过程中,黔东南山场逐渐兼并,最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黔东南山多田少,但农业依然是林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之一,田土经历着租佃、典当、断卖等流变形式,最终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值得一提的是林农,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来人”与世居林农的地位存在极大的差异,即来人地位远低于世居林农,不过通过契约文书可知,来人地位与世居林农并无差异,无论是居住、佃山条件,还是分成比例,都与世居林农相近。在主佃关系中,林农不仅独自承担林木栽种、成林的任务,即使林木郁闭后,林农依然独自承担林木的抚育、间伐、防火和安保工作。在“林农兼作”下,山主和林农可以通过山场、林木、山林断卖,出让山、林权利来实现山林收益,土栽按契分成。在分成比例上,以道光为分界线,自道光开始,3:2的土栽分成比例占据了绝对优势。栽手间、山主间亦按股份利。山主、地主及农民还有其他获利途径,如山主、田主通过放贷,农民则通过充当林木砍伐工人和运输中的旱夫排夫等角色获得相应收益。
张真[9]（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提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图书在版编目中心[10]（2011）在《中国图书出版月度CIP数据选摘》文中研究说明
二、《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丛书(第1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丛书(第1辑)（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商务外语（英语）教学源流的研究 |
| 1.3.2 国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的研究 |
| 1.4 研究问题、内容、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基本框架 |
| 第2章 晚清官办英语教育中的商务英语教学 |
| 2.1 同文三馆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的嚆矢 |
| 2.1.1 同文三馆英语教学的历史背景 |
| 2.1.2 同文三馆英语教学 |
| 2.1.3 同文三馆的商务英语课程 |
| 2.1.4 同文三馆的商务语言翻译实践 |
| 2.2 湖北方言商务学堂与自强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 |
| 2.2.1 最早的官办外语商贸学校湖北方言商务学堂 |
| 2.2.2 寓商务知识于英语教学的湖北自强学堂 |
| 2.3 清末学制改革时期的商务英语教学 |
| 2.3.1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雏形的逐渐形成 |
| 2.3.2 清末日趋式微的商务英语教学 |
| 2.3.3 清末学制改革对民国时期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 |
| 3.1 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发轫 |
| 3.2 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型商务英语教学 |
| 3.3 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 |
| 3.4 基于近代化职业教育的商务英语教学的肇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 |
| 4.1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的历史背景 |
| 4.1.1 商务英语学习热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
| 4.1.2 商务英语学习热的内驱力 |
| 4.1.3 商务英语学习热的外推力 |
| 4.1.4 商务英语学习热的直接动因 |
| 4.2 晚清民间英语培训班和夜校的商务英语教学 |
| 4.2.1 兼授商务或贸易英语的培训班和夜校 |
| 4.2.2 专授商务或贸易英语的培训班和夜校 |
| 4.2.3 民间商务英语教学的内容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性、教学法、教育规划 |
| 5.1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属性 |
| 5.1.1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制度性属性 |
| 5.1.2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课程属性 |
| 5.2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法 |
| 5.2.1 语法翻译法 |
| 5.2.2 内容教学法 |
| 5.2.3 古安系列教学法 |
| 5.2.4 洋泾浜英语教学法 |
| 5.3 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晚清商务英语教育规划 |
| 5.3.1 外语教育规划 |
| 5.3.2 晚清商务英语教育规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 |
| 6.1 中国洋泾浜英语与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 |
| 6.1.1 从辞书释义和词源看 |
| 6.1.2 从 CPE 的形成和用途看 |
| 6.1.3 从 CPE 的教学和读本内容看 |
| 6.1.4 从 CPE 使用者的职业看 |
| 6.2 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兴起与演变 |
| 6.2.1 最早的中外商贸通用语 |
| 6.2.2 广州贸易制度时期的中外商贸通用语 |
| 6.2.3 条约制度时期主要的中外商贸通用语 |
| 6.2.4 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衰落 |
| 6.3 我国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语言属性 |
| 6.4 早期中西民间商贸语言接触的社会文化涵义 |
| 6.4.1 早期中西民间商贸语言接触的社会涵义 |
| 6.4.2 早期中西民间商贸语言接触的文化涵义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 |
| 7.1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总体概况 |
| 7.1.1 启蒙期以汉字注音的商务英语词汇会话集 |
| 7.1.2 初步发展期的晚清商务英语写作及会话教材 |
| 7.2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 |
| 7.2.1 从“汉字注音”向国际音标演进 |
| 7.2.2 从“词汇型”转向“句子型” |
| 7.2.3 从“中国洋泾浜英语”转向标准英语 |
| 7.2.4 从“准商务英语教材”转向专门的商务英语教材 |
| 7.2.5 学习方法从机械记忆转向摹仿、推类、循序而进 |
| 7.3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特点 |
| 7.3.1 多样化的商务内容 |
| 7.3.2 较强的商务实用性和针对性 |
| 7.3.3 明显的“自学式教材”设计 |
| 7.3.4 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萌芽 |
| 7.3.5 高水平的作者群 |
| 7.4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编写依据与体例 |
| 7.4.1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编写的实践依据 |
| 7.4.2 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编写的理论依据 |
| 7.4.3 晚清商务英语词汇集的义类编纂法 |
| 7.4.4 晚清商务英语会话教材的话题型散点式编纂法 |
| 7.4.5 晚清商务英语写作教材的文选型类聚编写法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主持的课题、获奖 |
| 附录 B 晚清（准）商务英语教材书影经眼录 |
（5）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论文特色与创新点 |
| 上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1735-1949) |
| 下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研究 |
| 第一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数量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西译作品数量与涉猎内容 |
| 第二节 小说作品与西译形式 |
| 一、同一译本多次转译 |
| 二、小说中诗歌的翻译 |
| 三、其他 |
| 第二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高峰期与低潮期 |
| 第一节 高峰期与低潮期的特征概述 |
| 一 低潮期(1735-1827 年) |
| 二 高峰期(1885-1949 年)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的促进 |
| 一 低潮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二 高峰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推动 |
| 一 低潮期 |
| 二 高峰期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载体的多样性 |
| 第一节 从单行本到期刊杂志 |
| 一 单行本 |
| 二 期刊杂志 |
| 三 单行本与期刊杂志的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从依附于介绍性书籍到古典小说译文选集 |
| 一 两种载体形式的流变过程及原因 |
| 二 专门的古典小说译文选集特点及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古典小说译者研究 |
| 第一节 译者及其西译作品数量统计 |
| 一 译者身份 |
| 二 通晓多国语言的汉学家 |
| 三 各国汉学活动的推进 |
| 第二节 译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定位 |
| 一 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画 |
| 二 学习中文的有效教材 |
| 三 利用中国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 |
| 四 窥探中国人内心状态的渠道途径 |
| 五 宣扬宗教的辅助资料 |
| 六 负面化中国形象 |
| 七 研究中国小说的文学性 |
| 第三节 译者的翻译观念与实践 |
| 一 改编 |
| 二 删减 |
| 三 遵循原文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735-1949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8）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农兼作”研究 ——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林农兼作”及“林农兼作”文书 |
| 第一节“林农兼作”及“林农兼作”的具体做法 |
| 一、“林农兼作”的含义 |
| 二、“林农兼作”的具体做法 |
| 三、“林农兼作”效益分析 |
| 第二节“林农兼作”文书 |
| 一、根据时代分类 |
| 二、按照内容统计 |
| 第二章“林农兼作”的兴起 |
| 第一节 黔东南林区简况 |
| 一、自然条件 |
| 二、社会环境 |
| 第二节“林农兼作”的兴起 |
| 一、木材贸易的繁荣 |
| 二、人工林的长周期性 |
| 第三章“林农兼作”下的林农技术 |
| 第一节 林农作物栽培技术 |
| 一、杉木栽培技术 |
| 二、油茶和油桐培育技术 |
| 三、农作物栽培技术 |
| 第二节 林木伐运技术 |
| 一、林木砍伐 |
| 二、林木运输 |
| 第三节 文书体现的技术要求 |
| 一、明确成林时间 |
| 二、连片经营 |
| 第四章“林农兼作”下的山主、田主与林农 |
| 第一节 山主与山场经营 |
| 一、山主 |
| 二、山场经营 |
| 三、山场性质 |
| 第二节 田主与田土兼并 |
| 一、田土典当 |
| 二、田土买卖 |
| 三、田土租佃 |
| 第三节 林农与山林抚育 |
| 一、“来人”与世居林农 |
| 二、林农与山林抚育 |
| 第五章“林农兼作”下的利益分配 |
| 第一节 山权林权断卖 |
| 一、山场断卖 |
| 二、林木断卖 |
| 三、山林断卖 |
| 第二节 土栽按契分成 |
| 一、分成比例的统计 |
| 二、土栽按契分成 |
| 第三节 栽手间、山主间按股份利 |
| 一、以股表示股权的分利 |
| 二、以一定金额表示股权的分成 |
| 第四节 其他获利途径 |
| 一、山主田主放贷 |
| 二、农民的其他获利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汉学传统与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西学的传入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
| 第三节 汉学的复兴与近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
| 第二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 |
| 第一节 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文学科 |
| 第二节 森槐南: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鼻祖 |
| 第三节 森槐南的追步者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 |
| 第一节 赤门文士:东京学派之先声 |
| 第二节 盐谷温:东京学派之主帅 |
| 第三节 节门弟子:东京学派之干将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 |
| 第一节 京都大学与京都学派 |
| 第二节 狩野直喜: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先驱 |
| 第三节 京都学派的“三尊” |
| 第五章 东西两鼎以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久保天随及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讲座 |
| 第二节 宫原民平:拓殖大学“支那学”开山之祖 |
| 第三节 奥野信太郎与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俗文学重要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小说中的中国故事研究:以《太平记》为例 |
| 第二节 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水浒传》研究 |
| 第四节 敦煌俗文学 |
| 第七章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日本汉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汉学界之互动 |
| 第三节 从“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的《红楼梦》研究之关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大事编年 |
| 附录二：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着述目录 |
| 附录三：《太平记》所引诸葛孔明故事来源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丛书(第1辑)（论文参考文献）
- [1]2004-2014年国内藏学图书要目（藏文部分）[J]. 王建海. 中国藏学, 2018(S1)
- [2]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D]. 莫再树. 湖南大学, 2012(03)
- [3]中国图书出版月度CIP数据选摘[J]. 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图书在版编目中心. 全国新书目, 2011(06)
- [4]《英汉对照管理袖珍手册》丛书（第2辑）[J]. 徐秋栋.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4(S1)
- [5]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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