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语蝶派，走向浪漫抒情——论苏曼殊小说

一、超越鸳蝴派 走向浪漫抒情——苏曼殊小说论（论文文献综述）

黄曦^[1]（2020）在《苏曼殊对拜伦的接受研究》文中认为苏曼殊是近代中国着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一生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醉心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对拜伦十分倾慕,是国内首位向民众系统译介拜伦的人。他将拜伦视作自己的老师,称自己为“中国的拜伦”,在生活、文学创作两个方面深受拜伦的影响。本文拟根据接受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研究苏曼殊对拜伦的接受情况,主要包括接受事实,接受表现以及接受中出现的偏离等三个方面。本文在梳理了苏曼殊的生平和他对拜伦的接受之后发现,由于两人在身世、个性气质和文学品味方面具有相似性,再加上时代的影响,前者对后者青眼有加,真诚地接受后者的影响。苏曼殊对拜伦的接受包括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他将诗人分为“灵界诗翁”、“国家诗人”和“宗室诗匠”等三类,对以拜伦为代表的“灵界诗翁”最为欣赏。在对三类诗人的作品特征进行比较之后,参照苏曼殊的文学AZ观念和审美标准,可以看出,由于拜伦的影响,苏曼殊最认可的文学观念是表现说。他在文学创作上对拜伦的接受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浓厚的主观色彩、执着于爱情主题、热烈地追求自由。然而,文学接受过程中难免存在的一定的偏离,在苏曼殊的创作中也有所反映。这表现在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宗教信仰、成长的文化背景的不同,苏曼殊对拜伦的接受存在文化过滤的情况。这种接受上的偏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曼殊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上都不能坚守自由意志,表现出逃避、妥协的心态和行为;二是曼殊的生活和诗歌、小说等创作中表现出浓郁的悲观精神;三是曼殊对拜伦的译介采取了迥异于拜伦作品的文学形式。

郭建鹏^[2]（2018）在《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社作为晚清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团,通过办报活动来完成“革命文人”的“文人革命”活动。他们投身于国族建构中,也是成为晚清民初文学变革中的健将。南社通过政治、报刊、文学三者的联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力图通过对南社报刊及南社报刊文学的梳理,揭示南社不仅是一个引领“政治革命”的团体,也引领了中国报刊媒介的发展,更重要的在文学变革时代亦走在了前列,他们属于启蒙、递变的一代,其磅礴的文学气势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在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内容与目的,即从南社报刊所刊载的文学史料入手,多角度地去考察南社时期南社人的社会、文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为其“正名”。其次,概述了南社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南社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是对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产生关系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说,南社通过报刊来代表整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将个体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聚集到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集政治性、文化性、商业性于一体的“南社报刊编辑群”。同时对南社人的“笔名文化”进行了分析,还有部分作者与笔名的考证。第二章以时间为序,从南社成立前的海外办报到国内鼓吹革命再到南社社刊《南社丛刻》的出版,进行数据与内容上的分析,进而梳理出此阶段的报刊在政治、文学革命上的特色,作为《南社丛刻》,从与之密切相关的雅集活动进行分析,得出《南社丛刻》无论是从编辑人员的更换还是从内容的选择、编辑来看,它代表了南社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缺陷,同时也是古典文学终结路上最灿烂的一幕。本章还将于右任主办的“竖三民”及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纳入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在倡导性别平等的南社群体,女性共同参与社事和政治活动,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民元后,随着政治空间的突变,南社报刊出现分化,一部分坚持鼓吹革命,形成“反袁文学”,一部分走向消闲,并入通俗文学,成为主流。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的诞生,承载着新旧文学的转变,也是南社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可以说,在《民国日报》上的“唐宋诗之争”只是南社堡垒垮塌的一角,也是其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再现。第三章以分类文体进行研究。南社作为文学社团,其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领域取得的文学成就引领了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导向。南社的小说是古典小说与翻译小说结合下的产物,它接受西方悲剧美学思想,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结局模式,书写了“革命+恋爱”模式的典范。书信体、日记体及第一人称叙事等创作方法的革新,给五四作家诸多启示。南社诗歌吸纳、融汇中西传统,从本质上超越了维新派的诗学主张,通过追忆前人、幻想历史的重构与颠覆,修复、建立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联系,并寻找自我价值存在的生存空间、重塑国族传统的历史地位。南社戏剧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理论倡导、剧本创作与舞台实践并重,弥补了改良派脱离舞台的缺陷,真正在戏剧舞台上造成了改革的声势,使近代戏剧革新运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第四章重在讨论南社在民国机制下的文学史地位,从民国文学的命名存在性说起,认为民国文学是对历史传统的衔接,只是替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要遮蔽、颠覆文学发展史上出现得现代性。然后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的鸳鸯蝴蝶派,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延续着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同时对影响新文学运动的南社与胡适等新文学家之间白话之争从历史的源流、论争的本源及历史的现代性反思来重新诠释南社的“保守”与“反动”行为,重估南社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及价值。结论南社的报刊,打造了南社为革命团体的名片,也影响了南社乃至整个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通过报刊中的文学作品还原南社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历史在场,在历史的还原与文学的解构中去找寻南社文学走向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文学现代性发展一个合理的解释。南社作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桥梁,作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值得我们去认识、评说,它自身存在的矛盾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刘利平^[3]（2015）在《从林纾到郁达夫:中国现代感伤文学的滥觞》文中认为文章以晚清至民初时期的感伤文学为考察对象,通过林纾及现代感伤文学主题模式的开启,苏曼殊与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建立,郁达夫和现代感伤诗学体系的建立三个问题的论述,纵向梳理阐述了中国现代感伤文学萌起、发展、成熟的发展历程,并以此归结出现代感伤文学在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作用和价值。

陈志华^[4]（2015）在《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对文学史的观照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本论文选取的宗教视野乃其中之一。这种视角选择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以“宗教视野”审视文学变革，可以跳出单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将历史的、学术史的综合研究方法纳入进来，这对《新青年》这样融合了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的研究客体来说，尤为必要；第二，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为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夸大了与旧文学的对立，“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等口号掩盖了许多丰富的历史内容，综合研究方法变焦点透视为散点透视，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简单的单线式文学史观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作为观察《新青年》及其主导的文学变革的视角，本文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实际含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对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客体，更是从属于思想史学术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目前，宗教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已比较成熟，但1919年“五四”事件之前的一段还很少有人涉及。本论文试图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考察它在1919年之前的宗教讨论和宗教观念对中国文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如此设定时间范围和研究内容，与文学及由它反映的整个时代的主题变换有关。《新青年》创刊时，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这使得新旧文学思想的矛盾更加明显，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形态错综复杂，呈现出转型期的激烈碰撞与交锋。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使新旧文学间呈现紧张对立状态，同时，《新青年》对宗教的态度也渐趋激烈，到“美育代宗教”说提出时，此倾向发展到一个极点。1919年的五四事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个社会由启蒙到救亡的主题变换，之后《新青年》迁回上海，原先的思想文化建设命题逐渐让渡给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问题，文学与宗教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二十年代后，“非基督教”运动等已含有明显的政治运动色彩，而应归在另一个主题下讨论。《新青年》对新文学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由于它将构建包括科学、宗教、艺术等在内的新文化当成主要目标，是在更高更宏阔的视野中提倡和促进文学变革，该杂志的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局限性，即宏观理论探讨大于文学创作实践，抽象理念阐发大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亦即“问题与主义”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使《新青年》的宗教问题讨论呈现出许多矛盾的地方，不但“同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尽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宗教情感和宗教评价在这五年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西、新旧文化系统的激烈对撞中，原有价值判断和理论设计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不得不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文学方面，当时有写实主义、人道主义等理论倡导，而在具体的创作中，中国和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想交织在一起，使此时段的文学过渡痕迹十分明显。其直接后果是，宗教与文学是《新青年》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二者存在相互影响，但内在关系更显扑朔迷离。本论文的中心线索，即要搞清在《新青年》的复杂文化生态中，二者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一章绪论，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廓清研究对象和问题，说明本论文的创新点。以往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宗教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宗教”两种类型。前一种的研究者往往持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所讨论的文学问题与特定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情感相联系；后者更关注文学史涉及的宗教内容，大多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和宗教主题。本论文试图跳出这两种模式，将宗教视为融合信仰体系、生存方式和经典文本在内的历史存在物，以此考察它在某个时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文学研究的参照体系，更是一种与学术史、思想史类似的研究视野。以此观照文学史现象，可以将史料（包括但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当成叙述主线，更多呈现作家心理、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创作形态的细微变化。第二章，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在陈独秀、胡适等新一代知识分子这里，基督教首先是西方文化的象征物，它的平等博爱观念、入世精神甚至对异端的血腥镇压，都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格局中被审视和接受的。由于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五四新文学家对基督教的态度，大多经历了由羡慕认同到质疑其合理性的过程，这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分歧明显。《新青年》与基督教会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责令更名”事件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青年》对西方文化由狂热崇拜到趋于理性的态度变化。同时，杂志的编辑方针也有所调整，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减少而同人原创文章增多，且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观念所受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还体现为译介西方作家过程中的“误读”。《新青年》一度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说看作是欧战的哲学基础，这和此前它主张的军国民主义明显矛盾；尼采哲学否定基督教道德观，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的矛盾态度也正代表了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托尔斯泰改造基督教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无抵抗主义、非战争主义、人道主义等，他实际具有宗教改革家和道德家的双重身份。中国知识分子对托氏的注意，以及围绕他展开的争论，和当时文学界的思想状况有关。此外，基督教与战争等也是《新青年》关注的重要话题，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第二章，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转变。近代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态度，有“学术研究”和“信仰对象”的不同，试图借助佛教来解决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践行中的诸多问题。新青年同人普遍表现出对佛教精神的认同感，反对孔教道教而不真正反对佛教，很多人甚至表现出对佛教经典和佛教精神的浓厚兴趣。这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和文学精神的变化。谢无量曾撰有《佛学大纲》和《中国大文学史》，“或文学或宗教”的特点使他表现出传统文学的包容性特征。陈独秀称赞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长诗代表了“最高国民精神”，胡适则批判了它的用典及古典主义倾向；两人都力图引导中国文学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而古典文学的旧形式能否承载新的文学精神，成了在评价谢无量问题上分歧的真正原因。诗僧苏曼殊的《碎簪记》含有包括佛教、基督教在内的复杂宗教情感；他对爱情欲望细腻而夸张的描写，既代表了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发展，也象征了新文学突破写实主义局限的可能性。苏曼殊去世后，他所代表的抒情传统遭遇更为复杂，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及后来的新文学家对苏曼殊的评价，实际代表了写实主义和主情主义的分歧。第三章，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在宗教视阈中，李叔同的文学史价值凸显出来，他在出家前创作的新体歌词从形式到思想情感都接近现代白话诗，且寓含了对宇宙人生的玄学思索。这些歌词之能表现人类隐秘情感，在于它们的“宜唱”性质。与之不同，《新青年》上的白话诗因过于注重文学的“说话”功能，渐渐有了偏重说理的倾向。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争取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而注意使用白话，创制并实验了“罗马化中国字”以代替原有的汉字书写系统。这给新文学家以启发，他们对“罗马化中国字”及世界语表现了极大热情，由此也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层次的汉字革命。汉字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将文字与其负载的孔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联系起来，表音化汉字书写体系真正想取代的，是与象形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汉字革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反基督教思想启发产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革命。第四章，试图建构新文化精神核心的“宗教代替说”。蔡元培1917年前后的几篇演说表明了其对孔教及其他宗教的定位，总体而言，他的同情态度十分明显；但不久他又推翻了其中的很多观点，转而贬抑宗教。他与陈独秀一唱一和的“双簧信”表明，《新青年》在重新评价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有意调整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模糊认同到明确反对是《新青年》同人对待宗教态度的基本特征。对科学主义的高扬，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宗教思想整体上的否定，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唯理化”倾向。宗教在过去甚至当下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有核心位置，为打破这种稳态结构，各种“宗教代替说”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代替并非简单的反对或“打倒”，它不排除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要用“符合人性”的新宗教代替过去迷信鬼神的旧宗教。美育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形式在教育中的作用，它之能够“代替”宗教，在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陶养情感和慰藉心灵的需要。“美育代宗教”说既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警惕了科学主义过度膨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接续了儒家的礼乐传统，弥合了新文化因“全盘反传统”产生的裂痕，从而重构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精神核心。结论。以宗教视野进行考察，发现“五四”事件前的五年中文学变革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既是作者群体变化造成的，更和宗教、哲学、艺术等外围文化环境变化有关。由于此时期各种宗教的思想体系和传播方式不同，它们影响文学变革的方式和程度大小也不同。一般而言，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外国作家作品译介大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和语言形态大于流派风格；影响的结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另外，文学对宗教的反作用力明显，“宗教代替说”既是对宗教强力介入文学的反动，也为之后科玄论战和“非基督教”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丰杰^[5]（2015）在《民国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叙事（1912-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1912-1949）这一时间段落,给予了辛亥革命叙事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作品,按其与辛亥革命的时间距离来划分,可分为“在场性”叙述和“历史性”叙述。“在场性”叙述的核心旨归是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辛亥革命进行是非评判,并对民主共和进行理想化的建构。对于“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国家制度的世纪转换,立场不同的文学家建构了全然不同的文学景观。将革命者、清遗民、旁观者、宗教界人士的“证词”综合起来,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辛亥革命。“在场性”叙述的形式载体,以古体诗歌为主,歌谣、传奇体小说、政论体小说为辅,极具“过渡之时代”的特征。“历史性”叙述承载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意义内涵。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民国文学家对于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愈加深入的思考和开掘。以一○年代、二O年代、三○年代作为时间轴,考察辛亥叙事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民国文学辛亥叙事在三个层面上的价值。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从“臣民与国民”的角度,回答了“辛亥革命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除却那些抽象的政治层面的变化,民国文学家叙述了-场场“小我”的战役。从臣民到国民的跨越,意味着从生理、心理到精神层面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过程伴随着兴奋、艰难与阵痛,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现代人格。从这一意义来看,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实际上将鲁迅式的绝望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稀释,令今天的人们对辛亥革命于中国和国人的深刻影响,对于“国民身份”的来之不易有了更具象的认识。作为历史段落存在的辛亥革命,在民国作家的笔下,开启了“革命与城市”的叙事进程。从清末民初的《孽海花》,到一O年代的《广陵潮》、二○年代的《龙套人语》、三○年代的《大波》,明显地呈现出“空间感”的强化。对城市中普通人的辛亥变迁的展示、更为庞杂的人物架构和多线性的情节推进,令辛亥叙事逐渐具备了史诗气质,呈现出了日趋清晰的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的最终指向是“人”的放大。国人在辛亥革命中得以成长,得以锻造。他们敢于投身历史,敢于表达意愿,敢于发出声音,敢于揭露真相,敢于为真理和民主献身。对这一历史精神的重新确认,是民国文学辛亥叙事的核心指向。民国作家的“革命叙事”,展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一方面,民国文学家塑造了20世纪中国第一批具有“英雄”意义的革命党人形象。陈去病、陆士谔、杨尘因、姚鹓雏、鲁迅、田汉等等文学家于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所描摹的孙中山形象,实证了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之于民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其所建构的一些“革命叙事”的基本模式被后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直接沿用,而它内部存在的“人性还原”又与新时期以来的革命书写遥相辉映,精神相接。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是文学家们对辛亥革命精神传统的一种回溯与确立,隆重开启了中国文学“革命叙事”的序幕。综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我们时刻意识到,对于民国而言,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开启”,也是一种“丧失”。辛亥叙事承载着对不断“丧失”的辛亥传统的缅怀和召唤,承载着对民国“假共和”的深切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反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拾得”。盘点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是对以往因意识形态规约而忽略的内容进行钩沉,是对百年来辛亥记忆的修正与重建,更是通过其所揭示的辛亥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当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吴丹丹^[6]（2014）在《论苏曼殊的悲剧意识及其小说创作》文中指出苏曼殊的文学创作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本文从悲剧意识这一美学角度切入来分析他的小说创作中的悲剧审美视角,并对他的内心的“恫”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探析。论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中西悲剧意识及其相关范畴来探讨在中西不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悲剧意识所具有的独特地域特色,进而厘清自古至今中西方对悲剧概念的界定,并进一步分析在西方文化传入后,中国士人悲剧审美意识的转型；最后结合时代背景、成长环境来全面分析苏曼殊悲剧意识产生的根源。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的是中西文化影响下的苏曼殊小说悲剧抒写,这部分从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个方面分析具有半中半日身份的苏曼殊在日本留学以及多次访日期间对日本“哀”文化的受容,表现在其小说上就是愍物哀情。苏曼殊将日本的物哀文化融入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遇,缘物哀情,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第二个方面从妇女解放运动、三角恋爱模式、佛学思潮这三个角度来阐释在转折时期接受了新观念的士人所面临的文化上尴尬和困惑,表现出苏曼殊式独特的悲剧认知。第三部分：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去探讨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表现。一是苏曼殊小说的悲剧主题,爱情是作家所渴望的,可是在面对爱情时他们又表现出不知所措的矛盾和纠结的心理,渴望爱情又逃避爱情最终导致有情人人鬼殊途,以悲剧告终。家门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使他性格怪异、生存居无定所,更是加深了他对悲剧的生命体认。二是苏曼殊塑造了独具时代个性的悲剧男女,他们渴望爱情,可是面对现实时,男性脆弱、敏感、自恋,面对爱情犹豫不决最终使爱情破灭；女性美丽、大胆、执着,她们敢用生命去追求幸福可是仍旧无法推翻旧传统,演绎出一幕幕的时代悲剧；三是浪漫抒情下的哀感顽艳的美学风格,无论是景物的描写,还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清新的笔法,哀感的叙述都让苏曼殊的小说呈现出另一种美学情调。

闫晓昀^[7]（2013）在《“新文学之始基”——从小说创作看苏曼殊的文学史意义》文中提出苏曼殊的文学实践具有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意义,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存在。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形式上,苏曼殊都是文学现代性的最早尝试者,堪称"新文学之始基"。其小说因为现代性的不彻底性而产生的矛盾与纠结,为新旧文学的过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状态",成为中国文学新旧转化的"桥梁",从而确保了现代文学在完整的发展链条上循序前行。

祝云赛^[8]（2011）在《清末民初报刊言情小说研究 ——兼论古代言情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文中指出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之际,言情小说一度呈独领风骚之势,并初步完成了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成为现代通俗小说的重要品种。在这一过程中,根植于传统的类型意识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古代言情小说传统包括了“三言二拍”的部分篇目、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花月痕》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清末民初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对类型的自觉促使他们体认、承继与改造言情小说传统,使之成为一种现代小说类型的文学资源。另一方面,当时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以报刊为中心,这不仅改变了作品发表方式,也构造了新的“作者-作品-读者”关系。报刊媒体与小说创作二者的互动,形成了传统转化的情境与动力。本文以1901-1917年间的报刊言情小说为考察对象,在掌握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应的报刊史、文学史研究,分析报刊与小说结合的成因与过程,探讨编者、作者与读者对报刊言情小说兴起的历史过程所发生的影响,并以言情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线索,审视其在主题、价值观、叙事与文体等方面产生的特色与新变,阐释言情小说向现代小说类型的转化,及其历史意义所在。

王晓岗^[9]（2010）在《新小说的兴起 ——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文中提出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生产史上的关键时期,中国文学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新小说是文学生产方式转变的直接推动力。本文以文学生产理论为基础,以新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的特点与规律,重点分析新小说文本生产的外部物质条件和新小说的消费特征,以及新小说的意识形态生产的表现形式。文学传统生产方式存在于农耕文明之中,创造了辉煌的古典文学。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东部沿海地区出现近现代工业生产模式,为文学生产提供了发达的物质条件,同时封建意识形态力量减弱,民间报章杂志产生,职业作家出现,市民消费者出现等等因素都为新小说的兴起提供保障。农耕社会是抒情的,现代社会是叙事的,新小说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学形态。文化市场中的新小说的文本生产具有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和文化市场又使职业作家产生,同时又对作家创作形成制约机制。新小说的意识形态生产总体上是反抗封建意识形态,以新民救国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是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国家想象和对复古乌托邦的超越;社会小说解构了以吏为师的观念,彻底否定腐败社会;科幻小说瓦解经验式想象和迷信心理;言情小说在公开化私人话语中想象市民个人生活,这些都表明了民间意识形态的觉醒。新小说与五四新文学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新小说的生产方式是五四新文学的生产方式,新小说与新文学都具有启蒙性质,但具体方式与批判对象不同,新小说与新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表现与内涵就具有一致性。新小说的文本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生产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完成了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本文以新小说在新的生产机制中的生产、发展、衰落为线索,以新小说的生产方式和民间意识形态话语为中心,证明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时期,新小说推动文学生产方式变革又为新文学发生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贺莹^[10]（2010）在《南社文学活动与新文学发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南社创始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的名字、身份、关系考察南社的革命性质,在第一次雅集时的人员关系显示了三位创始人各自所代表的势力,其势力的分化预示着柳亚子取得南社的领导权。将柳亚子作为贯穿南社发展的线索,叙述南社的重大史实,史论结合,人与史并重。由南社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发生固然与梁启超等晚清文学改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新文学是如何实现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新小说”到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转变的,这段研究有大约20年的空白,在近代、现代的文学史上,承接黄、梁之后的文学界革命,直接跳跃至五四新文学运动,通过南社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填补了由晚清文学到新文学的转折的空白。从语言方面考察南社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南社对白话文普及作出了贡献,南社的白话理论与五四新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南社的白话理论是基于政治的需要,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理论则是基于文学发展的自身要求。从小说观考察南社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南社是晚清与五四夹缝间的百花齐放,南社的非政治化的小说观与晚清和五四都有不同。从启蒙观念考察南社与新文学的关系,南社的启蒙观是开启民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观则注重“人”自身。以南社的诗歌创作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诗歌的过渡性质。南社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上承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余蓄,显示出与传统的古典诗歌的不同风貌。南社的诗学理论吸收了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容新意境”的主张,但是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却发生了偏离。南社诗学观注重诗歌的功利性。其诗歌创作沉郁顿挫、深沉浓厚,富有慷慨之气、爱国情怀;呈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具有新旧杂糅的特质,呈现出过渡文学的独特风格。南社的诗歌是时代之缩影,以诗见史,以史证诗,是近代风雨飘摇之中国的历史见证。通过对南社的最好的代表人物苏曼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的对比,阐释南社与五四新文学的共通点与分歧。郁达夫与苏曼殊有着艺术的共鸣,多情善感的个性,浪漫的文学风格是他们共同特征,自传体是他们共同的自觉选择,其小说与近代言情小说的传统一脉相承。郁达夫与苏曼殊的女性观在表现形式上相同,但是却有本质的区别。郁达夫女性观为否定男性自身价值的女性崇拜观,而苏曼殊的女性观则为融合佛教观念的男权主义女性观。

二、超越鸳蝴派 走向浪漫抒情——苏曼殊小说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超越鸳蝴派 走向浪漫抒情——苏曼殊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1）苏曼殊对拜伦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林纾到郁达夫:中国现代感伤文学的滥觞（论文提纲范文）

（4）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叙事（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6）论苏曼殊的悲剧意识及其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民初报刊言情小说研究 ——兼论古代言情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9）新小说的兴起 ——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0）南社文学活动与新文学发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超越鸳蝴派 走向浪漫抒情——苏曼殊小说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苏曼殊对拜伦的接受研究[D]. 黄曦.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D]. 郭建鹏. 吉林大学, 2018(04)
• [3]从林纾到郁达夫:中国现代感伤文学的滥觞[J]. 刘利平. 兰州学刊, 2015(12)
• [4]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D]. 陈志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5]民国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叙事（1912-1949）[D]. 丰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1)
• [6]论苏曼殊的悲剧意识及其小说创作[D]. 吴丹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2)
• [7]“新文学之始基”——从小说创作看苏曼殊的文学史意义[J]. 闫晓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09)
• [8]清末民初报刊言情小说研究 ——兼论古代言情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D]. 祝云赛. 复旦大学, 2011(01)
• [9]新小说的兴起 ——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D]. 王晓岗. 吉林大学, 2010(08)
• [10]南社文学活动与新文学发生研究[D]. 贺莹. 河北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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