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的英汉习语翻译

一、跨文化交际中的英汉习语翻译（论文文献综述）

熊启煦^[1]（2020）在《跨文化视角下的英汉习语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语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受到地理环境位置、历史典故和文学作品、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正因为习语负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因此英汉习语在互译的过程中往往要对其蕴含的文化信息有着完整的了解,才不至于错误解读。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中,习语翻译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手段,能够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社会竞争力。

朱秀丽^[2]（2020）在《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研究》文中指出词汇是英语学习的基础,历来受到高中阶段师生的重视。但是,在词汇教学中很多教师依然采用传统的词汇教学方法,重视词汇的音、形、义,而忽视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导致英语词汇的学习多停留在词汇的字面意思上,不了解词汇的文化蕴含,于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就会发生理解或语用的失误,甚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因此,本研究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为出发点,以Schumann（1978）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Adaptation）理论和语言迁移理论为指导,试图探究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能否有助于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在本研究中,文化意识即跨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词汇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两个方面,所以笔者主要探究以下两个问题:（1）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怎样影响学生词汇文化知识的习得?（2）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怎样影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本研究笔者选取莱芜凤城高中两个英语水平不存在显着性差异的高一班级,分别作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对照班采用传统的英语词汇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实验班则采用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词汇教学方法进行词汇教学,实验时长三个月。实验首先通过两次词汇文化知识测试来检验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又采用“高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问卷”来检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后对收集到的前测、后测以及调查问卷的数据,用SPSS软件对两个班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有助于学生词汇文化知识的习得。在本研究的词汇教学实验中,笔者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文化渗透,使学生了解和熟悉词汇所蕴含的英语国家的风俗习惯、重要节日、神话传说、社交礼仪、禁忌语、委婉语等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极大地增加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知识,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有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本研究证明了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导入文化知识有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从调查问卷可知,文化知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的基础,随着文化知识的不断增长,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不断提高。本研究进一步说明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必须导入渗透文化知识,帮助学生了解词汇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使学生真正习得英语词汇,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英语词汇的学习离不开它所代表的文化,并能为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实践与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王伟^[3]（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指出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文艳玲^[4]（2020）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动物习语英汉对比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语是英汉语言及跨文化交际的一部分,是语言的精华。动物习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翻译时不能生搬硬套。该文从动物习语的英汉对比和英汉动物习语中常见的翻译方法进行对比研究,探究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共性和个性,从而达到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袁耀辉^[5]（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提出《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葛厚伟^[6]（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文中提出《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内容无比丰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担负着延续原作生命和传承原作思想的重任。译者风格可以赋予译作鲜明的个性,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语料库的运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得对不同译者个性化、规律性语言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切入,简述译者风格相关思想,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爬梳,全面、客观地展示了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学研究、《尚书》在西方传播以及《尚书》英译研究进行述评。语料库翻译学为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研究增加了新的范式,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十分必要,将有助于对《尚书》及其英译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尚书》译学研究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创建了《尚书》多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比较复杂,选取了《尚书》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理雅各、高本汉、彭马田和杜瑞清）的典型译本为语料,对语料进行输入、整理、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尤其是对语料逐字逐句校对,进行文本格式噪音处理,保证了语料的准确性,句级对齐的中英文语料能够自动呈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该平行语料库的建成将为更好地开展《尚书》英译研究提供实物平台,增强了《尚书》英译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基于已建成的《尚书》汉英文平行语料库,本文运用语料库工具软件对比分析了四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主要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词频方面,与英语翻译语料库前十词相比较,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和杜瑞清译本（简称杜译）有六词相同,高本汉译本（简称高译）和彭马田译本（简称彭译）有七词相同。在形符数量方面,理译最高,其次分别为高译和杜译,彭译最低,四个译本都比源语文本冗长,有趋向显化之特征。杜译的标准类符/形符比最高,词汇使用最为多样和丰富。理译本的词汇密度最低,显化特征最为明显。理译、高译和彭译的平均词长非常相近,接近于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平均词长,而杜译平均词长最长,词汇使用相对较难。四译本主题词均凸显了原文的主题思想。（2）从平均句长看,理译的平均句长最长,而彭译最短,杜译、彭译体现了源语特征,而理译和高译明显趋于易懂,强调信息表达;高译和理译句子长短变化更大,句子长短结构上更加多样化。句段长方面,高译和理译更擅长断句,语言凝练,更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在问句和感叹句使用上,理译数量远多于其他三位译者,再现原文中人物的情感和态度,同时生动展现了人物各自形象。理译本形合度最高,更具规范性和复杂性,杜译本形合度则最低,功能词数量不如其他三位英语母语译者使用得多,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3）语篇可读性方面,四译本的语篇阅读和理解难度均未低于英语普通文本,未表现出简化特征;相比之下,彭译更具可读性、更简单易懂。语篇功能方面,四译本均遵循《尚书》原文所采用的主位结构,尽量再现原文的信息推进模式;相比而言,理译和彭译在与原文保持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则更倾向于适当调整句子信息组织结构和措词,并使用了其他衔接手段来加强语篇连贯。理译的连接词总体数量最多,虽然彭译的连词总数最少,但具有类型多样、灵活多变的特色。理译和高译更注重译文的篇章衔接与连贯,运用更多的连接手段显现出原文中隐性的逻辑关系,比较符合英文的谋篇习惯。在显性的篇章连接词传递上,四位译者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四译本中使用最常用的连接词类型是表增补的连接词,以体现英语语篇衔接力,凸显连贯。基于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尚书》译本非语言微观翻译特征,主要包括对各译本的成语、隐喻、周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定性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理雅各和高本汉在翻译成语时,秉承忠实源语的翻译思想,更多采用直译法,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播,保持原作形貌,注重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传递。高译将成语部分译成英语习语,数量最多,而且注重保留原文的修辞形式。彭马田采用意译的比例在四译本中最高,彭译语言逻辑连贯、流利顺畅,多数情况下不完全拘泥于字面,在译文中传达成语的蕴涵意义。杜瑞清的手法和风格界于前两类之间,兼顾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方法上突出直译为主,适度采用意译、省译等方法,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2）《尚书》隐喻英译以直译为主,译者有意保留原作隐喻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尽量忠实地再现原语的独特文化内容,以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四个译本中,高译的风格更加注重直译,力求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再现源语独特的文化要素;彭译偏重意译与转换,去除文化间的陌生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3）在重塑周公人物形象方面,1)理译和高译把原文中的“曰”全部翻译为隐式报道动词,彭译和杜译的表述更加丰富,更多借助语义明晰的报道动词来显化原文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内容。2)理译和高译对“曰”的翻译并无语境和阶层变化,呈模式化特征,而彭译和杜译明示原文语境内涵,凸显周公话语对象的阶层差别,准确呈现出周公与交际对象之间的“距离”及“尊敬”程度。3)四位译者均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原原本本”地记录周公话语,保留其各种特征,准确地保留周公原话的风格和表达力。4)四译本对《尚书》的周公人物动作特征翻译,基本上是对原文字面之义的对应;理译更加明示了周公动作的文化信息和概念信息,杜译用显化动词意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再现周公忠心耿耿、坚毅英武形象。（4）在文化协调策略框架下,理氏、高氏翻译文化高频词“帝”时,注重功能对等,用译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取代源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杜氏与彭氏则注重文化对等,尽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内涵。为了实现目的语文化层面的语境顺应,四位译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尽可能地采用西方人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来翻译“德”。三位西方译家对原文中无标记之“德”基本理解为抽象意义的“美德”,大都采用直译,将载有文化特有概念的“德”直接转换成英语“virtue”,而杜氏在贴近原文语义的基础上,相对灵活采用保留原语文化的“变译”,努力再现源语高频词的文化意象,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翻译文本特征和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对《尚书》四译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数据统计、例句对比和归纳分析,这些统计结果揭示了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从整体印象来看,理雅各译本直译为主、译笔严谨、显化易懂、形神兼备;高本汉译本忠实原作、措辞通顺、追求字对句应、保持原作形貌;彭马田译本意译明显、传神达意、简洁流畅、灵活圆通;杜瑞清译本词汇丰富、人物生动、文化会通。翻译风格差异主要是与历史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目的、译者身份素养有关,四位译者有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共同动机,尽管历史文化背景各异,译者身份素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以促进中西交流为己任,以忠实于原着为标准,来传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尚书》的域外译介是中国文化传播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本文借助语料库技术辅助作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尚书》多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译者风格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翻译研究新路径,并为其他典籍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康喆文^[7]（2019）在《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语块是一种形式固定、表达完整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语言运用中能够被整体存储、提取和使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语码的转换,更涉及语码背后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语块作为具有心理预制特点的语言单位和思维单位,在翻译活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效应。本文以语块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央文献翻译,开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及翻译模式研究。本文对2014年至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及俄语译文进行了界定和提取,并尝试提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及国内外研究综述,包括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国内外语块研究综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第二章从语块理论出发,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的特点,完成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和提取工作,并确立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本文认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是由连续的或非连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具有固定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中央文献中可被整体储存和提取;其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为主,涵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包括一级语块、二级语块和三级语块。一级语块为词级语块,包括搭配和固定语;二级语块为框架级语块,包括短语框架和述语框架;三级语块为句级语块,包括谚俗语、格言警句和句群。第三章探讨了认知视角下的语块翻译。文中分别概述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及与翻译的关系,阐释了不同学者的认知翻译观。本文认为,认知翻译观为研究语块的翻译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模拟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模型探讨语块双语的转换进程;二是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双语产生的现实等多重视角探讨语块的翻译。在此基础上第三章提出了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流程图。第四章从以往经典的翻译理论模式出发,结合第三章的理论基础,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该模式凸显了源语语块及对应译语作为整体翻译单位在记忆加工系统中的优势效应;反映了源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的语言符号认知、逻辑思维认知、语境关系认知、社会文化认知及主体间性认知等多维认知层对语块翻译目标、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随后本章结合具体译例,对每一认知层级的内容做了详细分析,对拟构模式进行了论证。第五章为结束语,展望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并拟提出本课题后续的研究思路。总之,本文借鉴语块理论及认知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探讨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和翻译模式问题,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规范中央文献中重要概念的翻译,推动中央文献翻译的自动化、机器化进程。

戚亚娟^[8]（2019）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语动物习语汉译及其对汉译英的启示》文中认为本文基于英汉科普平行语料库探讨英汉动物习语的翻译。研究对英语动物习语及其汉语译文采用了穷尽式提取,共收集了200余实例。在此基础上,对提取的语料进行分类,并归纳出译者采用到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研究发现,整体上,译者更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使用的翻译手段灵活多样,主要包括抛弃形象意译法、保留形象直译法、保留形象增译法和套译法等。希冀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为译者翻译英汉动物习语提供借鉴参考,同时也可为习语词典的编撰提供实证语料。

张晶晶^[9]（2018）在《从跨文化视角论英汉习语的翻译》文中研究说明英汉习语互译时,不能简单地从单个词语或某些字面意思来获得,必须考虑英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为跨越不同文化间的障碍,顺利完成英汉习语的跨文化翻译,阐释了英汉习语反映的文化差异,指出了翻译常犯的错误,并提出了适用的翻译方法,使习语的英汉互译准确、畅通,进一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刘全花^[10]（2017）在《英汉动物类习语跨文化对比分析》文中提出英汉习语源于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文化意义异常丰富。英汉动物习语文化意义存在完全一致、部分一致及完全不一致特征,文章基于动物类习语内涵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揭示英汉习语文化反映的民族性特点,学习和研究英汉习语有助于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传播。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英汉习语翻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文化交际中的英汉习语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1）跨文化视角下的英汉习语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动物习语英汉对比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语动物习语汉译及其对汉译英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9）从跨文化视角论英汉习语的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10）英汉动物类习语跨文化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跨文化交际中的英汉习语翻译（论文参考文献）

• [1]跨文化视角下的英汉习语翻译研究[A]. 熊启煦.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10）, 2020
• [2]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研究[D]. 朱秀丽.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动物习语英汉对比翻译研究[J]. 文艳玲. 海外英语, 2020(07)
• [5]《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6]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D]. 葛厚伟. 扬州大学, 2020(01)
• [7]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D]. 康喆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8]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语动物习语汉译及其对汉译英的启示[D]. 戚亚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从跨文化视角论英汉习语的翻译[J]. 张晶晶.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
• [10]英汉动物类习语跨文化对比分析[J]. 刘全花. 社科纵横, 2017(04)

标签：跨文化交际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