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的诗气质对唐诗研究的影响

一、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唐诗研究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潘吉英^[1]（2018）在《“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闻一多《唐诗杂论》是"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但是,因为《唐诗杂论》中的篇目具有明晰的研究范畴差异性,所以在《唐诗杂论》的研究主体中,考据学派着眼于文献学研究范畴,未触及"诗思融会";历史学派与鉴赏学派均着眼于文艺学研究范畴,前者偏重唐诗史观,未抓住"诗思融会"的内核,后者偏重学术个性,在多维研究中细致剖析"诗思融会"时,多为诗情与哲理间的边缘性触发。梳理、总结、提炼、借鉴这三大学派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的"诗思融会"这一学术范型的研究。

李娅^[2]（2018）在《作为艺术家的闻一多研究》文中提出闻一多（1899-1946）是我国二十世纪着名的诗人、学者、艺术家、民主斗士。20世纪80年代以来,闻一多研究逐渐深入,但从艺术视角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近年来,随着鲜为人知的闻一多美术作品的发掘、整理,随着其美学思想的深人研究,为本文研究闻一多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鲜活形象,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从艺术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其绘画、书法、篆刻、装帧设计、神话图腾、诗歌等艺术创作活动和作品,由此重新认识和发现不一样的闻一多,以期更深入理解闻一多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人生道路,并探讨闻一多的艺术素养对其学术研究的启发。最终通过本文的研究,使世人对他有更加详实、深入的了解。本文认为,闻一多在中国艺术上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如美术、诗歌、神话、书法、篆刻、音乐等,这一成就的取得,深深地凝结了其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哲学思想,以及将本土艺术品类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科学性和审美性结合起来的艺术思想。这两种思想的碰撞,既复活了历史现场,又有个人的独特性发挥。从而,实现了将零星化、碎片化的文本文献加以程序化、系统化,并在浩繁的资料面前展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意识。

潘吉英^[3]（2017）在《论闻一多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说》文中指出在《孟浩然》独特的审美体验、浓郁的抒情笔调中,闻一多所着重突出孟浩然"诗如其人,或人如其诗"的诗性特质,是孟浩然在襄阳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的熏染下,摆脱"行为的矛盾"而呈现的独立品格的魅力,而不是孟浩然未脱"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而呈现的矛盾人格的桎梏。他颇费周折地阐释孟浩然诗,却意在"以诗证人"——突出孟浩然的独立品格,孟浩然诗只是其独立品格的外在投射,在唐诗史上孟浩然其人的地位显然更重于孟浩然其诗。由此,"诗如其人""人如其诗"的孟浩然论,也成为闻孟同体的妙悟后的学术创获。

胡圣凤^[4]（2017）在《闻一多生命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作为文学家、美学家的闻一多,着重于他的生命美学思想。生命与艺术的关系是生命美学的重要议题,而构成艺术的不可缺少的三个方面是“理想、意象、感性”。为了突出生命与艺术两者之间的互化关系和保持闻一多美学思想的整体性和特色,本研究从生命意识、生命情感和生命形式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是生命意识的焕发。闻一多是一位“诗人合一”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富余,而是生命的宣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经典之作,从这些作品和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生命的底色。这可以从“拥美而死”和“文学是生命的表现”两个观点上集中反映出来。此中表现出闻一多对生、美、光明的渴望,而底下透露出的则是他的孤独感、失落感。第二部分是生命情感的升华。艺术家想要把生命的情感转换为艺术的情感,则离不开艺术化处理。闻一多强调生命的自由,而又主张形式规范。他主张“幻象说”,要求“纳诗于艺术之轨”。他借助音乐化、去神秘化的手段营构意象,将生命情感进行诗性升华。这既是闻一多诗学的主张,又是诗化生命的一种方式。第三部分是生命形式的彰显。艺术与生命应该是同构的,它不仅是生命形式的表达,也是生命形式的境界。闻一多不仅是美育的提倡者,同时也是践行者。早期受到蔡元培影响,提出以艺术改造社会的美育观。他在诗、戏剧、篆刻等各方面都卓有成就。张扬“艺术底灵魂”,这种努力贯穿于其一生。闻一多人格魅力来自于多方面,他走向崇高的生命境界,也是自我存在的反思和在传统中寻求认同的结果。闻一多美学思想中包涵一种强烈的生命关怀和崇高精神。从内在看,它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这是时代、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他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个体性、感性和自由的追求,无疑对我们审视工业化语境中的生存具有重要的启发。

李诗白^[5]（2017）在《民国杜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杜诗学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流泽深远,近代以来,清朝衰亡,民国肇造,社会巨变,学术替嬗,杜诗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新旧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作为杜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关捩点,古典杜诗学日渐衰落,现代杜诗学逐步开启,随着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吴芳吉、闻一多、钱锺书等此期诸多着名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深入研究,杜甫研究逐渐成为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成果丰厚,众多相关文献资料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杜诗学思想。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内容、结语三大部分,拟从梳理民国杜诗学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对此期杜诗学的深入讨论。本论文的导论部分,阐述本论题的选题意义;综述研究现状与研究动态,如有关民国时期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的综述、民国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杜诗对近现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杜诗学”、研究阶段“民国时期”,以及本论题研究的可行性;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分析本论的价值,创新与不足。正文第一章展开民国时期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简介民国时期的杜诗学发展概况,如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发展情况与杜诗学文献的基本概况,对民国时期的杜诗学文献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介绍,将文献分为此期与杜诗学相关的文献情况和专门的杜诗学文献情况来讨论,深入考察民国学人对杜诗学研究形式的创新、对杜诗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以及民国学人的杜诗选本注本的特点。并从民国学人的杜甫思想研究、杜甫评价研究、杜甫卒年及死因研究、“李杜”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民国学人的杜甫研究概况,深入讨论此期学者对杜甫的“诗史”、“诗圣”地位、人格、诗歌作品、诗歌思想性、诗歌艺术性的评价。正文第二章讨论民国学人对杜甫的接受与阐释。分别以民国学人对杜甫思想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两个角度为研究出发点。在对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此期学人对传统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以及对杜甫爱民与反抗思想的挖掘,紧紧围绕平民诗人杜甫、杜甫的爱民思想和杜甫的反抗精神等话题展开论述分析,深入探究民国学者对杜甫思想的激烈讨论与争议之因。而在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这一问题上,本文以此期学者对杜诗艺术手法、杜诗语言特色、杜诗题材类型、杜诗风格,以及对“诗史”地位的探讨等诸问题为研究视点,系统论述了民国学人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诗歌思想等的接受与阐释概况。正文第三章谈论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分别从现代研究方法在民国杜甫研究中的运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传记撰写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三个主要方面的对民国杜诗学展开考究,并在研究中具体讨论了民国前后,学人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及运用情况,着重对H·A·丹纳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深入探讨,并对民国前后的传记写作概况特点以及对传记作者的研究态度、写作视角等的思考分析,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手段。正文第四章主要考察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民国始建,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新思想之流风涌开来,杜诗学研究界正值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传统杜诗学研究方法继续被部分民国学者运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的政治思想环境和学术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现代传播方式的直接推动下,新兴诗学思想迅速渗透古典文学研究,并流行于“整理国故”运动之际,此期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卓识之士纷纷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进行创世纪的探索和研究标准的提出,开启了此期杜诗学研究的新风气,别具源远流长之影响作用。正文第五章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分别论述了民国着名学者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范式、闻一多的杜诗学研究范式,以及陈寅恪的杜甫研究范式和钱锺书的杜甫研究范式的建构。并对诸学者研究杜甫之原由、得失、转变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梳理,进而充分考察和肯定了吴芳吉、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四位学者所建构的杜诗学研究范式在杜诗学史上的学术史价值与借鉴意义。结语则对民国时期的杜甫及其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客观评价与论述,并梳理和总结了这一时期杜诗学的特点,及此期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提出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建树上对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对当代杜甫及杜诗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戴灿^[6]（2017）在《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 ——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高友工是美国着名的汉学家,他在唐代律诗研究的方法上有着首创性的一面,即从语言学角度,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来研究唐诗。本文就是以高友工的这一研究方法为例,来对诗学研究进行语言学祈向上的探讨,以图回答“为什么会这样”、“效果如何”、“怎样来解决或完善”这三个主要问题,继而探讨诗学研究之未来的可能性发展前景。本文在立足于台湾学者陈满铭辞章学之“多”、“二”、“一（0）”螺旋结构以及刚柔成分之量化原则的基础上,对唐代律诗进行了“意象系统”与“章法结构”上的讨论,想要借以实现唐代律诗研究的系统化探讨;同时,结合大陆学者江弱水对古典诗现代性的解读来对唐代律诗进行现代性的探讨,以期实现唐代律诗研究里,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某种融合;最后,则把西方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里面的叙事理论以及元批评方法,放入到唐代律诗文本的内在探讨之中,欲以回答杜甫《秋兴》为何会这样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

杨柳^[7]（2017）在《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新诗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问题是涉及新诗合法性、新诗本体、新诗评价标准与新诗未来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传统是一个被延传的“变体链”,它不是单线的、稳定的、被动的,而是复杂多线的、变动不居的,并且作为一种主动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当下语言和思想的构建。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基于对晚唐诗歌绮丽含蓄、幽深婉美风格的喜爱,对温庭筠、李商隐诗词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进行了集体性的讨论与借鉴,为新诗学习古典传统做出了良好示范。此现象后来被学界称为现代派的“晚唐诗热”。以往的“晚唐诗热”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三十年代新诗观念的变革,新诗本质的探寻,以及古典传统、现代诗歌与西方资源三者关系等基本问题。晚唐诗歌流派众多,或承袭元白一派,描写民生疾苦;或如温李一派,表现艳情声色;或延续贾姚一派,作避世苦吟。其中,温李诗词属于中国诗歌流脉中非功利、非理性倾向的一派,强调文学的艺术性、独立性,注重自由想象和内心表现,追求语言艺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晚唐诗风的特征主要有:一、偏离“诗教”传统,社会担当意识削弱,文学功利性降低,主体性增强,注重表现丰富的“内宇宙”。二、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在情感表现上具有情韵缠绵、感伤忧郁、纵情声色、颓然自放的特征。三、在意象使用和象征手法上超越了感物吟志的比兴传统,以心灵主观化打破时空界限,自由组合诗歌意象,诗意因此晦涩朦胧,远离盛唐平易近人的诗歌传统。四、雕琢文字,锻炼音韵,注重对仗和典事的使用,语言因此典丽精工,具有密丽的形式美和音韵美,追求视觉美感和感官刺激。西方现代主义象征派诗学在三十年代中国新诗诗坛被广泛接受。象征主义与晚唐诗风有着内在联系。它们都属于追求纯艺术的文学潮流;都致力于创造以意象体系为核心的、以朦胧晦涩为外形的新型诗歌表意模式;都具有颓废、唯美的审美特征;都注重诗歌的色彩、视觉化和装饰性,崇尚精致、炫丽的语言美。北平现代派群体与京派文人群多有重合、互有交流。他们都要求诗歌与现实保持距离,排斥诗歌文学的“工具性”,反对浪漫主义式的滥情宣泄,强调更节制、更敏锐的诗的“感觉”,注重诗歌表现的“情趣”。他们推崇诗歌的含蓄朦胧美,强调诗歌与“谐隐”的关系,重视诗歌想象、象征和梦幻手法的运用。他们都具有“唯美”倾向,相对于意义领悟和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诗歌欣赏和批评中的美感体验更为重要。有关现代派诗歌创作与晚唐诗风的联系,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英诞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述或自白,其中以废名诗论最有代表性。对晚唐“温李”的讨论是废名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废名在晚唐温李的再阐释中发现了新诗“诗的内容”,他推崇晚唐温李诗词中含蓄深隐的表达方式,对晚唐温李诗词中的诗意幻想和典事想象手法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倡晚唐温李诗词中哀伤缠绵的非功利审美形态。晚唐诗风对现代派诗人创作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表层的意象、典故和具体诗句的化用;中层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法的类似;深层的内在精神、审美和诗歌观念上的相通。戴望舒被看做现代派“诗坛的首领”。他能够较好地将法国象征主义诗风与民族传统相融合,表现出与晚唐诗风深刻的联系。戴诗以象征主义手法打破即景抒情的传统表达方式,以感觉创造幻境,组织起一个相对单纯完整、精致艳丽的古典意象世界;其意象使用具有跳跃性、多重修饰、感觉敏锐和迷离惝恍的特点。戴望舒偏爱使用冷艳凄迷的自然意象、感官化强烈的女性身体意象和琐碎晦暗的人工意象。其诗歌中多表现情爱感伤中的痴情缠绵和自伤自悼,并同时有着商业化影响下从“爱情”通向“情爱”欲望化倾向。卞之琳写诗尤其注重技巧和语言,他从晚唐五代诗风中袭取的也是技巧和语言方面的资源。卞诗在坚持使用现代白话口语的前提下,熔铸古典雅言诗语,从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改造新诗语言工具,努力创造一种适合现代新诗诗意表达和诗体要求的、与散文白话相区别的新诗白话。卞之琳具有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他和晚唐诗人一样,注重诗歌语言和音韵的精雕细琢,致力于打造精美细巧、色彩斑斓的诗歌意象。他还注重诗歌典故的使用,在新诗中融入古典典事,形成了一种古今交错、情感沟通的诗语风格。何其芳身上的晚唐色彩更为浓厚。他改造古典思妇诗,直接承袭温词,在新诗中塑造了富丽多姿的古典女性形象,又根据自身经历,创造了明丽忧伤的纯洁少女形象。其女性书写中充满了密丽冶艳、脂粉香泽的阴柔美。何其芳还以“梦幻”方式带动诗歌想象,以梦幻逻辑串联诗歌意象、铺陈典事,借鉴李商隐和艾略特诗歌用典的“互文性”方式,创造出了新诗用典的奇观。现代派借鉴晚唐传统可以从时代背景、主体特征和接受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晚唐与民国三十年代都属于思想较为自由开放、社会动荡不安,但仍能继续维持基本稳定的特殊时期。晚唐是古典诗歌经历高峰过后的转轨期,诸多前近代-现代性因素在此时破土而出;而三十年代新诗艺术发展过程中对精工雅丽、朦胧蕴藉的诗质的寻求,决定了新诗探索者选择晚唐诗歌作为参照。三十年代年轻诗人们获得了重新审视传统的空间,能够辩证地、平等地面对传统,以现代的眼光去发现传统。他们在关注晚唐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学理、自由化、多面向的特征。现代派受晚唐传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典与西方的互动、感觉与诗质的关系、技巧与语言的探索、接受与审美的转向四个方面。现代派能够在中西诗歌中发现共同点,以东方品格为本,接纳西方影响,在融通中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们注重“诗的感觉”的书写,开掘人的内心世界,善于表现敏锐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细微感情;在诗歌中多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细小的事物,力图从平淡中见新奇,诗歌境界由此愈加狭窄化、精致化。现代派对晚唐诗艺术的继承,是对初期白话诗观的全面反思,也是新诗试图从古典传统中获取“现代性”的过程。诗歌梦幻想象手法的运用,独特的意象塑造和组织,含蓄晦涩的传达方式以及精致典雅、绮艳华丽的语言特征是现代派学习晚唐诗歌技巧的具体表现。现代派在学习晚唐的过程中还就诗歌语言的朦胧晦涩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试图影响读者的诗歌接受观,更新读者的审美思维定式。传统是新诗存在的必然基础,新诗却建立在反叛传统的前提之上,新诗的价值正体现在继承传统与反叛传统之间。新诗从其产生、存在和评价三个方面,都与古典传统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现代派借鉴传统有得也有失: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拟古,散发出某种陈腐、空洞、华而不实的气息;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注重词藻的锤炼雕饰、细节的刻画描绘,导致部分与整体的失衡;还有些诗作意象过于跳脱、意脉过于隐藏而使人摸不着头脑,从而丧失了晦涩诗美应该有的魅力。这些都是我们在新诗借鉴传统之路上应该吸取的教训。

潘吉英^[8]（2016）在《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闻一多《唐诗杂论》不仅是“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更是“灵魂的探险”式的现代学人范型。这不仅是民国现代唐诗学中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鲜明独特的一面旗帜。闻一多在唐诗中发掘出“人生的半面”的贾岛诗评、宫体诗的“自赎”说、“四杰”两派论、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论、“类书式的诗”的初唐诗论等别开生面的“诗唐”之论。其内蕴的诗情,不仅是作为作者的诗人闻一多的自我情感投入,更是作为读者的学者闻一多与研究对象——唐诗人之间,相似情感的共鸣与自我矛盾人格的真实映射;其内蕴的哲思,不仅是他在《唐诗杂论》这一作品世界中对唐诗诗心悟入的哲理升华,更是他在自身现实生活这一作者世界中对唐诗特质的诗情体悟;其“诗思融会”,不仅独创诗心交流的对话、个体生命的融入、格律修辞的诗美、诗人气质的想象、凝练升华的哲理等现代学术范型,更在“灵魂的探险”式的精神对话中,构筑自我与唐诗在作者、作品、读者、世界不同维度间无限牵连、主客融合、丰富立体的“诗唐”视界。诗人兼学者的矛盾人格,促使闻一多在民国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律背反、诗人的自我诗情体悟与学者的历史理性哲思、中西异质文化传统的融通中摸索、内化、凝炼其“灵魂的探险”的诗性特质。自我生命存在与唐诗人生命存在的双重“灵魂的探险”是《唐诗杂论》的独创,也是其“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的内在驱动力,更是他从文学体裁之“诗”的外在生命形象,直抵人类历史本体之“诗”的内在灵魂深度的内在驱动力。

赵耀锋^[9]（2014）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着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三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三种,分别对这三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三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三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三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任晓勇^[10]（2014）在《民国唐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将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对象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探讨，共分三编：上编是“文献叙录”，对民国年间发表、出版的各种类型的唐诗学方面的论文与着作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勾稽、分类和叙录。所含文献如下：重印的唐诗文献古籍共二百多种；新整理（含新选编）的唐诗别集和总集共八十多种；撰写的唐诗概论类与唐代诗人研究类的着作六十多部、论文三百多篇；此外其它与唐诗相关的论着共二百多部（篇）。在认真研读原始文本（一级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各类文献的体例、内容做了评介；注意将它们置于唐诗学发展史的语境里，揭示其演进特征和学术贡献。中编是“专题研究”，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本文从中提炼出几个成绩突出或富有特色的专题加以探讨，梳理其研究历程、总结其学术意义。一.探讨民国学者对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所作的实际调查以及对《全唐诗》文献较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二.评述在近现代中外文化大交流背景下，民国学者探索、考证李白生地在西域碎叶的历程，分析了他们如何突破校雠法的单一思路，而从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中锁定焦点、多维求索、科学论断的原因。三.民国学者对“一流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几乎言人人殊，如有“古色古香”的比兴托寓说、新潮前卫的恋情性爱说、象征主义的多义联想说等等，这些阐释折射出现代多元共存的文艺思想，也趋向于对文学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四.《秦妇吟》的失踪与重现是一个千年传奇，也是近现代中国发生的敦煌文物劫难的个案，本专题完整地考察了该诗被追寻、整理、探究的过程，评介了一批学者在语言文字的校释、失踪原因的考索等方面的贡献；并以该学术案例说明，民国学者为中国敦煌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辨析朱光潜与鲁迅对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的不同阐释，两人文学评价的标准不同，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有差异。就标准言，朱光潜以“静穆”为文艺的最高境界；而鲁迅则强调文艺的刚性（斗争）品格。联系特殊的时代语境看，鲁迅正确，而朱说不合时宜。就方法言，鲁迅提倡的是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而朱光潜所用的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理论”。当前者遇到阐释障碍时，后者可补济前者之困；两法可以相容互辅。六.评介程千帆等人的唐诗学佚文，程先生擅长“借助于自然、社会诸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唐诗艺术进行崭新的阐释；其诗学特征是能够融会旧学与新知，并超越个别诗句、篇章的笺释而提炼出诗艺的规律。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开展现代唐诗学文献辑佚的刍议。下编是“学者研究”，民国时期曾经编纂、撰写过与唐诗有关的着作或者论文的学人不少于二百位，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也有五十位以上。其中有几位学术大师，成就突出，影响深广，特予专门评价。他们是胡适、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胡适论唐诗表现了鲜明的进化论观念、平民意识和自由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基本观点一新天下耳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唐诗研究者们。闻一多致力于唐诗学二十多年，对清编《全唐诗》文献做了初步的科学的整理，其学术经验和成果都被当代学人所继承。他对诗歌艺术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对唐代诗史做了精深的论述，对许多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了精湛的品评。陈寅恪精于考证，将“文史互证”法运用于唐代诗歌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此外他还融合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对“元白”等人“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分析，从而说明了“文学演化之迹象”与“文人才学之高下”。钱锺书不重“背境”，而偏好于文本的内部探究，他对唐诗的对仗艺术和使用语助虚词的情况有细密而系统的梳理、辨析，对李贺“长吉体”语言的奇诡奥秘做了清晰的揭示。在方法上，他是跨越中西、打通各科。其“打通”法具有范式意义，也指示着未来世界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走向。从晚清至民元，唐诗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就民国本身三十多年而言，唐诗学更是在不断推进。清末民元，有些学者受进化论等西学影响，表达过轻视格律、推崇自然的诗学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人们热情宣传民主、科学观念和个性解放思想，刷新了唐诗研究者的目光，革新了唐诗学论着的风貌。193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并尝试运用于唐诗研究；与此同时更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研究者们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沃壤，又广泛汲取异质的养分，并勇于进行多方面的创造，从而把古老的唐诗学推进到现代化的新阶段。

二、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唐诗研究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唐诗研究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2）作为艺术家的闻一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闻一多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说（论文提纲范文）

（4）闻一多生命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杜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 ——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论文提纲范文）

（8）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唐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唐诗研究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J]. 潘吉英.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8(08)
• [2]作为艺术家的闻一多研究[D]. 李娅. 云南大学, 2018(01)
• [3]论闻一多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说[J]. 潘吉英. 济宁学院学报, 2017(06)
• [4]闻一多生命美学思想研究[D]. 胡圣凤. 浙江师范大学, 2017(07)
• [5]民国杜诗学研究[D]. 李诗白.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
• [6]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 ——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D]. 戴灿.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
• [7]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D]. 杨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8]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D]. 潘吉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9]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D]. 赵耀锋. 西北大学, 2014(12)
• [10]民国唐诗学研究[D]. 任晓勇. 安徽师范大学,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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