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模养猫有钱可图（论文文献综述）
余聪[1]（2019）在《观音题材宝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观音题材宝卷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文学与宗教宝卷,本生与应身故事宝卷等。观音题材宝卷在命名、形制上都有一定的特色,宝卷序言及俗曲则提供了了解宝卷版本、明清俗曲发展新的视角。宝卷叙事上遵循一定的程式结构,总体分为三大叙事类型:地狱叙事构建奇幻诡谲的异质空间,通过地狱恐怖劝人向善;家庭叙事关注家庭内部关系,描写了家庭内部修道与伦理的矛盾及其消解;时事叙事关注时事,提出解决措施,注重社会稳定。本生故事中妙善公主坚心修行,应身故事中观音随类化现,承担着启悟者、指引者、救度者的角色。宝卷中的观音信仰复杂,南海观音保留了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拔苦与乐的核心义理,同时融合了其他观音信仰成为主流。民众信仰活动则围绕“家庭-庙宇-普陀山”三重信仰空间展开,仪式丰富,信仰的内容更注重实用。宝卷的功能丰富,观音题材宝卷是民众社会道德的教科书,通过“法戒并陈”的方式指引人们构建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的社会。同时,以《香山宝卷》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修行宝卷为女性提供了解脱的“新”出路。宝卷中的禅宗语句、方言语词、熟语歇后语、民俗事项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是一座重要的宝库。
杨张博棪[2]（2019）在《社交网络赋权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以北京皮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2010年1月31日起,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该意见要求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解决放在首位,积极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尽管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种种问题,如工资收入不高、受户籍制度制约、精神需求缺乏、职业保障低等,但仍被看作是上一代农民工问题的延续,这些原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已然出现,包括了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权益诉求问题等。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障壁,并由此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让新生代农民工“漂”在城市,无法扎根。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皮村,作为典型的北京外来农民工的聚集地,再加之发迹于此的“新工人文学”使得其受到诸多关注,已有较多学者从各方面对该村进行过研究。而居住于此的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素养普遍较好,有权利自决意识,其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的去中心化,以互动传播为特点,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们更多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借助社交网络寻求自我认同,扎根于城市,在城市生活与工作更有保障和获得感。本篇论文以皮村为例,在媒介环境日新月异的时代下,考虑社交网络的赋权。伴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们,他们从大众传播时期的难以发声或者被动发声,到如今的主动、自发的去诉求,有了更多的表达权利和机会。通过实地到皮村进行观察,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观察研究对象在社交网络中的行为,探究其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身份认同情况及困境,发现其身份认同较之上一代而言更为模糊,笔者分别探究得出其在自身、社会和媒体三个层面所面临的困境。
陈凯丽[3]（2017）在《宋代“第三产业”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经济承唐代之辉煌,服务市场化在宋代彰显出独特魅力,推进了城市的变革。本文以宋代“第三产业”为研究对象,借助消费与市场的理论,考察餐饮业、娱乐业、房地产业、城市服务业等行业的特征,由此进一步探究和认识宋代城市变革。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两章:第一章主要探讨宋代市场的独特性。宋代坊市制度的破除,市场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被释放出来,使经济发展向更深层次发展。区域市场的形成更是作为一个外部支撑,为内城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第二章分析宋代禁军数量的显着变化。禁军数量增多刺激了饮食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壮大,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禁军数量的减少,使得废营被开发利用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下篇三章:第三章探讨独立化的趋势,以餐饮业为代表。其在规模、数量、建筑以及装修设计上堪称一流;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店内的服务供应一一俱全,甚至出现了外卖与租赁业。第四章探讨商业化的趋势。宋代娱乐业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涌现出众多的表演人群以及固定的演出场所,瓦肆勾栏里娱乐活动和商业活动相互配合,呈现出商业活动娱乐化,娱乐内容商业化的趋势。第五章探讨了行业的细化趋势。城市服务业内容的增多与细化明显,房地产业在宋代发展迅速,影响了市民生活,丰富了市场结构,促进了城市变革。结语指出,宋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市化发展,但城市化的范围有限,农民依然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改变传统的自然经济格局。
郭川[4]（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指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孔卓[5]（2016）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清政府意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洋务派启动并领导洋务运动,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促进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现代化的序幕。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现代化进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初始动力。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本地的工商业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向集中的手工工场过渡,进而变革为现代的机器工业,开启经济现代化并带动其它行业的现代化。本文以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为基本研究目标。以甲午中日战争后到抗日战争前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将历史上的常州府城和武进、阳湖两县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常州市所辖主体区域即新北区、武进区、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等5区作为研讨的空间范围。对相关史料采用地毯式的挖掘,探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所涉及的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变迁的过程。总结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常州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勾勒出常州早期现代化的背景是对其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对常州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变迁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之上,从城市建设、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六个方面展开分析。常州城市建设的变革包括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形成。近代常州基本建立了以航运、铁路、公路为主干的现代交通体系。乘客可以在轮船、火车、汽车之间进行换乘,大大便利旅客的出行,基本实现交通一体化。现代化的交通给常州人带来快捷、高效的出行方式同时促进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以邮电通讯、道路修筑、河道疏浚、城市照明、消防设施、城市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城市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开辟公园、兴建图书馆、成立医疗机构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修建是近代常州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的两个方面。随着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修建,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适应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近代金融业、商业、手工业、现代工业的变化都体现了常州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进展。近代常州实现了由旧式金融机构钱庄向现代金融机构银行的转变。银行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而钱庄和典当铺虽然生存下来,但实力衰弱,无法与银行抗衡。无论新、旧金融机构都推动常州的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唐代以后,常州凭借运河和长江的转运功能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明清以来,常州商业活动日益繁荣。近代常州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买办商人。商家日益重视商品的宣传和促销方法的多样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开始利用自己或社会的资源参与政治运动并为公共利益服务,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清末,常州的梳篦业等手工业中出现拥有雇佣劳动者的手工工场。包买商控制农户的土布生产,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这些都表明近代常州的手工业已经从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在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常州近代工业发展起来。纺织业、电力工业、粮食加工业等行业都相继建立工厂。这些工厂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使用先进的设备,迈进现代化的大门。常州近代工业是以机械化为基石的一种全新生产手段,其建立在股份制公司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手工业的家长制,初步具有现代的管理方式。近代工业和金融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开始投资近代工业,间接进入生产领域。近代常州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换,建立了现代学制。教学内容由儒家经典向现代课程转变。课程设置日益丰富。教育机构趋向正规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考察。教师素质提高,数量增多。民众教育开始并普及。民众学校广泛建立,开展扫盲活动并成立合作社,推广现代休闲娱乐活动。近代教育加快现代文化的传递,培养各类人才、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清代,常州文化领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民国时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在书法、绘画、戏剧等艺术领域也收获颇丰。随着近代文化的转型,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图书业和报刊业也快速发展。近代常州的图书出版事业呈现由传统的书铺向现代的出版社过渡的趋势。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现代报刊业异军突起,先后有几十种报刊在常州创立,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播。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政治现代化进程。1905年,“武阳商会”成立标志着常州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商会具有严密的章程和完备的组织结构,推动了常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事或间接参与常州社会的各项活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商会推动了常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早期现代化,其从事的一系列事业表明常州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推动常州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辛亥革命胜利后,常州军政分府成立,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推进常州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中,常州的群众斗争已经成为各阶层、全行业的工、学、商等广大群众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城市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有一定认识,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事务。近代社会转型、政权更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愈加严重。常州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主要有自杀增加、毒品泛滥、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传统的娱乐形式在市民中仍然广受欢迎。新的娱乐形式开始出现、发展。近代体育兴起,主要包括学校体育运动和民间体育运动。学校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近代体育。而民间体育运动仍然以传统体育为主。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以下特点：内外力的共同作用是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资产阶级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各个层面之间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事业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仍有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现代化整体水平有限。
曾丽琴[6]（2015）在《台湾小说中的后现代都市想像》文中研究指明台湾小说中关于后现代都市的想像丰富而精彩。介入其中书写的台湾作家众多,而他们对后现代都市的呈现面向亦各有不同。将台湾关于后现代都市书写的小说做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它们比较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后现代都市的五大状况：消费之城、全球之城、身体之城、虚拟之城与两极之城。“消费之城”讨论了台湾作家对后现代都市消费空间、消费者的生动呈现,及对符码迷恋与广告意识形态的深刻揭露。特别探讨了《巫言》对完全陷进消费／市场逻辑的后现代都市各个领域的深入描绘,以及朱天文在书写中以“日常生活”抵抗消费社会的策略。而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对台湾这些批判消费社会的书写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向接受也得到讨论。“全球之城”一方面研究了台湾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台北与其他大都市互动的三种不同态度,另一方面讨论了台湾作家对全球化造成的后现代都市生活一致性与后现代都市景观同一性的想象及应对策略。“身体之城”在对台湾解严以来持续不断开展的性别抗争、同性恋议题与酷儿论述三种“微观政治”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之后,从多面向的同性恋书写及酷儿书写颠覆与妖化的两难两个方面对台湾特别丰富的“身体政治”书写展开讨论。“虚拟之城”从台湾作家书写的三种不同空间展开研究。其一讨论的是台湾作家如何呈现后现代都市中常让人产生幻异感的真实空间；其二考察的是台湾科幻小说书写中总是以后现代都市景观来作为类比并呈现的电脑／网络虚拟空间；其三研究了台湾小说对既假又真能够变形幻化的“超现实空间”的想象。“两极之城”考察了台湾小说对后现代都市贫穷一极如外劳、原住民以及其他后现代都市贫民的书写与后现代都市两极化景观“门禁社区”的呈现,而台湾作家对后现代都市两极化的叩问与反抗亦得到研究。
威尔·弗格森,秦红梅[7]（2013）在《419》文中研究指明加拿大西部某座城市,一辆汽车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冲下路基,驾驶者当场死亡。是一场意外,还是蓄意谋杀?死者家属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遭到拒付,他们发现不仅家庭账户上的存款所剩无几,还欠下银行一笔巨额债务。当警察把死者生前所用电脑硬盘里的信息恢复之后,答案昭然若揭。原来,遇难者卷入了一场源自西非的跨国网络诈骗案。在尼日利亚法典中,诈骗行径的代号为419。然而,纵然弄清了事实真相,警方却无力追查地球另一端的罪犯。身为文字编辑的劳拉凭着职业敏感性,通过分析父亲所收邮件的语言特征,发现了蛛丝马迹。为了挽回失去的财产,为父亲报仇,劳拉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来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城。对于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来说,这是一座凶险四伏的城市。同样是在尼日利亚,三个年龄相仿、出身各异的年轻人正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踽踽独行。善良朴实的纳姆迪来自尼日尔三角洲外围的一个渔村,丰富的石油资源给这里带来了灾难。人们赖以生存的河流被污染,空气中弥漫着有毒气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又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赤热炎炎的旷野中走着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孩,她一无所有,如一粒尘埃淹没在尘世中,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又将去何方。靛蓝色袍子和脸上的疤痕成为她身世的标志。在拉各斯费斯塔克镇的一家网吧,温斯顿正通过网络编织着美梦。这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有抱负的年轻人,可惜误入歧途。他的美梦是什么?他和地球另一端的遇难者又有着怎样的关联?2012年加拿大丰业银行吉勒文学奖2013年加拿大书商协会藏书票奖之年度小说奖这部小说会让你废寝忘食……引人入胜,充满刺激。——加拿大《环球邮报》令人心痛、着迷、胆战心惊。一部结局出乎意料的惊悚小说。——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
张品成[8]（2012）在《红币》文中指出第一章一、你敢拿你眼珠打赌不?有赞人家叫他刀币,他开始不知道那话的意味。人家告诉他刀币是古代的一种钱,像刀,有赞明白人家说的是他那张脸,那脸很窄,瘦长瘦长,看去有些怪怪的。脸窄眼睛就小,小得成了两条缝缝。可有赞看东西眼睛一点也不比别人差,甚至比一般的人要好。比如飞镖,有赞一抬手,手起镖飞,总能扎着要扎的地方。眼睛不好能有那准头?有人说有赞那对眼珠不同凡响,东西到他眼里就大上一轮。偏偏有人不信。也是,这很难让人相信,以为睁眼说瞎话。他们说打赌。他们怂恿着那个人跟有赞打赌。那些人嚷嚷:"打赌就打赌,有赞你敢赌不?"
陈文超[9]（2012）在《经济行动的支配机制 ——“劳动—生活”均衡与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选择》文中认为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行动,不仅与宏观社会结构相互型塑、建构和变化,而且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会使得个体行动展现出不同的行动意义。同一类型的经济行动,其意义和支配机制在时代的变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本文旨在通过“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这一社会事实,回答社会市场化过程当中个体经济行动选择的变化及其当中的支配机制。本文在强调和注重社会个体主体性及自主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经验的分析,及从“外出打工”逻辑转向“返乡创业”逻辑的历程,反思市场化过程中劳动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的“解构—分离—重塑”的关系,以及其如何支配着农村外出打工者的经济行动选择的过程机制。从而提出农村外出打工者“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逻辑,以及他们将返乡创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方式,以此提出“劳动—生活”均衡假设。在本文引论中,从当前社会市场化现象及具体吊诡事件出发,着重阐释了本研究的议题,即社会市场化过程有关经济行动支配机制的研究,并简要概括了以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经验为分析对象的一般理论意义及社会价值。在第一章中,着重讨论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界定、识别和明晰化的过程与根据。作为一建构性社会问题,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近20年学术史中,返乡创业研究经历了诸如从无到有,从学术问题到学术热点等三个阶段,并形成了返乡创业高调形式论与返乡创业低调实质论等两类相对观点,前者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后者则“忧心忡忡”。与理性认识表达相悖,现实中的返乡创业实践逐渐深入和发展,不仅“遍地开花”,而且“非常态”下高增长。从两种表达的矛盾,以及表达与实践背离之中,本研究坚持从实践出发重新审视和解读返乡创业选择问题,建构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的实践逻辑及社会支配机制。在第二章中,在研究问题明确前提下,坚持“理论自觉”学术导向,通过对创业研究与返乡创业研究有关文献的梳理,寻找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问题的“源头活水”。以此将问题进一步明晰,并具体操作化为,为何农村外出打工者会从“外出打工”行动逻辑转向“返乡创业”行动逻辑,以此来解答社会市场化过程中,种地、打工、创业等三者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在“建设性反思批判”相关行动选择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机制分析路径,借此超越结构分析与理性分析的二元对立,客观而真实地建构返乡创业选择因果关系。根据研究问题及架构,辨析和澄清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等相关概念,确定返乡创业选择经济行动研究的边界和范围。在第三章中,主要探讨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研究方法。通过对当前学术界有关农村外出打工者研究资料收集方法的检视,在坚持质化研究方法的同时,结合研究对象的分布特性以及其流动性,本研究运用“开放的个案研究”方法,以此规避“合成谬误”,建构和完善行动选择支配机制的“理想类型”。在具体实施中,有关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经过了无意识、有意识以及重点深描等三个资料收集阶段,注重返乡创业实践历程及相关主体的行动。经过个案资料的编码归类和文本分析,发现返乡创业实践具有着持续性、多样性、家庭组织化、教育弱关联以及低收益形式等特征。第四章重新审视和解读农村人外出打工的逻辑。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封闭环境中,农村人不断对城市生活进行着美好想象,以城市生活或类城市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分田到户”一方面改善了原有的劳动生产关系,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将家户农业生产及其消费带进了市场。在集体缺失之下,原有“同质性”消费逐渐被打破,社会中个体及家户利益在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下不断被释放。既有“种地”劳动形式已经难以承载改造传统乡村生活的重任。在结构松动及比较状态下,他们寄托于“外出打工”劳动形式来改造乡村传统生活。第五章重点分析进入工厂之后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劳动与生活。在现代工厂中,打工劳动严重压缩了他们的生活空间,现代制度规训着他们的身体,生活呈现着流水线、食堂和寝室等简单线性关系；无论是流水线的活、卖苦力的活,还是有技术的活等劳动形式都将打工者的生活与劳动进行分离,生活过程中仅剩下对高报酬的追求。在工资结构中,一方面高工资的获得必须承受“高劳动强度”,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因此也就产生了打工者群体中有关“你要别人的钱,别人要你的命”的逻辑；另一方面,无论是“计时”的“不要脸”,还是计件的“不要命”,工资在身体限度、社会结构等因素制约之下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界限。在生活世界中,时空距离与社会距离的存在,城市社会中陌生人关系使得打工者倾向于“扎堆取暖”,可对于夫妻关系、代际关系等却只能悬置和隔离,压抑自我“情感”。处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底层,他们不仅没有充足的资本可以选择留下来,而且时刻需要为生活利益进行博弈以及面对有今天无明天的打工生活。所以,返乡终将成为他们实然的归宿。第六章主要分析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后具体营生方式的选择。回到流出地,曾经的农村外出打工者有着多种选择,如种地、就近打工创业等等。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用下,种地的低效益表现只能使它成为一种次次优的选择；而就近打工同样遭受着劳动与生活的解构,并且就近打工的低经济效益,也致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优化的选择。与两者相比较,创业当“老板”作为一种能够平衡劳动与生活,经济与家庭之间利益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并且其内含的“生活的希望”等优势也影响着行动者的最终抉择。因而,在对打工生活抗争逻辑以及对美好生活追求逻辑作用下,返乡创业作为农村外出打工者一种优化的生活方式选择。在第七章中,连接经验与理论,在经验材料的分析基础上对个体经济行动选择的支配机制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提出“家庭本位”的行动逻辑概念,进而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农村外出打工返乡创业行动选择作为一种“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一方面是行动者力图保持经济效益,以此改造传统生活形式,另一方面是个体对既有社会关系和家庭情感等生活内容的维系,以此稳定生活实质。本文将此经济行动支配机制概化为“劳动—生活”均衡机制。从而得出在社会市场化中,日常生活的个体行动逻辑当中并非经济因素或者社会因素来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选择,而是通过两者的均衡来实现行动决策,从而支配经济行动的生成。
谢仁敏[10]（2010）在《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文中提出这是一篇尝试“文学低潮期”研究的探索性论文,分析样本是宣统朝小说界,核心任务是勾勒“低潮期”小说界的运行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考察彼时的小说界为何陷入“低潮”,又如何为酝酿“高潮”作预前准备。论文主要分四大板块：导论——中国本土小说研究编（1—7章）——海外华文小说研究专编（末章）——附录。此外,若干章添设“附论”,为该章话题的延伸。导论,主要阐释基本研究思路,厘清基本概念,概述宣统朝小说界运行轨迹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例如,某些文学常规在宣统朝如何“走样变形”、评判晚清小说适用的价值标准、海外华文小说的独特参照价值等。“附论”包括前人研究评述、未来研究走向以及选题缘由,最后提出关于“文学低潮期”研究的命题。第1章,通过数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得出结论：从宣统朝开始,晚清小说迅猛发展的势头被遏制,陷入一个约为时五年的“低潮期”。其原因是政局动荡、小说内部机制失衡,两者导致“小说界经济危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本章重点是对中国小说史上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进行考察,论证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附论”则进一步延伸,提出影响小说演变的“第三种力”命题,并以此考察《域外小说集》传播失利的原因,提出最新的看法。第2章,提出将三大小说载体区别对待、相互比照的命题并阐释其意义,讨论低潮期中单行本、期刊、日报三大载体小说的博弈、调适以及各自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第3章,通过数理分析发现肇始于宣统朝前夜的一个特殊现象——翻译小说与自撰小说比例出现逆转,从小说发展驱动力角度切入,考察两者易位的深层原因,并勾勒其渐变过程。第4章,勾画晚清小说理论界的“三派一群”格局,重点讨论其在低潮朝如何演进和调适。大致情况是“社会派”勉力支撑场面,但疲态渐显；“美学派”几乎集体失语；“现代派”理论前卫新颖,但收效甚微；“消闲群”寻求“正当性”之呼声日高,但理论建设乏善可陈。第5章,考察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小说界经济危机”（低潮期）对作家生活、心理造成之冲击甚大,部分作家选择离开,部分选择留守。论文重点考察留守群体的文学选择及其生存状态,最后以陆士谔为样本进行个案考察。“附论”是关于陆士谔的一组考辨文字。第6、7章,作品研究专题。论文将宣统朝小说作品大致归纳为四大类型：旧小说、“新消闲小说”、“时闻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论述各个类型作品的特征,重点考察其在低潮期中如何加速演变、调适及其未来走向,并将之置于传统旧小说与“五四”时期小说（包括新、旧小说）的历史坐标中,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大致描述。第8章,海外华文小说专编。论文将晚清华文小说大致划为四大板块：中国本土、东洋、南洋、北美。本章以中国本土为参照中心,通过联系和比照,重点勾描后三者小说界的发展历程、文史地位及其作品特征,并考察当时境况下各板块小说“本土性”的生成有无可能。附录,含统计表和“宣统朝小说编年”（合作）,将披露一批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新发掘的近代华文小说文献。
二、规模养猫有钱可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规模养猫有钱可图（论文提纲范文）
（1）观音题材宝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观音题材宝卷概述 |
| 第一节 观音题材宝卷分类 |
| 第二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体制 |
| 第二章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事特色 |
| 第一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述结构及手法 |
| 第二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事类型 |
| 第三章 神圣与世俗——宝卷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一节 本生故事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二节 应身故事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三节 宝卷图像中的观音 |
| 第四章 宝卷中的观音信仰与信仰活动 |
| 第一节 宝卷中的观音信仰 |
| 第二节 宝卷中民众观音信仰空间及信仰活动 |
| 第五章 观音题材宝卷的功能 |
| 第一节 提供道德规劝 |
| 第二节 指引女性修行 |
| 第三节 保存文化民俗资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经眼观音题材宝卷 |
| 附录二 数本观音题材宝卷地狱图景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2）社交网络赋权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以北京皮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赋权与媒介赋权 |
| 1.2.2 新生代农民工 |
| 1.2.3 建构主义理论 |
| 1.2.4 对研究现状的评析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访谈法 |
| 1.3.2 参与式观察法 |
| 1.3.3 文献研究法 |
| 第2章 媒介赋权与农民工 |
| 2.1 赋权理论的源流与特征 |
| 2.1.1 赋权理论的源流 |
| 2.1.2 赋权理论的特征 |
| 2.2 媒介赋权 |
| 2.2.1 主动增权——话语权的呈现 |
| 2.2.2 他者促进增权——行动的力量 |
| 2.3 不同媒介环境中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
| 2.3.1 大众媒体中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
| 2.3.2 社交网络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
| 2.4 社交网络赋权对农民工的影响 |
| 2.4.1 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
| 2.4.2 社会关系的迁移和再造 |
| 2.4.3 规训权力的“消失”,被激活的个体 |
| 第3章 皮村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环境观察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案例介绍 |
| 3.2 关于皮村媒介使用情况的观察 |
| 3.2.1 移动支付势头正夯:日常消费行为被改变 |
| 3.2.2 机不离手的街头:当手机嵌入身体 |
| 3.3 关于皮村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观察 |
| 3.3.1 微信、QQ上圈子化的聚集——社交平台最终的归宿 |
| 3.3.2 基于趣缘诉求的贴吧聚集 |
| 3.3.3 “圈层导向型”的游戏社交 |
| 3.3.4 孤独个体对知己的渴望——交友软件的应用 |
| 第4章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情况 |
| 4.1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 |
| 4.1.1 深访对象 |
| 4.1.2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体认 |
| 4.1.3 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属群体的认同 |
| 4.2 皮村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身份建构 |
| 4.2.1 不同的地方,趋同的网络环境 |
| 4.2.2 结合线上、线下环境谋生 |
| 4.3 皮村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诉求 |
| 4.3.1 信息需求 |
| 4.3.2 娱乐需求 |
| 4.3.3 自我表达需求 |
| 第5章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 |
| 5.1 自身层面——“信息赋权”而非“数字鸿沟” |
| 5.1.1 现实权力延伸至社交软件 |
| 5.1.2 社交网络推进了农民工的“被城市化” |
| 5.2 社会层面——敏感而又急需深入的探讨 |
| 5.2.1 浮于表面的新生代农民工认知 |
| 5.2.2 社会管理失调与公共服务配置的缺失 |
| 5.2.3 社区、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双向城市融合 |
| 5.3 媒体层面——辟旧枝,生新芽 |
| 5.3.1 过度标签化,缺乏创新的模式化报道体系 |
| 5.3.2 囿于农民工敏感身份而缺乏问题挖掘意识 |
| 5.3.3 自媒体给予媒介接近权的碎片化信息 |
| 第6章 结语与研究局限 |
| 6.1 结语 |
| 6.2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深访提纲 |
| 致谢 |
（3）宋代“第三产业”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学术史回顾 |
| （一）“第三产业”角度 |
| （二） 消费史角度 |
| （三） 服务市场角度 |
| （四） 城市变革史角度 |
| 四 论文创新点与努力方向 |
| （一） 创新点 |
| （二） 努力方向 |
| 上篇 宋代“第三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 |
| 第一章 市场的发展与“第三产业” |
| （一） 坊市制度的打破 |
| （二） 区域市场的发展 |
| 第二章 禁军数量变化与“第三产业” |
| （一） 禁军数量增多的影响 |
| 1. 提供充足的消费市场 |
| 2. 促进饮食业的完善 |
| 3. 刺激娱乐产业的发展 |
| （二）禁军人数减少的影响 |
| 1. 刺激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2. 冲击坊制和夜禁 |
| 下篇 宋代“第三产业”的特征与实态 |
| 第三章 宋代“第三产业”独立化趋势 |
| （一）餐饮业规模庞大 |
| （二）餐饮业营销手段和服务水平 |
| 第四章 宋代“第三产业”商业化趋势 |
| （一）专业市场的涌现 |
| 1. 人群 |
| 2. 市场 |
| （二）娱乐活动商业化 |
| 1. 瓦舍勾栏商业化 |
| 2. 娱乐内容商业化 |
| 3. 商业活动娱乐化 |
| 第五章 行业的增多和细化 |
| （一）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
| 1. 修补业 |
| 2. 保洁业 |
| 3. 洗浴业 |
| 4. 租赁业 |
| 5. 消防业 |
| 6. 零散雇佣业 |
| （二）房地产业的兴盛 |
| 1. 需求下的消费者 |
| 2. 利益驱动下的经营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5）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资料综述 |
| 四、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五、论文框架 |
| 六、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常州现代化的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
| 一、自然环境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人口变迁 |
| 一、古代人口演变 |
| 二、近代人口变迁 |
| 第二章 常州城市建设的变革 |
| 第一节 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 |
| 一、航运 |
| 二、铁路 |
| 三、公路 |
| 四、交通现代化的综合评估 |
| 第二节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形成 |
| 一、城市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更新 |
| 二、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修建 |
| 第三章 经济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金融业的演变 |
| 一、钱庄的发展 |
| 二、典当的衰落 |
| 三、银行的兴起 |
| 第二节 商业现代化的嬗变 |
| 一、传统商业的变动 |
| 二、现代商业的开展 |
| 第三节 手工业的转变 |
| 一、发达的古代手工业 |
| 二、近代手工业的裂变 |
| 第四节 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扩散 |
| 一、工业的起步和发达 |
| 二、工业的意义 |
| 三、工业的不足 |
| 四、工业发展评估 |
| 第四章 教育体制的转换 |
| 第一节 完备的传统教育 |
| 一、传统教育的组织形式 |
| 二、传统教育的作用 |
| 第二节 发达的近代教育 |
| 一、新式学校教育的创立和成长 |
| 二、民众教育的开始和普及 |
| 三、近代教育的价值 |
| 第五章 新文化的显现 |
| 第一节 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 |
| 一、辉煌的学术 |
| 二、杰出的艺术 |
| 第二节 现代气息的图书发行业和报刊业 |
| 一、别具一格的图书发行业 |
| 二、异军突起的报刊业 |
| 第六章 现代政治的进展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形成 |
| 一、行会组织 |
| 二、商会 |
| 第二节 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 |
| 一、常州辛亥革命吟 |
| 二、爱国救亡的五四运动 |
| 第七章 近代常州社会问题和生活方式的考察 |
| 第一节 社会问题显现 |
| 一、自杀增加 |
| 二、毒品泛滥 |
| 三、盗匪猖獗 |
| 四、迷信充斥 |
| 五、赌风盛行 |
| 第二节 多姿多彩的休闲生活 |
| 一、传统的娱乐形式 |
| 二、新娱乐形式出现 |
| 三、演说风气渐兴 |
| 第三节 现代体育运动的诞生 |
| 一、学校体育运动的革新 |
| 二、民间体育运动的继承和发扬 |
| 三、现代体育竞赛体制形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台湾小说中的后现代都市想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 |
| 二、前人研究成果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架构 |
| 第一章 后现代都市之辨 |
| 第一节 同与异：后现代都市辨析 |
| 一、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都市 |
| 二、城市、都市、市井与后现代都市 |
| 第二节 后现代都市的五大话语 |
| 一、消费之城 |
| 二、全球之城 |
| 三、身体之城 |
| 四、虚拟之城 |
| 五、两极之城 |
| 第三节 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林耀德、张大春、黄凡的都市书写 |
| 一、台湾“都市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
| 二、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林耀德、张大春、黄凡的都市书写 |
| 第二章 消费之城 |
| 第一节 拱廊街之后：后现代都市的消费空间与购物者 |
| 一、无处不在的消费空间 |
| 二、后现代都市的消费者：购物狂 |
| 第二节 消费社会的秘密：符码迷恋与广告意识形态 |
| 一、符码迷恋的摹写 |
| 二、广告意识形态批判 |
| 第三节 内爆的社会及其反叛：日常生活重建 |
| 一、内爆的社会 |
| 二、日常生活重建 |
| 第四节 吊诡之处：文学巫女竟成时尚话语 |
| 第三章 全球之城 |
| 第一节 流动的景观：台北与其他大都市的辩证 |
| 一、伪城市邦联 |
| 二、想象东南亚诸城 |
| 三、冷眼旁观其他中国都市 |
| 第二节 单向度的人：全球化下贫乏的情感与生活 |
| 一、单向度的人：单细胞生物、音叉人、工蚁 |
| 二、反叛者：废材、憨番、食虫族 |
| 第三节 全球化的不满：三种切片考察 |
| 一、《古都》：城市的记忆 |
| 二、《我不可告人的乡愁》：返魅的乡土 |
| 三、《远方》：晚期资本主义犬儒者的忧伤 |
| 第四章 身体之城 |
| 第一节 解严后台湾的身体政治：从性别抗争、同性恋议题到酷儿论述 |
| 一、性别抗争 |
| 二、同性恋议题 |
| 三、酷儿论述 |
| 第二节 彩虹的各色光谱：解严后台湾多面向的同性恋写作 |
| 一、“同志”认同的迷惑与焦虑 |
| 二、对异性恋文化的反思与挑战 |
| 三、以“同志”题材引渡其他议题 |
| 四、不“特殊”的“同志”书写 |
| 第三节 两难的酷儿书写：颠覆或妖化 |
| 一、颠覆 |
| 二、妖化 |
| 第五章 虚拟之城 |
| 第一节 后现代都市中的超空间：捷运、医院及其它 |
| 一、捷运 |
| 二、医院 |
| 三、酒店、机场等后现代建筑 |
| 第二节 异度空间：后现代都市科幻小说的想像重点 |
| 一、叶李华、张启疆小说中的异度空间想像 |
| 二、洪凌、纪大伟的突破 |
| 三、堪比《银翼杀手》的《噬梦人》 |
| 第三节 超现实空间：西夏旅馆与幻舱 |
| 一、西夏旅馆：变形与增殖 |
| 二、幻舱：幽闭恐惧与广场恐惧 |
| 第六章 两极之城 |
| 第一节 台湾小说中的后现代都市贫民书写 |
| 一、后现代都市贫民：城市不正义 |
| 二、外劳：社会最底层 |
| 三、原住民：被迫进入后现代时空之后 |
| 第二节 “两极之城”的叩问与反抗 |
| 一、门禁社区的区隔 |
| 二、追根溯源：新自由主义的原罪 |
| 三、反抗之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经济行动的支配机制 ——“劳动—生活”均衡与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市场经济与日常生活 |
| 二、科学话语中的经济行动 |
| 三、研究的思路与脉络 |
| 第一章 问题识别：面对现实的理性悖论 |
| 第一节 问题化的返乡创业及其研究建构 |
| 一、作为研究问题的返乡创业 |
| 二、返乡创业研究的三阶段 |
| 第二节 返乡创业研究的两种取向 |
| 一、形式论下返乡创业高调论 |
| 二、实质论下返乡创业低调论 |
| 三、两种取向的分歧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返乡创业研究问题的识别 |
| 一、返乡创业研究问题的界定及其判断 |
| 二、返乡创业选择行动问题的明确 |
| 第二章 理论自觉：选择行动研究的两类传统 |
| 第一节 结构与理性：选择行动研究的两类传统 |
| 一、结构分析：劳动力市场、家庭组织与社会结构 |
| 二、理性分析：生存策略与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机制分析：返乡创业研究的新取向 |
| 一、结构分析与理性分析研究的反思 |
| 二、他者的无视：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 |
| 三、返乡创业研究的机制分析转向 |
| 第三节 打工者、返乡创业与返乡创业者概念的界定 |
| 一、农民工,还是打工者 |
| 二、返乡创业：操作性与抽象性 |
| 三、返乡打工者创业,抑或打工者返乡创业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走向开放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返乡创业选择研究的方法理路 |
| 一、量化思路与质化路径的取舍 |
| 二、走向开放的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返乡创业研究的个案丛聚 |
| 一、无意识的常识阶段 |
| 二、社会动员下的多元参与阶段 |
| 三、结构安排下的深描调查阶段 |
| 第三节 返乡创业研究个案的类别分析 |
| 一、返乡创业个案资料的类化与编码 |
| 二、返乡创业个案特点的初步分析 |
| 第四章 外出打工：改造乡村传统生活 |
| 第一节 想象的彼岸与美好的生活 |
| 一、物质化的生活形式 |
| 二、便利化的生活方式 |
| 三、品质化的生活内容 |
| 第二节 集体缺失下的个体利益释放 |
| 一、走进市场的家庭农业生产 |
| 二、市场经济中的个体生活 |
| 三、乡村传统生活的改造 |
| 第五章 人在工厂：劳动与生活的解构 |
| 第一节 现代工厂：压缩了的生活空间 |
| 一、现代制度下的身体规训 |
| 二、现代工厂中的劳动形式 |
| 第二节 身体限度与工资高度 |
| 一、计件、计时与工资极限 |
| 二、身体、薪酬与自我认同 |
| 第三节 情感、关系与工厂生活 |
| 一、城市生活中的陌生人 |
| 二、隔离的乡土关系 |
| 第四节 打工生活的今天与明天 |
| 一、难以留下来的现实 |
| 二、无法规避的利益受损 |
| 三、有今天无明天的打工生活 |
| 第六章 返乡创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
| 第一节 回家种地：返乡的次次优选择 |
| 一、回家种地生活何以可能 |
| 二、回不去的种地传统生活 |
| 三、看不见希望的种地生活 |
| 四、谁会选择回家种地生活 |
| 第二节 创业与打工：比较中的优化选择 |
| 一、打工、创业与利益优化 |
| 二、面子、身份与生活中的地位 |
| 第三节 返乡创业的选择及其逻辑 |
| 一、社会生活抗争的逻辑 |
| 二、美好生活追求的逻辑 |
| 三、回归生活的返乡创业选择 |
| 第七章 发现与讨论 |
| 第一节 “劳动—生活”均衡：经验的表达与实践 |
| 第二节 返乡创业：一项未尽的研究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指导手册 |
| 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调研方案 |
| 包工头卢国兴的访谈资料(部分) |
（10）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附论 前人研究简评与若干问题的思考 |
| 第一章 宣统小说界:陷入低潮 |
| 第一节 低潮来袭 |
| 第二节 政局动荡冲击 |
| 第三节 小说内部机制失衡 |
| 第四节 "小说界经济危机" |
| 附论 试论推动晚清小说演进的"第三种力" |
| 第二章 单行本·期刊·日报:小说发展模式的分化与确立 |
| 第一节 不同载体对小说市场的回应 |
| 第二节 载体差异与小说发展模式的分化 |
| 第三章 翻译·自撰:形势大逆转 |
| 第一节 翻译小说驱动力的逐年消解 |
| 第二节 改造翻译小说的尝试 |
| 第三节 自撰小说驱动力的逐年增长 |
| 第四章 理论界嬗变:多声合奏,合而不和 |
| 第一节 力撑场面的"社会派" |
| 第二节 旗偃鼓息的"美学派" |
| 第三节 蓄势潜行的"现代派" |
| 第四节 风头渐劲的"消闲群" |
| 第五章 小说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 |
| 第一节 作家的生存策略及其文学选择 |
| 第二节 典型个案:"小说大家"陆士谔 |
| 附论 陆士谔着作考辨及其他 |
| 第六章 旧小说复兴与新小说调适 |
| 第一节 "革命"尚未成功:旧小说卷土重来 |
| 第二节 启蒙与娱乐杂交:"新消闲小说"的勃兴 |
| 第七章 新文学因子的孕育与萌蘖 |
| 第一节 新闻与小说联姻:"时闻小说"的渐兴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艰难的"先锋实验":新小说的新选择 |
| 第八章 晚清海外华文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东洋板块 |
| 第二节 南洋板块 |
| 第三节 北美板块 |
| 结语 |
| 附录一:中国近代小说发表量年度分布表 |
| 附录二:近代以"小说"命名的部分报刊 |
| 附录三:晚清中文报刊相关统计表 |
| 附录四:晚清出版机构小说出版量统计表 |
| 附录五:晚清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统计表 |
| 附录六:晚清报刊小说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七:宣统朝小说编年 |
| 上编 中国本土 |
| 《白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醒世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渤海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沧浪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长春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大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大同白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帝国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法政浅说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法政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改良婚嫁会月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广粹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广东劝业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桂林官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民白话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民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事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汉口中西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杭州商业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吉长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晋阳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菊济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两日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疁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民视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南越报》附张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女学生》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七十二行商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浅说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绍兴医药学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时事新报月刊》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顺天时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四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铎》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铎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趣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通问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新闻》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吴声》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厦门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笑林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新世界画册》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新中华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醒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学生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羊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医学世界》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医学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约翰声》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浙江白话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浙江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正宗爱国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国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华民国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外实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西医学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下编 海外 |
| 《槟城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华字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南洋总汇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星洲晨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西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兴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规模养猫有钱可图（论文参考文献）
- [1]观音题材宝卷研究[D]. 余聪. 暨南大学, 2019(02)
- [2]社交网络赋权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以北京皮村为例[D]. 杨张博棪. 北京工商大学, 2019(06)
- [3]宋代“第三产业”初探[D]. 陈凯丽. 河北师范大学, 2017(10)
- [4]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5]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D]. 孔卓. 扬州大学, 2016(12)
- [6]台湾小说中的后现代都市想像[D]. 曾丽琴.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2)
- [7]419[J]. 威尔·弗格森,秦红梅. 译林, 2013(06)
- [8]红币[J]. 张品成.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2(04)
- [9]经济行动的支配机制 ——“劳动—生活”均衡与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选择[D]. 陈文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5)
- [10]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D]. 谢仁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标签：创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