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科技时代精神的负面影响和片面性

一、技术时代精神塑造的负面效应及其片面性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诗悦^[1]（2021）在《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视角下的数字化生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字化技术的大幅飞跃展现了人类实践能力的超越性发展,标志着人类进入数字化生存的阶段。新的时代为人类提出新的要求,把握数字化时代的脉搏,剖析数字化生存的内涵,对比传统生存方式,区别数字化生存的特征和差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生存异化和问题,探索解决数字化时代诸多矛盾的路径,追求和谐的数字化生存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理论为基础,分四个章节介绍了人的数字化生存。第一章从论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创新点等方面对文章的整体内容进行总结;第二章主要阐明文章的理论基础,对比了哲学史上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的重要观点,并从发展阶段、涵义和内容的方面对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理论进行着重说明;第三章介绍了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内涵,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数字化生存的超越性、虚拟性、创造性和个体性特征,并从实践、认识、思维等角度分析数字化技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第四章探究数字化技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作用,结合实际分析人在数字化生存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以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理论为指导提出基本的解决路径。数字化时代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时代,但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渗透也为人类生存带来一系列问题。以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理论为基础,解读数字化生存和发展,探索摆脱异化危机的出路,是为数字化生存未来的发展寻找到理论支点和方法论指导,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利于彰显马克思哲学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指导作用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新潮^[2]（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高静^[3]（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尹秀娟^[4]（2020）在《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与现实社会并存的虚拟社会,一方面承载了现实社会的部分矛盾,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发展困境和窘迫;另一方面也相对地独立于现实社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了形成了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等特点。作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新拓展,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虚拟社会内部矛盾等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甚至是全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主要思想,选取虚拟社会的个人主体在虚拟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展研究,显然是对这一背景下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自然回应。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以虚拟社会生产资料的改变对生产方式的影响、虚拟社会实践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虚拟劳动对虚拟主体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主要框架,以虚拟社会从萌芽、现阶段发展及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情况作为暗线,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引领,研究了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主体对异化的扬弃、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未来虚拟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同时分章节地集中探讨了虚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虚拟社会的本质及主要特征问题、虚拟生存的价值及人类虚拟生存困境问题、虚拟社会中个人主体的异化问题、虚拟社会中虚拟主体异化的扬弃问题、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的心智发展、数字劳动及人的进一步解放等问题。基于案例分析和互联网产业前景判断,在对“虚拟”条分缕析过程中,明确了虚拟社会形成的基础与条件,指出了虚拟社会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规则外,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用数字化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的虚拟表述,是人类自身需要的技术表达。由于人类在自身发展中,还没有寻求到调节虚拟需要和现实需要矛盾的平衡机制,导致了主体发展必须面临的哲学困境、主体发展所陷入的时空困境、主体发展带来的精神困境、主体发展中的虚拟生存困境,进而产生了个体主体在虚拟社会的异化。个体在虚拟社会中异化的同时,也凸显出个体对虚拟生存的需要,彰显了虚拟生存的意义。扬弃虚拟生存中的出现的主体异化不仅需要个体在虚拟生存中强化对虚拟社会基本规则的尊重,也需要通过对虚拟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理环境、的治理来实现人的更大发展自由。而以人工智能为基本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推进人的心智发展,以及互联网共产主义的萌芽,都为人类超越虚拟提供了极大条件,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极大可能。

秦晶晶^[5]（2020）在《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将来要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少年儿童的价值观是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存在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探索研究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价值观教育的培育工作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在继2018年12月8日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又于2019年3月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讲话并提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1）的理念和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总书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的重要政治判断,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的重要指示精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显示了新时代的一个迫切需求—新时代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华少年!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变革给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影响,少年儿童是将来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后备力量,目前我国少年儿童价值观整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呈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多元文化的进入,少年儿童受生理和心理发育阶段的影响,其价值观的多元性倾向也比较明显,价值行为中仍存在一些偏差的行为表现,价值观培育工作还有一定程度的不足,有可改良和优化的空间。本研究以新时代少年儿童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中的问卷调查法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的价值观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调研分析,从实证角度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少年儿童价值观的整体特征,并结合理论研究分析了影响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完善和探索。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部分展开:论文的导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实践意义,系统梳理了价值观与价值观教育相关的学术研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归纳总结了本次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论文的第一章节分析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基本理论:价值、价值观和价值观念。还对少年儿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划定了论文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六至十八周岁。论文的第二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及思想资源。阐释了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主客体关系理论、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人的本质与需要理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来源,加强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甄别和借鉴,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完善和探索提供理论支撑。论文的第三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现状调研分析。首先介绍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现状的调研程序:问卷设计原则、问卷内容设计和问卷调研的实施和开展。其中问卷内容设计是实证问卷调查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环节,本次问卷内容的设计根据少年儿童的需要以及问卷调查内容的逻辑性,从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人际价值观和生命价值观这七个维度进行规划;然后根据这七个维度再细化为17个层次设计题目,每个层次有若干题目相对应设计保证了问卷调研的全面性和针对性。章节的第二部分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现状的调研结果:从调研数据来看,新时代少年儿童经济价值观趋向理性;政治价值观主流且积极肯定;道德价值观认知积极准确但实践存在偏差;人生价值观积极健康注重实现自我价值;文化价值观多元且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人际价值观中同伴之间价值观相对融洽,代际之间价值观仍有隔阂;生命价值观中整体态势良好但存在漠视生命的行为。在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进行了横向调研后,章节的第三部分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发展进行了时代的纵向比较,通过对比发现新时代少年儿童道德品质更为积极向上;学习动机整体务实明确,学习态度端正,社会责任感降低;幸福观存在向个人偏移倾向;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环保优先意识逐渐增强,经济优先意识明显减退。通过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横向研究和纵向对比,章节第四部分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进行了整体性分析,当下少年儿童价值观整体主流且积极向上;个体主体自我意识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价值观具有比较冲突性和持续发展性,但仍要看到少年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依然存在价值困惑和行为的偏差。论文的第四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这一章节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中观层面的家庭和学校因素、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这三个层面四个因素分析了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影响。在个体影响因素方面,少年儿童由于生理与心理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二者之间呈现出矛盾性的特点,家庭因素方面,家庭结构、家庭教育职能、家庭情感需求、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行为的榜样示范都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学校因素方面,影响因素主要有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比重失衡,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可待优化、教育模式的单一被动。从社会因素来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都会制约或影响少年儿童价值观及价值行为。论文的第五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完善与探索。本章节第一部分先关注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中的有机结合点,第二部分着重于提升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魅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仪教育、人格与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育融入其中并兼具时代性和实践性特点,同时加强生命价值认知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第三部分是营造良好的家庭价值观教育环境,主要从提升家长素养,树立正确成才观和增强了解,促进亲子情感交流这两方面进行。第四部分为增强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教化力:具体举措为学校价值观教育应落实“全程育人、全科育人”;教师应真“情”关爱,增强少年儿童对价值理念的情感认同;健全学校价值观教育评价;基于建构主义的价值观教育教学方式创新;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方法的“多管齐下”与载体优化。第五部分是宏观层面社会价值观教育环境的优化,从以下方面进行: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环境;提升大众传媒信息的公信力和增强网络价值观教育的整合和监管。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根据少年儿童价值观的现状对其影响因素展开科学系统地分析,并针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现存的问题探索完善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新时代应加强对少年儿童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陈健^[6]（2019）在《庄子生命观之于大学生生命教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时代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大学生是整个社会最富有朝气、最具创造性的群体之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期盼。然而,当前大学生生命观现状不容乐观,校园中时有发生的自杀、他杀及各种暴力事件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学生显现出生命意识淡薄、理想信念缺失、抗挫能力低下、生命价值模糊等状态亦令人堪忧。高校学生的生命观现状,提示我们应重视与加强生命教育研究。道家哲学的本质是生命哲学。庄子作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尤为关注生命问题,其哲学体系蕴藏着丰富的生命教育资源。他揭示生命的苦难、追求心灵的自由、思考生命的本质、关注生命的价值,形成了内涵丰富且见解独特的生命观。因而,系统阐释庄子生命观之于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当代价值,有助于夯实生命教育的传统文化根基、丰富生命教育实践、促进大学生生命健康发展。本文采用调查问卷与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学生生命观、生命教育现状展开了实证研究。根据调研数据与访谈结果,论文客观剖析了当前大学生生命观存在的思想偏差,揭示了大学生生命教育在目标、内容、实践层面的欠缺之处。在此基础之上,文章通过对庄子生命观的价值旨归、主要内容以及教育实践的系统梳理、归纳总结,探寻并揭橥了庄子生命观之于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目标价值、内容价值和实践价值。庄子将“道”视为生命存在、活动与发展的依据。“敬畏道”“效法道”“达至道”是庄子生命观的价值旨归。“敬畏道”要求人们在“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效法道”要求人们一方面以道的“普遍性”为依据,维护生命的平等和多样,另一方面以道的“规律性”为依据,自然无为、尊重生命本然;“达至道”要求人们在构建“人与天一”的生命世界与培育“藏天下于天下”的生命境界中,为生命发展创设理想外部环境和宏大内在格局。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目标不够明晰,深入发掘庄子生命观的价值旨归,将有助于促进其教育目标由模糊走向清晰,树立“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发展生命”的目标导向。庄子生命观包涵自然生命观、社会生命观和精神生命观三个方面的内容。其自然生命观所提倡的“保身、全身、爱身”“养生而不益生”“重生而不惧死”等思想,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贵身观、养生观、生死观;其社会生命观所强调的“养亲”“事君”“均调天下”“退仁义、宾礼乐”“由技入道”等思想,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责任观、生命道德观、生命实践观;其精神生命观中“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哀莫大于心死”“立鲲鹏之志”等思想,对大学生生命情感教育、生命意志教育和生命理想教育具有重要启迪。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十分零散,缺乏基于人之生命存在方式的系统性构建。庄子生命观所蕴含的珍爱自然生命、塑造社会生命和高扬精神生命等思想,无疑对充盈大学生生命教育内容,促进其由零散走向系统具有借鉴意义。庄子善于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转换为教育事件以阐发事件背后的深意。《庄子》文本中的人物大多是师生关系,内容则基本上是传道、授业、解惑。庄子生命观的价值旨归和思想内核,正是借由具体的教育实践来传递和表达的。纵观《庄子》全文,庄子生命观的教育方法丰富多样,教育场域非常宽阔,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还包括家庭和社会。其生命观的教育实践,为丰富与拓展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方法与路径提供了思想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庄子生命观尽管拥有诸多值得传承和弘扬的价值与精神,然而受时代背景、社会历史、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某些内容难免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扞格。为此,大学生生命教育在借鉴庄子生命观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掘、继承、弘扬其思想精华,做好“照着讲”的工作;另一方面应立足现实问题与时代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做好“接着讲”的工作。

陈英红^[7]（2019）在《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文中认为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荣获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她的小说对人性的精彩描绘,这是对她小说中深厚而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赞誉。她的小说以人性、理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等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主题,同时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了另一个罕为人知的惊人世界,实践着消解绝对价值的创作主旨,并以断裂的、含混的,甚至矛盾的艺术方式予以呈现,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创作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关系、探索她创作思想的形成原因,可为研究人文主义思想、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创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参考个案。西方人文主义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思潮,以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关怀为核心内容,以批判和重塑为其不断发展的动力。19世纪达到发展巅峰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逐渐表现出其忽略人自身局限和科学有限性的人类中心论、唯理性和科学论及世俗至上论的潜在隐患,这也成为其现代发展的瓶颈,并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界的批判。随着20世纪反思传统观念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持续影响,思想界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也不断深入。艾丽丝·门罗深受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启示的反思传统观念的思想影响,其十四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的反思,或者说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批判与超越。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中合理的一面:以摆脱宗教桎梏为出发点,关怀人自我保存的生存需求、尊重理性和科学对于消除愚昧和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价值,也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们对现世的幸福追求。同时,她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以存在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等为指导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不合理认知的反思。她的小说通过强调与人的主动性并存的人的被动性、展示自然的力量,证明了忽视人的局限性的人类中心论的狂妄;通过揭示绝对理性的虚幻和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批判了漠视理性和科学有限性、确信理性和科学是解决人一切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唯理性和科学论;通过呈现自由至上和利益为先的观念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质疑了忽略自由限度和人与生俱来的责任的世俗至上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重塑:抛弃人类中心论的妄想,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构建着眼于未来的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关系,并积极面对世界的偶然性;以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对待理性和知识问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找到理性的最佳状态,在辩证法引导下正确看待知识体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追求脱俗的世俗理想,寻求超越自我的自由,并建立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以走出传统人文主义的世俗至上论造成的伦理道德困境。艾丽丝·门罗小说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其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小说以非线性叙述、元叙述等表现离散性的叙事,解构文本的中心,也揭示人的被动性和世界的自在性,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复调、历史与小说相交融等表现不确定性的表述,质疑文本内容的确定性和真实性,瓦解传统人文主义的唯理性和科学论;以悖论和反讽、开放性的结尾等引起反思的方式,强调世俗至上论放任自由和利益追逐的危害,表明了自我超越的必要。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加拿大社会文化环境及尼采、海德格尔等奠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家族迁徙和个人成长中的磨难、女性生存的艰辛导致艾丽丝·门罗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绝对理性、永恒价值等观念表示怀疑;而她矛盾丛生的家庭背景、文学熏陶、加拿大从落后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超越宗主国的发达国家的历程让她确信事物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她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进一步深入;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及其所激发的哲学思想给她以启示并为她提供了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据。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使其能批判地继承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之上的传统小说的精髓,并实现主题的拓展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反思表达了小说主体间性审美立场和多向度的审美取向,表现了后现代的审美探索。同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是对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呼唤,也可作为新时期中国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周效宇^[8]（2019）在《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有限论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文中研究指明技术决定论不仅是技术哲学中一种关于技术以何种方式影响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认为技术可以直接影响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思潮。在生态文明理论中,技术决定论通常有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继续沿用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决定论的思路,认为单纯靠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且不需要对技术发展施予太多干预;后者认为科学技术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即便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无法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文明立场看似截然相反,但其本质都是将技术视为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原因,而忽略了其他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两者都把科学技术视作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的决定性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不同的生态文明理论:修补论与超越论。修补论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延续,只需要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加上生态这一维度就可以了,技术发展仍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超越论认为,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彻底超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故要放弃对技术的依赖。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都存在着理论上的片面性,在实践中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从而不利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本文立足于对技术决定论的全面考察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应构建技术有限论（一种新技术论）来真正满足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技术有限论是指不仅技术应用和实现的场景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有限的。同时,技术发展不能代替道德、法治发展;不能代替人类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人工自然不能取缔天然自然。技术有限论的提出对于回答“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如何看待技术发展?”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指导作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对生态文明视域下技术决定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探究技术的内涵及其发展,阐明技术决定论可按照对技术正负二重价值不同侧重,划分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形态,并指出两种技术决定论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谈技术悲观主义的影响,介绍技术悲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其认为科学技术直接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技术的负面作用。第三,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谈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介绍技术乐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其认为科学技术史生态环境问题的补救手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技术的正面作用。第四,指出技术有限论是对技术决定论的超越,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避免进入技术决定论的认识误区,破除技术与人性、技术与环境的二元对立,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技术有限这一观点正确发挥技术的作用。第五,阐明了技术有限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上弥补生态价值缺失和实践上正确定位科技技术作用的重要意义。

蒋萍^[9]（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赵春雷^[10]（2018）在《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为避免去传统化以及福利陷阱等问题的发生,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福利文化与满足中国人的福利需求,有必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两者的耦合具有可行性:制度移植、文化选择、文化包容等理论为耦合提供了理论可行性,儒家文化圈内一些国家的成功实践、中西方福利文化的相通性等则为耦合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既面临诸多有利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也可以得到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专业的社会福利理论等的指引,它们分别为耦合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从现有基础出发,耦合目标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更全面地满足中国人的福利需求,打造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福利文化,增强和展示中国在社会福利领域内的文化软实力。按照传统福利文化参与耦合的“身份”,它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耦合可以通过“心理-制度”、“思想-制度”、“行为-制度”、“制度-制度”、“环境-制度”、“资源-制度”六种方式实现;按照参与双方间作用力的类型,耦合过程主要通过“吸纳-融入”、“保护-接纳”、“助推-支持”三种方式实现。在耦合内容上,社会保障的三个基本项目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可以分别从传统福利心理、传统福利思想、传统福利行为三个方面与传统福利文化的具体内容相耦合。为了更好地实现耦合,社会保障制度应适应传统福利文化的要求做出变革。在社会保险上,可做实养老金个人账户并增加其用途,尝试以家庭为参保单位;在社会救济上,应该突出精神与思想救济,强化家庭与社区的救济功能,依据中国人的捐赠心理调整慈善救济方式;在社会福利上,应注重人的情感需求的满足,增强人们的自我保障能力,实施更多的民间供给,维持福利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均衡,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技术时代精神塑造的负面效应及其片面性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技术时代精神塑造的负面效应及其片面性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视角下的数字化生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庄子生命观之于大学生生命教育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8）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有限论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技术时代精神塑造的负面效应及其片面性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人的存在方式视角下的数字化生存研究[D]. 张诗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3]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4]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D]. 尹秀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研究[D]. 秦晶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1)
• [6]庄子生命观之于大学生生命教育价值研究[D]. 陈健.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7]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D]. 陈英红. 湘潭大学, 2019(12)
• [8]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有限论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D]. 周效宇.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10]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福利文化的耦合研究[D]. 赵春雷. 厦门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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