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孟东洽[1]（2020）在《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亚地区也在经历着历史性转变,地区秩序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发展趋势尤为令人注目。自小泉执政以来,为实现其“正常国家”、“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战略,推行价值观外交、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日美同盟、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日本外交政策不断走向保守。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不断保守化并发展至如此令人忧心的地步?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又将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发展经历了,保守化程度相对较高和保守化程度相对缓和以及保守化程度急剧转型上升的三个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精英主导性、战略目标明确性、军事政策激进性、发展态势曲折性的基本特征。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凝练出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分析论证了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发展的动因。追求国家“身份”的转变是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其谋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以及东亚“主导者”的身份决定了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规范”是一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塑造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持续发展的温床,等级制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平主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决策者认知是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决策者在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威胁认知与零和博弈意识以及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下,制定了一系列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导致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不断发展。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对自身、周边国家及地区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自身而言,尽管有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在双边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恶化,加剧了两国的战略博弈,激化了双方的领土争端,严重伤害了两国民众的民族情感,从而撼动了两国友好发展的根基。就地区层面而言,不仅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还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建设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稳定出发,加强中日双方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与沟通,缓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市场,彰显中国负责任友好大国的形象,进而对缓和日本外交政策的保守化趋势产生有利影响。
刘玉丽[2]（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李睿[3]（2020）在《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文中指出《日本国宪法》因和平主义、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而闻名于世。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作强加给战败国家的枷锁。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支持修宪的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说明日本已经具有实现修宪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但成功修宪仍有许多阻碍因素。安倍内阁推进修宪的困难不仅在于如何凝聚国内的共识,还在于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可其修宪的理由。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共识和差异。为此需要先解决以下问题:一、安倍执政时期的修宪方针是什么;二、中美学界关注日本修宪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三、中美学界对不同阶段的修宪政策持何种看法。通过比较发现,中美学界都对安倍修宪持有保留态度,但双方质疑的原因和程度均有不同。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日本国宪法》文本的模糊和简单,决定日本军事能力和防卫政策的往往是宪法解释、内阁决议、安保法案等,由于修宪所需要的政治成本过高,执意修宪不利于安倍政权的稳定。而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国宪法》有效控制了日本军事能力的无限发展,虽然近几年日本军事能力在不断上升,但是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合法性却被宪法所封存。而宪法一旦被修改,日本的安全政策就可能从“专守防卫”转向“进攻”性质。中美学界的实质分歧隐藏在表面的共识下,其分歧的核心在于双方对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定位和对东北亚安全秩序的认知差异。中国学者以“不构成威胁”为出发点,将《日本国宪法》视为日本和平发展的承诺;而美国学者则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把同盟的威慑力视为维持东北亚秩序稳定的关键。
刘胜男[4]（2020）在《《朝日新闻》关于钓鱼岛议题报道的中日关系呈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2010-2015年之间中日在外交、经济、民生等方面的交流均处于停滞或缓慢进行的状态.在官方和民间的态度上敌对意味很浓,但在2016-2019年之间中日间的各项交流活动逐步恢复,在官方层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8、2019两年连续访华,两国领导人对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达成共识;而在民间层面上,中日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也逐步增多。整体上看,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关系似乎经历了由敌对向友好关系的转化,但中日关系是否只有敌对和友好两种可能?中日关系的转化机制又在哪里?本文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和国家双边关系衡量法,研究了《朝日新闻》2007-2019年间关于钓鱼岛议题的相关报道。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章节,在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问题及提出的背景,并对国际关系理论与三个阶梯理论进行了综述;研究的第二章节包含了对《朝日新闻》的介绍,以及研究的具体设计与方法;第三章是研究中的具体发现,主要包含样本的基本描述分析,以及互动、观念两方面分别构建出的中日关系,并分别分析了这两方面中的安全共同体转化因素。第四章通过对比两种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研究问题中的猜想是否得到验证。研究发现,《朝日新闻》在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的互动上建构起的关系,整体上呈现为竞争和敌对两种关系,并未建构出友好关系。而在观念中却完整的建构出了三种关系,虽然仅有29篇为友好关系,但是友好关系的分值都较高.这些表现出《朝日新闻》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互动和观念建构上的差异,即虽然在行为上建构了中日之间的竞争和敌对状态,但在观念上却建构了友好的状态,表现出两国关系走向友好的可能性。中日之间的关系转化在互动和观念层面的关系转化,也分别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整体上,《朝日新闻》在钓鱼岛议题上建构的中日关系在互动和观念上具有一致性,以竞争和敌对为主。从两种关系的分值水平上看,观念上的敌对关系分值会略高于互动。
张育侨[5]（2020）在《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追求“正常国家化”的日本,以何种战略目标、基于何种战略理念、来制定与调整安保战略,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性的焦点问题;安倍晋三高调宣称“日本回归”,是回归战后初期“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还是回归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老路,再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保障的固定话题;是谋求自主还是追随强大盟友,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又一次成为研究与评判日本安保战略的逻辑原点。日本在安保领域正在处于历史性的“安全复兴”之中,日本安保战略自安倍二次执政以来经历的变革,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般,在长期的积累之上不断地进行自我改良。权力转移理论基于权力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国实力会不断增长,原霸主国实力会相对衰落,当崛起国实力与原霸主国实力出现持平时,最有可能引发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消长带来安全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随着理论的发展,权力转移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国际体系层面的具体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地区层面与国内政治。其中国际体系层面的力量对比变化、地区层面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的更替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安保战略。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调整同样基于国内外的权力转移现象。安倍首相率领的执政联盟占据了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席,其个人的执政理念与政策实施得到有效贯彻,安倍政府营造的社会保守化氛围为其安保战略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日本所在的东亚地区,中国综合实力的超越与朝鲜核导开发的现实威胁为其安保战略改变提供了地区动因;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权力对比变化,成为了安倍政府调整安保战略的国际体系要素。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将日本的安保战略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在国内层面,安倍政府多重路径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谋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并修改安保法制强化自身防卫力量;在地区层面,日本将安全指向对准中国与朝鲜,通过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强化日美同盟来提高军事威慑力,以应对现阶段的外部威胁,并以期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安全角色;在国际层面,安倍政府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理念与“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安保布局,主动为美国分担责任,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从而减缓美国的相对衰落,并开展更广泛的安保合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安全进程中来。安倍政权全方位调整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以“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种种行为不仅涉及到日本国家发展走向,也关系到战后建立起的地区与国际秩序。安倍政府通过修宪以及修订新安保法制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实现了对国家主义的回归,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国内的总体保守化。在地区层面,日本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打入楔子,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行为挤压了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影响了中国的远海战略,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安倍政府调整安保战略并没有使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稳定,反而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其行为加剧了朝鲜反制引发的对抗风险,同时加剧了美国受到日本牵连的担忧,破坏了原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国际体系层面,日本调整同盟体制减缓了美国的相对衰落,但其一系列疏离同盟体制的行为也使同盟的摩擦在所难免。在与非西方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的过程中,日本加速了国际军备的平衡,在国际安全进程中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
余英[6]（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认为《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黄忠[7]（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周小燕[8]（2019）在《清末民初《申报》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以抵制日货报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正值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际,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是时,中国近代抵制日货运动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申报》几经易主,本着独立办报的原则,在具体报刊活动中逶迤实践,积极倡导国民抵制日货,“尽报界保国卫民之天职”。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反映并参与其中。本文以《申报》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对1908年到1919年《申报》所刊的抵制日货运动相关报道进行考察,从历史的纵向上审视了四次抵制日货运动的社会图景,并从行为规范、感知层面、精神约束三个层面剖析了《申报》关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报道。行为规范上,本文重点考察了《申报》中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广告语以及《申报》具体的抵制日货实践;感知层面上,本文剖析了《申报》抵制日货报道对中日国民身份的描述和中国民族情感的酝酿;精神层面上,本文则聚焦于《申报》的爱国叙事和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叛国”教训上。此外,本文还采用比较分析法,将《申报》与《大公报》的相关报道进行平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申报》的叙述中,商品与消费行为的民族属性不证自明:“中国人应用中国货”,中国人应自觉地加入积极抵制日货运动。《申报》还通过“中日有别”民族身份的区分,将中国人的耻辱感与中日“平等”关系的抗争发挥至极。此外,《申报》还高度呈现了“爱国”与“叛国”的相关话语,将读者笼罩在有可能成为国家英雄的“光荣”与国家败类、叛徒和内奸的“恐怖”之中,以爱国主义之名,动员和约束民众的民族主义实践与思维。《申报》根植于“社会”,依照着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不仅从消费行为、民族身份、爱国主义三个方面激发着近代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促进民族主义在民众意识中的具体化,还一定程度上对民族主义具有政治与文化上的导向作用。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与社会的镜像,媒介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正如催化剂一般,加快了近代中国民族化进程。
王俏蕊[9]（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提出“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张晓强[10]（2017）在《日本新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民族及文化因素的地位日益彰显,作用不断抬升。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一大批关注民族及文化现象的国际关系新理论涌现,以争取民族平等发展权利、反抗外来干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民族运动在全球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日本人论”为代表的日本异质化理论,使处于经济发展收获期的日本人切实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民族和文化因素在其对外决策中的地位和用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影响日本外交发展方向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在当代日本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中,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不仅制着约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也对外交往格局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影响。新民族主义的滋长和蔓延,离不开日本特殊的经济社会现实,离不开日本传统的文化根基,离不开日本对外部世界的交往与反思。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重修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举措,企图修正历史;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和防卫政策、推动日美军事同盟转型等举措,谋求建设大国化的日本。凡此种种,既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潮流兴起并高涨的标志,也是其全力助推的结果。当前中日关系政冷经“凉”、过去处于休眠状态的诸多争端热度再起、国家交往及民族互动中的裂痕难以弥合并不断扩大,这些现象都与新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研究后冷战时代日本新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及怎样发展,可以全面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规律,客观对待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新旧矛盾与问题,为制定对日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的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外交政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外交政策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外交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 |
| 一、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 |
| 二、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外交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下本文的变量因素 |
| 一、身份:身份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本动因 |
| 二、规范:规范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 |
| 三、认知:决策者认知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
| 第三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
| 第一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表现 |
| 一、否认侵略历史意图摆脱战后体制 |
| 二、激化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
| 三、强化安保体制以谋求实质修宪 |
| 四、强化日美同盟并谋求对美平等性 |
| 五、接触与遏制的两面性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发展阶段 |
| 一、保守化程度相对较高阶段(2001-2006) |
| 二、保守化程度相对缓和阶段(2006-2010) |
| 三、保守化程度急剧上升阶段(2010-至今) |
| 第三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特点 |
| 一、政治精英主导性 |
| 二、战略目标明确性 |
| 三、防卫政策激进性 |
| 四、发展态势曲折性 |
| 第四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身份:日本国家身份转变决定了其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 |
| 一、战败国到“正常国家”身份的转变 |
| 二、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身份的转变 |
| 三、东亚地区“主导者”身份遭遇挑战 |
| 第二节 规范:规范塑造了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发展的温床 |
| 一、等级制观念下对国家地位的执着追求 |
| 二、武士道精神下对国家武装实力的推崇 |
| 三、和平主义规范的弱化为军事发展“松绑” |
| 第三节 认知:决策者认知推动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的制定 |
| 一、历史修正主义下的国家利益观 |
| 二、威胁认知和零和博弈意识的强化 |
| 三、“消极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转变 |
| 第五章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产生的影响 |
| 第一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国内效应 |
| 一、有利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
| 二、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 |
| 第二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加剧中日两国的战略竞争 |
| 二、激化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 |
| 三、伤害中日两国的民族情感 |
| 第三节 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
| 一、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
| 二、阻碍了东亚一体化建设进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安倍内阁修改宪法的方针与策略 |
| 第一节 安倍上台制定修宪策略 |
| 第二节 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 |
| 第三节 安倍内阁改变修宪方针 |
| 第二章 中美学界对修宪问题的关注焦点 |
| 第一节 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 |
| 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
| 二、日本修宪的合法性 |
| 三、日本国家战略取向 |
| 第二节 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 |
| 一、安倍内阁的民族主义特征 |
| 二、《日本国宪法》的持久性 |
| 三、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三章 中美学界对修宪进程的认知变迁 |
| 第一节 通过特定秘密法(2012-2013年) |
| 一、关于决策能力不断加强 |
| 二、关于权力是否存在限制 |
| 第二节 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2016年) |
| 一、关于安全政策“延续性” |
| 二、关于安全政策“变革性” |
| 三、关于安全政策“威胁性” |
| 第三节 “加宪”替换“改宪”(2017年至今) |
| 一、关于“加宪”的意义 |
| 二、关于修宪政治成本 |
| 第四章 中美学界的主要认知差异及根源 |
| 第一节 宪法与日本的安全政策 |
| 一、中国学者:宪法有效限制了日本安全政策转向 |
| 二、美国学者:宪法无法限制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
| 第二节 宪法与日本的国际角色 |
| 一、中国学者:《日本国宪法》是和平发展的承诺 |
| 二、美国学者:日美同盟是维持东北亚稳定的关键 |
| 第三节 中美学界差异根源探析 |
| 一、美国学者:日本是维持稳定的现状国家 |
| 二、中国学者:日本冲击了地缘政治的平衡 |
| 三、中美学界对日本“保守政治”的认知差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安倍修宪大事记 |
| 致谢 |
（4）《朝日新闻》关于钓鱼岛议题报道的中日关系呈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钓鱼岛的相关研究 |
| 1.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关系文化”及“三个梯级” |
| 1.2.3 关系文化视角下中日关系研究 |
| 1.2.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2.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2.2 信效度检验 |
| 第三章 研究发现 |
| 3.1 样本的基本分析 |
| 3.1.1 报道年份及其数量 |
| 3.1.2 报道倾向 |
| 3.1.3 报道体裁 |
| 3.1.4 写作手法 |
| 3.1.5 图片 |
| 3.1.6 消息来源 |
| 3.1.7 三个主题事件各领域的基本分析 |
| 3.2 发现中日间的互动事件建构的关系文化 |
| 3.2.1 互动事件的中日关系文化呈现 |
| 3.2.2 三个主题事件与两种关系 |
| 3.2.3 非集中性钓鱼岛事件与两种关系 |
| 3.2.4 非集中性钓鱼岛事件各领域与两种关系呈现 |
| 3.2.4.1 军事领域以敌对关系为主导 |
| 3.2.4.2 民生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2.4.3 历史领域以敌对关系为主导 |
| 3.2.4.4 外交、政治、经济、归属权、政治家及学者观点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2.5 互动事件关系转化 |
| 3.3 观念领域建构的关系文化 |
| 3.3.1 三个主题事件观念领域关系分值 |
| 3.3.1.1 非集中性钓鱼岛事件与观念得分 |
| 3.3.1.2 渔船冲突事件与观念得分 |
| 3.3.1.3 国有化事件与观念得分 |
| 3.3.2 提取影响观念领域关系得分的因子 |
| 3.3.3 观念领域关系得分与三种关系划分 |
| 3.3.4 三种关系与三个主题事件的均值对比 |
| 3.3.5 非集中性钓鱼岛事件与三种关系 |
| 3.3.5.1 外交领域以友好关系为主导 |
| 3.3.5.2 民生领域和经济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5.3 政治、政治家及学者观点及历史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5.4 军事和归属权领域以敌对关系为主导 |
| 3.3.6 渔船事件与三种关系 |
| 3.3.6.1 政治、政治家及学者观点及视频泄露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6.2 船长问题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6.3 经济和民生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6.4 外交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6.5 军事以敌对关系为主导 |
| 3.3.7 国有化事件与三种关系 |
| 3.3.7.1 经济、民生、政治及政治家及学者观点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7.2 军事领域以竞争关系为主导 |
| 3.3.7.3 外交领域以敌对关系为主导 |
| 3.3.8 寻找关系的转化因素 |
| 第四章 研究结论 |
| 4.1 事件互动与观念的三种关系比较 |
| 4.2 互动与观念视角中的转化机制 |
| 4.3 互动关系得分与影响因子、状态因子 |
| 4.4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及操作化定义 |
| 一 附录 |
| 附录 1 日媒编码表 |
| 附录 2 |
| 附录 3 |
| 附录 4 |
| 二、操作化定义 |
（5）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既有研究与文献综述 |
| (一)日本安保战略方面 |
| (二)权力转移理论方面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权力转移理论的概要与发展 |
| 1.1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概要 |
| 1.1.1 权力转移理论的概念起源 |
| 1.1.2 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内容 |
| 1.2 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
| 1.2.1 国内层面的权力转移 |
| 1.2.2 国际层面的权力转移 |
| 1.3 权力转移理论与安保战略调整的逻辑关系 |
| 1.3.1 国内层面的权力交替与安保战略调整 |
| 1.3.2 地区层面的极化出现与安保战略调整 |
| 1.3.3 国际体系的力量变化与安保战略调整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日本安保战略的历史演变 |
| 2.1 冷战结束至新世纪安保战略的“再构建” |
| 2.1.1 90 年代日本安保战略的形成 |
| 2.1.2 90 年代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 |
| 2.2 新世纪前十年安保战略的“再调整” |
| 2.2.1 21 世纪初日本安保战略的扩展 |
| 2.2.2 21 世纪初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背景 |
| 3.1 安保战略形成的国内条件 |
| 3.1.1 决策首脑——安倍晋三首相 |
| 3.1.2 权力精英——日本自民党 |
| 3.1.3 社会环境——总体保守化 |
| 3.2 安保战略改变的地区动因 |
| 3.2.1 中国的东亚崛起 |
| 3.2.2 朝鲜的核导危机 |
| 3.3 安保战略调整的国际体系要素 |
| 3.3.1 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 |
| 3.3.2 非西方国家实力相对崛起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构想 |
| 4.1 摆脱战后体制的安保战略目标 |
| 4.1.1 修改和平宪法的战略目标 |
| 4.1.2 构建安保法制的战略基础 |
| 4.2 东亚地区中的安全角色构想 |
| 4.2.1 国家安保战略的安保顶层设计 |
| 4.2.2 日美同盟体制的安保战略根基 |
| 4.3 全球视域下的安保战略构想 |
| 4.3.1 积极和平主义下的安保战略理念 |
| 4.3.2 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安保战略布局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实践 |
| 5.1 国内安保战略构想的“宪法松绑” |
| 5.2 地区安保战略构想的“安全合作” |
| 5.3 全球安保战略构想的“海外扩展” |
| 5.3.1 积极和平主义下的自卫队海外拓展 |
| 5.3.2 俯瞰地球仪外交下的广泛安全合作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安保战略趋势与影响 |
| 6.1 日本安保战略的发展趋势 |
| 6.2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影响 |
| 6.2.1 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 |
| 6.2.2 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 |
| 6.2.3 对国际体系格局的影响 |
| 6.3 中国的应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6）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因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应时而生的《外交评论》 |
| 第一节 创办背景 |
| 第二节 办刊宗旨 |
| 第三节 编辑发行 |
| 第四节 办刊栏目和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 |
| 第一节 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 |
| 第二节 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 |
| 第三章 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 |
| 第一节 增强国家实力 |
| 第二节 整理外交机能 |
| 第三节 重视文化外交 |
| 第四章 介述与解析法西斯主义 |
| 第一节 何为法西斯主义 |
| 第二节 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评价 |
| 第三节 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之实质 |
| 第四节 引发战争是独裁统治之趋势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 |
| 第一节 应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 |
| 第二节 争取国际盟友 |
| 第三节 积极推介国联 |
| 第四节 对国联外交从“希望到失望”的无奈应答 |
| 第六章 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 |
| 第一节 揭露日本外交野心 |
| 第二节 批评对日外交“措置欠当” |
| 第三节 建议对日外交的几种方案 |
| 第四节 “敌乎?友乎?”传递中日外交新宣示 |
| 第七章 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 |
| 第一节 废约进程的戛然变奏 |
| 第二节 条约特权的重点关注 |
| 第三节 修废方式的理性思考 |
| 第四节 修废主张的特点、影响及局限 |
| 第八章 对《外交评论》的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的特点 |
| 第二节 作用与影响 |
| 第三节 局限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1932-1937 年《外交评论》目录列表 |
| 后记 |
（7）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清末民初《申报》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以抵制日货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1.2.2 民族主义的媒介建构 |
| 1.2.3 抵货运动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清末民初的抵制日货运动 |
| 2.1 抵制日货运动的起源 |
| 2.2 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 |
| 2.3 抵制日货运动的高峰 |
| 第3章 《申报》抵制日货报道与国货运动 |
| 3.1 由口号到广告语:“国货”与“日货”的对立 |
| 3.1.1 “中国人应用中国货”的呼吁 |
| 3.1.2 “发展实业,挽救利权”的倡议 |
| 3.2 由简单拒货到国货自强:消极向积极的演变 |
| 3.2.1 发展实业,提倡国货 |
| 3.2.2 改良国货 |
| 3.2.3 关注日货之动态 |
| 第4章 《申报》抵制日货报道与民族身份 |
| 4.1 社会团体与“中日有别”民族身份 |
| 4.1.1 商人社团 |
| 4.1.2 学生社团 |
| 4.1.3 工人社团 |
| 4.2 耻辱感的酝酿与中日“平等”的抗争 |
| 4.2.1 民族耻辱感的酝酿 |
| 4.2.2 中日“平等”的抗争 |
| 第5章 《申报》抵制日货报道与爱国主义 |
| 5.1 爱国的楷模 |
| 5.1.1 爱国男儿 |
| 5.1.2 巾帼女杰 |
| 5.1.3 铁血孩童 |
| 5.1.4 忠贞老者 |
| 5.2 叛国的教训 |
| 5.2.1 商会罚款 |
| 5.2.2 学生焚货 |
| 第6章 《申报》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
| 6.1 民族主义的媒介建构 |
| 6.1.1 《申报》的建构因素 |
| 6.1.2 《申报》中作为权力表达方式的民族主义 |
| 6.2 媒介建构的影响因素 |
| 6.2.1 技术、政治、社会环境的制约 |
| 6.2.2 《申报》内在运作理念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日本新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及创新点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新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
| 2.1 “民族主义”及特征分析 |
| 2.1.1 关于“民族”的概念 |
| 2.1.2 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认识 |
| 2.1.3 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 |
| 2.1.4 关于日本新民族主义 |
| 2.2 当代日本新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历史渊源 |
| 2.2.1 日本新民族主义形成的现实背景 |
| 2.2.2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 |
| 2.3 当前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及原因 |
| 2.3.1 新民族主义的现实表现 |
| 2.3.2 新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冷战结束以来新民族主义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
| 3.1 当前日本外交中的新民族主义特征 |
| 3.1.1 更加注重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
| 3.1.2 坚持以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基轴,实行亲美依附外交 |
| 3.1.3 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大力拓展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
| 3.2 新民族主义影响当代日本外交的主要方式 |
| 3.2.1 政治精英影响外交基本理念的形成 |
| 3.2.2 通过渗透并参与外交决策机制对外交实践施加影响 |
| 3.2.3 制造公共话题,影响外交决策的方向 |
| 3.3 新民族主义影响下当代日本外交的发展前景 |
| 3.3.1 冷战结束以来新民族主义对日本外交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
| 3.3.2 新民族主义使日本对外决策的不确定性增加 |
| 第四章 新民族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4.1 近现代以来中日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
| 4.1.1 幕府时期日本蚕食中国的民族心理及实践 |
| 4.1.2 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民族心理的全面超越 |
| 4.2 新民族主义在中日关系中的现实表现和影响 |
| 4.2.1 历史教科书问题 |
| 4.2.2 靖国神社问题 |
| 4.2.3 钓鱼岛争端及海洋权益冲突问题 |
| 4.3 新民族主义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
| 4.3.1 战争冒险导致的非预期影响清晰可鉴 |
| 4.3.2 日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并未改变 |
| 4.3.3 防止对日本新民族主义作出过度解读和误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保守化的动因研究[D]. 孟东洽. 山东大学, 2020(03)
- [2]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3]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D]. 李睿. 南京大学, 2020(04)
- [4]《朝日新闻》关于钓鱼岛议题报道的中日关系呈现研究[D]. 刘胜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D]. 张育侨. 吉林大学, 2020(08)
- [6]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7]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清末民初《申报》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以抵制日货报道为例[D]. 周小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 [9]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10]日本新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研究[D]. 张晓强. 西北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