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先生年表增编

一、蒲松龄先生年谱补遗（论文文献综述）

李臻良^[1]（2021）在《蒲松龄《聊斋志异》对屈原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梁慧婷^[2]（2021）在《清代鲍照诗歌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在进入近现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得到了充分研究与地位确认。诸多相关研究涌现,如针对南朝诗人鲍照的研究不断深入,鲍照诗文研究、鲍诗在当时与后代影响研究日益丰富。基于这一思路继续前迈,文章从接受史视角出发,力求全面而有深度地探析鲍照诗歌在清代的接受情况。论文共分为七大部分:导论部分为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为鲍照诗歌在清代的传播概况。从鲍集流传、清代版本、选本着录入手,进行梳理与讨论。本章主要着眼于整体视角:首先从清代鲍集版本看,被收藏的鲍集至少有11种。接着从官方与文人自发所编文学选本《佩文斋咏物诗选》《古诗选》《诗原》《历朝诗约选》《十八家诗钞》《古诗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古诗源》中查看鲍照诗歌的着录情况:鲍照被选诗篇的数量覆盖其全部诗篇近九成;鲍照乐府诗、《拟古八首》、山水诗中的优秀诗篇着录最多。同时,在清代诗歌选本中,与魏晋南北朝重要诗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等诗人的录诗情况相比,鲍照被收录的诗歌占比较重。第二章以清代“鲍家诗”接受现象为对象进行分析。首先界定“鲍家诗”内涵为鲍照创作的诗篇并强调其诗才、鲍照自挽歌所衍化出的“鬼语”;并对“鲍家诗”进行溯源与阐释,发现李贺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对鲍诗的重要解读与传递作用。与此同时,清代“鲍家诗”接受中存在着与李贺无明显关系的,即清人利用鲍照之死与鲍照之诗才书写自身情感的“鲍家诗吟唱”现象。这些围绕“鲍家诗”进行创作的清人,或共鸣于“秋坟鬼唱”,或反用之为“秋坟不愁”,或出现王士禛针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爱听秋坟鬼唱时”唱和,或回溯至鲍照诗篇的“鲍家诗”聆听与传唱,或与题画诗相结合,出现在黄景仁诗《题李牧堂青岩图》、张问陶诗《戏题罗两峰鬼趣图》、“榆楼”事中。清代“鲍家诗”的接受呈现出鬼语化与承唐李贺、诗才与鬼语的双重性、时空艺术交流的特点,这与鲍照诗才、人面对死亡的感情、唐李贺对鲍诗的接受等密切相关。此外,清代“鲍家诗”接受具有文学治疗的意义,即在清代共鸣于“秋坟鬼唱”的诗篇如纳兰容若《蝶恋花》、孙枝蔚《哭方尔止?其一》、秦瀛《髯仙行吊刘思茗哭》、汪端光《夜合花》等,作者作为当事人置身在关系亲密之人死亡的境遇中所产生的极其深重的苦痛,通过抒写苦痛之情的方式,使得创作者的精神苦痛有了另一个出口,最终文学治疗成为可能。第三章以清代“俊逸鲍参军”的“鲍照诗如其人”接受现象为对象,讨论源自杜甫的以鲍照赞誉李白的“俊逸鲍参军”之句,影响了清代所出现的针对“俊逸亭”为中心的歌咏、怀想等接受现象。重点探析鲍轸对“俊逸”内涵全面深入的接受行为:以“俊逸”名居室、作刊书牌记、名作品集、作为精神寄托而建的“俊逸亭”并且撰诗文。其中,鲍轸在《俊逸亭新编》（一卷）中创作的文《俊逸亭记》、诗《俊逸亭》、文《俊逸亭倡和集序》,充分体现了鲍轸对“俊逸”内涵的深度接受——“俊逸”深刻地融入到鲍轸官场工作（“筹画政理”）与日常生活（“斋居休暇”）中,并成为其精神寄托之所。此外,通过与清代其他接受现象“洗屐池、谢朓楼、太白楼”接受的横向对比,更可以确证清代“俊逸鲍参军”的承唐性、风格与人一体化接受的特征。总之,清代文人对鲍诗“俊逸”接受的广度不限于诗文,而已涉及清人的谒拜、修缮行为,甚至如鲍轸那样,深度接受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建构中。第四章从地域诗派湖湘派入手,分析该派以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对鲍照诗歌的接受。在清代地域诗派林立的背景中,以王闿运、邓辅纶等人为代表的湖湘派独宗汉魏六朝诗歌。其中鲍照诗歌在该派中的接受较为深刻,直接体现有王闿运、邓辅纶诗文创作中的同题拟诗;亦有王闿运诗歌的“肥”字等用词遣句与“避严霜”与“伤心之树”典故、反用“游侠情”的情感表达等。该派诗人接受鲍照诗歌的原因,是王闿运和邓辅纶均有复古汉魏六朝诗的拟诗追求所致。此外,王闿运寒门出身与强烈的仕心也导致其对鲍照诗歌更能产生共鸣。而该派对鲍照诗歌的接受,具有特色复古追求、与抗衡同光体、寄托安放心灵的意义。第五章从清朝统治者视角来探寻鲍照诗歌接受的剪影,以《数诗》《拟古》为接受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基于鲍照作为《数诗》首创者与文本符合统治者所好,及数字诗堆砌辞藻和典故的特点可被乾隆用以宣传政治口号,是《数诗》得以被乾隆、咸丰帝接受的重要原因。乾隆拟作之一还被“悬于养心殿壁间”传承至咸丰帝。但乾隆所好众多且拟诗艺术水平不足,故鲍照虽为帝王所好而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效应。嘉庆帝针对鲍照《拟古》的拟诗具有一定艺术水准,体现其受儒学教育熏陶的深入。结语部分整体概括鲍照诗歌在清代的接受情况、接受特征与意义。

张茜^[3]（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孙克诚^[4]（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丛海霞^[5]（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卢哲^[6]（2020）在《清代秦腔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秦腔的传播具有广泛的人口基础和民间文化的土壤,但同时也有不利于长期传播的因素。陕甘晋一带可以视为秦腔的原生区,秦腔形成于明末是较为可靠的结论,其主要活动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陕西同州及其周边,即今陕西省东部大荔一带,这一带自然地理上位于华山以北,渭水、黄河沿岸,同蒲州（山西永济一带）联系密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梆子腔”的称谓,仅指一种声腔形式,并非独立、成熟的剧种,其与“西调”“秦声”等含义近似,或仅是“西调”“秦声”概念下的一个新生子集,而秦地“梆子腔”作为一种本土“乱弹”剧种引起士人的注意,则实际始自康熙中叶以后。故而,可将明末天启前后至清康熙初这段时间视作秦腔真正的形成时间,将康熙中叶视作秦腔的最早成熟时间。清代秦腔传播过程可以分作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来考察,前期从康熙至嘉庆,以乾隆末嘉庆初为高峰,简称乾嘉秦腔,后期从道光至宣统,以同治、光绪时期为高峰,简称同光秦腔。乾嘉秦腔主要是沿水路和商路进行传播,北方以京师为中心,南方以扬州为中心,除演出中心外,秦腔传播多依靠伶人流动演出,范围甚广,以陕西为中心点,东抵山东,北抵直隶,南达江南、两广、江西、福建、浙江、四川、云贵等地,同时,虽未有直接文字证据,但秦腔也有极大可能性抵达过新疆,甚至可能传至爪哇;另外,乾嘉时期的“西秦腔”,应是江南一带对西北戏曲声腔的称谓,在清末也被视作甘肃秦腔的代名词,对其起源和具体形态,论者颇多,观点不一。本文从秦腔传播的角度,倾向认为“西秦腔”应是描述陕西、陇东以西地区秦腔的一种名词,旨在强调这类秦腔与陕西秦腔的内部差异,只不过此“西”字只是相对位置,或许也包括四川地区,但仅作猜想。同光秦腔的传播路线相对丰富,除了普通的商路、水路外,还有随人口流动产生的路线,其含义也并非仅指陕甘地区秦腔,而是包括了山西、直隶演变后的秦腔,大致可分山陕派和直隶派,北方仍以京师为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地区,北抵黑龙江,东抵上海及周边南京、苏州一带,南抵广东,最西可能到达中亚,其中传播最广的区域仍是北方河南、河北、山东诸省,并与今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存在同源关系,但与今其他梆子剧种,则关系略疏远,多为陕甘梆子腔在传播过程中的存续或演变所致。在传播过程中,秦腔留下大量的演出记录,可在戏台文物、典籍中得到对应。另外,仅存可以确考的数百秦腔剧目,大体可归纳为24个母题,经过分析发现,有些母题的出现频率较高（如救助）,而有些现代性母题则极少出现（如过失等）,这既反映出民间审美的需要,又反映出秦腔剧本题材的单调性。

张洁^[7]（2020）在《《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及其文化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意蕴丰富。本文以《聊斋志异》一书中作者原创的或者虽非原创但经作者加工的人物姓、名、字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物姓名的内涵,追溯命名的文化渊源,总结人物命名规律,还原作者创作心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命名的文化意蕴与人物形象塑造和小说的主题、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分为五章,可归纳为命名的文化研究（第1-3章）和对命名文学意义的研究（第4-5章）两个层面:首先,对人物命名中传统文化因素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讨。一是人物命名中的儒家和佛教文化因素。儒家文化要素主要分为嘉德懿行、追慕先王、宗法家族几个层面。人物命名中体现的儒家文化与鲁文化传统、时代、作者成长环境有关,有些寄托作者教化用意。直接以佛教因素为人物命名较少。二是人物命名中的道教文化因素。人物命名中的道家文化主要有自然无为的思想、阴阳五行的思想、仙人的命名以及人物名字中的仙话因素。可以从地方环境、时代影响、作者个人因素对命名缘由加以分析。三是人物命名中体现的民间信仰,主要着眼于精怪命名,对精怪名字中继承和原创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精怪命名在艺术上的表现。总体上精怪的名字、性格、言行与原形特征往往浑然一体,女性精怪的名中多隐含女性特征。其次,对人物命名与形象塑造及主题、叙事的关联性进行研究。一是探讨人物命名和形象塑造的关系,从体现人物风致、书写人物才能、描摹人物外貌、刻画人物性格、名实关系与反讽效果角度加以分析。二是论述人物命名与小说主题和叙事的关系,从揭示小说主题、暗示人物关系、暗示故事的情境或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作为关联全文的线索角度进行分析。总体上看,《聊斋志异》的人物命名具有文人性,表现为古雅、含蓄蕴藉、多义性、多功能性、有多种阐释角度,文化内涵丰富,构成了小说人物塑造与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朱会敏^[8]（2020）在《蒲松龄书启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蒲松龄作为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其文学造诣蜚声国内外。虽然蒲松龄的名着《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达到了巅峰,但其对散文、小说、诗词、俚曲及应用文均有涉猎,且其作品数量可观。因此,学界在关注蒲松龄传世名作《聊斋志异》的同时,也应该在蒲松龄其他着作的研究上稍加助力,以利于对蒲松龄进行全面研究。1963年由路大荒整理编撰的《蒲松龄集》,几乎涵盖了蒲松龄先生有资料可考的所有着作,书启文隶属于《蒲松龄集》中聊斋文集一卷,这为进行蒲松龄应用文的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和参考资料。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四个章节对蒲松龄书启文进行详细的解读与研究,以期从应用文写作角度对蒲松龄书启文进行深入探讨。首先,从社会背景和蒲松龄的个人经历,对其书启文及写作进行整体观照,具体对蒲松龄130篇书启文进行分类、梳理、汇总,分析蒲松龄书启文写作的基本情况。其次,对蒲松龄130篇书启文按内容进行分类,概括为五个方面:陈情言事,尽官之责;答复往来,谏言劝行;关注民生,造福百姓;贺友祝寿,迎来送往;聊发愤懑,说难孤愤。在分类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进行论证研究。再次,以文本解读为基础,深入挖掘蒲松龄书启文的写作特色。蒲松龄的写作水平早已为当时士人所称道,其隶属于应用文范畴的书启文在写作上的特色表现在立意精准,直击靶心;事理结合,情理交融;结构多变,行文至上;语言行云流水,韵味无穷。最后,探讨蒲松龄书启文写作对当下应用文写作的启示。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是文章之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古AI写作作大家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下写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结合蒲松龄写作书启文的具体经历,总结出以下三个启示:从小处落笔彰显全局高度;换位思考体现领导意图;文章语言讲究工整与气势。

刘爽^[9]（2020）在《《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焕章,字象先,号织斋先生,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明代诸生,“青州四杰”之一。出生官宦之家,祖、父均在朝廷任职,兄弟五人都有杰出的文学才华,均有诗集传世,地方志皆有传。明亡后,焕章作《志不二朝》,以明不仕新朝之志,或云游在外,或隐居山寺,或与志同道合者饮酒赋诗,以抒胸臆。其与顾炎武、周亮工、李澄中及诸城遗民集团有密切的交往。李焕章是山东青州一带声名较着的文人,又处在明清鼎革之际,且有一定数量的诗文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其目,表明其诗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但是,其诗文的传存却十分散乱,未经专门系统的整理。目前所见其诗文集有《织斋文集》八卷共91篇与《织水斋集》（不分卷）168篇,这与方志及《提要》中所说“百万余言”显然是不相符。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查知民间流传的李焕章诗文213篇,分作“赋”“记”“序”“书”“跋”“传”“说”“墓表、墓铭”“疏”“族谱序”以及“杂着”,又从方志中辑录其佚文15篇,周亮工所辑《赖古堂文选》《藏弃集》《结邻集》中辑录其佚文7篇。此外,笔者又搜得李氏诗作45首。本文即笔者对以上诸篇进行点校及注释的成果。此外,笔者还详细梳理了李焕章的交往。李氏的交往范围极广,不仅有同州郡者,还有当时的名士如顾炎武、李澄中、周亮工等人;侨居诸城时,又与诸城遗民集团来往密切,同时与佛门中人相熟往来。笔者希望通过对其交往活动的梳理来分析明清鼎革之际基层士人们的思想心态,以及他们面对如此之时代巨变时所作的人生选择。全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研究和整理李焕章诗文集。第一章,笔者主要对李焕章诗文集的流传和刊刻,梳理其存世文献,重点研究笔者在民间所获手抄本。第二章,系统点校里李焕章诗文。下篇是研究李焕章其人。第一章,介绍了明末清初山东的状况及李氏家族。明末清初的山东,战乱频繁,灾难不断,人民生活凄苦。许多望族也在这场动乱中受到冲击,不仅失去财产和家人,更有“夷夏之辨”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冲击。李氏家族的经历是这一时代的缩影,经过这一变故,李氏家族也由盛转衰,再不复当年。第二章研究李焕章的交往活动,李焕章交往广泛,涉及各个阶层,主要论述其与周亮工、李澄中及诸城遗民集团的交往,兼及其与其他基层士人的来往。

吕秀青^[10]（2020）在《诸城艺文志》文中提出乾隆《诸城县志》卷十《艺文考》着录135种着作,道光《诸城县续志》卷六《艺文考》着录149种着作,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卷五《艺文考》着录345种着作,又补遗51种,共计诸城古今着述约600余种,然仅存简目,不免疏漏。本文在以上三种艺文考的基础上,搜集、完善、整理,着录诸城自先秦至晚清八百余种着作,以期全面展现当地学术风貌,裨益地方文化研究。论文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追溯方志艺文志的研究状况,概括介绍诸城的历史与文化,包括诸城的地理沿革、古迹与名胜、文化家族、地方文化等;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收录诸城人着述,按照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第三部分为总结,结合艺文资料,论述诸城古代文化发展的成就和特色。

二、蒲松龄先生年谱补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蒲松龄先生年谱补遗（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鲍照诗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秦腔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及其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8）蒲松龄书启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诸城艺文志（论文提纲范文）

四、蒲松龄先生年谱补遗（论文参考文献）

• [1]蒲松龄《聊斋志异》对屈原的接受研究[D]. 李臻良. 南宁师范大学, 2021
• [2]清代鲍照诗歌接受研究[D]. 梁慧婷.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5]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6]清代秦腔传播研究[D]. 卢哲.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7]《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及其文化意蕴[D]. 张洁. 西北大学, 2020(07)
• [8]蒲松龄书启文研究[D]. 朱会敏.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9]《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D]. 刘爽.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10]诸城艺文志[D]. 吕秀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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