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总目（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许伟[2]（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曹丹[3]（2021）在《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文中指出典型的敦煌类书可分为类事类书、类句类书、类语类书、赋体类书四种,敦煌类语体类书包括《语对》《籯金》《文场秀句》《对语乙》《类辞乙》《类辞甲》、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八种写本类书,共计二十四个写卷。敦煌类语体类书又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类目详备、注释完整的《语对》《类辞乙》《类辞甲》、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第二类是体例完备、兼有叙文的《籯金》和《文场秀句》;第三类是既无类目、又无小注的《对语乙》。从体例上看,上述敦煌类语体类书,最为典型的当属《语对》,《籯金》《文场秀句》多有变异,《对语乙》则仅有事对。类语类书是类事类书、类句类书发展的结果,又是赋体类书产生的温床;从内容上看,《语对》最为完整,《籯金》次之,其他多是残卷;从部类上看,《语对》《籯金》《文场秀句》、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包含有相同的部类,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引书角度上看,敦煌类语体类书多引用正史之合传、类传,特别是《汉书》《後汉书》的合传、类传,这体现了类书与杂传的编纂渊源,也是合传、杂传向类传、类书转变的证据;从功用角度上看,类语体类书与文学创作、科举考试、教育教学皆有密切联系,而与科举考试之关系尤为显要,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无论是试策、试诗赋,还是试杂文,短小精悍的类语体类书皆是利器,常作“科举辅导书”之用,故敦煌类语体类书之内容与唐代科举考试试题多有重合。总之,敦煌类语体类书用途广泛,影响深远,常被各类学校当做教材使用,学郎杂写即为明证,而学习诸类书之後的敦煌士人,就将诸多内容运用到写作之中,故敦煌邈真赞、发愿文、功德碑中也多有借用敦煌类书之内容。
张重洲[4]（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齐放[5]（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陶友珍[6]（2020）在《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文中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下前代文学的印记,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词的中兴离不开清人对唐宋词的学习与接受。本文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词集、词论与创作三个方面分析研究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形。就词集而言,本文主要从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着录、刊刻、抄写、校勘、评点、笺注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秦观、陈允平、辛弃疾、苏轼、赵以夫、周密、周邦彦、吴文英、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集在该时期书目中着录次数较多,选集的着录以《花庵词选》《梅苑》《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为最。该时期新刊唐宋词集,别集以姜夔和张炎词集刊刻次数最多,选集以《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刊刻次数为多。顺康雍乾时期学人对唐宋词集的校勘、笺注、评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唐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集的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其中《花间集》与明末清初词坛的复古之风,《乐府补题》与该时期咏物词的繁荣,《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期新编的唐宋词选目前可见的约有23部,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体例全、择取精等特点,为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南宋清雅词人及其作品的入选率普遍较高,排名靠前,姜夔和张炎的词尤其受青睐。该时期新编的一些唐宋词选对清代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见山亭古今词选》《词综》《词洁》《御选历代诗余》《晴雪雅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清人词论也是研究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词话是唐宋词传播的重要途径。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保存和传播的唐宋词数量颇为可观,其主要以品评、赏析、阐释、辨讹、述闻等方式呈现,唐宋词的词话传播具有小众化、碎片化、趣味化和深度化等特点;另一方面,清人在词话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唐宋词作,学习唐宋人的写作技法,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其在词的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获,作词讲求蕴藉、合理用典、情景交融。对于长调、中调、小令也能依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写作技巧。关于咏物词则主张神似而非形似,须寄托情感。大多数清人都认同宋代是词的高峰时期。他们认为词有着与诗、曲不一样的特质,主张词须幽深而要眇,尤其反对词的曲化和俗化。但清人也认识到了词与其他文体在摅写性情、标举景物方面的相通之处。这种词体观也从侧面透露出清人认同并学习何种唐宋词的接受思想。清人在构建词史时,几乎都忽略了豪放词人,而其列举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词人往往以南宋清雅词人居多。从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的论争来看,一般而言,清初学人多主张学五代北宋,康熙中叶以还,对南宋词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正变之论和本色之争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观点,但强调豪放亦为本色或只可论正变而不可论短长者亦不乏其人,反映了清人较为宏通的接受观;而雅俗之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崇雅的势力要远大于媚俗。在词的创作方面,清人也对唐宋词多有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唐宋词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明末至顺治初期,清人多学习南唐、花间、北宋,清词多呈现出小令化和艳情化的倾向;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清人的接受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色,清词题材与风格多样,成就颇高;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是姜、张独尊的时期,清词更追求华丽的外壳而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整体成就不如清初。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很多地方都是隐性而难以坐实的。故而,本文以追和这一较为明显而特殊的接受方式为例,阐述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主要有和韵、集句、效体、櫽栝等不同形式,其追和唐宋词时对长调更偏好,追和对象多为唐宋名家名作,对南宋词作尤为青睐。顺康雍乾时期追和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词学文献的储备以及词人创作追和词的契机和心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的追和使李清照、姜夔、张炎等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唐宋词经典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词的中兴与繁荣。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巩忠杰[8]（2020）在《周易筮法研究史》文中指出《周易》本是占筮之书,筮法研究是易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易学史主要是一部哲学发展史,具体而言,是一部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对立统一的发展史。“占筮”始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是象数、义理之间微妙的契合点。筮法作为占筮的核心要素,其相关研究历史悠久、内容广博、成就斐然,然迄今尚无专书、专文对此进行整理与研究。本文对古今《周易》筮法之研究史予以系统论述,拟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正文主要有四章内容:导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选题缘起、研究综述以及思路方法,重点在於对三《易》、《周易》经传以及筮法进行综述,是为正文研究的背景与基础。第一章论述西汉迄隋唐之易筮研究史。西汉时期为本章重点,核心的讨论对象为孟喜、焦延寿、京房祖师徒三人所创筮法。东汉迄唐之间,重点研究了孔颖达对大衍筮法的总结。第二章论述两宋迄清末之易筮研究史。自宋以後,学界对大衍筮法的研究步入正轨,其成卦法与变占法成为《周易》筮法研究的核心课题。南宋为古代易筮研究的黄金时期,是本章重点论述对象,元明清时期的研究均为其余绪。第三章论述百十年来之易筮研究史。清末以来,世局大变,易筮研究也逐渐进入新型阶段。基於传统文献的研究屡见新说,用数学剖析大衍筮法的研究一度成为热潮,近四十年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数字卦）则为易筮研究带来了新课题、新希望,一时之间,成为显学。
苗江磊[9]（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黄毓芸[10]（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指出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二、《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总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总目（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 一、集注本 |
| 二、北皮亭写本 |
| 三、独醒盦本 |
| 四、草堂本 |
| 五、旧山楼本 |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 三、训纂与辑佚 |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 小结 |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写卷叙录 |
| 一、《语对》 |
| 二、《籯金》 |
| 三、《文场秀句》 |
| 四、《对语乙》 |
| 五、《类辞乙》 |
| 六、《类辞甲》 |
| 七、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 |
| 八、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 |
| 第二章 体例与内容研究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体例研究 |
| 一、类目详备,注释完整类 |
| 二、体例完备,兼有叙文类 |
| 三、既无类目,又无小注类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部类研究 |
| 一、《语对》原卷是否有“父母”类考 |
| 二、其他特色部类考 |
| 三、重复部类考 |
| 第三节 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对比研究 |
| 一、王(诸王) |
| 二、公卿 |
| 三、刺史 |
| 四、县令 |
| 五、朋友 |
| 六、孝养(仁孝篇) |
| 七、其他 |
| 第三章 功用与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类语体类书的科举功用 |
| 一、敦煌大族的入仕教育 |
| 二、科举改革与类书流变 |
| 三、类书内容与科举试题的契合 |
| 第二节 类语体类书的深远影响 |
| 一、类语类书的教材功用 |
| 二、类书知识的传播路径 |
| 三、类语类书的域外东传 |
| 第四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庾信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庾信骈文范围的界定 |
| 二、庾信骈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庾信骈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各章旨要 |
| 第一章 庾信骈文概观 |
| 第一节 庾信骈文的体裁与题材 |
| 一、“文”类骈文 |
| 二、“笔”类骈文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的艺术分期及其依据 |
| 一、创作环境与心态变化导致文风变迁 |
| 二、艺术手法与文学风貌的变化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的流传情况及相关考辨 |
| 一、庾集版本考辨 |
| 二、骈文流传考略 |
| 第二章 庾信骈文的艺术风貌 |
| 第一节 士族衰微与庾信骈文的宫体化 |
| 一、士族衰微与身份转变 |
| 二、皇权加强与文学宫体化 |
| 第二节 北朝文化环境与庾信骈文的质实化 |
| 一、北朝“尚质”“尚实”的文化环境 |
| 二、庾信骈文质实化的主要表现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句式的四六化与骈俪深化 |
| 一、四六隔对应用的广泛性 |
| 二、四六隔对的艺术性 |
| 三、四六隔对结构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羁旅离乱与咏怀主旨的深化 |
| 一、托物抒情 |
| 二、借人咏怀 |
| 三、借地理意象抒怀 |
| 第三章 庾信骈文创作的文体突破 |
| 第一节 庾信骈赋的诗化 |
| 一、庾信骈赋形式上的诗化表现 |
| 二、“吟咏情性”观念下的诗化表现 |
| 第二节 庾信骈赋的述史倾向——以《哀江南赋》为例 |
| 一、骈赋叙事功能的拓展 |
| 二、史传笔法的运用 |
| 三、史家精神的彰显 |
| 第三节 庾信应用性骈文的赋化 |
| 一、作为“核心文类”的辞赋 |
| 二、应用文的骈俪化 |
| 三、应用文的才学化 |
| 四、铺排之法的运用 |
| 第四章 庾信骈文的影响与接受 |
| 第一节 从交游看庾信骈文对北朝之影响 |
| 一、南北交聘中的庾信骈文 |
| 二、庾信交游与西魏北周骈文写作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在初唐的接受 |
| 一、儒家文学观下的庾信骈文批评 |
| 二、“南朝化”文学氛围下的庾信骈文接受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在晚唐的接受 |
| 一、政治文化环境与六朝骈风复归 |
| 二、李商隐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第四节 庾信骈文在清代的接受 |
| 一、明末清初文化环境与对庾信骈文的崇尚 |
| 二、陈维崧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6）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清代顺康雍乾时期词传播与接受的环境及课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 四、课题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流布 |
| 第一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书目中的着录 |
| 一、别集 |
| 二、选集 |
| 第二节 宋版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流传 |
| 一、毛扆及毛褒所藏宋刻 |
| 二、钱曾所藏宋刻 |
| 三、季振宜所藏宋刻 |
| 四、徐乾学所藏宋刻 |
| 五、张宗橚所藏宋刻 |
| 六、黄丕烈所藏宋刻 |
| 第三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重刻与重抄 |
| 一、唐宋词集丛刻 |
| (一) 汲古阁所刻唐宋词 |
| (二) 侯文灿刻《宋十名家词》 |
| 二、宋词别集重刻 |
| 三、唐宋词选集重刻 |
| (一) 《梅苑》 |
| (二) 《草堂诗余》 |
| (三) 《绝妙好词》 |
| (四) 《乐府补题》 |
| 四、唐宋词集的重抄 |
| (一) 书坊及私人传抄唐宋词集 |
| (二) 四库馆臣抄录唐宋词集 |
| 第四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校勘 |
| 一、私人藏书家对唐宋词集的校勘——以毛扆和鲍廷博为中心 |
| 二、四库馆臣对唐宋词集的校勘——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
| (一) 字句勘误 |
| (二) 作者考订 |
| (三) 格律辨析 |
| (四) 版本考证 |
| 第五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评点与笺注 |
| 一、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评点——以《山中白云词》为例 |
| (一) 艺术手法的点评 |
| (二) 思想内容的感悟 |
| 二、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笺注——以《绝妙好词笺》为例 |
| (一) 名物掌故笺释 |
| (二) 词人生平考证 |
| (三) 词人词作评价 |
| (四) 其他词作增补 |
| (五) 文字内容校勘 |
| 第六节 唐宋词集的传播与顺康雍乾时期词风的演变 |
| 一、《花间集》与明末清初复古之风的赓续 |
| 二、《乐府补题》与顺康雍乾时期咏物词的繁荣 |
| 三、《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编选 |
| 第一节 顺康雍乾时期新编唐宋词选概述 |
| 第二节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选中的计量及其接受意蕴 |
| 一、基本数据的获取、统计与计算 |
| 二、数据的解读与分析 |
| (一) 时代及群体的选择 |
| (二) 重要词人的进退与沉浮 |
| (三) 词作的审视 |
| 第三节 唐宋词的选编与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 |
| 一、《见山亭古今词选》:清初崇雅之风的酝酿 |
| 二、《词综》:开启清代学南宋慕骚雅的新时代 |
| 三、《词洁》:南北兼取的接受理念与客观上崇雅的强化 |
| 四、《御选历代诗余》:不主一隅与悉归于正 |
| 五、《晴雪雅词》:示人词法与南宋清雅词风的普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传播——以《词话丛编》为中心 |
| 一、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传播概述 |
| 二、唐宋词在词话中的传播方式 |
| (一) 品评与赏析 |
| (二) 笺注与阐释 |
| (三) 辨讹与纠谬 |
| (四) 纪事与述闻 |
| 三、词话传播唐宋词的特点和效应 |
| (一) 小众化 |
| (二) 碎片化 |
| (三) 趣味化 |
| (四) 深度化 |
| 第二节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接受——以作法的研习为中心 |
| 一、创作进程的构思 |
| 二、艺术境界的营造 |
| 三、作法类型的归纳 |
|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体认与论争 |
| 第一节 顺康雍乾时期对唐宋词人及其作品的体认 |
| 第二节 词体观背景下的唐宋词接受 |
| 一、诗、词之异同 |
| 二、词、曲之异同 |
| 第三节 词史观背景下的唐宋词接受 |
| 第四节 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接受的论争 |
| 一、南北宋之争 |
| 二、正变之论 |
| 三、本色论 |
| 四、雅俗之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唐宋词接受看顺康雍乾时期词风之演变 |
| 第一节 明末至顺治初期——宗花间、南唐、北宋与清词的小令化、艳情化 |
| 第二节 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多元化接受与清词题材及风格的多样化 |
| 一、风云变幻的唐宋词多元接受 |
| 二、多元接受背景下的清初词坛 |
| 第三节 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姜张独尊与清词内容的贫弱及风格的单一 |
| 一、从厉鹗到王昶:对姜张的坚守与新变 |
| 二、姜张词风笼罩下的其他类型唐宋词接受 |
| 三、姜张独尊下的雍、乾词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追和看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的形式 |
| 一、和韵 |
| 二、集句 |
| 三、效体 |
| 四、櫽栝 |
| 第二节 追和词的计量及其接受意蕴 |
| 一、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用调排行及分析 |
| (一) 追和用调数据基本分析 |
| (二) 追和十大词调 |
| (三) 追和词调与声情 |
| (四) 追和词调选用与原作及词坛风尚关系 |
| 二、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人排行及分析 |
| (一) 追和次数及所属时代分布 |
| (二) 追和十大词人 |
| (三) 顺康和雍乾时期追和差异分析 |
| (四) 稼轩词风在清前期全面回归 |
| (五) 康熙中期姜张词风全面崛起 |
| 三、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作排行及分析 |
| (一) 被追和热点作品排行比较 |
| (二) 被追和热点作品的词调、题材和风格比较 |
| (三) 顺康时期与雍乾时期被追和热点作品之比较 |
| (四) 被追和热点作品所属时代比较 |
| 第三节 追和词兴盛的原因及其对顺康雍乾词坛的影响 |
| 一、追和词兴盛原因探究 |
| 二、追和对于顺康雍乾词坛的影响和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周易筮法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选题缘起 |
| 第二节《周易》筮法概论 |
| 第三节研究综述与本文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晋与明夷——汉唐间之奠基研究 |
| 第一节“晋如摧如”——两汉象数易筮研究 |
| 第二节“明入地中”——魏晋隋唐易筮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坤健顺——宋元明清之核心研究 |
| 第一节“飞龙在天”——宋代易筮研究 |
| 第二节“含章可贞”——元明易筮研究 |
| 第三节“直方大”——清代易筮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革变鼎新——百十年来之新型研究 |
| 第一节“己日乃孚”——传世文献易筮新说 |
| 第二节“鼎耳革”——数理科学易筮研究 |
| 第三节“鼎有实”——出土文献易筮研究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附录一 “大衍之数”集解 |
| 附录二 《左传》《国语》筮例集解 |
| 附录三 古今筮法经眼录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9）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 一、错置年时 |
| 二、抵牾思想 |
| 三、脱离环境 |
| 四、乖悖史录 |
| 五、文辞荒诞 |
| 六、情理难通 |
| 七、重复叙事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 一、无中生有型 |
| 二、同中有异型 |
| 三、踵事增华型 |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 一、承前集成性 |
| 二、创造致新性 |
| 三、开拓启示性 |
| 结语 |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10）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魏晋隋唐方志概述 |
| 第一节 “方志”界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与考证 |
| 第一节 魏晋隋唐方志的着录、分布与沿革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佚书与辑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述略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节 魏晋隋唐佚志佚文校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隋唐方志版本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的版本 |
| 第二节 唐颜真卿《吴兴地记》(《石柱记》)版本 |
| 第三节 唐樊绰《蛮书》的版本 |
| 第四节 唐陆广微《吴地记》的版本 |
| 第五节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的版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隋唐方志校勘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校勘研究 |
| 第二节 《吴兴地记》(《石柱记》)校勘 |
| 第三节 《桂林风土记》校勘集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辑考 |
| 第一节 方言文献及方志方言材料的价值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搜集与判定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考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魏晋隋唐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汇总表 |
| 附录二:魏晋隋唐方志总目 |
| 附录三:魏晋隋唐方志同书异名、同名异书表 |
| 附录四:魏晋隋唐方志辑本简表 |
| 附录五:魏晋隋唐方志佚文整理总谱 |
| 附录六: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总目（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3]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D]. 曹丹. 兰州大学, 2021(02)
- [4]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5]庾信骈文研究[D]. 齐放. 青岛大学, 2020(02)
- [6]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D]. 陶友珍. 苏州大学, 2020(06)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周易筮法研究史[D]. 巩忠杰. 南京大学, 2020(02)
- [9]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10]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